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阳到夕阳：近代兰州的水烟业述论

　　摘要：吸烟之风的盛行与烟草种植的扩展和烟禁政策的松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互为因果。嘉庆、道光之后，由于吸烟之风盛行，统治者取消了烟禁。巧借便利的水利措施，兰州地区普遍栽种水烟。当水烟的种植、吸食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之后，水烟业快速发展起来。到了清末民初，水烟贸易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并且创造了水烟销售史上的黄金时代。1926年之后，由于受到战争、经济危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兰州水烟业彻底衰落。兰州水烟的衰落过程也是中国遭受近代化洗礼与冲击不断加深的反映。英美烟叶在中国广泛种植，同时说明在面对西方冲击时，中国传统品种的烟叶本身不具有竞争力，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集体命运，史学界所谓的“冲击—反应”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关键词：近代;兰州;水烟业;冲击—反应

　　吸烟之风的盛行与烟草种植的扩展和禁烟政策的松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互为因果。兰州水烟作为近代甘肃六大特产之一，在甘肃出口物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其兴起受到禁烟政策、人口压力、经济利润等多重因素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特殊时代的产物。然追溯其近代衰亡命运之原因则不难发现，作为传统手工业与农业的瑰宝，其生存逻辑既遵循着烟草行业本身的自然法则，也有着西方冲击的影子。

　　关于兰州水烟，学界目光多聚焦于民国时期，如裴庚辛考察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兰州水烟的区域流通市场，并认为兰州水烟的输出路线发生了较大变化[2];刘婷研究了民国时期兰州水烟的出口数量、输出线路等[3]。但上述研究对兰州水烟业的整体发展概貌却鲜有论及，笔者不揣鄙陋，以时人调查和文史资料的相关记载，拟对兰州水烟业的发展概况及衰落原因做一探索，以探讨西方冲击之下，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是如何影响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反思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在近代的集体命运。

　　一、应运而生：吸烟之风的盛行与兰州水烟业的兴起

　　清人嗜烟，吸烟之风极为盛行。王士祯的《香祖笔记》记载：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4](P447)。《烟草谱》记载：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农工商贾，妇人女子，无人不嗜[5]。

　　陆耀的《烟谱》载：士大夫无不嗜烟，乃至妇人、孺子亦手执一管[6](P484)。《兰州风土记》也记载道：“士人无少长皆吸水烟，每逢市集，烟气四布，几不见人。”[7](P182)文人更是将吸烟作为品评士人风趣的标志。如蔡家琬的《烟谱》记载：唐相陆扆云“士不饮酒，已成半士。”予表兄赵香生尝谓予曰：“士不吸烟饮酒者，其人必无风味。”[8](P17)虽有夸大，但吸烟之风盛行，厥为不争的事实。然清代前期，因吸烟之风盛行，导致烟草种植及加工出现了恶性膨胀，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种烟侵占耕地，影响粮食生产的情况，故清廷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措施[9]，并一度实行了“禁吸”“禁种”等烟草政策。

　　但禁烟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禁烟令处于完全废弛状态[10]。乾隆后期，由于吸烟之风盛行，在一些生存压力较大的地区，烟禁局部取消。在此背景之下，水烟由陕西同州、朝邑人引种到兰州五泉山一带，并加改良，形成了著名的兰州水烟①。关于兰州水烟的种植、吸食过程，清人黄钧宰在其《金壶七墨》中做了详细记载：“乾隆中，兰州别产烟种，范铜为管，贮水而吸之，谓之水烟。”[11](P32-33)“此种烟叶肥大，形如芭蕉，经人工培植与制造，气味香浓，品质极高”[12](P67)。然兰州五泉一区不能资天下之用。

　　时人更是对兰州水烟趋之若鹜。嘉庆年间，有人作诗：“北边锭子积如丘，谁与南人话老秋。错忍小桃②丝缕细，提壶争诩产兰州。京师近行锭子烟……”[13]对此做了生动描述。由于兰州水烟品质极佳，故吸食兰州水烟成了社会时尚与地位的象征③，如陕西关中流行的民谣《富家婆娘》：瓜子脸，黑头发，樱桃小口糯米牙。想吃啥，就是啥。想穿啥，就是啥。穿的是苏州绫子、广东纱，吃的是兰州水烟、福建茶[14](P143)。水烟在夏收后种植，不影响正常的粮食生产，但需要良好的灌溉系统。

　　道光年间，由于水车大量使用，兰州黄河两岸及上下诸滩，都能得到灌溉。凭借优越的水利设施，“东自清水驿附近，以至皋兰一带，皆栽培烟草，巧用水利，精于耕作，为农产中第一品。而各物之产额反少，每恃西宁方面输入”[15](P30)。时人认为：居民业此利三倍，耕烟绝胜耕田夫[16](P64)，“故宁植烟而不植各谷类”[15](P30)。因种植烟草的利润驱动，烟草在甘肃各地开始广泛种植起来，根据《甘肃农业地理》记载，甘肃烟叶种植面积，平均每年在2万亩左右。其中以榆中宛川河谷烟田最为集中。就种植面积和产量而言，榆中一县即占全省烟田的43%，烟叶产量占全省的67%[17](P10)。故兰州水烟的原料大多来源于此地。

　　当水烟的种植面积扩大之后，水烟加工业快速发展起来。“咸丰以前，省城有作坊一百余家”[18](P322)，专门从事水烟的加工制造、包装运销。这些“烟坊除雇用男工外，还大量雇用女工及童工，其主要工作为撕烟”[19]。烟丝制作完成后，运销外省的水烟丝则盛之于木箱，内外以黑纸猪血糊之进行防潮处理。制作水烟箱的作坊仅“兰州一地即达七家，全省每年至少制造水烟箱九万个”[20](P243)，用于水烟的出口。

　　在铁路、公路未发达之前，其货运出口路线可分为东、西、南、北及海五条线路：1.由兰州—平凉—西安—龙渠寨—老河口—汉口—苏州—南通而运抵上海者，谓之东线;2.由兰州—天水—广元—成都—重庆，而达云贵各地者，谓之南线;3.由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哈密，而达迪化(今乌鲁木齐)者，谓之西线;4.由兰州—靖远—宁夏—包头—绥远—大同—张家口，而达京津各地者，谓之北线;5.由上海再转运至烟台、营口等地者，谓之海线[17](P2)。作为甘肃新兴产业经济，水烟出口带动了沿途区域经济的发展。如陕西泾阳县是兰州水烟远销的集中地，商人把水烟陆运到泾阳县，然后再分别运往各地。咸同之际，泾阳县的水烟贸易尤为大盛，利润大增，当时就有“五泉烟自泾发者，岁得金三百万”的说法[21]。

　　泾阳水烟贸易的发达还可从泾阳县水烟箱数量之多得到佐证。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军围攻泾阳县，“不意城内先以水烟箱累砌木城数十丈为备”[22](P259)。虽有夸大之嫌，但其数量之多应是事实。水烟贸易发达，以致清廷将其视为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对其征税。咸丰八年(1858)3月，陕甘总督乐斌奏准在甘肃开办厘金。规定：商人设水烟行，须请领牙帖;再按货抽厘，以两箱为一担，抽银2钱;骆驼一抽，抽银1.65钱[23](P73)。

　　二、优胜劣汰：纸烟的兴起与水烟业的衰落

　　物极必反乃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兰州水烟也不例外。由于经营水烟有利可图，各烟坊、烟农竞相竞争，扩大生产。但这样盲目竞争的结果，导致供过于求，影响了市场上的销售吞吐量。1926年之后，因“国民军与当地军阀争夺地盘，之后全国各地又连年发生战争，交通阻塞，运输困难，加以税收差役繁重，并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给水烟业带来了严重打击，以致生意萧条，相继倒闭，能继续营业者六七十家，减少了一半”[35](P177)。水烟贸易开始呈现衰微的迹象。以从事水烟转口贸易的包头为例(表1)。

　　三、水烟业衰落的原因探析

　　兰州水烟作为中国烟草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从乾隆年间引进种植，经历了道光、咸丰年间的初步发展，光绪、民国初年的快速时期，再到1920年代的黄金阶段。1926年之后受战争及纸烟介入的影响，兰州水烟业彻底走向衰落。考其衰落之原因，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手工经营，资金狭小，无法扩大规模。“以泥湾一地为例，泥湾四家烟丝坊，全为自耕，自制，自运，自销之农村副业，其刨制烟丝为麻烟，运销地点为武威、酒泉两地。每刨成四百市斤数量时(因土车只能载四百市斤重量)，即由一人将此二驴土车载如许之烟丝，沿甘新公路经永登、古浪，历九站五百四十里而至酒泉。在烟丝制成起运时，其活动金已经用罄”[31](P21)。再比如“皋兰条烟庄客有六七家，棉烟庄客三十余家，省外临洮黄烟房二十余家，均属农人兼营，甚数零散”[47](P160)。像农人这样自耕、自制、自销的原始化经营活动，成本之高，获利多寡一目了然，即使勉强维持，究能维持多久，诚耐人寻味。

　　20世纪30年代，当机器化大生产的香烟流行之后，兰州水烟“烟丝产制技术既墨守旧法，其运销过程迂滞而又不经济，资金周转迟阻不通，遂成烟业依赖贷款济急之主因”[31](P27)。故面对兰州水烟业的衰落局面，时人认为：烟坊过去对于资金之运用，不知设法与银行发生联系，却甘愿负高利息向钱庄方面借贷。为获得资金，今后烟商应健全同业组织，以便取得银行信用，可获得大量低利贷款[48]。

　　第二，受烟草行业自身的竞争法则所限。优胜劣败，乃天演之公理，人类嗜好品，尤须以利便与否为前提。“烟草利用有嚼用、嗅用、吸用三种。吸用中又有卷烟、旱烟之别，而妇女吸用，亦不失其美观。大量生产之后，又复减低售价，以致贩夫走卒，群趋利便，而它种烟，无不被其淘汰”[19](P246)。以前，吸烟者须将水烟丝放入烟袋进行吸食，极为不便。而且水烟壶体积甚大，制作精细不堪颠簸，若要携带外出，极不方便，外出的水烟客着实难以应付突然而至的烟瘾。纸烟携带方便，吸食便利，吸烟者随时可以缓解突如其来的烟瘾，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习惯。

　　兰州水烟，虽品质优良，但纸烟传入后，一般有烟癖者，多改吸纸烟;吸水烟者，大形减少[19](P232)。纸烟充斥市面，夺取水烟销路，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以致水烟之产销情况，一落千丈[49]。以前兰州水烟在上海是独占市场，自从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开厂制造纸烟之后，一般人感到吸烟以纸烟为时髦而又便利。再加上英美纸烟公司有特殊权利保障，销路极广，价值亦廉，故兰州青棉烟市场多被纸烟业夺取”[50]。据烟行的人说，在很短的时期内便由十万担减到六七万担了[30](P62)。

　　文学论文投稿刊物：《史学月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月刊)原名《新史学通讯》,创刊于1951年1月,是大型历史学专业刊物。该刊坚持双百方针，发表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栏目有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生态环境史、文化史、学术史、电脑与史学应用、新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等。

　　综上，兰州水烟作为近代甘肃的朝阳产业，它的兴起是以吸烟之风的盛行以及烟禁政策的松动为前提的。在机器化大生产的香烟未流行之前，一直是中国烟草行业的瑰宝。20世纪30年代，当西方机器化大生产的香烟流行于中国之后，社会上吸烟嗜好的急剧逆转，使得兰州水烟措手不及。在遭到纸烟和曲沃水烟的双重打击之后，兰州水烟业彻底衰落。尽管这一衰落过程对兰州乃至甘肃区域社会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但它毕竟加速了这一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烟草生产由手工作坊向机器化大生产转变本身就是历史的进步。转换视角来看，纸烟流行于中国并逐渐取代水烟的过程，也是中国遭受近代化洗礼与冲击不断加深的反映。从这一点来说，西方冲击—反应模式有其合理性。

　　[参考文献]

　　[1]丁孝智.丝路经济的明珠——兰州水烟业[J].湖北师大学报,1990(8).

　　[2]裴庚辛.以皮毛、水烟运销为中心看抗战前后甘肃区域市场[J].史学月刊,2011(4).

　　[3]刘婷.民国时期兰州水烟业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2.

　　[4]王士祯.香祖笔记[M].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5]陈琮.烟草谱(卷二)[M].清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

　　作者：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