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阈下的辽代箭仪

　　摘 要：箭仪是辽代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史》《金史》《契丹国志》中记载的辽代箭仪有瑟瑟仪、射鬼箭、勘箭仪、正旦惊鬼、上巳节、重九节以及再生仪七种礼仪，辽墓中也出土了大量与箭仪相关的文物，包括箭镞、箭、箭囊、箭筒等实物及相关壁画。辽代的箭仪既有契丹本民族的特点，又融入中原文化因素，是契丹文化和中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关键词：考古学;辽代箭仪;特点

　　契丹建国以前，由于长期过着氏族生活，只有一些简单的风俗。《辽史》中记载：“辽本朝鲜故壤，箕子八条之教，流风遗俗，盖有存者。自其上世，缘情制宜，隐然尚有质之风，遥辇胡剌可汗制祭山仪，苏可汗制瑟瑟仪，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仪。其情朴，其用俭。”[1]辽太祖阿保机即位以后，为了加强皇权，于太祖七年(913年)“定吉凶仪”[2]。从此辽朝开始施行礼制。

　　一、辽代箭仪略说

　　箭是辽朝礼仪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礼器之一，与之相关的有瑟瑟仪、射鬼箭、勘箭仪、正旦惊鬼、上巳节、重九节以及再生仪七种礼仪。箭仪作为一种长期的文化积累，凝聚了契丹民族深刻的人文理念和思维方式。

　　据《辽史》《金史》记载，瑟瑟仪有如下程序：按照等级，皇帝射两次，亲王、宰相及臣僚射一次;用手帕标志要射的柳枝，离地几寸的地方要削去树皮露出白地，先是一人驰马前导，后一人驰马用无羽横镞射之;如果射断柳枝，以手接住，并飞驰而去者为优胜者，给与冠服;瑟瑟仪第二天植树，前段为祈雨，后段仍然是射柳[3]。

　　据《辽史》记载，射鬼箭大多是在秋冬月份举行。祭祀是射鬼箭的重要内容，皇帝出师前要先告庙，祭拜“三神主”，要杀青牛白马祭祀天地。祭时，常依托于一棵独树。将出征时，牝牡麃各一献祭。战胜敌人后，以白、黑羊祭天地。辽帝每次亲征在出师、行军途中、班师时都必须进行射鬼箭之仪。射杀的对象为死囚、俘虏等。太祖初年，射鬼箭已经成为一种极刑被确立下来，与枭磔、生瘗、炮掷、支解并列[4]。

　　据《辽史》记载，勘箭仪整个仪式由受箭、呈箭、勘箭等活动组成。将箭作为勘合的对象，说明箭在契丹社会中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远程武器，同时也是军事权力的象征，皇帝巡幸归来须内外勘同后开门，也示留守之慎之意[5]。

　　据《辽史》记载，正旦惊鬼整个仪式中，先掷丸，根据掷出帐外的数量不同，举行不同的仪式。若所得数量为奇数则为不祥，巫人会执箭绕帐高呼，在帐内进行烧地拍鼠之仪，以示消除不祥之意[6]。

　　据《辽史》记载，上巳射兔是上巳节当日要射木头刻成的兔子，然后骑马比赛，先射中兔子即为获胜，输的一方要下马跪着向获胜的一方敬酒，获胜方则骑在马上将酒一饮而盡[7]。

　　据《契丹国志》记载，重九射虎是，重阳节当天，天子率领群臣部族射虎，射不获或者射得少的人，被判输，要罚他们请“重九”宴[8]。

　　据《辽史》记载，辽朝只有皇帝、太后、太子和部族首长可以举行再生仪[9]。契丹皇帝于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择吉日行再生礼。先在禁门北，准备好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并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岐木。在举行仪式这天，皇帝要脱衣服、光脚进入再生室，三次从岐木下过，并卧在木边，老者击箭袋说“生男孩儿了”，太巫用巾盖上皇帝头，皇帝起来，群臣称贺，再拜。事先选好的七位老人每人把为皇帝起的名字系在采缎上，进献皇帝，皇帝选好一个名字后，赐给老人物品。群臣则进献小婴儿的包被，彩结等物。皇帝祭拜先帝后再宴请群臣[10]。

　　二、考古学视阈下的辽代箭仪

　　据《易经·繋辞下传》记载，弓箭最原始的形态为“弦木为弧，剡木为矢”[11]。之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用木头、竹子、动物的筋和胶等合制成弓，称为“复合弓”。箭是搭在弓上发射的武器，主要由镞、杆、羽、栝四个部分构成。在内蒙古、辽宁、河北、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发掘的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辽代铁箭镞实物，笔者将其分为七类，分别为甲类A型、B型、C型，乙类，丙类，丁类，戊类A型、戊类B型，己类，庚类(见表1)。

　　在辽代史籍中记载，“箭削桦为簳”[35]“红锦袋皂雕翎羱角骲头箭十，青黄雕翎箭十八……”[36]在辽墓也出土了箭杆实物。赤峰大营子辽墓中出土铁杆镞，铤细长，锋作柳叶形，存长15.5厘米，刃宽0.9厘米[37]。在内蒙古霍林郭勒辽墓中出土木杆镞，铁镞为四棱尖刀状，长5厘米，宽1.8厘米，厚1.6厘米，尾部有一圆銎，可安装箭杆。箭杆长70厘米，直径0.5-0.7厘米之间。箭杆细端缠上薄薄的桦树皮，插进铁镞圆銎里，从而使箭杆安装牢固。箭杆尾端刻一个“凹”字形槽，槽搭弦上，弯弓射出。箭通长75厘米。箭杆为硬质富有弹性的木条[38]。分析可知，辽代铁箭镞的种类较多，箭杆木质，箭羽以雕翎为主。

　　辽墓中也出土有盛箭的器物。在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辽代墓葬中出土一件箭囊，其为缝制，筒形，口窄底宽，口部一侧边向内斜收，端部有根残断的皮条，两件“八”字形铜饰件铆在斜边上，另一侧边略外敞。口下部正中位置挖空一块，呈横向圆角长方形。两侧边中部略内弧，底部为圆边。口部及一侧边以明线缝合，另一侧边是在两张皮革的侧边斜向内暗线相缝，表面无缝线，长57.3厘米，口宽22.8厘米，底宽31.8厘米[39]。在内蒙古霍林郭勒辽墓中也出土一件箭囊，其为桦树皮缝制，出土时保存完好。

　　半圆形长筒，筒长70厘米，宽18厘米，厚8厘米。囊底为1厘米厚的木板[40]。在辽墓壁画中也有相关内容，《鹰军图》[41]中，6个骑马者排列成两排三队，均身披铠甲，头戴盔，腰挎箭囊。《厅堂图》[42]中，在红色几案左侧悬挂有箭筒，侧开式筒盖翻垂。《猎虎图》[43]中，射猎者腰间挂有箭箙。《骑猎图》[44]中，有一契丹猎人正拉弓射箭，左腋下挂有箭囊。在庆陵东陵前室北甬道西壁左侧人物画像，其右肋之下悬挂一个箭筒，箭筒里盛有箭束[45]。分析可知辽代盛箭用的器物大致存在两种形制，即缝制的箭囊、用桦树皮制成的箭筒，在狩猎的过程中一般放置在猎人腰部。

　　据《金史》载，瑟瑟仪中“以无羽横镞箭射之”[46]。通过考古材料发现，所谓横镞箭可能箭镞锋部扁平，刃部较宽，与甲类箭镞类似，亦有可能包括戍类箭镞。辽代军事上所用的箭镞为矛式镞、三翼镞、菱形镞、柳叶形镞[47]。射鬼箭仪式中，均以人为射杀对象。此种类型的箭可能箭镞锋部尖锐，接触点小，与乙类、丙类、丁类、己类箭镞类似。在上巳射兔仪中，所射的对象是“以木为兔”，可能与射鬼箭所用箭镞相同，利于集中力量射击目标。

　　勘箭仪中，东上阁门使执雄箭，勘箭官执雌箭，所执的雌雄箭可能为木箭[48]。因史料记载有限，正旦惊鬼仪式中巫人所执弓箭亦可能为木箭。契丹民族用于狩猎的为宽刃箭镞[49]，即重九射虎仪中所用箭镞可能与甲类、戍类相似。再生仪中包含老者击箭袋说“生男孩儿了”这一活动。箭袋的形制可能为缝制的箭囊或用桦树皮制成的箭筒。

　　三、小结

　　辽代箭仪内容丰富，仪式庄重，是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辽代箭仪既有契丹本民族特色的瑟瑟仪、射鬼箭、勘箭仪、正旦惊鬼、再生仪，又有中原文化特点的上巳节、重九节。《新唐书》记载：“天子适射兔苑中，跨鞍若飞，敢异议者斩。”[50]唐代射兔也是一种射箭活动，人们用木头雕刻成兔子，然后骑马比赛，看谁先射中兔子即为获胜，输的一方要下马跪着向获胜的一方敬酒。九月九日重九日，中原汉族历来有赏菊、饮酒、登高、插茱萸等习俗。契丹族的上巳节、重九节很可能来自中原汉族地区，同时也反映出契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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