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蜕变的最后一步：老舍访美的前奏、正调与余韵

　　摘要：老舍受邀赴美，是美国以文化交流为粉饰的一场政治外交，也是老舍欲以文化介入时代语境、谋求建国出路的一种策略选择，赴美的前奏生发出双向的错位与罅隙。在美国期间，政治与文艺的双重失落促使老舍更新想象新中国的理路，走向社会主义阵营。前奏与正调的曲折构型了其余韵的悠长。回国后，老舍想象的图景与新社会现象进行完美对接，以新理念创作新文艺，并在新中国体验中重构美、苏、中的政府和人民关系图，从而完成了他既是国家的也是世界的“人民艺术家”转型之路。

　　关键词：老舍;政治;文艺;思想蜕变

　　1924年，老舍离国赴英。五年的英国生活体验既刺激了老舍走向专业作家之路，同时也规约了他早期创作内容与风格的轨道。在异域审视中西文化，“思考民族文化和国民劣根性成为他创作的切入点”①，在族群区隔与民族主义思想的杂糅下，“老舍是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选择、接纳英国文化的”②。

　　不可否认，异域经验是老舍思想转型的财富。1946年，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老舍与曹禺赴美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而实际上，老舍一去就是三年有余。在美国生活的岁月里，无论是老舍政治的感观，抑或是文艺的交流，都与其思想蜕变的完成有着莫大的关联，而学界对此鲜少论述，尚有不小的补充空间。抗战结束后，如何建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知识分子纷纷通过自己的方式想象、构设、组织新中国形象。其中，游览异国并进行文化上的双向互动是很多知识分子想象新中国的经验与策略之一。

　　譬如，1945年5月至8月，郭沫若受邀前往苏联进行“文化参访”，他的《苏联纪行》就展示了苏联的乌托邦形象，并由此得出“中国应效法苏联”的明确主张。③1946年，国家的出路与民族的兴亡迎来新的阶段，国内时局动荡，政党之间剑拔弩张，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在这种背景下，老舍积极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他诚挚地告知民众，“谁想用武力争取政权，谁便是中国的祸害”，“发动内战的，不论说得怎样有理，我们也不能相信他”，“要认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④。这一时期，不仅仅是老舍，实际上很多有识之士都渴望民主政治的到来。

　　在郭沫若、老舍、叶圣陶等人联合发表的《中国作家致美国作家书》一文中，强调中美作家为人类谋幸福这一目标的一致性，希望美国作家发挥“如椽之笔的力量”⑤，为东亚的和平、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前途，以及中美两国人民悠久的友谊，采取明智而有力的措施。因此，建国与访美，掺杂在政治与文艺的漩涡里，使得老舍的访美具有着多维的面向。

　　一、前奏：对应的双向错位与罅隙

　　老舍赴美之旅还未开始，便陷入国家政治、社会实况与文艺诉求叠加营造的窘境之中。在国内，在他人眼里，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是极其荣幸的，“作家老舍，去年应美国之邀，赴美讲学，一般人目作无上光荣，老舍本人，也沾沾自喜”⑥。

　　在文艺界，各类知识分子为老舍、曹禺举办了大大小小的欢送会。但动荡不安的国家局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梳理，此时离国，老舍复杂的情感溢于言表：“无限相思肠欲断，况当离国倍感增。”老舍的情思也被他的朋友所察觉。胡风回忆说：“看得出，他虽去美国，但并不觉多么得意，而是对刚胜利的祖国很是依恋。”⑦此外，远赴异国，妻儿如何妥善安排，也是老舍念兹思兹的难题。臧克家回忆与老舍1946年初在北方小馆“天霖春”小聚时：“他面色有点沉郁，我心绪也不宁。

　　国内局势令人忧闷，别妇抛雏，远渡重洋，心里是个什么滋味?”⑧由此可见，于公于私，国内杂乱的社会图景都无法让老舍以纯粹的文艺家心态对这一荣幸欢呼雀跃。对外来论，老舍赴美旨在输出中国的文艺，诉说中国独特的文化模式，与美国进行文化层面的互动。他强调：“中美两国都有爱好和平的精神，中美两国实在应该联合起来。不过，要请各位注意的，我所说的联合起来是没有政治意义的，只是说中美两国的文化要联合起来，要发扬两国人民爱好和平的精神。”⑨

　　这不仅是老舍一人的追求，也是众多知识分子的愿景。1946年2月28日，全国文协 上海分会举行会员大会，欢送老舍、曹禺赴美讲学。老舍、曹禺、夏衍、戈宝权、葛一虹、叶圣陶、郑振泽等70多位知识分子济济一堂。在会上，郑振泽便提出，“希望老舍、曹禺将中国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并希望美国作家们也派代表来中国”⑩，通过作家互访以沟通文化。总体上看，抽离政治意味的文化交流是老舍与曹禺访美的目的。

　　当然，所谓抽离政治意味，并非完全脱离政治，而是企图摆脱政党权谋的交杯换盏，凸显文化的独特意义。当时的情形下，中国知识分子既希望通过文化的方式介入时代与生活，通过异国民主经验更好地改塑中国姿态，又准备以文化输出中国形象，更新异国文化观念中早已陈旧的中国印象。正如曹禺所说：“一方面向这民主国家的人民学习，一方面是要把一个现代的中国，一个正在变化的中国，告诉美国人民使美国人民真正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

　　輥輯訛他慨叹：“现在一般美国人是不真正认识中国人民的生活，美国出版的老舍的著作《骆驼祥子》一书，封面上 所画的中国人是有一根猪尾巴的。”輥輰訛不过，知识分子“书斋式”的交流诉求只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图景，他们纯情的学术天真与美国政府的政治外交必然发生错位与罅隙。正如司马文森颇有远见地说：“这一次被请，与其说是学术交流意义多，还不如说是政治原因多。”輥輱訛邀请老舍等人赴美的，是当时身为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费正清。

　　而早在1942年12月，费正清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便强调，一味地介绍科学技术进而改造中国人的美国形象已陷入困境，他认为应该通过“艺术、文学以及戏剧等‘文化’介质来表达”价值观念，并对那些具有创造力的人产生感染力輥輲訛。因此，可以说美国政府只是欲图将中国人预设为理想观众，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的交锋，看似纯洁的文化交流实则早已被美苏“前冷战”的暗流玷污。美国的政治外交权衡促使他们选择了老舍。

　　老舍以《骆驼祥子》闻名于美国文化界，在美国人看来，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所体现的自由主义思想与美国政府鼓吹的民主似乎可以和谐的对接。趣味性与民主性并重的故事演绎也符合美国商业文化的标准模式。正如老舍回忆以前作品的读者时这样说道：“这时节，我还是为自己写作，不过捎带着要顾及读者。这里所谓的‘顾及读者’并不是我要给他们什么教育的意思，而是要迎合他们的趣味。”

　　老舍早期所秉持的“疏离政治”的文艺理念也与美国当时的文学现场不谋而合。老舍无党无派的政治身份也提供给美国政府灵活的活动空间。1945年，美国刊物《每月一书俱乐部新闻》輥輴訛发表了许多对于老舍的评论，“不约而同地突出了老舍的自由主义立场”輥輵訛，林语堂便在此发文，强调老舍作为个人主义者，“不能被划分到任何派别”輥輶訛。由此，政治与文艺似乎完成了双重对位，老舍命中注定成为这场外交的“小白鼠”。

　　不过，正如曹禺所说，美国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现有的生活方式与作家的身世浮沉。首先，《东北日报》曾有这样一篇滑稽的报导：美国出版界名人班乃塞夫曾在《综合》杂志里刊载《骆驼祥子》节本，而班乃塞夫却宣传“写包车夫的老舍是位为中国自由奋斗的不倦工作者，过去十年中，他的脑袋上有笔赏格。

　　他的真身，对于这书的译者和出版人都是一个秘密”輥輷訛。其次，老舍的《骆驼祥子》虽然有一定的小市民趣味，但也折射出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不过，因为译者擅自改译的原因，《骆驼祥子》美译本中人性精神被大量消解，进而替换成为商业的油滑輦輮訛。美国呈现的老舍形象已自然变形，早与老舍自我的期待视野相左。

　　此外，美国政府也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战时的文艺理念转变。他们眼中的老舍不仅是一厢情愿的霸权想象，还是早已消失于时代浪潮的彼时老舍。不可否认，老舍是以自由主义作家的身份步入大家视野，其早期的文学作品虽然也描写劳苦大众，不过更多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正义感，并写出“对他们的同情，而不敢也不能给他们指出一条出路”輦輯訛。这种“破”而不“立”的叙事手法在老舍的作品中无处不见，体现在多个主人公身上。

　　譬如：《二马》中马威的出走就受到民族反抗与身份焦虑的双重影响，不过出走之后又指向何处，老舍启蒙的逻辑则陷入娜拉式的困境;《赵子曰》中的赵子曰，其急速的转型也有很大的商榷空间，第一次转型的失败，极大消解了小说结尾的意义走向;《猫城记》中的“我”面对灭亡的猫国，只能选择仓皇而逃;《离婚》中的老李能否真正忘了北平?罪恶的小赵是否只能由在野的正义进行审判?

　　老舍没有给出答案;《骆驼祥子》提出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却也只是指出病症，并没有开出有益的药方。然而，老舍的文艺理念与创作追求经过战时语境的打磨，已经有了质的蜕变，从自由主义的民主分子转型为国家至上的抗战先锋。“老舍克服了早期疏离政治的倾向，渐次以民族观念和政治意识为他风俗文化型创作的副调。”輦輰訛他早已摆脱知识分子的阶级趣味，深切体会了民众的苦乐，完成“北平之子”与“国家之子”的整合。

　　在战时语境下，如何创作通俗的文艺、如何真正扎根民间成了老舍的文艺追求。负责“文协”全面工作的他，强调“艺术通俗化这问题是今日迫不及待，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广大的民间宣传是不能再延缓下去”輦輱訛。他总结20年来的中国文艺成就“只是像水上的一层油，并没有在民间扎下根”，期望大家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水面上的油浸到泥里去，要为中华民族创造血的铁的粗壮的文艺!”輦輲訛他对于民间文艺的定义步步深入，对于通俗读物的评价渐渐提高。

　　在1938年，他提出：“假若一方面我们制造出大量的通俗读物，为军民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有像《战争与和平》那样伟大的作品出现，则分工共进，一则深入民间，一则光耀全世，横竖俱备，本固枝 荣，则抗战文艺将为全民族展放灿烂之花，给世界文艺以新的建树。”輦輳訛如果说这个时候的老舍还只是将通俗读物作为简单的“精神食粮”而给予肯定，那么在1940年，老舍感叹：“写通俗的文艺，俗难，俗而有力更难。能做到俗而有力恐怕就是伟大的作品吧?”輦輴訛此处则无疑升华了通俗文艺的文学史地位。不仅文艺理念，老舍的政党意识也从抗战初期的不介入姿态转换成了积极参与的演说行为，在抗战结束后的“建国”语境中更是达到一种嬗变。

　　美国政府无疑是国民政府的靠山，而老舍却对国统区进行批判性描写，尤其以“陪都”重庆为主。不过，在抗战时期，老舍笔下的观念重庆仍旧是“精神堡垒”和“问题重庆”的双重建构。尽管《残雾》《面子问题》描绘了群魔乱舞的官场现行图，却并不直接指向对国名党的批判，暴露的只是阻碍抗战的社会问题。輦輵訛然而，在抗战结束后，“建国”语境更为复杂，它所讨论和关注的，是中国的新路，这自然要对旧路做出调整与否定，这不仅是民族的问题，也是民族内部的政党问题、阶级问题。

　　于此，老舍的重庆形象变得政党化，如《民主世界》发表在抗战结束后，小说以金光镇为背景，叙述了三个故事，构型了一个肮脏的社会。而关于金光镇在何处，老舍的描绘颇有意味：“它的位置，是在重庆郊外。不过把它放在成都，乐山，或合川附近，也无所不可。”輦輶訛在这里，金光镇的地理坐标是处于同一政治归属的地理空间——国统区，金光镇的“民主世界”则无疑批判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生活，从中体现的，是老舍明晰的政治态度。

　　二、正调：政治、文艺的双重失落与新中国的想象更新

　　“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这是从史学家们那里借用来的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representa-tion)。”輧輯訛国家的整体意识形态促使异国想象的输入总是带有表演与功利的意图，正如萨义德所说：“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

　　輧輰訛在现代语境里，西方视野中的东方形象往往充斥着野蛮、落后的文化符号，而东方想象中的西方国度常常是民主、进步的象征。这与其说是国家想象，毋宁说是制度与主义的憧憬，内在逻辑是民族主义正向或反向的冲动。然而，抗战结束以后，建国的现实目的促使西方的远景不能再是纸上青春式教育的样本，更需要透表入里的分析与创化。于此，通过亲身经历，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了美国民主光鲜亮丽的皮肤下早已腐烂的器官。

　　如，1946年冯友兰赴美任客座教授，他在《旅美观感》中就分析了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执政的弊端，并且以杜鲁门与华莱士竞选总统为例，揭露了表面上的民主选举其实藏污纳垢，早已预设了结果輧輱訛。又如，署名“也非”的作家，肯定美国物质条件的确是“人间的乐土”，却也指出了中国人共同的精神苦闷：“因为国际情势的变动与国内政治经济的纷乱，所以，在美国的中国人，都深深感到一种不可解除的苦闷。”輧輲訛在美国，老舍的美国印象也得到更新，主要体现在政治与文艺两个维度。赴美以前，老舍心中的美国多显亮色，延续了其早期的英式想象，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到底比别国更民主一些”輧輳訛。

　　同时，老舍的民族情思也时时发酵，他强调：“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比较优秀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使世界上知道我们的黄色皮肤下的血也是红的，热的，崇高的。”輧輴訛1946年3月5日，正是抱着既宣传中国形象又借鉴美国民主思想的双重目的，老舍乘坐美巨轮“史葛将军号”，离沪赴美。然而，还未到达美国，船上的生活便开始差强人意：“以为船上生活，一定富于美国式之趣味，结果则大失所望。”輧輵訛老舍的美国之行正是以“大失所望”为开端，并浸没至结尾。

　　对于政治的大失所望，离不开与国内时局的纠缠。40年代的世界政治格局已是美、苏两国“前冷战”的明争暗夺，中国的建国需求与美国、苏联的外交策略不谋而合，中国成为“二者势力角逐的场所”，“而中国内部的国共之争，也为美、苏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提供了理想的接口”輧輶訛。国家与政党的对位，促使知识分子想象异国，也同时在审视国内对应的政党。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进行肆意的进攻，标志着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

　　身在美国、渴望和平的老舍自然无法接受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这一政治、军事方针，对于国民政府的憎恶延伸在他的美国经验中。据曹禺回忆，在一次集会上，有美国人提问：“你们希望美国政府如何帮助中国?”“此时，平素一向以温和、幽默待人的老舍，突然极其严肃，以郑重的态度对发问者回答：‘你们美国军队应该赶快从中国退出!’他的话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抗议。”

　　三、余韵：国家与世界的“人民艺术家”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会上，周恩来总理真切地关心：“现在我们南北两路大军在这里会师了，只缺我们的朋友老舍先生，我已去电报，邀他赶快回来。”

　　輫輯訛1949年10月，老舍终于辗转回到离别三年有余的祖国，新中国的迎接方式使老舍“感到家一样的温暖”輫輰訛。他如此描绘自己的归国旅途：“在短短的两天里，我已感觉到天津已非旧时的天津;因为中国已非旧时的中国。更有滋味的是未到新中国的新天津之前，我看见了那渐次变为法西斯的美国，彷徨歧路的菲律宾，被军事占领的日本，与殖民地的香港。从三藩市到天津，即是从法西斯到新民主主义，中间夹着这二者所激起的潮浪与冲突。”

　　輫輱訛以美国、日本、菲律宾与殖民地香港的灰暗形象为参照，新中国的光明现状更加深入人心，老舍的美国经验生成的新中国构想与解放后的新社会形象实现完美的对接，而老舍的思想也伴随新中国的变化完成了蜕变的最后一步。老舍政治思想的最后塑形，首先来自对于美苏、中国与中国台湾的比较想象。如果说郭沫若是通过对苏联制度与主义的乌托邦想象而构建苏联形象，那么老舍便是通过批评美帝国主义而肯定与其对立的苏联与新中国，高呼“中苏同盟万岁”。

　　老舍以美国小说《锦绣的城》为思考对象，写有同名文章《锦绣的城》思考中苏美的差异。在文中，他控诉了美国反动的政客与军阀自以为是的狂傲心态，谴责美国资本家偏执与邪恶的宣传目的，怒斥“他们宁愿苟安，坐视他们的政府日趋反动，也不肯想想新的办法”輫輲訛。在文章末尾他呼应题目，以美国“锦绣的城”为对照，描述苏联已经有了许多座美国人连想也想不到的锦绣的城，“那些城是由人民创造而属于人民的。那些城不像美国都市那样，富人住高楼大厦，穷人根本没地方睡觉”，“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将建设起多少座锦绣的城，像苏联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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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輫輳訛由此可见，在老舍心中，美国“锦绣的城”尽管是摩登繁华的，却只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而苏联与中国“锦绣的城”是属于人民的，是物质与思想并重的光明的集体之城，两者相互参照，前者显然相形见绌。老舍也谴责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的狼狈为奸。在《胜利十年——胜利万年》一文中，他回忆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美帝国的横行霸道：“你或你的儿女被美国的吉普车轧死应当是个‘光荣’!”輫輴訛在旧中国，在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政府的双料压迫下，“真使我们走到哪里都像走进地狱”輫輵訛。在新中国，美国政府依旧支持台湾反动派，老舍愤怒地发问：“中国人民弄不清楚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反对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台湾的坏政府。”

　　四、结语

　　老舍的赴美行程跨越了新旧中国的历史更替，其文艺思想也通过异域体验跨越1949，完成最后的蜕变，他赴美前奏与正调的曲折构型了其余韵的委婉悠长。有评论认为，“如果说二十年代中期老舍对英国资产阶级社会模式和西方‘标准公民’的样板尚有所钦羡，赴美国之前对美国‘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和‘物质文明’还多少抱有幻想，则三年多的海外生活，已使老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糜烂，对它的社会生活的虚伪和残酷看得格外分明。”

　　輭輯訛如果说英国体验促使老舍开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形象建构，那么美国经历则帮助其完成了“人民艺术家”的身份转型;如果说其他作家是在国内的党派角逐中揣摩出政治与文艺的新方向，那么老舍便是在“以此为非，而觉彼是”的思维模式下走向新中国。

　　作者：苟健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