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群像：新历史主义叙事转向下《国家相册》的政府形象建构

　　【摘要】文章以微纪录片《国家相册》为研究对象，探讨融媒体时代下政治传播的新特点及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相册》采用基于普通人物和非线性的新历史主义叙事，提升了政治传播的效果，而通过图片和老照片对新中国历史的重新叙述，则为抵抗西方文化霸权，重塑中国文化身份提供了路径。研究认为，《国家相册》通过技术手段，将老照片作为内容，以短视频的形式呈现，完成了新闻摄影的图像再生产，实现了历史感与现场感的兼得。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政府形象;《国家相册》;传播技术;政治传播

　　《国家相册》是新华社于2016年9月推出的一档微纪录片融媒体产品。新华社整合百年国家历史的照片，结合影像讲述与三维特效，把人物、事件与历史和时代串联，铺展开被折叠在历史相册中的故事。目前，《国家相册》第三季正在热播。《国家相册》是国内官方媒体推进政治传播与塑造政府形象的典范。从技术层面来说，《国家相册》运用多种信息载体语态，适应融媒体发展要求，通过技术手段讲活照片背后的故事。从话语层面来看，《国家相册》已经发生了自觉的新历史主义叙事转向，官方话语形态下也有意识地摆脱后殖民主义阴影下的话语控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相册》为智媒时代发展下如何推进政治传播，型塑政府形象，从而重塑国家的文化身份，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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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传播与政府形象建构

　　政治传播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信息的流动过程。①目前的媒介业态中正在经历“视音频转向”，文字和图像作为静态式的信息载体，已经在将自身的传播使命部分地交予视频等新兴形式。

　　政治传播也因为传播业态的变革而面临着很大的挑战。陈世华总结了现有政治传播中的修辞流变，认为现有视觉修辞已经需要政治传播脱离“精英权力观”，走向大众的最大公约数，传播内容也应该脱离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走向综合修辞的新路径。②李舒则认为要从叙事策略上予以突破，从更平民化的视角切入，创造和丰富适合大众的传播符号。③作为政治传播重要议题的政府形象建构，同样也面临着媒介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融媒体发展背景之下，政府形象构建更要能善于运用多种信息载体的呈现实践，丰富受众的感官体验，完成深层次的内容交互，从而“为国家形象的塑造营构一个极具指向性的意义空间，力致让置身其间的受众趋同谐振”④。

　　政府形象建构既是政治话语的传播，也要与大众话语同频共振，这在媒介技术赋权大众之后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文化研究为方向，以符号学分析为研究方法，以新历史主义为理论关照，将《国家相册》第一季的视频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融媒体时代下的政治传播新范式，利用短视频重新叙事的方式以及可能带来的对政府形象塑造的影响。《国家相册》借助照片这一鲜活的图像媒介，描摹历史中的日常生活，展开小事件，平凡人的新历史主义叙事颠覆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宏大史观，重构了政府形象，为中国摆脱后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方向。

　　二、新历史主义转向：个人视角下的宏大历史

　　对于政府形象的对内传播而言，让民众乐于接受是最为关键的。以往的政治传播和政府形象宣传，传播效果往往不佳。而新历史主义，为政治传播及政府形象的建构，提供了新的叙事方式。

　　(一)新历史主义叙事：

　　一种修辞的流变新历史主义(NewHistoricism)是一种不同于旧历史观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一种对历史本文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⑤《国家相册》作为融媒体时代讲述历史的媒介产品，其叙事方式实质上就是新历史主义叙事。新历史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thehistoricityoftextandtextualityofhistory)。

　　具体来说，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指一切文本(包括狭义的文字文本和广义的社会文本)都具有特定历史语境的文化性和社会性;而“历史的文本性”不仅指历史作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文本基础的“文献”时已经被阐释,还指我们只有通过文本才有可能去了解一个社会的过去。通俗地讲,历史不是“过去的事件”,而成为“被叙述的”关于过去的事件的故事。⑥也就是说，在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下，历史是被建构出来的，而非能够与历史保持距离，得到所谓客观真理性的把握。

　　(二)非线性叙事

　　《国家相册》打破了历史的线性叙事。正如讲述人陈小波所说，《国家相册》“绝不是一幅幅照片的简单呈现，而是用历史照片搭建一个完整的主题”⑦。照片筛选的过程，确定主题的过程，本身就是重构历史的过程。在每一期节目中，通过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去展现宏大的历史场面，《国家相册》在内容上压缩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如《悲欢母亲河》一集，从1949年山东人民抗击黄河水灾的照片起，到济南黄河公路大桥的照片止，不到八分钟的时长，就压缩了近七十年的历史，并且照片出现的顺序也是服务于讲述，也未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线性呈现。

　　非线性的叙事适应了移动媒体时代碎片化传播的特点，也将历史叙事从时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能够依据主题进行史料的拼接以及特效处理，使故事能够讲得有趣，吸引受众，从而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另外，主题与主题之间，也并非如传统的历史类纪录片一样，按照时间顺序推进。《国家相册》每一集都相对独立，之间并没有很强的联系。由此可见，旧历史主义的线性叙事被打破，照片从具体的时间线上被抽离出来，服务于主题和政府形象的塑造。

　　(三)“小历史”叙事与旧历史主义强调正史、大事件和伟大人物(名人)以及宏伟叙事不同，新历史主义主张将“大历史”化为“小历史”，借助“小历史”，提供一种对历史的阐释。而《国家相册》，正是通过“宏大叙事、个人视角”的叙事方式，从普通人物的故事出发，展开历史叙事，从而重构了历史，揭示了大历史叙事中被遮蔽的真相和被忽视的种种细节。

　　为两位编码员对《国家相册》伟大人物(名人)和普通人物进行的编码和统计。两者间划分的标准为，判断一个人为伟大人物(名人)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是为大众所熟知，知名度高;二是某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是该领域内的名人。表2为两位编码员对《国家相册》100集主题进行过划分。主题划分方面，遵循最突出主题原则，即如果1集中包含多个主题，选择篇幅最大、最为突出的主题。统计结果如下：普通人物的数量远超伟大人物(名人)，占比达65.3%，普通人物叙事的特点突出。

　　如《翻身的日子》讲述新中国成立后，农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这个主题，是通过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农民曹铁展开的。通过曹铁的回忆，展现了个人“小历史”中的开国大典，让历史一下子具体可感，各种细节一下子丰富起来。以普通人物的视角叙述大历史，重构了历史叙事。这使得已经习惯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受众耳目一新，再熟悉不过的历史突然变得陌生，勾起了受众的好奇心。

　　另外，群像的呈现也是值得关注的层面。在《国家相册》的叙事中，除了有名有姓的普通人物，没有特写的、不知姓名的群像占了大多数。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当时胶卷资源的宝贵，拍摄采取群像的方式，是一种经济的选择;另一方面，群像呈现的背后也反映了中国集体主义主导的文化心态。照片本身的结构，导致依托于照片讲述的《国家相册》，也呈现出群像叙事仍大于个体叙事的特点。这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国家相册》的内核仍是旧历史主义的。三、后殖民主义关照：重塑中国文化身份确立中国的文化身份是政府形象的传播前提。只有确立文化身份，才能够明确究竟要对外传播一个怎样的政府形象，才能够在国际政治传播中掌握话语权。

　　四、视觉传播取向：融媒体下的视觉重组

　　《国家相册》以照片为依托，以短视频的方式进行呈现，并且对照片进行特效处理，让照片“动了起来”，实现了表达方式的创新。这些尘封的照片，伴随着现代科技，重新焕发活力，并且进行了视觉重组，产生了新的意义。结语当相册中的图像，变为融媒体中的视频内容产品，它所能承载的信息容量与传播的情感力量都会得到显著的增强。在现场感与历史感的同维包裹之下，《国家相册》成功完成了对受众的价值型塑。

　　在内容话语与受众情感同谐共振的过程中，新历史主义已根植于《国家相册》的内容逻辑中，属于民族与国家的文化身份得到确认。《国家相册》既是政府形象在内部公众中的一次成功的塑造，也是融媒体技术语境下政治传播的一个有益的实验。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传媒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大众已经进入了智媒时代。智媒技术发展背后，是媒介呈现的形态革新，也是叙事话语的逻辑翻转。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融媒体产品《国家相册》确为一个可参考的范本。在推进新时代下的政治传播时，媒介的内容生产更加需要找准技术的适切点与大众的情绪点，从旧有的恢弘结构中走出，走入大众的日常与生活，走向民族自有的叙事语境。这样官方媒介组织在推进政治传播时，才能迅速占领智媒环境下的传播高地，高效地型塑系统的政府形象与内部公众对于家国实体的价值认同。

　　作者：梁轩孙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