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使命、文化想象与主体经验以李云德《沸腾的群山》讨论为中心

　　提到李云徳和工人写作，年轻读者可能会产生强烈的陌生感，而经历过六七十年代历史洗礼的中国读者却会备感亲切‍‌‍‍‌‍‌‍‍‍‌‍‍‌‍‍‍‌‍‍‌‍‍‍‌‍‍‍‍‌‍‌‍‌‍‌‍‍‌‍‍‍‍‍‍‍‍‍‌‍‍‌‍‍‌‍‌‍‌‍。 巴金曾在致王仰晨的信中特托其代购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信中提及的这部作品是辽宁工人作家李云徳的成名作，亦是中国第一部反映矿山题材的巨著‍‌‍‍‌‍‌‍‍‍‌‍‍‌‍‍‍‌‍‍‌‍‍‍‌‍‍‍‍‌‍‌‍‌‍‌‍‍‌‍‍‍‍‍‍‍‍‍‌‍‍‌‍‍‌‍‌‍‌‍。 《沸腾的群山》共三部，从1965年第一部出版(发行二十余万册)，到被翻译为日文、朝鲜文，改编成连环画、话剧、电影等，热度始终不减‍‌‍‍‌‍‌‍‍‍‌‍‍‌‍‍‍‌‍‍‌‍‍‍‌‍‍‍‍‌‍‌‍‌‍‌‍‍‌‍‍‍‍‍‍‍‍‍‌‍‍‌‍‍‌‍‌‍‌‍。

　　这样一部出自工人之手的小说，何以呈现如此的热度? 它是如何被创作生产的? 存在怎样的张力与限度? 廓清上述问题，意味着不仅要回到生产文字的历史现场与时代氛围之中，探究其历史生成，还要体察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思想情感，以及社会主义理想如何融入那一代人的精神深处。 一方面，文学与政治、现实无法剥离，这是历史必然; 另一方面，那种“强烈的、个人的思想应该在俗套结构的缝隙之中被解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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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雁冰在《论无产阶级艺术》中提出无产阶级艺术产生之条件：新而活的意象+自己批评+社会的选择=艺术。 其中，“社会的选择”是该社会的治者阶级认为的稳健或合理思想之集体，个人的批评论不过是在这一阶级立点上为其利益立论。 显然，“社会的鼓励或抵拒”对一部文艺作品有重要的建构力量。

　　1942年10月，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不到五个月，康生提出“应积极组织工农分子写文章”的号召，欲将《讲话》中的文艺理论付诸实践。 ②1943年12月，一篇题为《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的文章在《解放日报》刊出，可视为“工农兵文艺创作”诞生的宣言。 文章中，周扬以历史在场者和“智识者”的身份给予了不识字的劳动诗人极高的赞扬，叙述者的身份和批评对象的身份具有鲜明的所指，群众质朴的创作不仅被主流所认同和重视，而且还作为创作主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 以此为发端，《讲话》所提出的“工农兵方向”的文艺理论开始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实践，“工农兵作者”开始带有主体意识和尊严意识大量涌进我们的视野，这场文艺实践已经超越了当时的文艺理论自身狭义的能指。

　　“文学观念的变革首先来自社会观念变革的要求”③，工人写作正源于这样的“社会选择”而开始大规模实践。 1948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进城”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同年7月，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正式提出了“工业题材”。 “进城”转向和“工业题材”的提出，体现了建国初期国家强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诉求与现代化建设愿望，表达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构想。 这种文化想象直接参与建构了《沸腾的群山》的生产。

　　《沸腾的群山》创作和叙事的背景——辽宁鞍钢，作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和“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被那个时代灌注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与文化想象。 大批知识分子作家走出象牙塔，一头扎进工人群众和冒着浓烟的工厂中间，草明便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1954年5月，草明来到鞍山，初到鞍钢的草明不无激动地说：

　　偌大的钢铁基地，文艺的力量太弱了。 我知道这种现象是由于旧社会剥夺了穷人上学的权利，工人文化偏低是事实。 然而他们生活底子这样雄厚，又有写之不尽的矿藏。 现在是新社会了，有可能提高他们的写作要诀。 只要他们写作要诀提高了，便能够发挥他们的写作潜力。 我何不除了上班与写作之外，还兼做这个启蒙的工作呢? 我深信将来出现的伟大作品中，必有工、农、兵自己写的巨著。 ④

　　这段话体现了大时代下革命知识分子“沸腾”的热情，语气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激赏、对社会主义文艺理想建设的信心与决心。 截至1964年10月，这场“启蒙工作”已在鞍钢持续了十年，草明先后培养了二百多名工人业余作家。 李云徳对当年参加创作学习班细枝末节的回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草明培养工人作家的方式：

　　草明辅导方法灵活，有时领我们阅读和讨论文章，有时介绍和讲解中外名篇，有时穿插讨论我们写的作品，有时领我们集思广益帮助学员修改作品……她出去开会回来向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常介绍文艺界的情况和动态……草明是位老党员，党的观念极强……学习班开班的头一课就领我们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讲话》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纲领性文件，是文学创作的指路明灯，要反复学习深入体领会，创作不能偏离《讲话》指引的方向。 ⑤

　　可见，草明对工人学员的培养不仅停留在文学层面，还在思想层面时刻“启蒙”他们。 以此方式，草明将原本处于政治之外的工人带进新的历史结构之中，激发了其主体意识与对意识形态的认同。 多年以后，李云徳对草明的“政治眼光”感到敬佩并深怀感激之情：

　　要批斗我前，有位军代表出差到北京，在王府井书店看到《沸腾的群山》没下架，得知是能够通天的造反派组织肯定的。 结果放了我一马。 那时我正提心吊胆怕我的作品上了被批判的书目，没成想那本书救了我。 多少次风浪我都平安无事，我感谢草明的教导。 ⑥

　　从上述诸多历史细节可看出，《沸腾的群山》的创作和成功离不开时代的选择与草明的教诲，李云徳因此成为工人作家的代表。 实际上，早在1931年就已有工人创作的作品发表，虽规模小，成果有限，未形成文学现象，但它或许可以成为“文艺大众化”理论早期实践的一个佐证。

　　一直以来，“文艺大众化”最高理想就是由大众自己创作。 鲁迅曾在杂文中谈到《国风》中的诸多作品、民间口口相传的民谣和山歌等，都是不识字的无名氏所作。 他以为“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应该让大众“觉醒”和“开口”，要“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中国若想实现真正的“文艺大众化”，需借助政治力量，“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⑦。

　　然而，仅依靠政治力量绝不够。 同样出身“工农”的作家浩然的投稿经历就颇为艰辛与曲折。 “出生”于1956年8月的小说《喜鹊登枝》曾被浩然交给当时《河北文艺》的冷照岭以期发表，却遭到了一位“络腮胡”中年编辑的不耐烦，“稿子早就给你退回去了……你写的东西，总改不了虚假的编造和不真实的毛病”，随后的情境是这样的：“在桌面上的大堆落满灰尘的稿子里，我那个装着《喜鹊登枝》原稿、被贴得严严实实的信封，从来就未被拆开过，他们根本没有看过。

　　他们回答的所谓‘不真实’，所谓‘已经退回’，统统都是哄骗人的假话! ”甚至，“就连几年后被选入中学课本、选入1957年全国优秀小说集的《一匹瘦红马》，都被他们挑剔为是‘编造的神话’而拒绝发表”⑧。 浩然当年的经历绝非个案，很多“智识者”在当时以精英视角看待“工农兵创作”，对他们的创作持怀疑或冷淡态度，“他们的思想上对这些工农作者是看不起的。 ⑨”与大多数工农兵相比，李云徳和鞍钢工人作家颇为幸运。 1955年《辽宁文艺》编辑部对初次写作和投稿的李云徳小说《鸡蛋》予以回复：“你的小说题材新颖，风格清新，我们已经发稿。 ”⑩

　　编辑还对这篇小说进行了细致解读，这对一个初次写作的工人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在195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后浪推前浪——鞍山青年创作选集》中，草明亲自为13位鞍钢工人创作的小说作序，面对不太成熟的创作，草明总是会耐心地给予指导与评介。 很大程度上，是草明和那些同样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智识者”共同推动了鞍钢工人写作的繁荣。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 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 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 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清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 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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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种新的历史构架里，工人阶级被召唤为新的主体，处在“主体的位置”。 这会使我们习惯于将这一写作群体的陡然兴起完全归结为“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而作为“劳动主体”和“创作主体”的个体在其文艺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被遮蔽。 我们应在这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集体性文艺运动之下，解读人的内面、精神与情感，进而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意义与价值。 在《回顾我的创作历程》中，李云徳这样诉说：

　　1975年《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再版后，受了鼓舞，冒着被批判的风险，又不给稿费，只要允许我写，无名无利还要写。 在恢复稿费前，我出版了《沸腾的群山》二、三部，中篇小说《探宝记》，这三部书都没给稿费，呕心沥血写作忙，无利还赔钱。 书能出版，就欢欣鼓舞。 ⑫

　　李云德表达了“非功利主义”的创作观念，人类最原始的创造欲望浮现出来。 鞍钢工人朱建章在得知草明即将到来时的激动心情可代表他们当时的集体心境：

　　1954年，我们鞍山鞍钢的一批爱好文学的青年，听到曾发表过《原动力》《火车头》的作家来鞍钢生活和工作，甭提多高兴了……我们多么想用文学的形式反映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啊，可我们很难，我们那批文学青年，别说大学生，高中生也罕见。 我们如饥似渴，多么渴望这位写工业体裁的作家给我们一些帮助和指导啊。 ⑬

　　作为大时代下新的主体，他们对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了想象与期待。 但因其自身条件，创作的过程却是艰难曲折的。 当时，李云徳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回家伏案写作，每晚三个小时雷打不动。 李云徳虽文化不高，但从小热爱文艺的他接触过传统民间故事、皮影戏、剑侠小说、神怪读物等，这些都是他写作的资源，此外，他兼具工、农、军三种经历，这一独特经历也成为《沸腾的群山》创作的根基。 但在动笔这部长篇小说之前的两三年时间里，李云徳却经历了一段沉淀期。 他意识到，仅凭经历和热情远远不够，还要打磨文学技巧。 他停下笔，三年里阅读50多部古今中外名著，边读边钻研写作技巧，从中汲取思想与艺术养料。

　　“沸腾”背后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爬格子”、反复的学习与思索，带有一层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 但更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这一过程中他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 热情背后是否有过彷徨、焦虑与矛盾? 当文艺实践与生产实践统合一体，他同时拥有劳动主体和创作主体双重身份时，作为个体的他，是否有足够的精力承担历史使命与政治责任? 现实困境不仅造成了内在创作的限度感，也带来了主体性危机。 “‘大跃进’后，我写过几篇小说没有发表，使我在文学创作道路徘徊。 ”⑭显然，李云徳此时的徘徊已不是文学技巧，而是对创作方向的焦虑与彷徨，即选择写什么、如何写、是否继续写下去。

　　对比其处女作《鸡蛋》和《沸腾的群山》，我们会发现他创作风格和叙事逻辑的转变。 前者叙事风格自然清新，人物塑造立体真实：当侦查小队突然来到农户家里时，“老大娘躲着我们，几次向老大爷咬耳朵，嘁嘁喳喳说些什么”，地质侦察队员赵峰则以一种“文明人”的眼光看待老大娘，“瞧，老大娘的那个样子”; 当农民孙老福正兴致勃勃地同侦查小队叙述着自己可以打死野猪、黑瞎子时，我则“没心听这个，只想从他嘴里问到矿石线索”。 ⑮这些真实素朴的特质被逐渐丰满起来的政治感觉所取代，叙事逻辑不免落入意识形态和模式化的窠臼。 翻开《沸腾的群山》，三部的“内容说明”如出一辙：

　　小说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生动的形象，再现了战争年代的矿山生活，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在工业战线上的伟大胜利; 小说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令人信服地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力量; 小说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朴素的笔法，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威力。 ⑯

　　小说开篇便这样叙述：“一九四八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副营长焦昆带领两连解放军，开赴辽南孤鹰岭矿”⑰。 我们被告知一个具体而特殊的历史时间——1948年秋。 解放军的到来作为“新秩序”进入的隐喻，带来新的开始。 此时矿山风景是这样的：“沿山麓的建筑都垮了，厂房也已大部分倒塌，成片的房屋揭了盖，到处是断垣残壁，破砖烂瓦，蒿草丛生，荒荒凉凉的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破小火车头和破矿车，没在蒿草里，只露出些铁锈斑斑的头脚。 ”⑱眼前破败的景象意味着，刚刚过去的“旧秩序”给历史留下了苦不堪言的记忆。

　　类似的表意符号还体现在对解放军焦昆和老矿工出场时各自的外貌描写上：焦昆红润的脸膛，额上有一块伤疤，穿着一套崭新的黄军装; 老矿工苏福顺披着破大衣、戴着破棉帽; 古尚清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破衣服，纽子全都掉了。 “一块伤疤”和破烂衣服作为“过去”的表意符号，诉说着过去的苦难，“崭新的黄军装”则是新时代的象征。 焦昆对老矿工苏福顺说了一段话意味深长：“你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将来领导一到，一切都会有很好的安排，你们放心吧! ”⑲一个新的主体被放置于新的“象征秩序”之中，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场面描写：

　　队伍来到小镇边，由单行变成四路纵队，雄赳赳地开进镇里。 小镇的街道两旁，到处都站满了人。 矿工和他们的家属都来到街头，白发苍苍的老头，衣着褴褛的儿童，连姑娘媳妇都跑出来了。 人们看见雄赳赳的队伍开进来，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 ⑳

　　由诸多个体所构成的群众，并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出现，而是作为集体性的存在被放置在矿山这一空间内。 在这样的结构关系中，新的政权作为救赎力量起着支配作用，被叙述的主体始终是矿山，而不是焦昆口中所谓的新主体——矿山中的人。 《沸腾的群山》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之下，建构起了三场修复、重建和再生的神话。 这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构想与设计，修复与重建的过程，是通过与一切旧观念的斗争，生发出合理的新世界。 政治思想的正确性与鲜明性使《沸腾的群山》在20世纪70年代获得了摆放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合法性，“我们北京不仅在这里卖，全北京各区县的书店都卖”㉑。

　　作为一部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创作主体的政治意识既是社会现实使然，也是内化于那一代人精神深处的社会主义理想使然。 以李云徳为代表的工人作家与知识分子作家不同，他们经由新中国培养，知识结构、精神情感与知识分子作家有很大差异。 相对而言，他们更具革命意识与政治责任。 这既是他们的独特之处，也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尺度‍‌‍‍‌‍‌‍‍‍‌‍‍‌‍‍‍‌‍‍‌‍‍‍‌‍‍‍‍‌‍‌‍‌‍‌‍‍‌‍‍‍‍‍‍‍‍‍‌‍‍‌‍‍‌‍‌‍‌‍。 也正是这种社会主义理想，实现了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有机的精神联结。 一方面，李云徳并非从陌生化视角写工业和工人，对矿山和工人的熟悉使其心理和细节描写带有天然的真实感和真诚感。 这样的写作必然会给读者以深切触动。

　　赵树理曾明确地表达了对“文人写工人”和工人写工人区别的认识，虽两者都是为工人或生产服务，但文人“究竟还或厚或薄隔着一层皮”，虽说艺术层面优于工人，可“各方面的素材往往远不及工人丰富”，而从接受层面看，“工人读自己兄弟们写的作品比读文艺作者的作品更亲切”㉒。 另一方面，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耕社会，无论工业化的程度如何，都很难抹除民族本土的乡土根性与人民群众传统的思维特性。 而《沸腾的群山》所呈现的，恰恰是不同于京沪等其他地域工人创作的独特的东北地域特征与武侠色彩。 乡土性、传奇性，以及鲜明的地域性，这些特质都为当时的群众所喜闻乐见，也是当年作品热度不减的重要缘由。

　　以李云徳为逻辑原点，可以试着探讨十七年时期鞍钢工人创作兴起与繁荣的双重原因。 一重是理性因素，即“社会选择”，从理论跨越到实践，包括党的文艺政策、文学培养机制，以草明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悉心培养，这是历史的选择与使命; 一重是感性因素，即人类最原始的表达与创造欲望、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共同的想象与建构，以及切入精神深处的社会主义理想。 正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使“久远的乌托邦冲动和意识形态”实现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汇合”㉓。

　　钱理群先生曾在一次讲座中谈到，1976年以后再也没人提及培养工农作家的问题了。 探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也不难感知到“工农兵创作”的叙述被淡化甚至忽略，它已经消失在了可供承继的文学经验之外。 但这场乌托邦想象的意义似乎并不在于文学成就，更在于对一种理想的积极探索与实践的品格。 尽管他们创作的过程充满了难度与限度，尽管探索的过程布满了曲折与失败，但它至少证明了“把文字交给一切人”的可能性，表述了一种文化理想。 由此，我们相信，这种探索将在历史中永恒地“沸腾”。

　　作者：朱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