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会改变市场经济的本来性质

　　摘 要：《唯物史观深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定位》一文包括四个部分，要义是“深化”和“定位”，以对唯物史观的曲意“解读”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随意“阐述”作为理论准备，重点是以“置换”的名义修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否定劳动价值论，改变市场经济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市场经济“定位”于共产主义社会之中‍‌‍‍‌‍‌‍‍‍‌‍‍‌‍‍‍‌‍‍‌‍‍‍‌‍‍‍‍‌‍‌‍‌‍‌‍‍‌‍‍‍‍‍‍‍‍‍‌‍‍‌‍‍‌‍‌‍‌‍。 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曲解和颠覆‍‌‍‍‌‍‌‍‍‍‌‍‍‌‍‍‍‌‍‍‌‍‍‍‌‍‍‍‍‌‍‌‍‌‍‌‍‍‌‍‍‍‍‍‍‍‍‍‌‍‍‌‍‍‌‍‌‍‌‍。 本文在评论的同时主要阐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的，修改唯物史观不可能改变市场经济的本来性质，不可能否定劳动价值论，也不可能改变作为共产党人初心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

　　关键词：唯物主义历史观; 科学社会主义; 劳动价值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

　　用生产资料的决定性作用解读唯物史观歪曲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

　　余文第二章的标题是“‘物质生产力’支配视域下的社会发展规律解读”。 这里的“‘物质生产力’支配”，就是生产资料支配，就是生产资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不用说，这种解读只能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曲解。

　　哲学论文范例：名同实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

　　作者：陈文通

　　(一)共产主义是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得出的科学结论

　　余文一开始就说：唯物史观既有理论框架可以归结为：寻找一个逻辑起点——生产力; 确定一种动力机制——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 形成一套解释体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问题的难点和疑点集中在逻辑起点上：生产力由人和物两种要素构成，何种要素起主导作用，变成了认识生产力的关键所在。 唯物史观原创理论对此十分明确：物的要素即生产资料支配人的要素即劳动者。 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设想正是按照这一基本判断从逻辑上生成的。 所谓消灭阶级、国家消亡，所谓消灭剥削、实现平等，都与上述生产方式的形成联系在一起。 [1]48

　　余文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和概括，可谓花样翻新。 开始是用“一对矛盾”“两种关系”“一个标志”概括“唯物史观基本内容”; 尔后是打造了一个“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资料”的“唯物史观的逻辑路线图”; 现在又勾画了包括“逻辑起点”“动力机制”“解释体系”的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 按照余文的说法，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既有理论框架”，是“唯物史观原创理论”。 果真如此吗? 我们必须加以澄清。

　　1.所谓的“理论框架”并未确切全面体现唯物史观的精髓

　　从哲学的传统观念看问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着重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远远不是唯物史观的全部基本内容。 余文莫名其妙地将这两个关系说成是“解释体系”; 同时，又画蛇添足地加上了“逻辑起点”和“动力机制”——就其内容来说，已经包含在所谓的“解释体系”中了。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结果，并成为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指导思想。 这根本不是一个从头脑里构思出来的“理论框架”，更不是余文所理解的那样一个“理论框架”。 余文把唯物史观归结为“一个逻辑起点”“一种动力机制”“一套解释体系”，纯粹是故弄玄虚，好像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坐在书斋里构思出来的。

　　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的论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精髓和内在联系是：首先，作为考察人类历史的“出发点”的，是“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 在这种现实的生产过程中，不断继承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 这种现实的生产力决定了一定的生产方式，进而决定了一定的交往方式，即市民社会(这种社会不过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 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 他们的物质关系(物质生产和生活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 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 其次，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即在物质关系的基础上，一方面，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 另一方面，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宗教、哲学、道德，并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再次，当人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现实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在新的社会形式中，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 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作为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进而改变人们的相互关系。 最后，物质关系和生活条件作为基础，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历史上周期地重演的革命运动和社会的革命变革，不是取决于“变革的观念”，而是取决于变革的物质条件，即“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 一方面是一定的生产力; 另一方面是革命群众。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余文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是多么狭窄和肤浅。

　　2.共产主义的结论绝不是从余文的“理论框架”中推演出来的

　　在余文看来，共产主义的结论是从作者所理解的那个“理论框架”得出的，特别是从作者以为的“逻辑起点”出发推演出来的。 这种认识至少包含了双重错误。 首先，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是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得出来的。 一方面，唯物主义历史观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是：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是由生产力推动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起的。 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合乎规律地出现的，都应当完成它应当完成的历史任务。 按照这种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资本主义并没有原罪，但它也和先前的其他生产方式一样，都不是永恒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变化的、易逝的。 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发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是最后一种对立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主要是生产目的和实现这一矛盾的手段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导致工人失业、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发展生产力的潜力完全发挥出来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这时候，一种正在孕育成长的新的生产方式，必然将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就是“两个必然”。 这个结论绝不是哲学家推演出来的。 其次，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绝不是从“大机器生产资料”得出来的。 大机器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 从工场手工业发展到大机器工业，使剩余价值的生产从绝对剩余价值发展到相对剩余价值，使劳动从形式上隶属于资本转变为实际上隶属于资本，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正建立在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 古老的资本(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早就存在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的雏形也早就已经存在了(工场手工业)，但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之上的。 可以说，没有大机器工业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科学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继承的，因此，大机器工业必然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但是，展望未来，大机器工业只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起点。 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从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绝不是从大机器工业这种生产资料得出来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绝不是由大机器工业产生的，而是由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产生的，由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产生的。 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工人合作工厂已经说明，当资本家的工厂破产以后，雇佣工人以合作社的方式接收下来，原有的物质条件(大机器工业)便成为合作工厂的物质基础。

　　(二)共产主义绝不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之上的

　　余文在第二章第一节(“‘物质生产力’体现自然经济时期生产力特色，满足生存需要成为该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务”)讲了三点，简要归纳如下：(1)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刚刚转向商品经济的时期。 在自然经济时期，脑力劳动尚未直接进入物质生产，人们所使用的是通过经验修正和完善的生产资料，马克思所说的决定生产关系的“物质生产力”指的就是这种生产资料。 马克思从人的“需要”中切出具有特定含义的“生存需要”，并且将满足生存需要视为理想社会的目标。 按照这一界定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模式显然不能脱离特定时代条件来理解。 (2)大机器初始运用便带来了经济危机，无产阶级无法获得生活必需品，生存需要上升为现实压力。 面对这一尖锐的社会矛盾，当务之急是使无产阶级摆脱水深火热的困境，解决他们的生存需要问题。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 (3)马克思把以满足生存需要为基础的“按需分配”作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 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可以确认两点：一是首先强调的是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 二是“生存需要”是其他需要的基础。 [1]48-50余文还说，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将终结于资本主义阶段。 按照唯物史观的初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的选择是客观需要。 马克思心中一定有一个更为深刻的逻辑：人类历史中有一种要素在不断变得强大，该要素越来越成为社会财富的宏大基石。 当马克思发现大机器生产资料出现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这一历史要素。 他提出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为了让大机器生产资料充分发挥作用。 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主动选择，目的也只能是顺应大机器生产资料的客观要求。 [1]50-52

　　余文的意思是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手工工具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的，旨在满足生存需要，所谓“按需分配”就是满足生存需要，为此必须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 在余文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是：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客观需要—找到创造财富的大机器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保证作用—选择社会主义的暴力革命。 很显然，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极大歪曲。

　　1.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统治地位的时代

　　余文关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说法——刚刚转向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生产力，脑力劳动尚未直接进入物质生产，通过经验修正和完善的生产资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而且，余文有意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所说的决定生产关系的“物质生产力”，说成是以这种传统的落后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 这些说法是为余文先入为主的观点服务的。

　　关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已经载入史册。 但余文似乎没有搞清楚这个历史背景。 马克思开始写《资本论》的时候，已经是19世纪60年代了，《资本论》第一卷是1867年出版的。 在当时的英国，以大机器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是处于绝对统治地位了，距离英国工业革命的起始年代已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 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为始，以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使用为枢纽，以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机器制造业机械化的实现为基本完成的标志。 17世纪时，英国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英国的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 18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对工场手工业提出了技术改革的要求，因此以技术革新为目标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 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表现是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机器工厂代替手工工场。 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是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生产技术以及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使英国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生产力迅速提高。 这次革命从开始到完成，大致经历了一百年的时间，影响范围不仅扩展到西欧和北美，推动了法、美、德等国的技术革新，而且还扩展到东欧和亚洲，俄国和日本也出现了工业革命的高潮，它标志着世界整体化新高潮的到来。 ①很显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就工业来说是大机器工业已经替代工场手工业的时代，就动力来说是蒸汽时代，就生产方式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处于统治地位的时代。 十年左右一次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是在这种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条件下发生的。 余文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歪曲历史事实，这就绝不是认识问题了。

　　2.共产主义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

　　按照余文的说法，共产主义的目标仅仅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 一方面，马克思从落后的生产力出发，所满足的需要仅仅是生存需要。 于是，马克思从人的“需要”中切出具有特定含义的“生存需要”，并且将满足生存需要视为理想社会的目标。 另一方面，刚一开始运用大机器生产便带来经济危机，无产阶级无法获得生活必需品，生存需要上升为现实压力。 面对这一尖锐的社会矛盾，当务之急是使无产阶级摆脱水深火热的困境，解决他们的生存需要问题。 这是余文从所谓“自然经济时期生产力”得出的结论。 这完全是无知妄说。

　　满足生存需要成为“第一要务”是从虚构的“自然经济”推演出来的。 余文首先虚构出一个“自然经济生产力时代”，然后又以此为基础推演出“生存需要第一要务”。 前面已经指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中后期，根本不是“自然经济生产力”的时代，而是英国工业革命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时代，是大机器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周期性地发生以生产相对过剩为标志的经济危机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具有世界性(即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也是英国农业已经资本化的时代。 当时有堆积如山的商品有待出售，以至于不得不到处开拓世界市场‍‌‍‍‌‍‌‍‍‍‌‍‍‌‍‍‍‌‍‍‌‍‍‍‌‍‍‍‍‌‍‌‍‌‍‌‍‍‌‍‍‍‍‍‍‍‍‍‌‍‍‌‍‍‌‍‌‍‌‍。 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制度的弊病，根本不会出现绝对贫困现象，满足生存需要也就不会成为第一要务。

　　人类的需要从来就不仅仅是生存需要。 人类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一开始就是由三种需要——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构成的。 生存需要实际上就是保存生命、种的繁衍、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 单纯的生存需要意味着贫穷，充其量能够解决温饱生活。 享受需要就是生活不同程度的改善和丰富，超出了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范畴，在小康生活中就包含了一定的享受需要。 享受需要的增加和富裕生活相联系。 发展需要指的是人本身的发展——体力的发展、脑力的发展、劳动能力和知识结构全面性的发展、抗自然风险能力的发展，这些都同受教育的程度和医疗卫生的发展相联系，和打破狭隘的社会分工相联系。 只是，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各种需要的实际内容、所占比例和阶级性质有所不同罢了。 在文明时代的初期，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生存需要自然是基本的; 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越来越成为主要的部分。 只不过，在对立的生产方式中，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主要属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统治者。 生存需要是和享受需要、发展需要结合在一起的。 有许多消费资料既满足生存需要，也满足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问题——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考察了他们的生活状况，恩格斯曾经先于马克思考察了“英国状况”——工业发展的状况和工人阶级的状况。 但是，他们都没有专门论述过“生存需要”，更不用说像余文煞有介事地说的那样，从人的“需要”中“切出具有特定含义的‘生存需要’，并且将满足该需要视为理想社会目标”。 看来，余文特意杜撰出马克思从人的“需要”中切出“生存需要”，的确有“特定”的考虑，这就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描绘成一个仅仅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社会，好像是一个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社会状态。 这样一来，不仅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也完全改变了。 这应该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定位进行铺垫吧!

　　生存需要成为突出的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 在当时的西欧，绝对贫困问题，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的问题，根本不是因为处在自然经济时代，生产力落后，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分配方式造成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 或者说，这不是基于动物界的生活规律，而是人类社会的规律。 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只能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剥夺剥夺者，把过剩的生活资料归还给无产阶级。 恩格斯在谈论工人阶级生存斗争时指出：“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 生产很快就造成这样的局面：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 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完全不中用了。 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所达到的高度使社会不再能够消耗掉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因为生产者大众被人为地和强制地拒之于这些资料之外; 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机不仅毁灭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以此来重建平衡; 因此，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之免遭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性的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纯归结为生存斗争的一些没有多大差异的阶段，要更加富有内容和更加深刻得多。 ”[2]372-373他还说：“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 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 ”“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 这样，生存斗争——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范畴在这里是有效的——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对于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 ”[2]623

　　3.暴力革命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历史使命为前提的

　　余文强加给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逻辑是：落后的生产力—生存需要成为第一要务—通过暴力革命解决生存问题—通过按需分配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 我们把它简化一下再翻译出来就是：绝对贫困和生存问题导致暴力革命，通过供给制的“按需分配”实现原始共同体式的共产主义。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严重歪曲和篡改。

　　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来讲，共产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科学生产为前提的。 也就是说，它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对立的方式发展生产力)为前提的，是以具备充分的物质条件为前提的。 在当时看来，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他们并不排除和平过渡。 当时，他们始终非常明确，即暴力革命仅仅是新社会从旧社会的胎胞里借以产生的助产婆。 如果说人们对暴力革命存在误解，那绝不是马克思的过错。

　　的确，在布朗基时代，西欧(尤其是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具有超阶段的性质，即在仍然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就力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它始终是声称代表多数人的少数人的行动。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 但是，在法国革命时代发生的事情，后来又以新的形式在东方的后发展国家重演。 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在于采取激烈的暴力革命的行动，也不在于夺取政权，甚至也不在于走上一条新的特殊的发展道路，而在于没有真正搞清楚这种革命的性质，新政权和新社会的性质，以及这条道路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实现形式。 但是，这种失误和扭曲，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毫无关系的。 余文显然同样没有搞清楚问题之所在，反而把问题的根源指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指向暴力革命。

　　4.余文的理论逻辑纯粹是编造

　　余文强加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或者说思路，即所谓“生产力落后造成生存危机—大机器生产资料实现按需分配—公有制计划经济解决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的逻辑，已经以不同的方式不止一次地不厌其烦地表达过了。 这不仅逻辑混乱，而且观点荒谬，充分暴露了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无知——如果不是有意歪曲的话。 在理论上讲，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完全是由“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两个必然”客观规律的表现，发达的生产力已经是历史前提。 从实践上说，首先，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从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出发的(这种情况从奴隶社会就已经存在了)，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出发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困境，不仅仅表现在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失业和两极分化上，更重要的是，由它内在的基本矛盾(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的矛盾)反复导致的经济危机，已经到了不能使其起死回生的地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不是生产力不发展，不是缺乏满足需要的生产力条件，而是对立的生产方式造成了不合理的分配方式‍‌‍‍‌‍‌‍‍‍‌‍‍‌‍‍‍‌‍‍‌‍‍‍‌‍‍‍‍‌‍‌‍‌‍‌‍‍‌‍‍‍‍‍‍‍‍‍‌‍‍‌‍‍‌‍‌‍‌‍。 一方面是商品的堆积，另一方面是贫困的堆积。 经济危机导致的生产停滞、企业破产、信用中断已经大大地破坏了生产力。 其次，大机器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是在工业革命中形成和发展的。 大机器工业不是马克思发现的用来满足生存需要和消除贫困的手段，真正能够成为消除社会弊病的武器的，是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再次，社会主义革命绝不是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是为了解决生活贫困而爆发的，而是为了根本铲除剥削制度而爆发的。

　　(三)阶级划分的基础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而非脑体分工

　　余文在“‘物质生产’是唯一重要的生产性劳动，脑体分工是客观存在却不尽合理的分工现象”一节中说：马克思认为，满足生存需要的消费品只能通过物质生产获得，物质生产因此成为唯一的生产性劳动。 马克思认为脑力劳动脱离了直接物质生产，客观上减少了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总量，具有非劳动性质，是一部分人把本应自己承担的劳动义务强加给他人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脑体分工构成阶级划分的基础。 “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分工就是脑体分工。 马克思目睹了以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为特征的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毫不犹豫地站在体力劳动者一边。 余文认为，马克思像“盲人摸象”一样从社会总劳动中“割裂出脑力劳动”。 如果说，脑力劳动者主导了历史进步的话，那么，体力劳动者则支撑了脑力劳动者的存在。 [1]50-51看来，余文对马克思的论述的歪曲和篡改已经形成惯性，我们必须对此予以澄清。

　　1.生产劳动是符合一定生产方式的生产目的的劳动

　　余文把“物质生产”说成是“唯一重要的生产性劳动”，这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有一系列专门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 他明确指出，一般意义的“生产劳动”始终存在，无非是劳动者借助于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生产出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 但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由它决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所谓“生产劳动”或“生产性劳动”不是一个一般范畴，而是同特定生产方式以及由这种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生产目的相联系的范畴。 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不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不是生产商品的劳动，而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资本的劳动。 对于资本家来说，生产性不在于能够生产使用价值，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能够生产剩余价值。 生产的具体形式、具体过程和生产的物质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使资本增殖。

　　2.参与物质生产的劳动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

　　按照余文的说法，在马克思看来，脑力劳动脱离了直接物质生产，客观上减少了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总量，具有非劳动性质。 这不是无知妄说就是明目张胆的篡改。 在一切对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中，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确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存在着科学和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不同人之间的分离。 但是，在任何生产过程中，无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过程中，还是“总体工人”(“结合劳动人员”)的劳动过程中，或是大机器工业的工厂中，都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 都离不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不可能仅仅是体力劳动。 所不同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总体结合劳动中，对于每个人来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离的，每个人只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起作用。 人类劳动过程中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经历了从统一到分离的过程。 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 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 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 ”“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 ”[3]418“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 当他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对自然物实行个人占有时，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 后来他成为被支配者。 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 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 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 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 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 因此，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 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 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 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 但是，对于总体工人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它就不再适用了。 ”[3]581-582

　　但是，尽管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每个人从事的劳动也并不是纯粹的体力劳动或者脑力劳动，而是以体力劳动为主或者以脑力劳动为主。 而且这些不同的劳动者作为“生产工人”，同资本家的关系都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 马克思说：“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许多工人共同生产同一个商品; 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这些或那些工人的劳动同生产对象之间直接存在的关系，自然是各种各样的。 例如，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工厂小工，同原料的加工毫无直接关系; 监督直接进行原料加工的工人的那些监工，就更远一步; 工程师[对生产的物品]又有另一种关系，他主要只是从事脑力劳动，如此等等。 但是，所有这些具有不同价值的劳动能力(虽然使用的劳动量大致上在同一水平上)的劳动者的总体进行生产的结果——从单纯的劳动过程的结果来看——表现为商品或一个物质产品。 所有这些劳动者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生产集体，是生产这种产品的活机器，就像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同资本交换，把资本家的货币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就是说，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自行增大的价值再生产出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 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 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家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 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 他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动组成的。 ”[4]62-63

　　3.构成阶级划分的基础的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

　　按照余文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脑体分工构成阶级划分的基础。 这又是歪曲和篡改。 事实上，阶级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分工)引起的，而不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引起的。 余文无疑把体力劳动和物质劳动、脑力劳动和精神劳动等同起来了。 我们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么论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 ……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5]82马克思说：“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 [5]99“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5]104恩格斯说：“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的生产不太发展的必然结果。 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 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 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 ”[6]410-411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讲得很明白，真正的分工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开始的。 恩格斯所说的“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其中的“分工”就是指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 一部分人从事物质劳动，即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 另一部分人脱离物质劳动，专门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即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 物质劳动不等同于体力劳动，物质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精神劳动不等同于脑力劳动，精神劳动是从事精神生产的劳动，在阶级社会中，精神生产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专利。

　　(四)生产关系的形成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而不是人的认识

　　按照余文的说法，唯物史观着重强调了“物质生产力”对形成“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方面，而低估了生产关系建构中存在的“选择的、或然的、取决于人们认知能力”的方面。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面临当代新的发展事实，显然可以更为全面、更为准确地解读历史规律，使唯物史观现代化。 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重新认识劳动，尤其是重新认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 [1]52余文的意思是说，唯物史观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物质生产力出发，因而高估了生产力对形成生产关系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用方面，而低估了人的认知能力对构建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方面。 问题在于对劳动的认识，忽视或者轻视了脑力劳动。 结论是：必须使唯物史观现代化，问题的关键是重新认识劳动。 这里涉及三个问题：(1)人的认知能力对生产关系的形成究竟起多大作用。 (2)马克思是否轻视脑力劳动。 (3)唯物史观是否存在需要现代化的问题。

　　1.一定的生产关系必须同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

　　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 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不“取决于人们”的“认知能力”，不是人为地“建构”出来的，不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的。 这种自然必然性就在于，生产关系必须始终同现实的生产力相适应。 同生产力相适应，也就是同人类自身发展的程度相适应，同个人的劳动能力(体力和智力)相适应，同人类已经制造出来的生产资料(尤其是劳动资料)的性质相适应，同劳动技艺和科学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相适应，同认识和利用自然力的能力相适应，同社会创造和积累的物质财富的状况相适应，同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相适应。 但这并不是说人的认知能力对生产关系的形成不起作用，而是说，人的认知能力是第二性的。 事实上，上述若干相适应已经不是机械的、被动的，而是灵活的、能动的。 因此，这里面已经包含了人的认知能力，包含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思维规律的认识。 但这种认知能力不是单个人的能力，而是人类总体的认知能力。 也就是说，人的认知能力只能作为一种合力起作用，这种认知能力的合力就是必然性。 如果现有的生产关系同现实的生产力不相适应了，社会革命就要来临了，新的生产关系将取代现有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动，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 这些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根本不存在生产关系形成过程中低估人的认知能力的问题。

　　2.马克思任何时候都没有轻视脑力劳动

　　所谓马克思只重视体力劳动的作用，而轻视脑力劳动的作用，纯粹是一个伪命题。 任何劳动过程都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过程，即使最简单的劳动也是如此。 但是，二者结合的方式和程度可以大不相同。 在自然状态下，在非对立的生产方式中，体力和智力是不可分割地集中和统一在劳动者的身体之中的。 但是，在对立的生产方式中，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也逐步地发生分离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种分离达到了极端的地步。 在那里，原来作为劳动者技艺的东西转化为科学因素，随着劳动和科学的分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也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分离，出现了工程师和操作工人、操作工人和单纯的助手的区别。 本来，体力劳动的减少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是，在对立的生产方式中，这种减少表现为对体力劳动的贬低和歧视‍‌‍‍‌‍‌‍‍‍‌‍‍‌‍‍‍‌‍‍‌‍‍‍‌‍‍‍‍‌‍‌‍‌‍‌‍‍‌‍‍‍‍‍‍‍‍‍‌‍‍‌‍‍‌‍‌‍‌‍。 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理论家看来，在生产过程中，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中，体力劳动的作用，从事直接劳动的雇佣劳动者的作用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 但是，这是科学和劳动的分离造成的。 马克思既没有特别重视体力劳动的作用，也没有贬低和歧视脑力劳动的作用，而是揭露和批判对立的生产方式造成的恶果。

　　3.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存在余文所谓的现代化问题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同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立的，它所揭示和阐明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一般关系。 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无疑会使我们加深对这些一般规律的认识，丰富这一规律在实践中的表现，但不会根本改变这些规律本身。 因此，根本不存在通过“重新认识劳动”实现“唯物史观现代化”的问题。 通过“唯物史观现代化”“重新认识劳动”构建生产关系，只是余文的一厢情愿。 如果重新认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只在于确认脑力劳动是支配体力劳动的决定性力量，资本家是脑力劳动者，资本家通过按劳分配积累了更多的财富，资本家的脑力劳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就是为脑力劳动大显身手创造体制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共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所谓“唯物史观的现代化”无非是按照资产阶级的需要修改唯物史观，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化提供理论依据。 这时候，唯物史观就不再是唯物史观，而是十足的唯心史观，科学社会主义也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些人顶礼膜拜的“民主社会主义”——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五)公有制计划经济绝不是直接从大机器生产力得出来的

　　1.所谓的“马克思的思路”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全面颠覆

　　余文在第二章第三节中首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马克思的思路”。 余文说，马克思的思路是：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人们不能普遍满足生存条件的需要，而这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当大机器生产资料出现，“按需分配”生存条件就成为可能; 然而，生产无政府状态却导致生产力浪费，唯有代之以计划经济才能充分发挥大机器效能; 要实现计划经济就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后者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途径才能做到。 [1]52所谓“马克思的思路”，可以看作是余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另一种形式的简要概括。 万变不离其宗的逻辑联系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大机器生产使按需分配成为可能—只有通过计划经济才能克服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计划经济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做到。 按照这种说法，社会主义革命的起因是生产力落后导致的生存危机，大机器工业为按需分配满足需要创造了条件，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在于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这一概括也许可以用于某些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例如格瓦拉的社会主义，波尔布特的社会主义。 但是，这和真正的马克思的思路不仅相去甚远，而且几乎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全面颠覆。

　　2.公有制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的全面解放

　　余文煞有介事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公有制到底是为了生产力需要还是为了生产关系需要? 余文说，似乎有两个答案：按照唯物史观，应该是生产力需要——计划经济就代表更高水平的生产力; 按照剩余价值理论，应该是生产关系需要——私有制是劳动力商品形成的前提条件，一旦代之以公有制，劳动力商品就不成立了，剥削也就无法形成。 马克思没有把公有制功能的两个方面进行区分，应是刻意所为。 其实，事情应该是一元论的。 公有制原则并非出于生产关系考虑，而是出于生产力考虑; 马克思是为了计划经济需要才主张公有制的，随着计划经济提供了更高生产力水平，人们普遍满足了生存需要，阶级就失去了存在意义。 [1]52-53在这里，余文一方面说公有制的功能“应该是一元论的”，另一方面又说是“出于生产力考虑”而“非出于生产关系考虑”。 这是自相矛盾的。 其实，无论是“一元论”，还是单一生产力考虑，都是不确切的。 更重要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余文提出的问题和两种可能的答案都是有目的的和故意的。

　　所谓公有制的两个功能是故弄玄虚。 根本不存在“公有制的两个功能”问题，这也不是一元论或者二元论的问题。 无论是“生产力需要”还是“生产关系需要”，都是不确切的和没有意义的。 一方面，公有制不是凌驾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上的东西，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在不同的层次上，它们之间不是并列的关系。 生产力是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的应用和发挥; 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关系，或者说是生产的社会形式。 这里必须指出，第一，绝不是单纯为了实行计划经济的需要而实行公有制; 相反，计划经济倒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然产物和必然要求。 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历史的必然，完全是为了解决劳动和生产条件的分离，解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不是劳动生产力(率)本身的问题，而是基本矛盾。 就这个意义来说，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直接地说是为了变革过时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 但解决这种过时的和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本身，又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最终使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获得全面解放。 第二，实行公有制不是为了解决生存需要。 如果单纯为了解决生存需要而实行公有制，那么，现存的生产力一定是非常落后的传统的生产力，而现实却已经是大机器工业处于统治地位。 如果在非常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实行公有制，那么，一定是原始共同体类型的公有制，这种社会主义一定是“穷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关系。 第三，满足生存需要绝不是消灭阶级的标志。 阶级的存在固然根源于落后的生产力和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但是，满足生存需要绝不是消灭阶级的标志。 阶级的存在始终同对立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而不是单纯同贫穷落后相联系。 原始共同体社会经常不能满足生存需要，但没有阶级; 在20世纪中叶普遍存在的“穷社会主义”，同样没有阶级。 相反，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生存需要早已经不成问题了，但那里仍然存在阶级，而且在近20年来，贫富悬殊加剧，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余文说：“按照唯物史观，应该是生产力需要”; “按照剩余价值理论，应该是生产关系需要”。 这样一来，就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对立起来了。 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陷阱。 如果肯定“生产力需要”，就必须否定剩余价值理论; 反之，如果肯定“生产关系需要”，就必须否定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的要义是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 生产的社会形式同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和意识形式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结论不是直接从唯物史观中得出来的，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得出来的‍‌‍‍‌‍‌‍‍‍‌‍‍‌‍‍‍‌‍‍‌‍‍‍‌‍‍‍‍‌‍‌‍‌‍‌‍‍‌‍‍‍‍‍‍‍‍‍‌‍‍‌‍‍‌‍‌‍‌‍。 而共产党人的理论归结为“消灭私有制”。 很显然，这里既把生产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把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看作问题的关键。 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是阐明价值的本质和源泉，确认商品价值不过是社会劳动，只有生产商品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这一理论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在于说明它同样是一种对立的生产方式，是榨取劳动者剩余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生产力相适应的时候，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剩余价值理论才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依据。 可见，这里不存在剩余价值理论是“生产关系需要”这样的问题。

　　3.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绝非来源于计划经济

　　余文说，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可以大刀阔斧地完成所有制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 而要获得无产阶级专政，只能依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样的政治路线图是：计划经济—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 马克思在大量著述中，都展示了这一设想。 而该设想的原点还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路线图：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成为衡量理想社会能否到来的物质根据。 当大机器生产出现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时机已经成熟。 政治选择取决于：资本主义无法接纳大机器生产力，经济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 [1]53余文曾经为我们描绘了一条“唯物史观的逻辑路线图”，现在又从这个逻辑路线图导出一条“政治路线图”。 这个路线图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自计划经济，而根源是“资本主义无法接纳”的“大机器生产”。 所有的“罪过”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这就不仅仅是奇谈怪论的问题了。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图”，纯粹是唯心史观。 首先，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变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是这一变革的必然结果。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革命变革的起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生产力的桎梏，革命变革的出发点是“剥夺剥夺者”，并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性质，从而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消除经济关系的对抗性质。 革命变革自然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革命变革的过程中，在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能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实现这种转变和过渡的政治形式。 革命变革的任务一旦完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为不必要的了。 其次，阶级斗争绝不是计划经济引起的。 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归咎于计划经济，简直连形式逻辑都不讲。 计划经济仅仅是社会总劳动按照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借以实现的形式。 之所以采取计划调节的实现形式，而不采取交换价值的实现形式，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同。 当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甚至当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的时候，正是“剥夺剥夺者”的时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还在建立的过程中。 当公有制已经建立起来，进而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阶级斗争已经停止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再次，大机器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之上的。 所谓“资本主义无法接纳大机器生产”纯粹是无稽之谈。 没有大机器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没有建立在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上。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不是根源于大机器工业，而是根源于它的基本矛盾——主要是生产目的(剩余价值)和实现手段(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矛盾。 大机器工业根本不是衡量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是否成熟的根据和标志，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条件，确切地说，是判断劳动是否从形式上隶属于资本已经转变为实际上隶属于资本的标志。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余文经常用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情况去解释和说明马克思的基本理论。 但这只会导致理论上的混乱。

　　(六)所谓的“三性”对于论证“政治路线图”毫无意义

　　余文为了说明强加于马克思的所谓“政治路线图”，相继祭出了精心杜撰出来的“三性”——大机器的二重性、计划经济的二元性、计划经济条件的两面性。 但是，这“三性”对于说明这个所谓的“政治路线图”毫无意义。

　　1.大机器生产资料的作用主要不在于生产自动化和劳动简单化

　　余文说，大机器生产资料的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是生产方式自动化; 二是劳动方式简单化。 [1]53这里所说的“大机器生产资料”，无非是作为工业革命产物的组合工具机、传动装置和发挥动力作用的蒸汽机，以及由它们构成的自动机器体系。 相对于工场手工业而言，自动机器体系的确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和劳动的简单化。 但这“两化”远没有确切反映大机器工业的划时代作用和意义。 生产方式自动化凸显的是动力机器和传动装置的作用，而没有凸显工具机革命的作用; 劳动简单化仅仅是就看管机器的直接劳动而言的，并不适合于复杂劳动和高级劳动。 这个“二重性”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表现出来的，和所谓的“政治路线图”毫无关系。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大机器工业引起的变革和发挥的作用主要是：(1)工具机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 “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 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 ”“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 ”[3]429“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这样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 ”“17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一直存在到18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本身，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 相反地，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 ”[3]431-432(2)大工业使生产方式的起点由劳动力转向劳动资料。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 ”[3]427(3)工具机代替手工工具使发动机摆脱了人的限制。 “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有机体的工具转化为一个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一种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 ”[3]434“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 ”[3]443(4)机器作为大工业特有的生产资料实现了用机器生产机器。 “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用机器来生产机器。 ”[3]441(5)大机器工业实现了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发展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机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由于它直接地使劳动力贬值，使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便宜，从而间接地使劳动力便宜，而且还由于它在最初偶尔被采用时，会把机器占有者使用的劳动转化为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 因此，在机器生产还处于垄断状况的这个过渡时期，利润特别高，而资本家也就企图尽量延长工作日来彻底利用这个‘初恋时期’。 ”[3]467-468(6)机器体系表现为双重特征(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和具有双重作用(大规模应用和资本主义应用)。 英国经济学家尤尔对自动工厂的描绘包含着两种说法：一种是协作的工人看管机器体系; 另一种是由单个机器和工人组成的自动机从属于同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 对此，马克思指出：“这两种说法决不是相同的。 在前一种说法中，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表现为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表现为客体; 在后一种说法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 第一种说法适用于机器体系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第二种说法表明了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从而表明了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 ”[3]483(7)自动工厂中劳动的分工同机器体系的要求相适应。 “就分工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而言，这种分工首先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化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并不形成有组织的小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因此，在他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协作。 工场手工业的有组织的小组被一个主要工人同少数助手的联系代替了。 重大的差别是实际操作工作机的工人(包括某些看管发动机或给发动机添料的工人)和这些机器工人的单纯下手(几乎完全是儿童)之间的差别。 所有‘feeders’(单纯给机器添劳动材料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算在这种下手之内。 除了两类主要工人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负责检查和经常修理全部机器的人员，如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等。 这一类是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 这种分工是纯技术性的。 ”[3]483-484(8)在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生产过程中，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 “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 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 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 ”[3]487(9)在机器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兵营式的工厂制度。 “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 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以及提到的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 ”[3]488(10)机器将工人阶级转化为过剩人口并使其处于贫困状态。 “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 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在机器逐渐地占据某一生产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 ”[3]495-496我们通过比较就可以看出，余文所谓的大机器的“二重性”是多么的相形见绌。

　　2.计划经济的作用本质上是社会所有制和共同生产的要求

　　余文说，计划经济资源配置具有二元性：一是建立生产与消费一致性; 二是均衡平等进行社会分工。 余文解释道：首先，计划经济对资源配置体现在建立生产与消费的一致性方面。 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生产过剩危机，必须运用计算方式判断生产能力和消费需要。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看，计划经济后期普遍强化统计和监控力度，带来“管理过剩”局面，应该说与此有关。 市场经济把资源配置交由市场机制决定，无疑在理念上胜过一筹，是效果好、成本低的选择。 其次，计划经济对人力资源配置侧重在分工领域的社会平等原则。 当代事实显然超出了马克思所针对的时代。 就脑体分工关系而言，与体力劳动直接面对物质对象不同，脑力劳动面对的是精神对象。 如果说，体力劳动是人皆可为的劳动方式的话，那么，脑力劳动则只有经历了训练过程的那部分人才可胜任。 [1]53-54

　　上述说法既不准确、不深刻，也不科学。 首先，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共产经济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调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交换价值调节根本没有可比性，它们分别适合于不同的生产方式。 其次，后发展国家的所谓计划经济和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的调节根本不是一回事，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更不能以此作为贬低和否定计划调节的根据。 再次，无论是计划调节还是市场调节，体现的都是一定的经济关系，都是由一定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绝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方法和手段。 除此之外，附带指出：(1)就计划经济来说，讲“生产与消费一致性”不如讲“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更确切‍‌‍‍‌‍‌‍‍‍‌‍‍‌‍‍‍‌‍‍‌‍‍‍‌‍‍‍‍‌‍‌‍‌‍‌‍‍‌‍‍‍‍‍‍‍‍‍‌‍‍‌‍‍‌‍‌‍‌‍。 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消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通过社会的方式实现了劳动的直接交换。 (2)经济危机并不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带来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造成的。 由生产的盲目性导致的供求失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供求、价格、竞争)得到纠正。 (3)所谓“均衡平等进行社会分工”的说法很不确切。 共产主义要解决的不是社会分工的“均衡平等”，而是消灭社会分工本身。 社会分工根源于对立的生产方式，根源于贫困和两极分化，根源于科学和劳动的分离，而不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绝不是计划经济本身可以解决的。

　　3.计划经济不过是共产经济在交换方式上的表现

　　余文说，计划经济实行的条件包括两方面：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 二是经济信息准确性原则。 这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实行条件的两方面”。 [1]54毫无疑问，“计划经济实行条件的两方面”仅仅同余文中的计划经济相联系。 余文中的计划经济要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消除经济危机，二是实现按需分配。 这两个“问题”都不是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社会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所要解决的问题。 计划经济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社会所有制、共同生产、联合劳动要解决的问题，计划经济不过是这种共产经济关系的必然要求和必然产物。 其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存在了，无政府状态也就不存在了。 更何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无政府状态可以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加以调节。 按需分配和共产经济相联系，是由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不需要从分配方式方面单独提出按需分配的任务。 至于余文所说的按需分配，即解决生存需要的问题，就更不是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任务了。

　　所谓“计划经济实行条件的两方面”，都是不成立的。 首先，不是主观设定的计划经济要求什么样的条件，而是计划经济在何种条件下可以产生，且有必要。 不是任何公有制都要求和有可能实行计划经济，建立在落后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公有制(例如原始共同体)不可能产生计划经济的要求。 准确的信息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条件，它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社会所有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不是根据计划经济的要求实行公有制，也不是根据公有制的要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种思路和逻辑不仅是颠倒的，而且最有可能发生的是经济关系超阶段。 实践证明，如果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主观主义地确定计划经济，然后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计划经济创造公有制的条件，是注定要失败的。

　　(七)余文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和得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

　　余文在所谓“计划经济实行条件的两方面”部分，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逻辑结论，以新的方式(即科学社会主义目标的角度)再一次作了随心所欲的解读。 我们不得不给予关注。

　　1.余文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充满了普遍和系统的歪曲

　　余文说：唯物史观所指向的科学社会主义目标形成了完整逻辑：时代事实展现的矛盾是，“大机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 化解矛盾的基本思路是，“大机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需分配”; 实现后者依循的策略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所有制变革”。 余文再一次地老调重弹说，唯物史观对物质生产力地位的确认，构成上述逻辑起点，也成为上述逻辑展开的主线。 唯物史观的计划经济指向，着意在充分发挥大机器生产资料的作用，而这一结论显然针对的是生产力要求。 马克思把物质生产力视为生产力标志，生产资料公有制意味着社会掌控生产力。 计划经济致力于充分发挥生产资料的作用，这反映了唯物史观一向重视生产力的原则。 但是，计划经济落败于市场经济，则证明其没有找准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 于是，余文断言：唯物史观用物质生产力标志生产力的方式具有时代局限性。 这是因为，马克思的时代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时期，其显著特征是：脑力劳动主体部分仍然滞留在社会管理领域; 少数脑力劳动进入物质生产过程(例如研制蒸汽机)，刚刚开始影响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高估了大机器对建构理想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又固化了大机器的生成机制，以至于既放弃了重新认识脑力劳动作用的历史机遇，又失去了重新认识市场经济作用的理论机遇。 [1]54-55

　　把余文的观点简要概括起来就是：马克思囿于时代(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时期)的局限性，过分强调体力劳动的作用，忽视和贬低脑力劳动，因而没有找准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把物质生产力(即生产资料)而不是脑力劳动的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致动要素和标志，进而高估了大机器生产的作用。 为了充分发挥生产资料的作用，避免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错误地选择了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 为了实行计划经济又必须实行公有制。 为了实行公有制又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结果是计划经济落败于市场经济。 一言以蔽之，在余文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与现实不符，核心是忽视和贬低脑力劳动，导致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正确，根子是“没有找准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 而出路就是余文后面将要说的修改唯物史观：一是“生产力置换”; 二是“市场经济定位”。 在这里，余文不仅误解和篡改了一些范畴的内涵，混淆了两种不同的计划经济，而且违背了历史事实。 我们可以说，余文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充满了普遍的和系统的歪曲。

　　这里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根本不是“大机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这种逻辑关系; 解决基本矛盾的途径和形式，也不是“大机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需分配”。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目的(剩余价值)和实现手段(发展生产力)的矛盾，其根源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其集中表现是工人失业、两极分化、生产过剩——经济危机。 问题不是来自大机器生产，不是一般的私有制，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的对立。 解决基本矛盾的根本之点在于，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历史使命的基础上，改变生产的物质条件的资本性质。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占有、共同生产和联合劳动，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是自由人联合体; 计划经济和按需分配(不是余文所说的满足生存需要的按需分配)不过是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2.余文从对唯物史观的错误解读中得出的结论同样是错误的

　　在第二章的末尾，余文阐述了所谓“马克思唯物史观对当代的启示和逻辑发展”。 余文说：马克思对生产资料的倚重，与他发现了科学力作用有关，但遗憾的是，他把科学力静态化了，只看到大机器状态，就认为可以实现理想社会了‍‌‍‍‌‍‌‍‍‍‌‍‍‌‍‍‍‌‍‍‌‍‍‍‌‍‍‍‍‌‍‌‍‌‍‌‍‍‌‍‍‍‍‍‍‍‍‍‌‍‍‌‍‍‌‍‌‍‌‍。 实际上，大机器出现恰恰是一个开始，宣示人类脑力劳动正式进入了物质生产过程，脑力劳动大展宏图还在后面。 马克思时代人类经历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21世纪人类正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而且以后还会进行多少次这种科技革命，人们根本没有办法预期。 可以肯定的仅仅是：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持续进步具有无限空间。 因此，把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仅仅与满足生存需要联系起来，不如把它与生命自由目标联系起来。 这样一来，对历史规律的解读就很难与生产资料这种客体要素联系在一起，而应该与劳动能力这种主体要素联系在一起。 唯物史观推出生产资料作为表述历史规律的要素，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其理想社会的标配; 而深化唯物史观需要推出劳动能力作为表述历史规律的要素，劳动方式脑力化和交往关系全面化是理想社会的标配。 [1]55

　　上述余文的主要观点是：马克思只看到大机器，而没有看到脑力劳动。 他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仅仅和满足生存需要联系起来，而不是与生命自由联系起来。 马克思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看作是理想社会的标配，而不是把劳动方式脑力化和交往关系全面化看作是理想社会的标配。 为此，深化唯物史观需要推出劳动能力作为表述历史规律的要素。

　　余文翻过来调过去的话完全是无的放矢，都是违背事实的，是强加于马克思的。 马克思讲的物质生产力，就是劳动生产力，而劳动作为“总体结合劳动”，既包含体力劳动，也包含脑力劳动; 既包含一般工人的劳动，也包含工程师的劳动; 在机器体系中，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还包含科学家的劳动。 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这样的物质基础为起点的。 共产主义的经济关系(共同占有、共同生产、联合劳动)否定了私有制，否定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不是单纯满足生存需要，而是满足人的全部需要，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因此，根本不存在“理想社会的标配”存在错误的问题，根本不需要在“深化唯物史观”的名义下去修改唯物史观。

　　余文接着还说，上述逻辑过程(即余文区别于马克思的逻辑过程)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一种宏观支持。 中国的改革不像某些人轻描淡写地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调整，而且这种调整能够沿用多长时间还要拭目以待; 这一改革已经涉及到理念层面，马克思主义追求理想社会的目标没有变，但目标解读或尺度发生了变化，与此一致，发展途径也需要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方位需要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重新认定。 规律层面的解读既然出现不同，相应调整就难以避免。 [1]55

　　在这里，余文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最重要的不是经济体制的调整，而是理论层面的变革。 主要包括：重新解读唯物主义历史观; 重新解读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尺度; 改变中国的发展途径(也就是发展道路); 重新认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方位。 显然，这种“理论变革”是在“唯物史观深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定位”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单纯对唯物史观的修改，更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范围内的理论创新，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全面修改; 这种修改也并非仅仅是为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而是为新的“发展途径”提供理论支撑。 这就是余文从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解读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和启示。

　　这里着重指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认识，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都是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 共产主义的目标和实现途径是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得出来的，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 否则，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就被推翻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成为后发展国家实现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历史任务的特殊形式，但它既不可能根本改变这一历史任务本身，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这个阶段的历史定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的“历史方位”就是一般市场经济的历史方位。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形式。

　　3.所谓唯物史观排除活劳动的作用纯粹是捏造

　　余文说，唯物史观最值得玩味的是对活劳动作用的逐步排除。 历史在此基础上被归结为一种客观力量的成长，后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是活劳动，而是死劳动成为人类共享资源。 一些人固守马克思“死劳动不创造价值只转移价值”的结论，忘记了马克思是为了反对剥削而作出这一判断的; 在历史观方面，马克思的结论正相反：死劳动越来越发挥决定性作用。 [1]55

　　在余文看来，马克思在价值理论和历史观方面是相反的和矛盾的：一方面认为，活劳动创造价值; 另一方面认为，死劳动发挥决定性作用。 唯物史观排除了活劳动的作用，而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客观力量”，即死劳动，生产资料。 因此，固守马克思的“死劳动不创造价值只转移价值”的结论是错误的，马克思是为了反对剥削才作出这一判断的。 余文在这里着重想说的是，死劳动也创造价值，因为死劳动(例如机器)的作用越来越大。 很显然，余文把价值的源泉和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作用混为一谈了。 这里首先指出，把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唯物史观根本没有排除活劳动的作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源头是活劳动; 劳动价值论也没有否定物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生产使用价值的作用，而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物化劳动不过是过去劳动，是曾经创造过价值的劳动。 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是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者的活劳动，而不是非活劳动要素。 但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以外，还包括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劳动的社会结合，通过科学利用自然力，等等。 在人类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无论是活劳动还是死劳动，都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要素。 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根本不存在是活劳动还是死劳动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

　　4.俄国革命的实践丝毫没有突破唯物主义历史观

　　余文说，社会主义者需要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是：是否能够认同唯物史观的逻辑路线图? 或者说，是否接受唯物史观对生产资料作用的判断? 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是暧昧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列宁开始，社会主义运动主体就转向了落后民族，而后者恰恰缺乏先进的生产资料。 而这一要素的物质性，几乎挤掉了任何解释空间。 当年，面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攻讦，列宁把唯物史观所要求的“物质生产力”，置换为“文化水平”，进而把唯物史观设定的生产关系，调整为指向该目标的政治权力‍‌‍‍‌‍‌‍‍‍‌‍‍‌‍‍‍‌‍‍‌‍‍‍‌‍‍‍‍‌‍‌‍‌‍‌‍‍‌‍‍‍‍‍‍‍‍‍‌‍‍‌‍‍‌‍‌‍‌‍。 这充分表明列宁不是以本本行事的革命家。 他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拓展了唯物史观的解释空间。 回避物质生产资料标准，代之以具有弹性的文化水平，创造了历史。 苏联的诞生和继起的中国革命，均受益于列宁的理论突破。 然而，面对当代形势，人们需要追本溯源，还原一个客观的马克思，也恢复唯物史观本来面貌。 列宁为了推动落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所作的理论变通，与唯物史观本意的区别就必须予以面对。 [1]55-56

　　余文想说的是，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生产资料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先进的生产资料基础上。 但是落后国家没有先进的生产资料。 列宁为了推动落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落后国家出发，放弃了生产资料标准，突破了物质生产力决定经济制度的观点，拓展了唯物史观的解释空间。 这样一来，列宁所作的理论变通与唯物史观本意的区别，就必须予以面对。 余文肯定了列宁的“理论变通”，进而借助这种“理论变通”修改唯物史观。

　　很显然，余文把俄国革命的条件和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条件混为一谈了。 当时俄国的确存在革命的条件，但仅仅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如果以此否定唯物史观的正确性，即否定物质生产力的最终决定性作用，是完全错误的。 所谓落后国家可以通过革命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在这一制度的保护和推动下发展生产力，是超阶段的理论基础。 后发展国家在特殊条件下，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有可能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上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 但这并不等于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并没有突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俄国以及所有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5.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在于改变中国道路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余文在讲了列宁的“理论变通”“与唯物史观本意的区别必须予以面对”之后说，其中的奥秘应该在于，由此可以发现马克思当年形成唯物史观的方法原则，进而对马克思所形成的一系列政治结论提供一个合理解释。 马克思正是在变动不居的历史过程中找到了一条稳定的河道，即生产力，又在该河道中找到了一条不断前行的船，即生产资料。 现在人们发现，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存在着时代条件的局限性，没有考虑推动船运行时水手的变化——因此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过程出现了误读。 当社会主义改革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时候，已经远远不是一种发展经济方式改变，而是对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认识的改变，即对生产力本身认知的改变，为此生产关系及相应上层建筑也需要随之改变。 [1]56

　　在这里，余文妄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借以确立的“方法原则”存在问题。 马克思只是找到了河道(生产力)和船(生产资料)，而不注重水手(劳动者)的作用，不懂得水手会变化。 在余文看来，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力”只不过是作为“客体化成果”的大机器。 由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存在时代条件的局限性，导致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过程出现了误读。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余文得出结论：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远远不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而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系统性改变。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

　　在这里，所谓唯物史观不注重劳动力的作用纯粹是无稽之谈，根源于余文对“物质生产力”的曲解，即把物质生产力等同于生产资料。 余文所谓“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过程出现了误读”无非是三点：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二是以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 三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这种转变。 正是由于这种“误读”，导致了错误的社会主义实践。 按照余文的逻辑，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经是“劳动的生产力”了，社会财富和价值主要是由包括资本家在内的脑力劳动者创造的，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历史定位改变了，已经不存在剥削了，已经是按劳分配了，只要对按劳分配造成的两极分化加以限制就是共产主义了，市场经济已经和共产主义对接了。 正因为如此，余文对市场化改革的实质给予了与众不同的评价，得出了具有颠覆性的结论。 显而易见，余文对唯物史观的曲解，不仅在于修改和颠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且在于改变中国道路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而改变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鉴于余文在这里所说的，不过是为了引出后文，我们就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评论了。

　　三、以劳动生产力置换物质生产力在于颠覆唯物史观

　　余文第三章的标题是“当代‘劳动生产力’对‘物质生产力’的逻辑置换”。 这里的要害是“置换”，置换的实际涵义是偷梁换柱。 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看问题，既然劳动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是同义语，那么，这种置换不过是故弄玄虚。 但是，余文并不是单纯的故弄玄虚，而是以“学术”的形式颠覆唯物主义历史观。

　　(一)从物质生产力转向劳动生产力是一个伪命题

　　余文在本章一开始说，人类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之后，“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利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 此时，一向通过“社会劳动”凝聚的生产资料，转变为个人劳动的发明创造; 一向经由“历史积累”才能生成的技术水平，转变为应对竞争的现实需要。 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方式，吸引人们关注其源头即劳动者能力。 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从“物质生产力”逐步向“劳动生产力”转变。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只要实行公有制，“主人”就可从资本家变为全体劳动者，发挥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作用。 [1]56这些说法既缺乏逻辑性，也缺乏科学性。

　　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是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 所谓“人类进入商品经济时代”是一个不确切的说法。 如果“商品经济”指的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那么，原始公社末期就已经开始这个进程了。 如果“商品经济”指的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那么，它和大机器工业的出现相关联‍‌‍‍‌‍‌‍‍‍‌‍‍‌‍‍‍‌‍‍‌‍‍‍‌‍‍‍‍‌‍‌‍‌‍‌‍‍‌‍‍‍‍‍‍‍‍‍‌‍‍‌‍‍‌‍‌‍‌‍。 但绝不是先“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尔后出现“大机器工业”，而是相反。 没有大机器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可能建立在自己的物质基础上，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没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绝不能普遍化。 更重要的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不仅必须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上，而且是社会分工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的结果，也是劳动和所有权分离的结果。

　　所谓的几个“转变”都是不确切的和虚构的。 以大机器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余文认为，一向通过“社会劳动”凝聚的生产资料，转变为个人劳动的发明创造; 一向经由“历史积累”才能生成的技术水平，转变为应对竞争的现实需要。 把余文中这些晦涩难懂的话翻译一下就是：劳动方式由社会劳动转变为个人劳动; 生产力由生产资料转变为劳动能力; 生产力首要因素从“物质生产力”转变为“劳动生产力”; 技术水平由历史积累的经验和技艺转变为现实的技术创造。 这几个“转变”都是不确切的和虚构的。

　　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根本不存在“劳动生产力”对“物质生产力”的置换问题。 第一，自有人类以来，在任何生产方式中，生产都是“社会的个人的生产”，个人劳动寓于社会劳动之中，社会劳动包含着个人劳动。 即使是科学劳动，也不是单纯的个人劳动。 第二，任何时候的生产力都不单纯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力，而是各种生产要素和一般社会力的生产力。 大机器出现以前的生产并不是只有生产资料在起作用; 大机器生产也不是只有劳动能力在起作用。 第三，把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看作是两种不同的生产力，看作是不同时代的生产力，纯粹是望文生义。 第四，技术水平的提高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继承的历史成果，另一方面是科技创新。 这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科技发展的历史只可以作出这样的区分：在古代，真正的自然科学还没有产生，生产是建立在经验积累和技艺传授的基础之上的; 在现代，生产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至于把公有制直接建立在这几个“转变”之上，这不过是脱离实际的幻想。

　　(二)“六个转变”和“三个变革”都是站不住脚的

　　余文在第三章第一节中说，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使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从“物”转移至“人”，即从静态“生产资料”转移至动态“劳动能力”。 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成果来源从“社会劳动”转变为“个人劳动”，科技成果生成从“历史积累”转变为“现实创造”，从而使科学力从一般物化形态演变为脑力劳动形态，从客体要素演变为主体要素。 生产力中“人”与“物”两大要素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物支配人”转变为“人主导物”——原来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决定劳动者分工格局，现在劳动者能力状况决定生产资料技术水平。 这一转变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1]56

　　按照余文所说，由此引起的进一步的变化和提出的要求是：(1)决定历史发展的经济要素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向劳动者积极性转移。 从消灭私有制转向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所有制问题退居次要地位。 余文说，经济要素归根结底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区别在于，生产力中人与物两大要素何者主导。 当物的要素占据主导地位时，要掌控生产力，就必须掌控生产资料。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就是看到了这一事实。 当大机器出现之后，公有制意味着社会掌握了大机器生产力，实行计划经济就能够避免生产无政府状态，通过充分发挥大机器生产力作用，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实现“按需分配”原则。

　　然而，一旦生产力中人的要素占据主导地位，是否能形成一流生产力，关键就在于能否全面调动劳动者积极性; 相比之下，所有制问题退居次要地位，需要服从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目标。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所以落败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者没有及时判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现象所昭示的变化。 这一现象的产生，标志着“人”取代“物”占据了生产力主导地位。 社会主义改革动力来自生产力落后带来的政治压力，需要依循劳动能力主导地位重塑生产力发展机制。 [1]56-57(2)生产关系体现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首先是解决各尽所能问题。 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既对接经济要素转移又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 余文说，中国改革以“部分人先富”起步，这是承认劳动者能力差别推出的各尽所能举措，也是共同富裕目标从整体同步原则转向渐进量变原则。

　　按劳分配产生的“先富者”具有合理性; 而现代市场经济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 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关键选择。 它成功对接了现代生产力领域中第一致动要素从“生产资料”向“劳动能力”的转移，使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通过落实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找回了“先进生产力”的形成机制。 [1]57(3)上层建筑要依据生产力需要合理确定生产关系。 余文说，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是，在现实中，生产关系能否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具有或然性，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可以存续下去，迟滞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要被修改甚至淘汰。 一般而言，凡生产关系都经历了选择过程，体现了政治家或管理者对生产力需要的认知和判断。 [1]57余文总结说，上述转变一定意义上发展了唯物史观原创理论：原来是如何充分发挥生产资料技术水平，现在则需要解决如何全面调动劳动者积极性——这是社会主义改革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 [1]58

　　在这里，余文将由“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引致的变化，概括为“六个转变”：(1)从“社会劳动”转变为“个人劳动”; (2)从“历史积累”转变为“现实创造”; (3)从一般物化形态演变为脑力劳动形态; (4)从客体要素演变为主体要素; (5)由“物支配人”转变为“人主导物”; (6)由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决定劳动者分工格局转变为劳动者能力状况决定生产资料技术水平。 进而提出对唯物史观产生重要影响的“三个变革”：(1)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向劳动者积极性转移; (2)生产关系首先解决各尽所能问题; (3)上层建筑要合理确定生产关系。 毫无疑问，这“三个转变”是对唯物史观提出的挑战，从而成为修改唯物史观的依据。

　　其实，所有“转变”都是余文根据主观需要设计和制造出来的，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所有“变革”都是同特定目的相联系的一厢情愿，都是站不住脚的。 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不仅使生产方式、生产的组织形式、劳动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生产关系、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余文没有抓住这些变化，而是离开生产方式谈论生产力、生产要素、劳动能力、分配关系的变化，从“科学技术”的作用出发，演绎出所谓的“变化”，并以此为根据贬低、修改唯物史观，进而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 这是无济于事的。

　　所谓的“六个转变”并不是余文的新观点‍‌‍‍‌‍‌‍‍‍‌‍‍‌‍‍‍‌‍‍‌‍‍‍‌‍‍‍‍‌‍‌‍‌‍‌‍‍‌‍‍‍‍‍‍‍‍‍‌‍‍‌‍‍‌‍‌‍‌‍。 前面已经说过，把生产力划分为物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把生产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把劳动中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把脑力劳动等同于精神劳动，歪曲社会劳动和个人劳动的关系，歪曲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过程，都是无中生有。 这里作简要说明。

　　第一，科学技术对于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本质上是通过科学利用自然力，由此引起的最大变化就是：一方面，社会劳动生产力空前提高，劳动的社会结合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另一方面，直接劳动越来越降低到微不足道的地步，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目的和手段的矛盾。 但是，基于这种变化，劳动从形式上隶属于资本转变为在实际上隶属于资本。 第二，不存在社会劳动转变为个人劳动的问题，改变的只是社会劳动和个人劳动的具体存在形式。 第三，不存在历史积累转变为现实创造的问题，人们只能在历史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现实创造。 第四，不存在科学力从物化形态演变为脑力劳动形态的问题，存在的是从单个人的经验技艺上升为现代科学技术。 第五，不存在从客体要素演变为主体要素的问题，存在的是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发展以及技术结构和存在形态的变化。 第六，不存在由物支配人转变为人主导物的问题，任何的物支配人都是对立的生产方式的表现。 第七，不存在从生产资料决定转变为劳动能力决定的问题，关键在于生产方式的性质。

　　关于从“六个转变”出发提出的改革思路——“三个变革”，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初衷和方向相矛盾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第一，所有制问题始终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根本问题。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5]286“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5]293

　　1882年俄文版序言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5]251所谓“决定历史发展的经济要素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向劳动者积极性转移”是一种糊涂观念，是对《共产党宣言》基本精神的背离。 所有制关系的重要性就在于使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 我国根据现阶段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从经济利益上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并不意味着“决定历史发展的经济要素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向劳动者积极性转移”，更不意味着未来我们不需要“消灭私有制”。 其实，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的问题，这本身就是所有制问题。 第二，我国生产关系变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使生产的社会形式同现阶段的生产力相适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发展私有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都是纠正经济关系超阶段的问题，都是为了使生产的社会形式同生产力相适应。 但是，是否相适应，并不仅仅在于能不能体现各尽所能。 各尽所能指的是劳动能力的充分发挥，调动资本的积极性就不属于各尽所能的问题。

　　第三，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性质决定的。 我国改革的要求是由生产力提出来的，而不是由上层建筑本身提出来的。 改革前我国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由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无论是经济关系还是上层建筑都同现实的生产力不相适应。 我们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深刻总结了历史教训，认识到了经济关系超阶段的问题。 这不过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在我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 符合生产力要求的经济关系只能来自生产力，而不是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不过是发挥积极的反作用。 所谓“上层建筑要依据生产力需要合理确定生产关系”是对存在决定意识的一种颠倒。 第四，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绝不是为了解决“置换”问题。 余文说，上述转变一定意义上发展了唯物史观原创理论：原来是如何充分发挥生产资料技术水平，现在则需要解决如何全面调动劳动者积极性——这是社会主义改革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 [1]58这不仅是对唯物史观的歪曲，而且是对改革的根本原因的篡改。 唯物史观是对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认识，在改革中，核心是要求“两个适应”——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根本不涉及这样的选择：是解决“如何充分发挥生产资料技术水平”的问题，还是解决“如何全面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问题。 况且，在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发挥生产资料的作用是统一的，并不需要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和取舍。 无论是发挥生产资料的作用，还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都取决于生产的社会形式是否同生产力相适应——即使是对立的生产方式也是如此。 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使已经超前的所有制关系“向后退”，更多地发挥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 如果讲代替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为发展生产力创造出制度条件。

　　(三)对“劳动生产力”的曲解无助于所谓的“逻辑置换”

　　余文在第三章第二节——“劳动生产力”展开为科学力和集体力，即“社会一般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力”——中说，从马克思时代到20世纪中叶以来，在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方面的变化，要求重新认识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 种种迹象表明，劳动生产力作为科学力和集体力的整全表达，正在取代单一科学力即物质生产力的地位，变成新时代适应历史规律的思想基础。 [1]58余文所说的变化是根本不存在的。

　　余文从“逻辑置换”的目的出发任意解读生产力诸范畴的涵义。 余文的要点有三：第一，马克思对社会力中“科学力”“集体力”现象的揭示。 第二，社会力形成“成倍生产力”的增益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三，马克思关于社会力现象的整全表述‍‌‍‍‌‍‌‍‍‍‌‍‍‌‍‍‍‌‍‍‌‍‍‍‌‍‍‍‍‌‍‌‍‌‍‌‍‍‌‍‍‍‍‍‍‍‍‍‌‍‍‌‍‍‌‍‌‍‌‍。 [1]58-61

　　余文告诉我们：(1)劳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社会力。 (2)社会力采取科学力和集体力两种形态。 (3)科学力采取物化形态，集体力采取人化形态。 (4)社会力来自分工的专业性、多样性、同时性。 (5)物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都是精神生产力。 鉴于这些概念和判断都同余文重大的理论观点相联系，我们不得不辛苦地加以解析和澄清。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一系列同生产力有关的范畴，我们应当认真领会这些范畴的确切涵义。 马克思说：“应当把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区别开来。 二者都在生产过程中起着自己的作用，并互相转化，但二者也有区别。 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劳动，一切发现，一切发明。 它们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 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 ”[7]119“通过简单协作和分工来提高生产力，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 它们是资本统治下所具有的一定形式的社会劳动的无偿自然力。 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独个人的劳动不同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 ”[8]363“机器与工场手工业中的简单协作和分工不同，它是制造出来的生产力。 ”[8]364“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机构。

　　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 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 其次，人口的增长，也是这种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 但只是由于占有资本，——尤其是机器体系形式上的资本——，资本家才能攫取这些无偿的生产力：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以及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劳动的全部社会力。 ”[8]553“撇开固定资本不谈，不花费任何代价的一切生产力，即来自分工、协作、机器的一切生产力(所谓不花费任何代价，例如指的是水、风等等动力，或由于工厂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好处); 还有自然力——自然力的应用不需要任何费用，或者至少在自然力的应用不需要任何费用的限度内——加入劳动过程而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 ”[4]

　　340“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共同的)劳动的生产力，由于协作、工场内部的分工、机器的运用，以及为了一定的目的而把生产过程转化为自然科学、力学、化学等等的自觉的运用，转化为工艺学等等的自觉的运用，正像与这一切相适应的大规模劳动等等一样(只有这种社会化劳动能够把人类发展的一般成果，例如数学等，运用到直接生产过程中去，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发展又以物质生产过程的一定水平为前提)，与在不同程度上孤立的个人劳动等相对立的社会化劳动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这个社会发展的一般成果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运用，——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不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或者说，无论如何只有在劳动与资本相等同的意义上才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 既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生产力，也不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结合起来的工人的生产力。 ”[9]

　　83-84他还说：“不仅这些直接物质的东西……起来反对工人，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就连社会地发展了的劳动的形式——协作、工场手工业(作为分工的形式)、工厂(作为以机器体系为自己的物质基础的社会劳动形式)——都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因此，从这些社会劳动形式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还有科学和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4]37-38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包括：(1)作为生产资料的劳动产品，物化劳动，特别是采取机器形式的劳动资料; (2)劳动的社会结合形式，社会劳动本身的自然力，如简单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工厂制度; (3)同单个工人的知识和技能相分离并实现在机器上的科学; (4)借助机器和劳动的社会形式而加以利用的自然力本身。

　　余文对同生产力有关的重要范畴的理解有很大偏差。 主要表现在：一是对社会力、集体力、科学力的理解不够准确; 二是没有搞清楚物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的关系; 三是对精神生产力的涵义完全误解。

　　我们已经说过，劳动生产力就是社会生产力，就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生产力，而生产力不过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简称。 物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是同义语，物质生产力绝不等于生产资料，劳动生产力绝不等于人的生产力。 在总体和一般意义上，生产力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 例如：物质生产力(或相对于精神生产力，或相对于社会生产形式、生产方式)，工人的物质劳动力，有用劳动的生产力，人类的生产力，全部生产力(或指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或指一定社会形态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一切生产力(或指提高生产力的一切因素，或指包括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在内的一切生产力)。

　　这里有针对性地指出：第一，社会力就是劳动的一般社会力。 下述范畴和概念——一般生产力，一般社会生产力，一般社会力(一般社会知识，一般智力，一般科学劳动，科学力量[人类理论的进步]，一般精神产品，人类发展的一般成果，社会发展的一般成果，物化的知识力量，劳动的社会精神)，劳动的全部社会力，等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第二，集体力的核心是劳动的社会结合的力量。 下述范畴和概念——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劳动生产力(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全部社会力，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社会劳动生产力)，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共同的]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全部主体生产力(相对于资本的生产力而言)，劳动的社会力，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集体力，(结合劳动的)特殊生产力，等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第三，科学力本质上是人类通过科学(物理的，化学的，数学的，生物的，地质的，天文的，等等)来认识、开发和利用自然力。 科学力作为一般精神成果包含在一般社会力之中。 科学力不仅离不开自然力，而且总是和社会力相结合的。 第四，精神生产力指的是精神生产的生产力，是相对于物质生产的生产力(物质生产力)而言的。 精神生产不等于脑力劳动。 马克思使用的所有生产力范畴，都是在物质生产范围内的。

　　(四)对唯物史观的所谓深化其实是对劳动价值论的颠覆

　　余文在第三章第三节讲的是“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力对唯物史观的深化”。 可以预料，这里应该是余文在断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具有时代局限性”的基础上，开始按照市场经济的历史定位修改唯物史观了。 余文首先重复了前面关于生产力有关范畴的相当混乱的涵义，然后又一次重复了先前以各种名义(“唯物史观基本内容”，“唯物史观的逻辑路线图”，“人类历史过程的主线”，“唯物史观既有理论框架”，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等等)说过的内容大体相同的话，大致的意思是：唯物史观的第一致动要素、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力就是生产资料; 马克思从生存需要出发提出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然后，余文又阐述了所谓“劳动生产力视域下”的两个观点：

　　第一，分析劳动生产力视域下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关系。 第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预设条件。 [1]61-63余文在冗长的论述中表达了以下几个重要理论观点：(1)资本属于管理性质的主体活劳动。 (2)资本积累是资本家管理劳动的产物，具有按劳分配的性质。 (3)劳动力是雇佣工人的人力与作为生产资料的物力的结合。 (4)剩余价值不仅来源于活劳动，也来源于死劳动‍‌‍‍‌‍‌‍‍‍‌‍‍‌‍‍‍‌‍‍‌‍‍‍‌‍‍‍‍‌‍‌‍‌‍‌‍‍‌‍‍‍‍‍‍‍‍‍‌‍‍‌‍‍‌‍‌‍‌‍。 (5)唯物史观忽略了管理劳动，淡化了管理主体，历史合理性消失了。 (6)唯物史观用体力劳动者遮蔽了脑力劳动者的作用，历史进程固化了。 显而易见，这是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彻底颠覆。 为此，必须加以分析和澄清。

　　资本家的管理劳动属于剥削劳动。 资本家从事的劳动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产生的，并并不是抽象一般的“管理劳动”。 资本家的确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体，在工业生产中是“工业司令官”，他的劳动也属于活劳动，但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的劳动不属于生产劳动，而是剥削劳动，和雇佣工人的活劳动具有质的区别。 在未来社会中，生产的对立性质不存在了，资本家也就成为不必要的了。

　　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 不管资本家兴办企业最初的货币资本来自何处，从整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来看，资本都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这里的分配方式只能是资本主导的分配方式，只能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凭借生产要素对资本增殖的贡献进行分配，资本家和企业主凭借资本所有权取得剩余价值(利润); 雇佣工人凭借劳动力所有权取得劳动力价值——工资。 按劳分配是以社会所有制、共同生产、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分配方式。 凡是作为资本家取得的收入，都不属于按劳分配。

　　劳动力不等于人力。 人力是同物力、自然力相区别的概念，人在不劳动的时候同样存在人力。 劳动力仅仅在劳动过程中才表现出来。 单纯的人力不属于经济范畴。 雇佣工人的劳动力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的，至于劳动力怎么和生产资料结合，如何发挥劳动力的作用，取决于资本家和生产方式。 把劳动力说成是人力和物力的结合，无非是想把物力(生产资料的作用)塞到劳动力中去，为生产资料同样创造价值制造理论依据。

　　任何非劳动要素都不创造价值。 无论是商品价值还是剩余价值，都是活劳动创造的。 参与生产过程的死劳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只是按其消耗的程度将原有的价值逐渐转移到新产品中去。 死劳动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降低商品的个别价值，在市场上实现更多的社会价值，从而帮助个别资本家从社会上已经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分得一个更大的份额，但这些死劳动不能创造剩余价值。

　　很显然，余文把商品包含的价值和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混为一谈了; 把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在市场上的实现混为一谈了。 所谓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不过是竞争中的假象。 黑格尔的所谓使用价值的“中介作用”，无非是节约固定资本和提高劳动生产力(率)的作用。 这种作用不创造新价值，但可以降低商品的个别价值，从而可以实现更多的价值。

　　根本不存在唯物史观忽略管理劳动的问题。 在对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中，社会管理和生产过程的管理都具有对立性质和阶级性质。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管理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凡是作为总体结合劳动发挥作用的场合，管理劳动当然创造价值; 而凡是作为资本家发挥作用的地方，所谓的管理劳动无非就是资本家的剥削劳动，它不仅不创造价值，而且还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根本不存在体力劳动遮蔽脑力劳动的问题。 在任何生产劳动中都同时包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问题只是在于，在对立的生产方式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不同的人们那里分离了，科学和劳动分离了。 其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如果讲“遮蔽”，那么，作为劳动者的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被资本遮蔽了。

　　四、“深化唯物史观”不可能改变市场经济的本来性质

　　余文第四章的标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劳动生产力’的全面承接”。 在这里，余文从修改和虚构唯物主义历史观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定位。

　　(一)余文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相互关系

　　余文在本章的引言中说，不能以“有无剥削”衡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 现代资本主义“大体体现了按劳分配”，只是两种制度的平等原则和平等目标有所不同：资本主义以劳动为尺度; 社会主义以劳动者为尺度。 社会主义始终实行某种程度的按需分配。 余文又说，传统社会主义一直秉持以“有无剥削”衡量两制关系，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规范法治体系，从传统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大体体现了按劳分配性质的时候，尤其是当社会主义改革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时候，两制关系的区别转变为“何种平等”：资本主义尊奉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原则，止步于社会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坚守以劳动者为尺度的平等目标，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始终实行某种程度的按需分配，帮助弱势群体提高劳动能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1]63这些说法不是明显错误就是混乱不堪。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包含着不同层次的关系。 一是人类社会处于不同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的关系。 二是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同时并存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关系。 就生产方式或者经济制度来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直接对立物，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和两种形态。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固然可以用有没有剥削区别开来，但是，有剥削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剥削的也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制度。

　　“剥削”有不同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的剥削有其特殊性，就这个意义来说，的确不能单纯以“有无剥削”衡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最后一种剥削方式。 就两条道路的关系来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处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 尽管发展道路不同，但在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分配关系等方面，二者存在诸多的相似性和共同点，受同样的经济运动规律支配，存在着由这些规律带来的类似的经济社会后果。

　　衡量标准和分配方式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所谓“资本主义以劳动为尺度，社会主义以劳动者为尺度”是不知所云的说法。 所谓“尺度”就是衡量标准。 难道资本主义的衡量标准是劳动? 难道社会主义的衡量标准是劳动者? 如果讲衡量标准，那么，资本主义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资本增殖，是利润最大化。 社会主义的衡量标准应该是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所谓现代资本主义体现了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始终实行按需分配是完全错误的。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是按要素所有权分配的，而不可能实行按劳分配。 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只能是按劳分配，不可能实行按需分配。 按需分配和供给制是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

　　(二)余文的核心是改变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

　　余文第四章第一节的主题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有效激励了劳动，成为“劳动生产力”的最佳发展环境。 其要点有三：(1)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对个人劳动的有效激励; (2)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科学力的发掘运用;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集体力发展。 我们看看余文到底说了些什么。

　　1.余文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肯定完全超出了历史范畴

　　根据余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归纳出下述五个要点：(1)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普遍的和永恒的经济形式。 余文说，深化唯物史观的重要任务是确立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规律中的地位。 市场经济是形塑社会发展史这把钥匙的最佳途径。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将一直牵手，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直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2)唯物史观的局限性导致计划经济的失败。 余文说，马克思在生产力中低估了劳动者的作用，却强化了生产资料的作用。 公有制计划经济落败于市场经济，与基础理论有关。 唯物史观把“物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具有时代局限性。

　　(3)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来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余文说，选择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者过心理上的大关。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观点是，资本为恶天下，残酷剥削他人。 既然现在社会主义也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需要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实际来认识资本主义。 现代市场经济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当代资本是按劳分配的产物。 资本的本质是理性，今天已经放弃了剥削方式。 资本大行其道不仅有利于资本家，也有利于其他社会成员。

　　(4)对社会力的运用不能以马克思的认识为基础。 余文说，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要求持续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分离出来，宏观上可以看作是该要求的体现。 竞争归根结底体现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这才需要推出社会力概念。 尽管马克思系统地阐释了这一概念，但他对市场经济的否定性认识，意味着不能以马克思的认识为基础考虑社会力运用问题。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在于以平等合作的方式来利用集体力。 余文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越来越指向能够更好地开启集体力作用的空间。 资本主义的做法是强者支配弱者，所形成的集体力体现强者一方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主张强弱平等合作，所形成的集体力体现各方积极性。 [1]64-65

　　余文的上述观点除了似是而非的以外，基本上是错误的。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完成一定历史任务的社会形式，应当给予历史的肯定，但余文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肯定完全超出了历史范畴。 第一，市场经济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交换方式上的表现，仅仅存在于一个历史时代。 表现为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重要历史使命就是以对立的方式发展生产力，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历史，市场经济不可能成为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钥匙，更不可能到达人类理想社会的制高点。 第二，所谓“计划经济落败于市场经济”是一个伪命题。

　　如果计划经济指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计划调节，那么，这种计划经济还没有问世，根本谈不上“落败”; 如果指的是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那么，这种计划经济是超阶段的产物，它的失败是违背唯物史观和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毫无关系。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现代资本主义借以存在的生产力基础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的具体组织形式和活动范围也有很大变化。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以剩余价值为直接目的——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已经指出，余文所谓“现代市场经济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当代资本是按劳分配的产物”，“资本的本质是理性，今天已经放弃了剥削方式”云云，纯粹是无稽之谈。 严格的法律制度是以维护资本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不可能改变资本的本性。 第四，所谓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就是资本竞争的机制，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和你死我活，只要是市场经济——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如此。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一切社会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在市场经济关系范围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如此。

　　马克思对社会力的论述没有过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五，集体力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具有不同的性质。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集体力体现的是不同的经济关系。 在前者那里，集体力作为资本要素发挥作用; 在后者那里，集体力就是共同体的力量，就是社会所有、共同生产和联合劳动的作用。 所谓“资本主义的做法是强者支配弱者”，“社会主义主张强弱平等合作”，纯粹是混淆不同关系的庸俗理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和劳动不是强弱关系，而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 至于“社会主义”，则必须把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现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严格区别开来。 在中国现阶段，同样普遍存在着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只是受到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制约。 在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仍然存在劳动能力和生活水平的差别，但不存在阶级差别。

　　2.余文对唯物史观和价值理论的颠覆无非是为资本主义辩护

　　在有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对科学力的发掘运用”的论述中，余文零零散散、拉拉杂杂地讲了以下这些虽不成系统但值得关注的观点：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擅长科学技术的运用，但不利于科学技术的传播。 社会主义通过市场经济实现了对科学技术的推动，但这一开始就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认为先富帮后富，可以采取“专利权转让”方式进行。 第二，对唯物史观进行再认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确认市场经济的历史方位：市场经济是人类终于找到的一种广泛动员、客观衡量、有效激励劳动的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改革一开始小心翼翼地走近市场经济，是因为后者虽有事实撑腰却与原创理论冲突。 在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大前提下，必须厘清这种目标不变、方略调整的复杂关系。 先从“方法”层面接纳市场经济，是唯一稳妥的选择。 第三，把唯物史观“物质生产力”调整为“劳动生产力”(生产力由物质形态转变为精神形态)是一个很大动作，完整地阐述这一转换所需要的逻辑条件，应该是形成该转换合理性的必由之路。 当年马克思试图证明死劳动不创造价值，而只转移价值，是作了一系列假设才成立的。 第四，资本主义社会中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导致无产阶级失去主体性，即便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公有制获得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也改变不了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外在于无产阶级的实质——因为使用不等于拥有。 [1]66所有这些观点，都意味着对唯物史观和价值理论的颠覆，而目的无非是为资本主义辩护。

　　第一，市场经济本身的经济关系不因发展道路不同而根本改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在市场经济关系内部，而在市场经济关系外部。 在市场经济关系内部，都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否则，改革就毫无意义。 在这个范围内，“专利权转让”不能不遵循价值规律。 在市场经济关系外部，存在着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 所谓“先富帮后富”，就是在市场经济关系之外进行的。

　　第二，理论家和改革家不应当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错误的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私有制、社会分工、商品生产不断发展的结果; 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找到”的。 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纠正超阶段的错误，不存在“有事实撑腰却与原创理论冲突”这样的问题。 改革的阻力来自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既得利益，而不是马克思的“原创理论”。 既然经济体制改革是解决超阶段的问题，那么，就不能将之归结为“方略调整”，而是必须要解决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问题。 中国现阶段不是处在人类社会第三阶段，而是第二阶段。 市场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而不是方法手段，所谓“先从‘方法’层面接纳市场经济”实则是掩耳盗铃和暗度陈仓。

　　第三，劳动价值论绝不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把物质生产力等同于物质形态的生产力，等同于生产资料，把劳动生产力等同于人的生产力，等同于精神生产力或精神形态的生产力，从而把物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区别开来，是余文的“创造”，这已经喋喋不休地说过多次了，没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澄清了。 但余文的要害是，在颠覆唯物史观的同时，编造出一种新的“逻辑条件”。 余文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死劳动不创造价值是事实，不需要“作一系列假设”。 问题的实质是，余文把价值创造和由个别价值的降低而引致的社会市场价值的增加混为一谈了，把剩余价值的创造和个别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已经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创造出”更大的份额混为一谈了。

　　第四，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权完全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权，既不是死劳动本身的要求，也不是它的罪过，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 这种支配权来源于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来源于科学和劳动的分离。 一旦实现了“剥夺剥夺者”，生产资料属于社会所有，劳动和所有权统一了，就不是死劳动支配活劳动了，而是活劳动支配死劳动了，也就是人支配物。

　　3.“深化唯物史观”不可能改变市场经济的本来性质

　　余文说，唯物史观原旨不仅是用“物”遮蔽“人”，还是用“体力”遮蔽“脑力”。 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二者并不具有排他性。 事实上，恩格斯早就说过，凡商品经济肯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结果，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质上与资本主义一致; 说社会主义也能用，可以理解为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或一定方式上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实际上，唯物史观深化需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市场经济的历史方位，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 [1]67对于这些说法，需要加以澄清。

　　首先指出，所谓唯物史观的“两个遮蔽”纯属无中生有。 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或物质生产力，既包含了生产资料和体力劳动的作用，也包含了劳动者和脑力劳动的作用，甚至还包括了劳动的一般社会力和自然力。

　　其次指出，用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说明现代市场经济的性质是移花接木，文不对题‍‌‍‍‌‍‌‍‍‍‌‍‍‌‍‍‍‌‍‍‌‍‍‍‌‍‍‍‍‌‍‌‍‌‍‌‍‍‌‍‍‍‍‍‍‍‍‍‌‍‍‌‍‍‌‍‌‍‌‍。 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方面是以国有经济实行责任制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是限制在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交换。 从理论上讲，这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模拟市场机制，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有质的区别。 这种所谓的“市场经济”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的确可以看作是“方法手段”。 但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完全突破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余文显然赞同恩格斯的“市场经济本质上与资本主义一致”的观点，承认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 但是，这绝不是因为这个观点“社会主义也能用”。 把这句话用在这个地方，是对邓小平的话的歪曲，也是移花接木。 能够采取市场经济形式的，只能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现阶段。 因此，所谓“唯物史观深化需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市场经济的历史方位，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纯粹是一厢情愿。 唯物史观不可能被修改得同余文的主观愿望相适应。 也就是说，既不可能改变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本质，也不可能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把市场经济植入共产主义。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余文第四章第二节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劳动方式脑力化和交往关系全面化，体现“劳动生产力”发展对接共产主义目标。 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对接共产主义目标”。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已经过时

　　余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划时代意义，当社会主义选择了市场经济之后，(原来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一切认识都不同了(改变了)：(1)重新启动(肯定)了资本的作用，消灭剥削的道义优势不复存在了; (2)社会主义国家参与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世界秩序不存在障碍了; (3)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了; (4)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步入了渐进的量变过程。 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逻辑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就理论来说，原有的结论——资本剥削罪行累累，推翻资本统治是社会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已经过时。 就实践来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始终存在，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过时; 但《资本论》对资本剥削的判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已经过时。 不过，对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合理性的判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并不过时。 [1]68余文在这里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划时代意义”，“一切就都不同了”。 余文一方面给资本“平反”，另一方面“宣判”《资本论》已经过时，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已经不存在了，个人占有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这是余文明白无误的表白。 这充分说明，余文要么对市场经济一窍不通，要么有意借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颠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我们已经说过，市场经济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是以资本增殖为直接目的的; 市场经济不过是从交换方式来看的资本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而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和国际社会的一般市场经济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 就市场经济本身的经济关系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没有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和国际接轨，就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经济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区别，但区别存在于市场经济关系外部，而不是内部。 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形式，包含着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接代表劳动阶级利益的人民政府，体现共同利益的国有经济，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也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 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恰恰说明唯物主义历史观乃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科学的和正确的。

　　2.市场经济并不是可供选择的一种“最好的社会发展途径”

　　余文说，当马克思把两种力(集体力和科学力)的发展都与“社会个人的发展”联系起来的时候，人们可以得出结论：最好的社会发展途径是市场经济。 后者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为“社会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基本消除了剥削的市场经济，在劳动竞争的公平前提、劳动成果的客观衡量、劳动运用的自主选择诸方面，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条件。 [1]69这是一大堆糊涂观念。 第一，“集体力”和“科学力”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两种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但是，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两种力都归结为劳动的社会的生产力。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特殊发展道路的客观要求，其实质是，以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形式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任务。 它既不是来源于基于两种力的“社会个人的发展”，也不决定于改革者的主观愿望。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形式，根本谈不上“最好的社会发展途径”。 第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市场主体的竞争本质上是资本的竞争，在竞争的背后，包含着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包含着优势资本对弱小资本的剥夺。 市场竞争是以不同等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所谓“公平竞争”，只在于产业选择、市场准入、等价交换、要素流动的公平。 在市场竞争中，劳动者有选择把劳动力卖给谁的自由，也有失业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以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为前提的。

　　3.市场经济并未改变唯物史观的主导因素

　　余文说，社会力正在代替物质生产力成为唯物史观的主导因素。 社会力具有共享性质，是社会合作的产物。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为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打开了通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用“协同发展、共同富裕”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劳动者集体的积极性，后者实际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 [1]70这又是糊涂观念。 首先，根本不存在“社会力代替物质生产力的问题”‍‌‍‍‌‍‌‍‍‍‌‍‍‌‍‍‍‌‍‍‌‍‍‍‌‍‍‍‍‌‍‌‍‌‍‌‍‍‌‍‍‍‍‍‍‍‍‍‌‍‍‌‍‍‌‍‌‍‌‍。 社会力指的是，劳动生产力中不是由单个劳动者产生的生产力，而是由他们的社会结合和一般精神成果(科学)产生的生产力。 社会力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重要构成要素。 因此，所谓“代替”纯属无稽之谈。 物质生产力就是物质生产中的社会劳动生产力。 其次，“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作为一种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强大压力，自然会产生“调动积极性”的作用。 但这种作用和奴隶社会皮鞭的作用是类似的; 不同之处是，经济强制代替了超经济强制。 但无论如何，市场竞争产生的调动积极性的作用，根本不同于共同生产和联合劳动的作用。

　　4.市场经济不可能推翻劳动价值论

　　余文说，市场经济的神奇之处在于：它简化了关于劳动现象的判断，不管死劳动、活劳动，还是拟劳动，只要与某种劳动产品联系在一起，就都具有了某种价值担当; 理性正是在这种统一机制中寻找到资源配置的新理念、新路径。 [1]70余文要说的是，死劳动、拟劳动和活劳动一样，都创造价值。 这是一种十分荒谬的观点。 这就如同，不管好人坏人、活人死人，都和“人”联系在一起。 死劳动也就是过去劳动，物化劳动，是通过劳动已经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运用于生产过程的就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死劳动本身包含一定的社会劳动，因而有价值。 但在新的生产过程中，它只对于生产使用价值起作用，不会增加新价值。 死劳动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帮助个别资本家实现更多的利润，但并没有创造新价值。 至于“拟劳动”，显然不是劳动。 不管余文指的是什么，都和价值创造毫无关系。 即使在市场化资源配置中，活劳动和死劳动也是有严格区分的——尽管在一定范围内，机器可以代替人。 可见，市场经济在价值创造方面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就是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的。

　　(四)唯物史观深化展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全面颠覆

　　余文第四章第三节的标题是，“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转变对唯物史观的深化”。 标题本身已经表明，对唯物史观的深化源自“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的转变”。 这种“深化”不仅涉及唯物史观话语体系的转变，而且涉及理想社会目标的调整，展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全面颠覆。 这一部分带有总结性质，但没有什么新观点。

　　1.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余文能够任意修改的

　　余文认为，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一旦从“物”转变为“人”，唯物史观的话语体系就不能不相应地转变了。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修改了唯物史观对历史标志的判断：衡量历史发展的不再是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而是劳动者的能力水平，具体说来，是劳动者脑力化水平——这才是判断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标志，从而也是判断历史进步的基本标志。 [1]70-71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从‘物’转变为‘人’”纯属子虚乌有。 作为物质生产力的生产力，就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其中包含了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社会结合的因素、科学的因素、自然力的因素等等。

　　在不同的经济时代，各种因素起作用的形式和程度各不相同，但归根到底人的因素始终是主导因素。 至于人类历史的标志，依照要说明的问题的不同，也不是唯一的。 劳动资料的革命、武器制造、资源开发利用、阶级斗争等等，都可以成为标志。 马克思曾经把自然物、化学元素和劳动资料看作是区分不同历史时代的标志，但这并不是说这些自然物、化学元素、劳动资料就是生产力的“第一致动要素”了。 在现代社会，通过科学技术利用自然力，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作用，已经达到无法估量的程度，也凸显了科学家的重要性，但这是生产力、人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根本不存在对唯物史观的修改，或者唯物史观的话语体系的转变。

　　2.共产主义的目标不是余文可以任意改变的

　　余文说，理想社会目标的调整需要与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对接，应该体现在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上。 共同富裕的落脚点是“富裕”，而不是“共同”。 就此而言，即便“部分富裕”也比“共同贫穷”要好。 [1]71这种认识没有半点社会主义。 第一，既然“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的转变”是子虚乌有，那么，也就谈不上理想社会目标与这种转变“对接”了。 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既不是单纯解决生存需要，也不是满足于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也和小康社会一样，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但这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 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主要不是提高生活水平，而是在消灭阶级的基础上，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所谓“‘部分富裕’也比‘共同贫穷’要好”，意味着可以容忍两极分化。 共同贫穷是大锅饭的结果和标志，是超阶段的传统社会主义造成的。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解决共同贫穷，目标是共同富裕。 在整个过程中允许有先富后富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应当主要来自劳动能力的差别，而不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 在我国现阶段，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不可避免，但我们在理论上绝不能认为“‘部分富裕’也比‘共同贫穷’要好”。 否则，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就没有区别。

　　3.市场经济不可能落实按劳分配原则

　　余文说，市场经济解决了按劳分配原则的落实问题：首先运用法治实现了对劳动者充分施展自身能力的动员，规范了自由竞争的公平环境; 其次运用市场机制对劳动成果的价值予以确认，提供了衡量劳动者能力的客观尺度; 最后运用按劳分配原则划分利益归属，体现了人们在劳动尺度面前平等的原则。 市场经济虽然在实际运行中，会出现某些背离上述“公平—客观—平等”原则的情况，但总体来看，仍然是人类文明出现以来，最好的组织社会合作的方式。 当代人类最终都选择了市场经济方式，印证了该方式的客观必然性。 [1]71这可以看作是余文从另一个角度对市场经济的肯定‍‌‍‍‌‍‌‍‍‍‌‍‍‌‍‍‍‌‍‍‌‍‍‍‌‍‍‍‍‌‍‌‍‌‍‌‍‍‌‍‍‍‍‍‍‍‍‍‌‍‍‌‍‍‌‍‌‍‌‍。 但是，这种肯定是脱离实际的，不正确的。

　　必须指出以下几点：第一，市场经济就其经济关系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法治的约束和规范有可能提高市场经济的文明程度，但绝不会改变市场经济的本来性质，既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也不会改变按要素分配的分配关系。 这就是说，把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纳入法治轨道，并不会取消剥削。

　　第二，市场机制体现的仅仅是商品的等价交换，确认的是商品的社会价值，仅就这一点来说体现了“公平—客观—平等”的原则。 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商品生产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问题，没有“公平”和“平等”可言。 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劳动力也是商品，商品价值也包括劳动力商品的价值。 劳动力的价值不等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 市场机制可以确认商品的社会价值，但不可能确认劳动成果的价值，也不可能成为衡量劳动者能力的客观尺度。 在同一个企业中，由于经营状况不同，同一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会有不同的表现; 在不同的企业中，相同的劳动能力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表现。

　　第三，在市场经济中，基本的分配方式是按生产要素所有权以及各种要素对资本增殖的贡献进行分配，简单来说就是按要素分配，决定分配结构的是资本，而不是劳动。 按劳分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特有的分配方式，和市场经济毫无关系。 第四，市场经济体现的是历史的生产方式，在这个发展阶段是最适宜的经济形式。 但是，所谓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组织社会合作的方式”，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市场经济无论对于过去的生产方式，还是对于未来的生产方式，都是不适用的。 市场经济体现的不是“社会合作”，更谈不上“最好”了。 市场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剥削方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根本不是合作关系。 所谓“当代人类最终都选择了市场经济方式”，不过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现象。 在这个阶段，人类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4.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作用都取决于经济条件

　　余文说，在生产力两大要素的关系中，是人决定了物; 物仅仅是人化之物。 只有抓住人，才能很好地形成物。 如果说，计划经济致力于充分发挥物的作用的话，那么，市场经济则致力于全面发挥人的作用。 [1]71这些说法完全经不起推敲。 第一，在人和物的一般关系中，人支配物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人和物的关系恰恰相反，是物支配人，进一步说，是资本支配人。 第二，所谓“计划经济致力于充分发挥物的作用”，“市场经济则致力于全面发挥人的作用”，是根本不正确的判断。 真正的计划经济就是共产主义经济，在那里，人有可能支配全部生产力，不言而喻，首先发挥的是人的作用。 市场经济发挥什么要素的作用，发挥到何种程度，完全取决于资本增殖的要求。 在这个前提下，资本会充分发挥一切生产力的作用——包括人的作用和物的作用。

　　5.市场经济作为自然必然性不是可以任意限制的

　　余文说，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过程中，马克思过多地受到了既有的自然经济实际的影响，把历史发展规律的主导因素定位于生产资料这种物上，从而提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 在当代，当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人类普遍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史”过程。 [1]71余文到底想说什么，莫名其妙。 所谓“自然史”的过程，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过程，就是受经济社会发展和规律支配的过程。 马克思之所以确认“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绝不是因为“过多地受到了既有的自然经济实际的影响”。

　　自然史和自然经济毫无关系。 《资本论》的基本结论恰恰不是从“自然经济”中得出来的，而是从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出来的。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符合唯物史观，这个转变的确是“自然史的过程”。 但是，市场经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只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 “自然史”的过程绝不意味着市场经济是永世长存的。

　　6.市场经济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基础

　　余文说，唯物史观深化形态通过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从“物质生产力”转变为“劳动生产力”实现。 二者的相同之处是：都展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确定性，表达了历史规律的具体内容。 二者的区别在于：“物质生产力”视角突出了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标志意义，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把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视为理想社会的基础——人们需要做的是顺应“物质生产力”水平变化，在生产关系领域形成适应性调整; “劳动生产力”视角突出了劳动者的能力水平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标志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劳动方式脑力化和交往关系全面化视为共产主义基础——人们需要做的是形成与“劳动生产力”之间的互动，在其科学力和集体力环节主动施为。

　　更为重要的是：唯物史观揭示人类劳动经由历史积累而形成越来越丰厚的资源条件，将越来越显著改变活劳动与死劳动在创造财富方面的比例关系，以历史资源出现的死劳动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 这不仅决定着人们将通过劳动方式脑力化尽可能多地发掘利用并形成死劳动资源，而且决定了人类共产主义目标将体现在历史资源公有化基础上。 对现实而言，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获得了发展科学力的主动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秉持共同富裕价值观，形成了发展集体力的自觉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这两种社会力的推动，意味着对人类历史资源的完整开发利用，是其实现先进生产力的实践依据，也是其直通共产主义目标的逻辑依据。 [1]71-72

　　余文的上述观点不过是对先前观点的简单重复，没有任何新意。 这里同样重申：第一，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指出的，把生产力区别为物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以及所谓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的转变，是余文为着某种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是根本不存在的。 因此，也就谈不上二者的相同之处和区别。 任何生产方式和经济时代的生产力都是劳动者能力的运用，都需要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都力求发挥劳动的社会结合的作用，都力图通过科学利用自然力; 区别在于，生产方式不同，二者结合的主导因素不同，二者结合的方式、程度、效果不同，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科学成长程度不同。 第二，所谓活劳动和死劳动的比例关系，无非是生产的技术构成和资本的有机构成‍‌‍‍‌‍‌‍‍‍‌‍‍‌‍‍‍‌‍‍‌‍‍‍‌‍‍‍‍‌‍‌‍‌‍‌‍‍‌‍‍‍‍‍‍‍‍‍‌‍‍‌‍‍‌‍‌‍‌‍。 这是科学发展成果运用于生产过程的结果。 但是，科学的发展和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受到生产方式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一切都以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为转移。 在劳动和所有权分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科学和劳动分离的情况下，所谓“劳动方式脑力化”如果不是一句空话，就是仅仅变成极少数人的专业，是不可能普遍化的。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科学力和集体力的利用，或者说对劳动的一般社会力的利用，就市场经济关系来说，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其直接目的都是剩余价值，最终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其目的是为了发挥资本的积极性(而不是劳动的积极性，劳动者是被迫的)，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衷。 如果说有区别，也仅仅存在于市场经济关系外部，存在于共产党的领导，存在于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的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不过是以对立的方式为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绝不可能“直通共产主义目标”——正如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直通共产主义目标一样。 中国的市场经济只能与中国道路的初级阶段共进退，与世界市场经济共存亡。 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时，就是市场经济完成历史任务之时。

　　五、结束语

　　我们在对余文四章的全部内容作了考察之后，有必要回过头来考察一下余文的“摘要”和引言——这应该是重要的提示和概括。 余文在“摘要”中说：“唯物史观提供了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证明，所擘画的未来蓝图是公有制计划经济。 中国改革推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明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已经从‘物质生产力’转移至‘劳动生产力’，进而表明生产力发展重心已经从侧重‘生存需要’转移至侧重‘发展需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定位将经由唯物史观这一转变完成。 ”[1]42换一种方式说就是：唯物史观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两个转移”的结果和表现; 体制改革和“两个转移”要求修改唯物史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定位随着唯物史观的转变而完成。 “摘要”涉及的所有问题我们都给予了阐述和澄清。

　　需要补充关注的是余文的引言。 余文在引言部分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作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标志”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用“同等自由”诠释“普遍平等”，从而体现了“社会平等”与“个体不同”的统一。 (2)问题是，理论逻辑和规律指向同实践如何对接。 过去是同计划经济的实践路径对接; 但当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时候，“客观上衍生出实践路径与规律指向的再度对接问题”。 (3)“再度对接”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定位”实现的。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定位”“具有重大政治性质和重要理论意义”。 而这一点“只能通过深化唯物史观才能做到”。 [1]42-43对此，我们需要作简单回应。

　　第一，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消灭阶级而不是什么“普遍平等”。 余文把“同等自由”和“普遍平等”看作是共产主义的目标，肯定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 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5]

　　294很显然，无论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仅仅存在于“自由人联合体”中，仅仅同阶级的消灭相联系。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双重意义。 或者它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应……。 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 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可见，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 ”[10]

　　448他又说：“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很成问题。 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 ……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人的看法，这种看法作为当时当地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东西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10]325余文一方面离开“消灭阶级”大谈“普遍平等”; 另一方面又用“同等自由”代替“自由全面发展”，这都同共产主义毫无关系。

　　第二，唯物史观和中国道路不存在“再度对接”问题。 余文所谓的“理论逻辑和规律指向同实践如何对接”，是一个臆造的问题。 问题的实质是，余文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了。 由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两个伟大发现”得出的科学结论——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这种科学社会主义包含着消除商品生产，从而包含着“社会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即列宁所说的“计划经济”)。 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计划经济(计划调节)，而不可能是市场经济(交换价值调节)。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现在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 中国现阶段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超阶段的产物; 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完全符合唯物史观阐明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 如果讲“对接”，只能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对接。 原来是照猫画虎和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对号入座，现在是回归人类社会一般规律‍‌‍‍‌‍‌‍‍‍‌‍‍‌‍‍‍‌‍‍‌‍‍‍‌‍‍‍‍‌‍‌‍‌‍‌‍‍‌‍‍‍‍‍‍‍‍‍‌‍‍‌‍‍‌‍‌‍‌‍。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定位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 余文想通过颠覆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修改共产主义的目标，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学社会主义直接对接，即把市场经济植入共产主义社会。 这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是根本行不通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发展道路不同，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外部关系和发展导向不同，但它们都是在以有差别的方式发展“资本的生产力”，所要完成的都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任务。 市场经济的历史定位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定位;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定位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 市场经济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立物，只要仍然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社会。

　　第四，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认识的确需要深化。 唯物主义历史观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意义，主要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但不要以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仅仅限于这两个方面的简单关系。 唯物史观的内涵非常丰富，包含着一系列重要观点。 概括地说，至少包括下述要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 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 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任何一种经济社会形态的产生和灭亡都取决于物质条件; 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劳动资料是劳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人类社会不能跳过和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任何经济社会形态都是在原有形式内部发展起来的; 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只应当解决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 革命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状况; 任何生产方式和经济规律都是历史的; 暴力只是新社会借以产生的助产婆; 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本身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 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人格化; 民族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发展; 等等。 余文如果要“深化唯物史观”，就必须首先搞清楚唯物史观的重要内涵和基本观点。

　　参考文献：

　　【1】 余金成.唯物史观深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定位[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0(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