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话剧艺术创作

　　2019年11月1日，全国首部关于乌兰牧骑的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条例》正式实施。“乌兰牧骑条例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乌兰牧骑跨入依法建设发展的新时代，其实早在2017年11月习近平同志就曾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信，信中，习近平同志首先高度肯定了乌兰牧骑多年来的成长与进步，并点明了乌兰牧骑的方向与动力，就是“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和“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在信的第二段，习近平同志再次给予乌兰牧骑高度评价，指出“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

　　这段话，对乌兰牧骑在文艺战线上的精神引领与奉献情怀给予极高的肯定，指出乌兰牧骑在传播先进文明和文化、净化人心、陶冶情操、涤荡风气方面，发挥出了重要作用。最关键的是，对党的大政方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作了有效的普及与传播。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部分，习近平同志以极其凝练的意蕴和深入浅出的表述，阐明了文艺工作的方向引领与灵感来源，这就是：“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人民需要艺术的升华与引领，艺术需要人民提供生活土壤和创作源泉。同时对乌兰牧骑的工作提出了具体指示：“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在这几句重要指示里，对乌兰牧骑的创作方法、服务对象、精品意识，作了一一对应的要求：扎根生活沃土是创作态度与方向，服务牧民群众是工作宗旨，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是基于人民群众火热生活和轰轰烈烈的新时代基础上创作而成经典作品。

　　话剧在中国是“舶来品”，作为外来戏剧艺术,话剧要扎根中国生存、发展,“民族化”是必经之路。中国30年代的“戏剧大众化”探讨,40年代的话剧“民族形式”的论争,以及50年代话剧舞台艺术的民族化实践,都显示出话剧在中国走向民族化的艰难历程，而此前“民众戏剧”的提倡、戏剧改编的盛行和“国剧运动”的开展,则又是中国话剧在其幼稚期的努力探索。中国话剧正是在这艰辛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中走向成熟。

　　作为一名基层乌兰牧骑工作人员，回顾草原上话剧艺术创演至今走过的几十年历程，从50年代话剧正式进入草原小规模的排演《雷雨》、《屈原》，到今天准格尔旗乌兰牧骑创排漫瀚调剧《牵魂线》、达拉特旗乌兰牧骑创排方言话剧《认舅舅》，话剧艺术在草原上生根发芽，并且与草原民族民间歌舞、古老的宫廷礼仪、神秘的宫廷祭祀、丰富的民间故事、蒙古族传统习俗、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相结合，草原上的特色剧种——“新蒙古剧”登上舞台。

　　新时期，草原上引进创排的话剧数量虽仍然较少，但的话剧艺术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话剧具有了商品的属性，一些好的、有趣的剧目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话剧艺术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年轻人成为话剧市场的消费主体，当代话剧的主要观众群体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物资丰富，与世界同步的成长经历使得他们需求更加多样化，不再能被传统话剧所满足。其次，当代话剧的主要观众群体多为独生子女，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他们身上带有天生的“孤独感”，他们渴望被观众，更可以接受与自身情感问题息息相关的艺术内容。最后，社会压力也加剧了观众需求的变化。社会转型期的一些列问题不仅影响了生活质量，也影响了生活情绪。日益增加的社会压力使得当代观众更愿意选择进入剧场观看轻松减压的话剧剧目，甚至出现了恋爱青年进剧场谈恋爱的景象。

　　经典话剧作品承载着不同时代的世道人心，浓缩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面影。这正如别林斯基所指出的：每一部包涵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都无异于“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并由它们构筑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高地与信仰圣域。文艺经典作品揭示了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潜蕴着强大思想力量和丰厚精神釉质，不仅启发着哲人的心智和灵慧，而且陶冶着大众的性情和德操。习近平同志对经典作品的特质和功能进行了精辟阐释：“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时代精神本身虽然明朗清晰，但其表现形式却如同汪洋大海的波涛般气象万千。图解时代精神、肢解时代精神不足取，游离时代、规避时代更是作品创作的歧途甚至绝路。当代中国，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社会生活目迷五色，社会结构日趋多元，特别是市场经济深刻改变和重塑着社会生活、经济形态以及人们的思想状貌和精神风貌，同时也极大地调整和不断修饰着文艺的形态和质态。其结果便是引发文艺创作在思想倾向、创作方法和价值追求上的多向位移与多种选择。

　　这种位移与选择在客观上偏离了当代文艺固有的美学旨趣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疏离传统韵味、泛化意义中心、解构主流思想、淡漠人文关怀。娱乐化和媚俗化的创作倾向降低了文艺品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文艺创作走向迷乱与虚妄。在文艺创作机制中，如果欲望化取代了社会性，娱乐化屏蔽了义理性，利益化淹没了功德性，恣意化支配了规约性，附庸化替代了先导性，低俗化消解了崇高性，那么文艺创作必然丧失本体价值，同时也丢掉了其本应具有的社会意义与审美功能。其最终结果，就像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文艺创作一旦将崇高、正义、公理、奉献等观念、情感和追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的时候，就必然会在形态、性质和功能上异化为精神的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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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鉴于此，习近平同志郑重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作家艺术家只有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用博大胸怀去拥抱时代，用深邃目光去观察时代，用真挚情感去体验时代，才能不断推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传世经典，才能无愧于时代赋予的庄严而神圣的使命。

　　“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希望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基层文艺工作者们，以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服务人民，勇于创新创造，坚守艺术理想，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深触文艺的灵魂，努力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当代文艺作品!

　　作者：李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