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话语新文艺与国家的艺术想象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文艺发展道路的早期探索实践表明，从最初倡导文艺大众化到明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逐渐形成“人民文艺”，到最终围绕“文艺和人民”的关系，在凸显文艺的政治向度中，初步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因为成功处理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使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有了航标和锚定，从而夯实了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第一层主要内涵和价值诉求。这条道路保障了新文艺在新人新道德新话语和国家艺术想象中始终高扬文艺的人民性，推动文艺发展在守正与创新的价值诉求中走上文艺的正途，在创作者和接受者(消费者)互为主体的间性共在中，引导中华民族实现社会的解放、国家的富强，涵养了昂扬的民族精神，彰显了文艺的社会功能和使命担当。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探索的复杂性、艰巨性及其对“新”的价值追求，对今天立足新方位建构广阔的文艺发展道路有着深刻启示。

　　[关键词]文艺大众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历史主义;人民文艺;新文艺发展道路;“新”的价值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奋斗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正在迈向强起来的伟大壮举，文艺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文艺和文化工作，在掌握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对文艺发展道路的探索始终是工作重点之一。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探索肇端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开展，到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文艺社会功能的发挥，提出“两支军队”的口号并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再到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强调文艺和文化在党的工作全局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历尽艰难，终于成功探索了一条中国文艺发展道路。

　　总体上说，育新人、说新话、塑造新形象、引领社会新风尚和追求文明进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心所在，也是成功探索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成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探索从肇始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到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主要围绕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高扬文艺的人民性，在不同的时期和发展阶段凸显不同的维度，形成了高度契合现实国情与文化传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建构了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的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以及偏重发挥文艺社会功能、占据文艺学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范式。

　　这条道路充满曲折，甚至还有弯路，前期主要承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鼓吹“文艺走向大众”的价值旨趣，通过倡导和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塑造新人新话语和文艺新形态，以艺术想象新国家新社会，实现了以新文艺助力中华民族站起来、建立新中国的社会作用。反观历史，这条道路的早期探索以最终明确“大众”是以“工农兵”为人民的主体力量，以《讲话》指导下新文艺作品的不断涌现为标志，以凸显文艺的政治向度来发挥文艺的动员号角功能，从而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鼓与呼，初步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

　　今天，立足新时代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方位，回顾百年来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梳理其内涵的逐渐丰富，有助于我们在眷顾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中领会“文艺何为”，在深化对文艺功能认知中建构有民族特色、时代价值的理论学术话语体系，从而使中国文艺在世界文明互鉴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一、以文艺大众化开启新文艺发展道路的早期探索

　　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20世纪初革命的风起云涌，使一些觉醒的知识分子在“民主和科学”观念的洗礼下，从高度重视文艺的“经世致用”到促使“育新民”“开通民智”再到“启民众之闷机”的“立人”思想的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新文艺走向与大众结合的“平民文学”发展之路。1917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高扬起新文学的旗帜，开启了中国文学 的新时代。

　　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认为，新文学“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的地位”，“要创造新的政治思想”〔1〕。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工运、农运的领导者，又是文艺创作的实践家，其文艺思想有着鲜明的实践品格，他们高度重视文艺对社会革命的促进作用，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斗争性。沈泽民指出：“我们需要革命的文学”，主张艺术家要在深入大众生活中改造世界观;“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绝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2〕

　　瞿秋白断言：“革命的文化运动的大众化，就是目前最重要的中心问题”，“要在大众之中，发展普洛的革命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的运动”〔3〕。早期中共领导人非常注重革命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合，通过向民众学习来创造普罗的大众文艺，把广大文学青年特别是工人青年广泛组织起来去争夺街头文艺的阵地，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夺取文化领导权。可以说，文艺走向大众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艺发展的主导趋势，也是早期新文艺发展道路探索的逻辑起点。

　　20世纪30年代，“左联”曾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三次较大规模的争论。文艺大众化的核心是文艺与大众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文艺功能论的建构，关涉文艺与政治、文艺的内容与表现形式、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等，是新文艺发展道路早期探索所必然遭遇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集中反映。其中，何谓大众?谁是大众?始终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但它从根本上关乎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处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亟需文艺发挥思想启蒙与培育新人新道德建设新社会的鼓动作用，需要切实从根本上改变文艺日益脱离大众的价值取向。

　　20世纪30年代初，《大众文艺》编辑部组织了第一次讨论，1930年3月发表了鲁迅的《文艺的大众化》，对作家与读者两方面都提出了要求，尤其强调文艺要面向普罗大众：“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4〕鲁迅的主张引起了“左联”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高度重视，其关乎新文艺发展道路的探索，尤其是关涉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价值立场即大众的觉悟与民族(个人)的解放，发挥文艺的社会作用，建构新的国家。郭沫若以文艺通俗化相号召：“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你不要丢开大众，你不要丢开无产大众。

　　始始终终把‘大众’两个字刻在你的头上。”〔5〕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最大问题，急需发动民众起来保家卫国，亟需发挥文艺的鼓动宣传作用，文艺大众化问题被提上日程。在《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中，“左联”提出必须把文艺大众化置于首位，由此引发第二次大讨论。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指出：“必须立刻回转脸来向着群众，向群众去学习，同着群众一块儿奋斗，才能够胜利的进行。而没有大众的普洛文学是始终要枯死的，像一朵没有根的花朵。”①文艺必须发挥鼓动大众的作用，团结大众参与到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周扬亦指出文学大众化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迫切的实践问题：“文学大众化的主要任务，自然是在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组织大众，鼓动大众。”〔6〕可以说，文艺大众化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基本共识。

　　但对如何实现大众化却有着不同的理解，于是1934年因“文言复兴运动”引发了第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不过这次讨论，文艺问题已很少涉及，主要是讨论了语言问题和文字问题”〔7〕。这场讨论表面上看是一场白话与文言之争，进步作家们主要反对国民党新生活运动中的复古逆流，抨击尊孔读经，反对复兴文言文，其实质关乎大众化的表现形式。

　　二、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基本确立

　　反观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早期探索，可以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还是立足现代性视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者，并在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中有着对新中国的艺术想象，有着对中国现代化的憧憬。中国新文艺包括革命文艺作为中华民族向往现代化的表征，始终有着对现代性矢志不渝的诉求，这种新质意味的创构实践早在中央苏区就已经开始探索，并显现于当时的一系列文艺活动和政权建设。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甚至更早期的中央苏区的武装割据期间，就开始探索现代文明，探索人的解放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使现代文明形态在中国基本确立——“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预示着一种新的空气、新的文化氛围、新的制度开始在解放区萌生。从百年大历史视野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所倡导的“平民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新文学的理想形态;《讲话》所确立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发展道路，是中国新文艺发展的现实形态。

　　同样，作为对中国新文艺发展方向的探索之一，“平民文学”诉求的是对大众的提高，以工农兵为主体的革命文艺诉求的是对大众的普及，最终因大众内涵的明晰化而形成了高扬人民性的“人民文艺”，进而奠定了主导性的社会主义文艺新形态。新文艺发展道路的基本确立显现于《讲话》。

　　抗战时期，《讲话》在根据地的学习和贯彻使解放区涌现出一大批新作品新人形象;《讲话》精神在国统区的传播，有力地促进了国统区文艺创作尽快走出迷茫的困境，重新振奋了困顿的精神，进一步明确了新文艺的发展方向，使文艺发展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关联起来。总体上看，广大文艺家对《讲话》精神的理解、认同和践行，进一步促使文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创作道路，在深入生活中积极为工农兵服务，从而使文艺工作成为革命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此，周扬指出：“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像潮水涌进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中”，“民族、阶级的斗争与劳动成为了作品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地位”，“在形式方面也自然和它相适应地有许多新的创造”〔14〕。

　　周扬描述的解放区文艺是《讲话》精神的产物，是在革命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指导下艺术发展道路探索的结果，它在中国大地上逐渐成为一种新文艺的主导形态，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艺”的基础和雏形。事实上，文艺大众化的深入实施与新文艺发展道路的探索，离不开政治条件的保障，它是整个社会革命或民族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孤立于社会主潮之外的单纯文艺问题，它诉求的是新人新道德新话语的新文艺，旨在建构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新国家。

　　在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特定历史时期，文艺大众化离不开政治，其核心问题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正如鲁迅曾提醒的，当时文艺完全大众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为着现实斗争的需要，“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越来越明确，“为人民大众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其实在实践中并不矛盾，现实发展使得人民的“广泛性”逐渐演化为以“工农兵”作为人民的主体概念。

　　这意味着文艺不仅是个体的情感和审美经验的表达，更有着诉诸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价值指向，有着对新人新道德新价值的召唤，有着对新社会的意义想象。茅盾在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向作家们发出了“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和“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的号召，旨在让那些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尽快转变立场，去创作新人物、讴歌新道德，助力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三、以历史主义审视文艺道路的早期探索

　　面对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早期探索，我们试图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深入文艺道路早期探索的肌理。透过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文艺思潮和文艺运动，可以发现在中共领导文艺运动的发轫期，始终有一条或隐或显的主线，那就是育 “新人”——以文艺启蒙教化大众，通过文艺大众化使文艺与革命、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逐步形成文艺的新话语新形态。基于当时的现实国情，文艺大众化始终是一个复杂和充满矛盾的过程，文艺家和工农兵的结合也是曲折的，有别于单纯的俯视性灌输，大众化是一个长时期的双向素养提升和思想改造过程，这决定了文艺发展道路早期探索鲜明的启蒙和教化的主体间性特点。

　　首先，从创作主体来看，大众化是指在文艺普及中推动文艺家与工农兵结合，在文艺家深入大众生活中为其代言，着力于表现新生活、塑造新人物、传播新话语(大众的语言)。其中文艺家的个性特征和审美情趣固然会发生改变，艺术的审美感知也会受到影响，使文艺创作越来越趋向工农兵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五四新文艺发展方向上的纠偏。

　　其次，从接受主体视角来看，文艺大众化过程也是接受主体自我(阶级)意识的养成，大众的文化素养不断提升，从而逐渐超越由他人“代言”迈向能够“自言”的过程，在表现新生活、新风貌、新道德的过程中，使工农兵话语与文艺家话语相交融，进而逐渐涌现出一批新人新作品。

　　在实践中，所谓文艺与大众相结合，主要是新文艺和农民、军人(武装起来的农民即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等)相结合，旨在以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通过文艺活动逐步把散沙般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促使其思想觉悟发生变化，产生革命的激情和信仰，生成一种新的身份意识，从而达到某种政治诉求。一定意义上，对大众的思想启蒙和阶级意识的教化，始终是革命军队的一项政治任务，毛泽东始终强调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党的领导视野看，“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他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工人农民，瓦解敌人军队，使广大的工农群众环绕于红军的周围”〔31〕。

　　可以说在革命运动时期推动艺术与生活合一、艺术运动与革命运动融为一体是一种常态。结语以道路的确立保障对“新”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文艺发展道路早期探索实践表明，经由倡导文艺大众化到明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人民文艺”，围绕“文艺和人民”的关系，在凸显文艺的政治向度中，最终使中国新文艺成为“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表征。因为成功处理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使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有了航标和锚定，夯实了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第一层主要内涵和价值诉求。

　　在新人新道德新话语和国家艺术想象中始终高扬文艺的人民性，推动中国文艺发展在守正与创新的价值诉求中走上文艺的正途，在创作者和接受者(消费者)互为主体的间性共在中，引导中华民族为社会的解放、国家的富强、民族精神的昂扬，而极大彰显了文艺的社会功能和使命担当，在人民文化素养的提升中促使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型政党，始终强调创新意识，把创新放在党的发展建设的首位，开展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道路。其中包括对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成功探索，继而推动了中国新文艺的繁荣发展和文艺精品的不断涌现，在文艺教化作用的发挥中引导社会文明程度迈向新境界。

　　文艺论文投稿刊物：《大众文艺》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管，河北省群众艺术馆主办，大众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文艺类学术期刊，半月刊。国内统一刊号：CN13-1129/I，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7-5828，国内邮发代号：18-45，国外发行代号：M6113。

　　可以说，求新求变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在中国文艺现代性的诉求上表现为对新人新道德新话语的推崇与人民性审美风格的强化，并作为一种现代性价值引领和规范了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探索。“新”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新文学革命，它由西方文明(民主与科学)的点燃和激发，却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引领下把探寻的目光转向民间的劳苦大众，倡导建立一种“平民文学”，使新文艺发展走向民间、走向大众，使文艺在与大众的双向交流和立场转变中发展出新文艺，建构一种新人新道德新话语，在几经曲折中成功探索了一条文艺为人民、高扬文艺人民性的中国新文艺发展之路。

　　作者：范玉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