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发展报告

　　【内容摘要】2020年，传记研究与新时代紧密相连，从现象到热点，传记研究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以自身实践显示了其在新时代的不可或缺性，这再一次表明传记研究一直是及时而富有深度地参与并试图解决时代问题或人文社科领域悬而未决命题的急先锋‍‌‍‍‌‍‌‍‍‍‌‍‍‌‍‍‍‌‍‍‌‍‍‍‌‍‍‍‍‌‍‌‍‌‍‌‍‍‌‍‍‍‍‍‍‍‍‍‌‍‍‌‍‍‌‍‌‍‌‍。 在传记基础理论、传记史、传记史料整理与研究方面，从“片传”与“回忆录契约”概念的提出，到年谱编纂理论与传记史料问题的科学阐释，从作家传记写作理论与方法的探析，到带有史论性质的传记史或思潮的研究，均在表明2020年度传记研究的学术含量甚为喜人‍‌‍‍‌‍‌‍‍‍‌‍‍‌‍‍‍‌‍‍‌‍‍‍‌‍‍‍‍‌‍‌‍‌‍‌‍‍‌‍‍‍‍‍‍‍‍‍‌‍‍‌‍‍‌‍‌‍‌‍。 同时，传记研究方法“中国化”转向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亦有新收获‍‌‍‍‌‍‌‍‍‍‌‍‍‌‍‍‍‌‍‍‌‍‍‍‌‍‍‍‍‌‍‌‍‌‍‌‍‍‌‍‍‍‍‍‍‍‍‍‌‍‍‌‍‍‌‍‌‍‌‍。 然而，在当前包括传记批评在内的文艺批评被委以重任、寄以希望的新时代，2020年度传记批评以凋零或近于失语的境况收场，亦让我们从“收获之年”中生成一种内在隐忧。 如何推进新时代传记批评，显然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

　　【关键词】传记文学研究; 文体; 年谱; 版本; 科学家传记; 传记批评; 《史记》

　　前言

　　2020年度传记文学研究除传记批评外，包括传记基础理论、传记史、中国现当代传记、中国古代传记、外国传记、传记电影、传记史料在内的各分支领域研究均取得重要收获。 不仅如此，传记研究还密切与新时代关联，在脱贫攻坚、抗击新冠疫情方面也贡献了智慧与力量。 从数量上来看[1]，2020年国内中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75篇，中文报纸发表评论文章26篇，以传记为研究对象并通过答辩的研究生论文139篇。 [2]全年出版传记研究著作至少23部。 [3]虽然论文数量低于2019年，但整体学术质量远超去年。

　　作者：斯 日 张元珂

　　这主要表现在，不仅发表在《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现代传记研究》《南方文坛》《鲁迅研究月刊》《中国史研究》《历史档案》《史学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等国内众多核心期刊上的高水平论文篇幅多，而且还出现若干部填补传记研究空白或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著作。

　　在这些成果中，出现频率高而且能展现本年度传记研究热点或新方向的“关键词”主要有：文体、作家传记、自传、《史记》、真实与虚构、马克思传记、回忆录、生命传记/心理传记、传记学科、传记批评、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史料问题、年谱、传记出版、医学叙事、科学家传记、传记体戏剧、传记小说、接受史。 本报告以这些关键词为“抓手”，以二百多篇优秀论文和23部学术专著为依据，对2020年度传记研究动态、成就和不足作系统梳理、研析。

　　年度现象与热点

　　北京地区两家传记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活动引发各大媒体关注。 第一，2020年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本年度共举办四次学术论坛[4]：10月15日， “理论与方法：科学家传记创作现状及其得失”; 11月17日，“谁才是鲁迅? ——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记创作”; 12月1日，“要问东与西：关于中西方传记创作异与同”; 12月15日，“述往事，思来者：《史记》传记方法的当代意义及考古新解”。 该系列论坛主题围绕当下传记写作现象、传记思潮以及传记史梳理、传记传统的继承与当下的弘扬、作为文化现象中外传记写作和研究的异与同等重要议题，既有传记研究史方面的梳理和总结、理论与方法上的探讨和研析，更是把研究的重点放置于传记文体与时代、当下社会以及人文精神的关联与得失等方面，提出诸多具有引领性、前瞻性、实践性的观点和思路，反映了该传记研究中心以及相关学者有意识地与时代相呼应的敏感性与责任心。 该中心年度系列论坛以其时代意识、问题意识及专业性、连续性特点获得学界广泛关注。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化报》等主流媒体给予连续、深度的报道。 作为国内三大传记研究中心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及其“传记文学论坛”为业界所熟知，在学界的声誉已初步奠定。 第二，12月26日，由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等多家学术机构联合举办的第27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在京举行。 该年会以“疫情文学与叙事医学：传记文学的新潮流”为主题，涉及疫情文学的传记性、叙事医学与生命文学、传记文学与中西医学、抗疫医务人员叙事研究、疫情日记个案研究、医生患者自传研究等众多子命题。 因为与2020年的抗疫主题密切相关，该年会引发业界广泛关注。 学者们依托各学术机构探讨学术问题，致力于学科建设，并以学术研讨方式参与并回答时代问题，充分显示了传记研究与新时代相伴而行、互为支撑的共生关系。

　　学术界热议传记研究和学科建设情况。 目前，依托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荆楚理工学院等高校及科研院所，中国传记研究、教学、人才培养已初显中国特色。 本年度，《传记文学》杂志第9期特设“封面专题”——“传记文学课：在历史与文学之间”，邀请韩兆琦、陈兰村、杨正润、赵白生、斯日五位传记研究和学科建设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传记研究和学科建设问题展开多角度、多层面深入探讨[5];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举办的系列论坛上，杨正润、俞樟华、全展、张新科、刘佳林、王成军、梁庆标等传记研究与教育界的学者就此话题展开热议。 通过这两次活动，大家一致认为，传记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与教学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目前存在教材建设迟滞，人才断档，学科体制与机制不配套等严重问题。 [6]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无论是上海交通大学杨正润教授主编《现代传记研究》，兰州大学魏宏远教授为研究生开办“传记学读书班”，中国艺术研究院斯日在研究生院中文系开设“传记文学研究与写作”课程; 还是荆楚理工学院全展教授以“学徒方式”培养年轻传记研究者，叶立文和王崯对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的传记写作传统与学科建制的研究[7]，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张立群教授致力于从宏观视野命名并论证作为一个地域的“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对作为一个学科专名的“中国现当代诗人自传”的本体内涵及发生学意义的考究，以及对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的辑录[8]，都具有非同寻常的学科建设意义。

　　文体研究成为一大热点。 无论在历史学科中李成晴的《中古时期文集“录一卷”文本体例的演变》、张杰的《清代北京地区满汉合璧传记类碑文体例》、陈新元的《〈元史〉列传史源新探》、李艳峰和王文光的《“前四史”的民族传记与秦汉时期的民族史研究》[9]; 还是中国文学学科中李德辉的《宋人行记的六大流别》、孙文起的《“援儒入释”：论北宋“僧传”的文体自新》和《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文体因革》、阳清的《晋唐佛教行记文体解析与文学生成》、张元珂的《论鲁迅传写作中的文体问题》、张丹丹的《论冯梦龙〈靖乱录〉的文体特征》、信明华的《“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李小龙的《中国古代小说传、记二体的源流与叙事意义》、陈芳的《历史传记向古典小说的迁移趋向——以〈西京杂记〉文体归属演变为中心》、郑慧和蒋欲晓的《浅析梁启超传记文的文体特征》、李致和宋宇的《新世纪剧坛的“跨界写作”》[10]; 亦或是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中(如2020年，兰州大学魏宏远教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人传记文体关系研究”成功立项)，都对诸如“文体体例”“文体生成”“文体意义”“文体自新”“文体特征”“文体源流”“列传史源”等传记文体属性或本体表现出了极大的研析热情。 与往年相比，这些论文都具有针对性，旨在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而非务虚式空谈。

　　科学家传记创作成为业界热研专题。 2020年在全球疫情肆虐背景下，“科学家”、“钟南山”两大关键词高频率进入公众视野，先是以叶依的《钟南山传》和熊育群的《钟南山：苍生在上》为阐释对象，继而引发学界对中国科学家传记创作现状及其得失的全面梳理和经验总结。 代表作有斯日的《论叶依〈钟南山传〉的多元叙事策略》、全展的《科学家传20年：历史走向与艺术空间》、李朝全的《科学家传记创作浅议》、史晓雷的《科学家传记绘本创作原则与手法探析》、王颖的《科学家形象在好莱坞电影中的建构与变迁》、张婉和徐素田的《中国古代科学家群体科学形象建构》。 [11]相较于往年，今年从对新作品的及时阐释、对科学家传记创作经验和创作史的梳理和总结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展。

　　中国现当代作家传记研究硕果累累。 郭沫若、鲁迅、张恨水、萧红、老舍、丁玲、残雪、王小波等众多现当代作家传记研究取得突出成绩。 代表作有张立群的《“郭沫若传”的现状考察——兼谈多身份传主传记书写的进路》、钱果长的《呼唤新的“张恨水传”——“张恨水传”写作历史的检视及反思》、李琪婷的《“虚构的真实”与传主精神形象建构——李长之人物传记研究》、姚丹的《“光荣而独立的人”如何可能——从萧红传记看不做“归家娜拉”的知识女性之命运》、谢伟娜的《丁玲传记研究》、崔思晨的《萧红传记写作类型研究》、段煜的《老舍传记写作的回顾与思考》、江涛的《作为研究方法的“残雪传记”—— 一种破译“残雪之谜”的新路径》。 [12]这8篇论文依凭第一手资料，以其新颖视角和观点而成为中国现代传记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其中，张立群和钱果长梳理并总结了某一作家传记写作现状，江涛试图尝试以传记研究破译“残雪之谜”，姚丹从萧红传记中考察知识女性命运，李琪婷对李长之人物传记作系统研究，等等，这些都对推进中国现代传记研究，更新现代文学研究视角和方法以莫大的启迪。

　　传记出版现象分析成为传记研究中重要论题。 代表作有斯日的《简析近年来传记图书热销现象及其原因》《传统人物期刊如何打造核心竞争力——以〈传记文学〉杂志“封面人物”选题策划为例》，张锦俊的《人民出版社传记类图书出版现状与发展策略探析》、许陈颖的《消费文化下的“林徽因热”解读》等。 [13]此外，张立群从对从事“诗人传记”版本辑录和研究中学术心得的阐述做起，详细谈了传记出版现象中存在的问题，如消费型传记写作的弊端、传记队伍中的“职业写手”、“伪造现象”、出版乱象，等等，以及由此对传记阅读、传播与研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14]

　　传记纪录片D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引发中国大陆学者、观众热议。 这部由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的单集58分钟的纪录片于2020年全球疫情肆虐期间一经播出，便在国内引发观看和阐释热潮，不仅在微信、豆瓣、知乎等网络空间中有大量的评论文章，而且在《中国电视》《传记文学》《对外传播》等纸媒也发表近10篇学术论文。 黄皓明、刘晓、王紫依、赵文博、李开宇、黄钰雯、张梅等分别撰文予以阐释。 其中，黄皓明通过对《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进行分析，不仅探讨传记作品的真实性与虚构性、传记电影的表现手法、传记作品改编为传记电影的可行性等艺术命题，还涉及如何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主题，认为“民族、国家、种族的争端愈演愈烈，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仍可通过文学来沟通，这才是这部纪录片影响广泛的原因”[15]。 刘晓从制作理念、讲述方式、讲述视角、呈现效果等方面对该片予以分析：“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立足于‘在历史中解读中国’的制作理念,旨在通过讲述中国文化人物的故事,呈现其背后凝缩的儒家精神和道德传统,解释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形成。 借助故事化的讲述方式、‘口述史’声像营造和诗书舞多种艺术形式的结合,兼顾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审美和接受习惯,讲述了西方人眼中的杜甫,也探索了以‘他者’视角讲述中国诗人故事的新范式‍‌‍‍‌‍‌‍‍‍‌‍‍‌‍‍‍‌‍‍‌‍‍‍‌‍‍‍‍‌‍‌‍‌‍‌‍‍‌‍‍‍‍‍‍‍‍‍‌‍‍‌‍‍‌‍‌‍‌‍。 ”[16]

　　年度新气象：传记理论

　　相比以往，2020年在传记理论研究方面有了新的收获，甚至出现新的理论概念，可谓2020年是“传记研究理论年”。 夏威夷大学传记研究中心主任、《传记：跨学科季刊》主编克雷格·豪斯提出“片传”概念。 [17]“片传”(Biobits)概念的提出和初步阐释，不仅对我们认识“传记”属性和样态提供了全新视角，也对推动短篇传记研究、理解传记与信息时代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 依据“片传”这一概念及其理论基点，我们可对中国自古以来的超短篇传记，特别是那些在文体上难以界定的“准传记”，以及在当前信息时代产生的碎片化传记文，重新予以认定和有效阐释。 在年末举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系列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杨正润教授和刘佳林教授高度肯定了豪斯的理论贡献，并结合各自对信息时代的传记写作特点、中国古代短篇传记特征，详细谈了“片传”的形态特征及其用于研究实践的可能性。

　　乐山师范学院廖久明教授提出“回忆录契约”概念。 他受法国自传理论家菲力浦·勒热纳“自传契约”的启发，在分析鲁迅《藤野先生》的文体属性时，提出“回忆录契约”[18]。 他认为，“自传是一种特殊的回忆录，旨在通过作者亲历、亲见、亲闻、亲感的内容，反映作者‘个人生活，人格的历史’”。 因此，“自传契约”及形式可以直接使用于“回忆录契约”。 “回忆录契约”概念的提出及理论阐释，为一直以来困扰学界的若干问题——记忆是否真实，有无虚构，如何区分虚构与真实，学术研究活动中如何使用虚构与真实，等等——也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撑。 另外，信阳师范学院徐洪军副教授的《回忆录的概念及其范畴》[19]则对“回忆录”这种文类的本体内涵和形式特征作理论界定、阐释。

　　传记史料理论研究取得突破。 张立群的《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主体部分探讨史料价值构成、史料层位划分、史料生成与实现、传记家的素养与传记史料的关系、传记史料价值的影响因素，从而完成了对于“现当代诗人传记”写作中相关学术概念与史料问题的界定、学理论析。 同时在各章节论析中不断提出诸如“新善本”认定、“跨版本”互证、“感悟传主”、“结合传记创作实际理解传记的本质”等具体实践层面上的建设性观点。 在此，无论贯穿于主体部分的核心命题，还是穿插于其中的零散论点，都具有实操性，均是基于丰富现实和具体文本的分析而提出的带有一定原创性的理论话题。 在方法上，理论运用和问题阐释须臾不离对具体文本的考察与阐释，从而有效建构了以文本为中心的对话体系，这在论析向度和方法上更合乎中国人的认知逻辑和接受规律。

　　对作者、传主、世界、作品“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也有不小斩获。 马洛丹聚焦作者与传主的生命互动关系，提出“三种基本呈现模式说”[20]; 鲍磊以布迪厄提出的“传记幻觉”为研究对象，探讨以传记方式重组记忆，建构真实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21]; 刘佳林教授认为作家传记与其他类型传记相比，它内含一个双重叙述层面，即当作家的语言文本更多被纳入进传记中时，如何整合与重述这些文本显然要比其他类传记复杂得多[22]; 樊露露对中国传记电影作系统研究，继而作了如下理论阐发：中国传记电影普遍具有叙述者讲述机制，叙述者多采用追忆式的回溯视角，使叙述声音带有情感色彩和叙事张力; 传记电影对叙述者的凸显与文学叙事接近,具有元叙事特征; 大影像师通过第三人称叙述者或第一人称叙述者之口发声，用腹语术传递叙事价值，对于建构传主身份起到了重要作用。 [23]

　　方法论或具体研究方法探讨亦有收获。 本年度，在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研究领域，有几位学者针对“现代传记”本质属性和研究方法的探讨带有一定的启发性。 张立群认为，作为“传记文学”基本属性的“传记”与“文学”在本质上是一个实践问题，所以对“传记”这种文类的理解或具体文本的认定需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 这对理解“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提供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视角。 [24]张元珂在研究鲁迅传记版本和文体时认为，在有关何谓“文学”的界定尚且需要以广义、狭义、折中义予以理解的背景下，特别是考虑到其跨多学科性，所以，对“传记文学”本质属性的理解更不可能求取一劳永逸的界定。 同时，对于研究者来说，无论对“传记文学”本质的理解，还是对具体文本的认定，最终都需要到创作实践中或对某一文本的细致解读中寻求答案[25]; 江涛把“传记”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比如，他把“残雪传记”作为破译“残雪之谜”的工具、路径[26] ——并以此来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文学现象或文学史问题的做法，具有切实的推广性。

　　年度关键词：年谱、版本

　　年谱理论、编纂方法或发展史的梳理与探讨在这一年中有了实质性突破。 史光辉与张菁洲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年谱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27]; 武新军探讨年谱编撰的原则与方法，对包括年谱的性质与功能，年谱与传记、评传的区别，年谱的详略、条目和语言，年谱材料的选择与考辨，时事、谱主行实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地理空间与年谱写作的关系等问题予以讨论。 在作者看来，若把中国古代、现代作家年谱的编撰经验，把传统目录学、方志学、校勘学以及版本学等治学方法引入当代作家年谱的编撰实践，将有助于提升当代作家年谱的整体水平，使年谱写作成为推动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重要力量。 [28]另外，张东旭、王杰[29]就当代作家年谱编纂中的资料取舍、编纂规范等问题予以学理探讨，何素雯、闵定庆[30]以曾巩年谱撰作过程为考察对象，探讨其学术价值，也都可圈可点。

　　今年，年谱编纂出版和发表取得重要收获。 其一，全年至少有20部年谱著作出版。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年谱中，既有已逝作家的年谱(如王炳根的《冰心年谱长编》、王刚的《我渴望投入沉重：路遥年谱》、曹革成的《端木蕻良年谱》、邹理的《周立波年谱》)，亦有在世作家的年谱(如亓凤珍、张期鹏的《赵德发文学年谱初编(1955—2019)》)。 在中国古代人物年谱中，涉及画家、词人、政治人物等各类角色，至少有10部以上年谱出版。 在政治家年谱中，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尤其备受瞩目。 其二，作家文学年谱在各大期刊陆续发表。 如姜红伟的《张洁文学年谱(1978—2020)》、廖述务和杨宁的《王跃文文学年谱(1962—2020)》、刘佳惠的《肖亦农文学年谱》、马绍玺和高倩的《陆晶清文学年谱简编》、王金胜的《陈忠实文学年谱(1986—2016)》、陶可欣的《林斤澜文学年谱》、姜淼的《黄蓓佳文学年谱》。 [31]年谱编纂是传记写作的基础工程，从现有态势可研判，在未来几年，这一“基础工程”将持续扩大。 [32]

　　在中国现当代传记史料整理与研究领域，出现了一部奠基性的大型工具书，张立群的《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 作为国内第一部以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为对象的资料汇编，在学科建设意义上对助力中国现当代传记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该专著由七部分组成：他传、自传、年谱、日记、游记和书信、部分研究资料、纪念文集，是继俞樟华等编撰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上、下)之后又一部着眼于学科基础建设和寻求传记研究“中国方法”而作出扎实成果的著作。 这种以“坐冷板凳”精神盘查学科“家底”的做法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最新成果，其价值与意义毋庸置疑。 [33]

　　除以上著作外，张剑和姚润泽的《〈社友〉人物传记资料选编》、祁志祥等人合编的《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管宏杰的《〈明实录〉载名臣传记考误》、唐胜琴的《当代文学的史料发掘与文学史建构——以房伟的〈王小波传〉书写实践为例》、艾翔的《传记、选集和研究的集成——读〈老舍自述(注疏本)〉》[34]等著作或论文从多方面展开对于“传记与史料”关系的论析，丰富了传记研究的文献资料。

　　年度趋向：总结、反思与建构

　　对任何一个学科或艺术门类而言，总结发展历程和学术成果，反思自身局限性，实乃常态，也是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本年度传记研究领域此类综论文章明显多于往年。

　　注重传记史或学科史的梳理与总结。 魏雪和全展系统考察了四十年来自传、回忆录、评传的写作史及其取得的成绩，细致考察了港台地区及海外作家、横跨现当代文学的老作家的传记创作情况，并对当代传记作家队伍结构、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热动因作了学理探析，同时对其所展现出的精神性的缺失、为传主讳而对于事实和历史的回避与掩盖、评价过高失实等弊端予以指陈。 [35]储双月[36]综论中国传记电影的“三次风潮”，追踪、分析21世纪20年来中国传记电影的创作现状，最后在“问题与对策”一节中为中国传记电影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 李朝全在一篇史论文章[37]中单列一节对20年来传记创作成绩及局限予以整体论析。 藏族学者增宝当周[38]对藏族传记文学研究史进行梳理和评析，其开创意义自不待言。

　　针对2019年度传记研究情况的综论。 全展的《2019年传记文学研究著作盘点》[39]，对2019年出版的传记研究学术著作予以点评‍‌‍‍‌‍‌‍‍‍‌‍‍‌‍‍‍‌‍‍‌‍‍‍‌‍‍‍‍‌‍‌‍‌‍‌‍‍‌‍‍‍‍‍‍‍‍‍‌‍‍‌‍‍‌‍‌‍‌‍。 斯日和张元珂的《2019年度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发展报告》[40]对2019年中国传记研究状况予以全面总结和评析。 这种对年度学术现象、热点、成绩、局限的及时梳理与总结，对传记创作、研究与学科建设大有裨益。

　　针对中外传记专题所作的研究。 贾彦艳和陈后亮的《英国传统罪犯传记小说研究》(专著)专研18世纪英国“罪犯传记小说”[41]; 郝蕊的《20世纪50年代历史人物传记电影的书写逻辑》研究20世纪50年代历史人物传记电影的书写逻辑，从历史人物传记电影的真实性和倾向性、传主的询唤意义、伦理和美学传统显隐,探讨其影像背后的演进逻辑[42]; 吴航的《论宋明以来集录碑传的史学传统》梳理宋明以来集录碑传的演变历程，阐述其史学渊源、价值和意义。 [43]

　　除上述成果外，本年度对经典传记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成就斐然。 代表作有刘跃进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及其〈史记〉综论》、张静的《基于同情的浪漫认同——论雪莱传记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接受》、赵珺宇的《何谓“好的”马克思传记——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传记写作个案考察》、杜媛媛的《梅林〈马克思传〉的法国之旅及其思想史效应》、王庆华的《论现当代学者对唐人传奇作品范围界定之困惑》、徐刚和胡铁生的《自传文学的真实性与美学价值——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里戈韦塔·门楚的自传为例》、王成军的《论保罗·德曼“解构”自传话语模式的诗学价值及其伦理缺失》、张新璐的《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的传记策略与女性设计》、吴健玮和赖诚斌的《词帝之“冤”:李煜心理传记研究》、刘畅的《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 [44]这些论文涉及经典解读、传记史考证、接受史考察、文本理论等众多研究领域，说明学者们对传记学科的认识与把握已越来越科学、系统、全面，充分展现出持续的知识生产和学术自新能力。 而《史记》、马克思传记、心理传记、接受史、话语模式、生命传记、心灵自传、民族传记、自传文学等关键词高频率出现于学者论文中，也一再表明，发生于传记领域内的学术研究话题已跃居当代学术最前沿，从而为文学、史学或其他相近学科提供学术支撑。

　　年度之殇：凋零的传记批评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 ”作为文艺批评重要门类之一的传记批评更是如此，责任重大。 但是，受传记学科定位不清、人才队伍建设迟滞、文章发表平台少、传记批评家专业背景殊异等诸多因素限制，传记批评一直以来未曾进驻当代中国文学现场的中心地带并有效、有力发挥其阐释与引导功能。 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且需要面对的现实。 如今，面对年均6000部以上长篇传记出版量，以及不计其数的中短篇传记，作为及时跟踪、阐释与绍介传记创作状况的传记批评呈现几近失位、失语状态。 这在2020年尤甚。 在四百多篇文章中，跟踪并评介近期作家、作品或现象的评论文章区区二十多篇。

　　2020年的传记批评尚有以下三个“小亮点”：

　　钟南山传成为关注焦点。 围绕熊育群的《钟南山：苍生在上》、叶依的《钟南山传》，全展、斯日、袁恒雷分别撰文予以推介。 其中，袁恒雷的《钟南山：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读熊育群〈钟南山：苍生在上〉》、斯日的《论叶依〈钟南山传〉的多元叙事策略》[45]分别从人物塑造和叙事策略方面谈了这两部传记的特色。 叶著在今年的爆红，其主因在题材和时代聚合效应，即借助“钟南山”万众瞩目的抗疫英雄形象而瞬间形成热点效果。 然而，一部传记最终能否流传于世，则不仅在于传主本身的“含金量”大小，更在于文本品质如何。 两部传记，两位作者，在同一年度同时进入评论家阐释视野，并形成年度传记批评的“热点”，的确是近年来在传记批评界发生的一个极为稀见的现象。

　　传记新写法受到关注。 2020年约有十余部新近出版的长篇传记进入评论家视野。 较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有：《传奇人生的传奇书写——读度阴山〈知行合一王阳明〉》(林成龙)、《一部填补传记文学空白之作——评陈威〈班婕妤传〉》(杨占平)、《施建伟〈林语堂传〉的童年叙事与林语堂的文学选择》(赵焕亭)、《后现代的城市别传与“胡氏法门”——评胡野秋的〈深圳传〉》(袁园)、《传记文学的新写法——读〈大唐布衣郇谟传〉》(杜学文)、《秉承〈诗经〉精神的草木传记》(安守军)。 [46]其中，作为一种新传记样态的城市传记、专题史传记、草木传记被予以撰文评介，也是2020年传记批评中一个新动向。

　　脱贫攻坚和全民抗疫题材的传记文学创作受到关注。 作为时代轻骑兵的报告文学及时而全面地展开对这两大题材的书写，与之同步，评论界也及时跟进、阐释。 但其中有些本属于传记类的作品也被归入到报告文学范畴予以评介，比如，桫椤、李炳银、李一鸣、王春林分别撰写《理想和信仰统摄现实——读〈张富清传〉》《〈张富清传〉:为英雄立传》《平视视角下的英雄人物》《非虚构的“张富清”》，对钟法权的《张富清传》展开评论。 [47]另外，在一些综合性评论文章中——比如，张留勋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非虚构”写作的探索与突破》、郑梦琛的《非虚构写作平台内容生产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考察》、范玉刚的《高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现代文明理念——抗疫文艺的家国叙事与大国担当》[48] ——也有不少抗击疫情题材传记作品被纳入进“非虚构”范畴予以论析。 [49]

　　传记批评是传记各分支中最薄弱的领域。 用失语、凋零来形容2020年传记批评现状，并非言过其实。 缺乏专业组织和系统建设，致力于传记批评的人员寥若晨星。 包括今年在内，传记批评几近缺席，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 没有传记批评，何来传记作品历史化、经典化? 这种尴尬局面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未来的时间，传记批评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境况。 鉴于此，我们觉得，目前亟待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积极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传记文学评论工作，首先需要人才队伍，这是常识。 其实，当代中国传记研究界并不乏大学者和断断续续进入该领域的青年才俊，但会做学问者并不一定适合从事传记批评，后者更需要情怀、学养、眼光、悟性和勤奋。 这和从事小说、诗歌、散文等评论工作的批评家并无差异。 如何培养人才? 学徒制、研究生培养均是有效途径。 从事传记写作和研究者都有师门传统。 因此，依托现有各研究中心、院所硕士和博士点，加大、加快传记批评人才培养，是切实可行之路。

　　第二，加大学术交流平台建设。 识别、阐释并向读者推介精品力作，发现、培植、推进作品经典化进程，本是传记批评职责所在，但这一切都依赖于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平台建设。 目前提供给传记批评家发表和交流的平台非常有限。 因此，期刊发表平台的建设、学术中心的建设即变得极其重要。 [50]

　　第三，构建新时代传记批评模式。 为推动当代传记创作，为全面、深入探讨传记批评问题，围绕如何构建新时代传记批评模式这个主题，有些事关“传记批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实践方法必须予以重视和解决。 无论针对中国传记批评史、传记批评理论、传记批评方法的研究，还是针对当前优秀传记作家作品，创作现状、动态、思潮所作的研究，都应当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批评模式。 目前最为紧迫的是，相关建设首先要切切实实地去推动。 作为新成立的专业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已在有效推进传记批评工作方面做出开创性的举措，如2020年12月23日，该中心面向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发出《如何构建新时代传记批评模式》征稿启事，已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

　　结语

　　2020年是传记研究的收获之年。 一个显而易见的明证是，高水平论文和专著数量远多于往年。 有三个表现突出的方面：一、从现象到热点，传记研究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并以其自身实践显示了在新时代的不可或缺性。 对传记学科、中西传记创作异同和科学家传记创作史的梳理与综论、对鲁迅传创作与传记中医学叙事的关切与讨论、对马克思传和雪莱传接受史的学术考察以及对“残雪之谜”的探析，均可说明传记研究一直就是及时而富有深度地参与并试图解决时代问题或人文社科领域内悬而未决命题的急先锋。 二、从基础理论、传记史到传记史料整理，传记研究均取得不俗成就。 从“片传”与“回忆录契约”概念的提出，到年谱编纂理论与传记史料问题的科学阐释; 从作家传记写作理论与方法的探析，到带有史论性质的传记史或思潮的研究，均可表明，2020年度传记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为近些年来所少见。 三、传记研究方法“中国化”得到普遍认同。 探索和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亦有新收获。 [51] 2020年为什么会成为传记研究收获之年? 原因似也不难理解：疫情肆虐，蔓延全国，学者们不得不自我封闭，这也给予他们以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传记研究。 大家安心做学问，回报就成为必然。 然而，当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各自“躲进小楼成一统”，特别是当传记研究变为学者个人爱好的呈现，缺乏对社会与当下的关注时，传记批评自然迎来其冰点。 在当前包括传记批评在内的文学批评被委以重任、寄以希望的大背景下，2020年度传记批评以凋零或近于缺席的境况收场，亦让我们从“收获之年”中生成一种内在隐忧。 如何推进新时代传记批评，显然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 重提这个话题，不只是一种带有情怀与担当使命的说辞，而首先是一种切切实实的现实需要——它事关创作进退，也关涉学术兴衰。

　　注释：

　　[1]统计截至2021年1月23日，时间后延，相关数据也将有变。 在中国知网上以“传记”为主题词检索，显示总发文量为744篇。 (注：这个数据包括期刊、报纸、会议、年鉴、书籍及其他未在纸媒发表论文数的总和)与2019年的945篇相比，2020年总发文量少了二百多篇。 其中，学术期刊论文由去年的321篇降为今年的275篇，报纸上的评论文章由去年的36篇降为今年的26篇，研究生论文由去年的231篇降为139篇。 (注：这个数据会随着各高校陆续上传至中国知网而不断攀升)

　　[2]山东大学刘畅的《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是2020年国内唯一一篇以传记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 “桐城三祖”指方苞、刘大櫆、姚鼐的合称。 按照刘畅统计数据，三位传主传记文分别有218篇、93篇、169篇，共计480篇，涉及墓志、碑、传、行状、逸事等多个文体。 在谈及传记文价值时，他认为，“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还有思想内涵和文学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同时,在对“桐城三祖”传记文的研究中也可以总结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写作的经验以及传记文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的情况。

　　[3]分别是张立群的《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版)和《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版)、张剑和姚润泽的《〈社友〉人物传记资料选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2月版)、贾彦艳和陈后亮的《英国传统罪犯传记小说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孟国栋的《石上人生：传记文学视域下的唐代墓志铭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版)、马强的《出土唐人墓志历史地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祁志祥等人的《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版)、王炳根的《冰心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版)、曹革成的《端木蕻良年谱》(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3月版)、邹理的《周立波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版)、亓凤珍和张期鹏的《赵德发文学年谱初编(1955—2019)》(山东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王刚的《我渴望投入沉重：路遥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版)、薛龙春的《王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20年10月版)、李经国的《钱大昕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版)、刘丹和邹建锋的《明代心学先驱吴康斋先生年谱》(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2月版)、魏武和姚沐的《王个簃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12月版)、周道振和张月尊的《文徵明年谱》(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版)、李剑亮的《吴熊和学术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卫洪平的《张瑞玑先生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版)、张斯琦的《余叔岩年谱》(中华书局2020年2月版)、肖志兵和孙芳的《沈葆桢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版)、崔铭的《张耒年谱及作品编年》(同济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2月版)。

　　[4]四期学术论坛举办情况简介如下：第一期论坛为“理论与方法：科学家传记创作及其得失”。 在论坛上，全展、李朝全、斯日、胡喜云、刘春荣、张元珂、陈文璟等来自学术界、传记作家与出版界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就这一话题展开全面、深入研讨。 大家一致认为，一方面，中国当代科学家传记创作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作为传记文学一个分支门类的“科学家传记”，其从“写什么”到“怎么写”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另一方面，当前此类写作也存在一些问题，遭遇一些困境。 因此，如何认知和破解这些问题或困境，也就显得相当紧迫而重要。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第二期论坛为“谁才是鲁迅? ——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记创作”，王锡荣、廖久明、刘永春、朱旭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参会，大家一致认为，鲁迅传一直是国内传记领域最炙手可热的品种之一。 这个热度，从鲁迅还在世时开始，至今未曾减弱。 传达时代精神一向是传记文体素有功能，不同时期鲁迅传也呈现出所处时代的鲜明印迹; 诸多版本鲁迅传代表了目前国内传记写作水平，因此其中所折射的问题也较有代表性。 第三期论坛为“要问东与西：关于中西方传记创作异与同”，赵白生、刘佳林、张立群、梁庆标、张元珂、帅雯霖等来自全国高校研究机构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就此话题展开深入探讨、交流。 大家认为，中国是传记古国，也是传记大国，传记在中国古代形成了自身完整的历史。 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则是在借鉴西方传记传统基础上，经由梁启超、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学者的倡导和实践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体。 它与西方传记传统关联甚深，但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在理论与方法上也并非完全“西方化”。 然而，由于中西方传记在历史渊源、文化观念、具体实践上都存在重大差异，从而生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传记景观。 第四期论坛为“述往事，思来者：《史记》传记方法的当代意义及考古新解”，为纪念司马迁诞辰2165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而举办。 论坛上，杨正润、俞樟华、张新科、陈曦、王成军、孙闻博、孙文起等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深度研讨。

　　[5]本专题共发表五篇文章：《传记文学课：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斯日)、《在历史与文学之间——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韩兆琦先生访谈录》(韩兆琦、斯日)、《我与传记文学有缘》(陈兰村)、《我与“生命写作”》(杨正润)、《国际传会：传学家的摇篮——〈白生自白〉》(赵白生)。

　　[6]浙江师范大学俞樟华教授以申报和主持 “传记学科硕士点”为例，详细分析了这一学科目前发展状况，指出学科发展遭遇人才困乏，留不住人，学科被边缘化，财力、物力支撑严重匮乏等困境。 荆楚理工学院全展教授以自己主持《荆楚理工学院学报》“传记研究”专栏和从事传记研究与教学的切身经历为例，认为当前从事传记批评的学者少，这与学科不受重视有关，人才培养跟不上。

　　[7]叶立文、王崯：《知人论世、以人代史与心史建构——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的传记写作传统与学科建制》，《长江学术》2020年第3期。

　　[8]张立群：《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的现状与问题——兼及一种研究的新角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和《中国现当代诗人自传论析——从历史到文本实践》(《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9]分别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历史档案》2020年第4期、《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3期、《学术探索》2020年第10期。

　　[10]分别发表于《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6期、《宗教学研究》2020年第3期、《现代传记研究》2020年第1辑、《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0期、《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0年第2期、《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现代传记研究》2020年第1辑、《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0年第4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9期。

　　[11]分别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4期、《传记文学》2020年第11期、《传记文学》2020年第11期、《科普创作》2020年第3期、《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11期、《华夏文化》2020年第2期。

　　[12]分别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池州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现代传记研究》2020年第1辑、《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3期、天津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5期、《现代传记研究》2020年第1辑。

　　[13]分别发表于《中国新闻广播电视报》2020年6月30日、《传媒论坛》2020年第3期、青岛科技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9期‍‌‍‍‌‍‌‍‍‍‌‍‍‌‍‍‍‌‍‍‌‍‍‍‌‍‍‍‍‌‍‌‍‌‍‌‍‍‌‍‍‍‍‍‍‍‍‍‌‍‍‌‍‍‌‍‌‍‌‍。

　　[14]以上观点摘自张立群在2020年12月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第三次论坛“要问东与西：关于中西方传记创作异与同”上的发言。

　　[15]黄皓明：《中西文化差异下的传记阐释——以BBC传记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为例》，《传记文学》2020年第11期。

　　[16]刘晓：《中国诗人故事的“他者”讲述——解读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国电视》2020年第10期。

　　[17][美]克雷格·豪斯：《片传与传记环境——见微知著》(英文)，《现代传记研究》2020年第1辑。

　　[18]廖久明：《一篇存在细节错误的回忆录——〈藤野先生〉论》，为其2020年11月17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二期传记文学论坛上的发言。

　　[19]徐洪军：《回忆录的概念及其范畴》，《东吴学术》2020年第1期。

　　[20]“第一,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传记作者和传主必然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 第二,传记叙述文体的特征使参与进文本的作者和表征为文本形象的传主之间可以是互为掌控关系,也可以是平等的对话关系; 第三,在传记这一完整的审美活动体系当中,传记作者与传主还存在价值‘亲缘’关系和价值‘分立’关系。 ”马洛丹：《生命与生命的双向互动——传记的作者与传主关系建构》，《现代传记研究》2020年第1辑。

　　[21]鲍磊：《布迪厄论 “传记幻觉”:意义及其限度》，《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22]本观点摘自刘佳林在2020年12月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举办第二期论坛“要问东与西：关于中西方传记创作异与同”上的发言。

　　[23]樊露露：《中国传记电影叙述者讲述机制与传主身份建构》，《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4]“‘传记’需要在不断历史化和以结合当前实际的方式确证自身，这种涉及传记所处时空状态和自身流动性的认知逻辑，不仅需要我们重视传记本身已形成的传统，而且需要运用发展的眼光，结合传记的创作实际理解传记的本质，从而分析问题。 ”张立群著：《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

　　[25]参见《论鲁迅传写作中的文体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0期)和《论张立群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传记史料辑录与研究——兼及理解“传记文学”属性的一种方法》(《艺术广角》2021年第1期)两篇文章。

　　[26]他那种“充分重视对残雪个人经历的梳理,并以此作为传记批评的材料，试图从中发现,影响残雪的创作风格与审美倾向的内驱力作用,丰富现有的残雪研究”的做法，不仅与中国古代“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方法有着一以贯之的承继关系，还对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的“传记批评”如何参与文学研究活动作了一次精彩示范。 江涛：《作为研究方法的“残雪传记”——一种破译“残雪之谜”的新路径》，《现代传记研究》2020年第1辑。

　　[27]史光辉、张菁洲：《中国古代年谱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5期。

　　[28]武新军：《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问题与对策》，《文艺研究》2020年第3期。

　　[29]张东旭：《主体性情·社会意识·文学史意义——论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编撰中资料取舍的若干问题》，《东吴学术》2020年第3期; 王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学术启示及编撰规范问题——基于当代作家年谱著作(二〇一六-二〇一八)的考察》，《东吴学术》2020年第3期

　　[30]何素雯、闵定庆：《试论历代曾巩年谱撰作的学术价值——兼及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年谱义例”》，《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31]分别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6期、《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内蒙古民族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2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1—3期、《东吴学术》2020年第3期、《东吴学术》2020年第1期。

　　[32]目前，《东吴学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等学术期刊均设有专栏，定期或不定期刊发年谱类文章; 各级社科基金项目也极大强化了年谱类著作的资助力度，所以，在未来几年，以文学年谱、作家年谱为代表的各类年谱将会呈现大幅增长态势。 这对人物传记创作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

　　[33]在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研究领域，张立群有关现代诗人传记、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研究，特别是有关传记版本辑录和史料问题的深研都硕果累累，引人瞩目。 他在这一领域内不断开疆拓土，截至2021年2月，其最终成果为三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 他的研究具有突出的理论意识，但思维与方法都是偏于“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实践; 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但对一系列“史料问题”的发现与提出无不来源于具体实践，即如作者所言：“从传记文学自身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 有发扬学科学术传统的自觉意识和行动，但更侧重继承后的理论创新，即着力探寻独具本土化特色和创新性的史料理论、方法。 相关论析详见张元珂《论张立群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传记史料辑录与研究——兼及理解“传记文学”属性的一种方法》，《艺术广角》2021年第1期。

　　[34]分别发表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1月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版、《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传记文学》2020年第1期、《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35]魏雪、全展：《改革开放40年“当代作家”传记综论》，《现代传记研究》2019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