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的矛盾

　　内容摘要：基于生活实践过程中观察社会视角、接受情感态度的不同，作家进行的文学创作往往具有个性与独创性，其作品精神内涵也掺杂着理解、感知与想象等复杂的心理机制。而自身带着文学期待的读者进入文学接受这一环节时，若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所蕴含的价值内涵过于深奥和难于参透，社会读者的文学期待则不易得到满足，就会对这类文学作品失去兴趣，对于该类文学是不利的;反过来，若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过于通俗浅意，读者的文学期待虽得到了满足，但文学作品该有的启明作用又大大降低，对于读者来说又是不利的。这就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之间难以避免的矛盾。

　　关键词：文学创作文学接受作者读者

　　在文学活动过程中，作为创作的一方，作者在进行创作中时，具有将对读者启智开明的文学功能注入到其文学作品中的责任;作为接受的一方，读者也应具备从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中进行自我文化涵养续构的能力。一.文学创作——“召唤结构”的产生阶段文学创作是文学文化内涵孕育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作家构造文学艺术内涵的方式和手段是千差万别，不拘一格，从而赋予了文学作品独特深邃的文学价值与涵养，这一独特深邃的文学涵养就架起了文学作品的“召唤结构”。[1]

　　文学作品所体现的精神涵养会抽象形成一种框架结构，起到一定的引领读者思绪和情感方向的作用，而框架之间的空白维面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则会激发读者去进行文学内涵的延伸，“召唤”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通过内心的想象，去填补符合自我内心世界观的精神与感情的空缺。“召唤”的过程往往是开放的与未知的，即具有不确定性，但受到“召唤”的读者在进行文学鉴赏的过程中，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激发，这无可否认，对社会读者群来说无疑是一件有价值的事。而是否寻得自己想要的精神归宿，则取决于读者内心对自我的文学价值追求有多高，这显然只有留给读者自己去进行判断了。

　　二.文学接受——“期待视野”的加工阶段

　　“文学接受”一词最早起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兴起的接受美学，具体是指以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为基点，在此基点上读者主动的进行作品深层涵蕴的挖掘与把握的阅读活动。文学创作完成并不意味文学活动的终止，当文学作品进入到的以读者为主体的文学接受这一环节时，文学活动会继续延伸，读者在进行文学接受之前，由于先前的个人生活与实践背景，往往会带有以自己内心感情和价值观为中心的“期待视野”。[2]

　　大致意思是读者在进行文学接受之前会在自己的审美经验、接受契机和阅读背景的基础上，在自己内心会形成属于自己感情世界的抽象图轴，即“既成图示”。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又不仅仅止于自己的“期待视野”，他们往往还会对原有的文学作品进行二度创作，即读者在阅读作品过程中在心理层面展开的再创造活动。[3]文学作品当中的思想内涵经过读者自己“期待视野”的一个加工过程，就会形成符合自己内心需求的文学视野场景，形成自己的文学素养，这就算是文学作品正常发挥了它对社会启明开智的作用，也是文学存在于社会的基本原因。

　　三.“召唤”与“期待”的对接

　　要找准文学作品的“召唤结构”与读者“期待视野”对接的平衡点绝非易事，在现实文学活动中，极易呈现一种失衡的状态。当文学作品的“召唤结构”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过度对接时，意味着留给读者的自我探索空白与未知的空间几乎不存在，此时的文学作品内涵大部分表现为通俗和浅意，基于情趣意味，读者多数会接受这类无需自己再去进行思索和延续的作品，二度创作也很难发生，对于作者来说，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受到了读者群众的接受，但对于读者来说，这类作品往往会造成他们的文学思考惰性，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失灵，这无疑是不利的。

　　反过来，当文学作品的”召唤结构“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对接失效时，意味着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作品的文化内涵和理趣精神层面上下了一番功夫，这类作家更期待的是读者能够根据自己的空间留白结合读者自己的文学期待和理解视角，进行文学作品的情感和文学价值的延伸，从而实现双方感情上的共鸣，但这类文学作品往往在易读性和奇趣性上失去活力，作者不想让你那么轻易寻得作品中的那份涵韵和理趣，试图创造出多维的“召唤框架”，作家认为践行文学作品不是物理存在,而是文本和读者想像相遇的结晶的概念。[4]

　　所以在情节和语言处理上会加上些“手脚”。对于读者来说，这并不是可乐的事，接受这类文学作品，他们需要具备较强的阅读理解和理性的文学素养，这并不是每一位社会读者都具备的，此时的作品于读者的“期待视野”相差慎远，很容易导致读者会失去对这类文学的兴趣，那这对于这类文学作品和作者的发展来说，又是不利的。所以说“召唤”和“期待”的对接远没有那么简单。

　　四.实例分析

　　本文从中国近代文学中，选择“海派”与“京派”文学就这一矛盾尝试进行分析。

　　(一)追求纯理趣的“京派”文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文学致力于追去纯正的文学理性趣味，拒绝文学作品的商业化气息，他们善长对自己的感情进行节制性地处理，达成一种和谐的文学观念，将文学情节进行散文化处理，营造出一个平淡冲合的文学世界，将自己的真情实感和俗味情趣深埋在文学底蕴之中，等待读者去进行自我挖掘和探索。

　　例如沈从文尤长于把自己的理趣精神埋于自己笔下，他的湘西世界处处透露出一种平和安然的气息，像舒缓的田园牧歌，像平静的长河泛舟，缠绵旖旎的深邃感情像一杯浓茶，需要读者去细品才能品味出其中的美好，再如废名善长将诗的抒情意味融入到文学的创作之中，进行抽象地意境营造，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京派”这类作家不以谈文论艺见长，却以“埋头创作”(沈从文语)著称。即便论文学,他们往往只重“趣味”,讲究“趣味”必须“纯正”。[5]

　　所以，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京派”作家为了要使自己的文学作品达观雅意，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放弃文学作品的易读性和趣味性，这就无形地给文学接受的读者在阅读上造成不小的压力，毕竟不是每一为读者都具备完整的阅读解析和感性的能力，虽然这类文学激发了读者的二度创作，“京派”文学在当时也起到了社会镇静剂的作用，但其文学内涵中的过度理性，也直接导致了读者“期待视野”的破灭以及情感衔接的失败，最后，“京派”文学也就逐渐失去读者的阅读兴趣，最后只能是钩沉锈蚀，草草散场。

　　(二)力趋逢迎与通俗的“海派”文学“海派”是与“京派”对立而言的，与“京派”文学截然相反，“海派”文学注重作品的趣味性与可读性，逢迎社会读者群众，致力于创造一种于思想层面无压力的“轻文学”，世俗化与通俗化是“海派”文学的典型标签。活跃在上海这座以经济物质至上的商业大都市里，使得“海派”文学沾染了强烈的现实物质欲望，通过不断创新文学创作形式，以猎奇和怪离的手法来描写文学情节，表现出一种“新式的情色肉欲文学”。

　　从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通过跌宕和离奇的情节描述从上海到香港求学的葛薇龙少女在金钱物质的诱惑下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故事;到叶灵凤运用嵌套式的故事结构描绘鸠绿媚和白灵斯的爱情故事;再到张资平《最后的幸福》中对美瑛的情感煎熬和纠纷进行错综复杂地描写等等，都无一不体现出了“海派”文学在文学追求上致力于通俗情趣的表达，吸引社会读者的眼光。站在读者的角度上去进行选择创作，自然能够引起读者注意，获得读者支持，对该类文学发展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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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也带来了弊端，文学作品该有的对读者启智开明的作用自然就失灵了，读者在业余时间拾起“海派”小说是为了得到精神调剂与补偿,阅读过程一完，思考也随之告终。[6]读者一味停留于浅层的文学内涵获取，对读者来说是及其不利的。总之，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贯穿于整个文学活动当中，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从这两者之间寻取一个平衡点，在给文学作品的理趣涵蕴留下余地的同时也要懂得对情趣世俗进行适当地节制，即作者应适当给文学作品加点趣味性，读者应自觉地对文学内涵价值进行自我的二次探索和剖析。这样才能避免文学活动走向哪一个极端，获得文学活动的平衡，保持社会文学的循环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召唤结构”这一名词概念是德国著名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于1970年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中提出.

　　[2“]期待视野”是德国接受美学创始人汉斯·罗伯特·姚斯重要文学观点之一.

　　[3]童庆炳.文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06.

　　[4]潘智彪.读者·作品·召唤结构——关于多维文学接受的一种构想[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44-49+124-125.

　　[5]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J].中国社会科学,1988(01):175-192.

　　[6]吴福辉.现代商业文明吹拂下的海派小说[J].文艺争鸣,1993(06):36-44.

　　作者：郑登元郑丽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