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与重建日常生活维度下的阅读实践

　　【摘要】日常生活是一个充斥着有意识的行动、斗争、冲突和变迁的实践领域，微观权力无孔不入地渗透与操控着现实世界‍‌‍‍‌‍‌‍‍‍‌‍‍‌‍‍‍‌‍‍‌‍‍‍‌‍‍‍‍‌‍‌‍‌‍‌‍‍‌‍‍‍‍‍‍‍‍‍‌‍‍‌‍‍‌‍‌‍‌‍。 阅读实践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形式和基础面向，代表着弱势者在相对有限的环境里的智慧和创造‍‌‍‍‌‍‌‍‍‍‌‍‍‌‍‍‍‌‍‍‌‍‍‍‌‍‍‍‍‌‍‌‍‌‍‌‍‍‌‍‍‍‍‍‍‍‍‍‌‍‍‌‍‍‌‍‌‍‌‍。 大众读者不是消极地被动接受信息的无名角色，而是通过迂回、巧妙的战术从事创造的匿名生产者，他们通过改变文本中暗含的权力结构，产生新的知识和秩序，以此抵抗着书写系统在空间中的扩张，期望实现重建阅读领地的理想。

　　【关键词】日常生活　阅读实践　抵制理论　大众文化

　　现代社会符号权力的渗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符号权力是建构现实的权力，是朝向建构认知秩序的权力”。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言说、写作、阅读和思考的话语，存在着一种微观权力的压迫和抑制，这是一种温和、普遍而隐蔽的力量，它们通过记录、储存、标准化的手段组织起一个结构化的体系，身处其中的人们对此毫无意识。 因此，德·塞尔托将现代社会的文字操作和书写实践看作一种“现代神话”行为，这一行为有着不同往昔的野心，即想要将个体变成机器的操作者，将科学理性变成一种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秩序和进步的修辞，最终用文字体系生产社会、重建历史。

　　在一个从书写中汲取力量的社会中，知识与权力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新话语，作为知识主体的人却在知识的生产和创作的角色中消隐，主体消隐的同时亦伴随着真理的消解，人成为社会机器运转流程中的熟练工人。 书写制造标准、语言并建立历史，相形之下，阅读的力量显得格外微弱。 然而，德·塞尔托重新发掘了日常生活的潜力，赋予阅读新的意义和可能性，将阅读看作通过改变文本中暗含的权力结构产生新知识和秩序的重要实践形式，认为阅读具有抵抗和重构社会的可能性。 狭义上的阅读实践主要关注的是对于书写文本的阅读，但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也指称对于一切文本如影像、音乐、空间、城市、商品等的使用与消费。

　　本文的主要观点发端于日常生活里实际文本阅读中偏离的匿名创造，探讨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日常生活实践呈现出什么样的形式和特征? 阅读实践在日常生活占据何种地位，蕴含着什么样的实践逻辑? 大众读者采用什么类型的战术和斗争方式? 在操作层面上，阅读实践如何实现重建新领地的理想? 本文期冀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究，为日常生活维度下阅读实践的研究贡献力量。

　　一、“避让但不逃离”：日常生活的实践艺术

　　1. 日常生活的研究转向

　　传统哲学理论通常将日常生活排斥为非哲学、非理性的存在，它被视为平庸琐碎、周而复始的生计，直到一些哲学家开始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特殊的实践领域进行批判性思考，对日常生活的偏见和忽视的状态才发生转变。 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晚年在其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提出“日常生活世界”的概念，借此批判近代自然科学对于人们所处世界的抽象化以及对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过于关注，强调应当关注人们生活的世界，在琐碎的日常中发掘意义。 “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只能对这个世界提出他们实践和理论的问题; 在人们的理论中所涉及的只能是这个无限开放的、永远存在未知物的世界。 ”在这之后，现象学家海德格尔，以及列斐伏尔、哈贝马斯、卢卡奇、德·塞尔托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家也相继对日常生活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视角展开了深入阐释，将理论的着力点置于日常生活经验层面上进行批判，并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日常生活中的异化现象，以及蕴含于其中的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以实现人类更加完善的生存状态。 因此，日常生活这一重要领域得以从晦暗遮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论域出现在20世纪的哲学舞台中，并成为现代学术思潮发展进程中不可忽略的关键部分。

　　受日常生活批判哲学发展的影响，学术界广泛出现了日常生活的研究转向，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也成为其他领域进入及研究日常生活的重要思想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学科的范式革命。 社会学领域中，阿尔弗雷德·舒茨的代表作《社会世界的现象学》《生活世界的结构》构建了一种日常生活的现象学，认为社会世界的概念化和程序化不应当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而应依据常识的范畴和普通人的日常建构来解释。 他的学生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深受其影响，二人合著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便主张让知识回归至日常生活情境中被表述，“与思想相比，常识性的知识才是知识社会学的焦点，正是这种知识构造出了所有社会赖以维系的意义之网”。 [1]历史学研究也逐渐抛弃了宏大叙事范式和以整体观、进化观为导向的实证主义模式，日常生活史、自下而上的历史、新文化史、微观史学、口述历史等研究的进展，有效地推动了人们对历史生活中日常层面的认识和深化。 以日常生活史为例，这一研究范式可被视为继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史革命后，历史学领域出现的又一重要研究转向，其“眼光向下”的路径与新文化史研究不谋而合、遥相呼应，共同推动了史学新潮流的发展。

　　2. “沉默地抵抗”：德·塞尔托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

　　从理论研究的路径上看，日常生活理论大致可分为批判和抵抗两种。 西方早期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多持悲观批判态度，基本上呈现以异化、批判为核心的日常生活理论，即将日常生活视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全面异化的领域，如法国学者列斐伏尔著有三卷本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他认为“现代性与日常生活共同构建了一个深层的结构，其中日常生活这一层面正在工业文明与统治制度的碾压下不断异化”，[2]这样的异化现象不仅存在于抽象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中，而且完全渗透进了日常生活。 因此要想批判这样的异化，就必须回归日常生活的维度。

　　20世纪70年代后，另一种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路径即抵抗的模式逐渐兴起，并替代了批判模式成为主流，尤其是一些英国文化学者关于青年亚文化、女性研究、媒介研究的成果，进一步阐明了日常生活不仅是被宰制性的权力渗透，而且是同时包含着积极的抵抗力量的场域。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便是被福柯誉为“我们这一代最有才气、最有才华的人”的社会学家德·塞尔托。

　　德·塞尔托进一步发展了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他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采取消费者生产的战术操作观点，阐述大众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 在他看来，所谓日常生活实践，即大众在日常生活中，依据具体环境、具体规训机制而进行的具体运作，它既具有场所性特征，又具有主体性特征，人们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地带中小心翼翼地寻求各种势力的平衡。 日常生活虽处于绝对权力的压制之下，但它却没有被这种权力挤压成索然乏味的单面体，而是成为一场持续的、变动的、围绕权力对比的实践运作，德·塞尔托的研究即是“针对那些通常认为被既定规则压制和引导的使用者的运作方式”。 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尽管沉默却并非一味顺从，他们貌似服从于既定规则，实际又在规则的缝隙中寻求个人的生存空间，这种使用者的运作方式勾勒出日常生活实践中“沉默地抵抗”的真实状态。 德·塞尔托赋予这样的实践状态以抵制之名，这种抵制并非暴烈的革命或正面的斗争，无意颠覆支配性的权力和秩序，只是弱者潜伏在宰制力量之下，运用一些巧妙的战术和计谋取得局部的自由和胜利，是一种“既不避开其势力范围，却又得以逃避其规训”的实践艺术，[3]处在其中的实践主体获得了一种短暂的避让但不逃离的自由。 如德·塞尔托所说：“微抵制建立了微自由，调动了隐藏在普通人身上的意想不到的资源，匿名人群中权力控制的真正界限就从这里发生了迁移。 ”[4](10)

　　二、阅读实践的真相：关于异质性、他者性与自治性

　　阅读实践隶属日常生活实践，是其诸多特征的集中展现，阅读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体现于在一个充斥着各式文本的社会里，几乎所有的日常行为都绕不开广义的阅读，无论是大众娱乐产品的消费、随处可见的商业告示，还是招牌、说明书、使用手册等应用性文字。 弗朗索瓦·傅勒曾说，“现代化，现代性，就是书写”，文字的广泛应用使现代社会呈现出区别于以往传统社会的另一种生态——经济、政治、科学、改革、法律等的力量越来越书面化，越来越依赖于限定空间内的文字操作。 公众被捕获并聚拢于媒介网罗之中，电视、书籍、报刊等文化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阅读虽然只是消费的一个方面，但却是其最重要的基础面。 在一个充斥着各式文本的社会中，生产—消费的关系可以用书写—阅读这一二项式代替，在此逻辑之下，德·塞尔托建立起了他的实践文化学。

　　1. 异质性：源于内部的抵抗

　　书写的实践逻辑孕育了抵制的形式，德·塞尔托曾论述过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进行文化政治殖民的问题，殖民在表面上看似成功，印第安人接受了西班牙人的征服和同化，顺从于西班牙人制定的法律、礼仪等。 然而在实际过程中，印第安人却无法达到西班牙人期望的结果——印第安人虽无力改变或抵抗殖民者的文化，却通过他们自己使用文化的方式实现了对西班牙文化的颠覆。 印第安人在无意中实现的颠覆，恰恰发生于殖民体系的内部，他们并不需要逃离就避开了这个统治秩序。 换句话说，对殖民文化的解构始终内生于殖民体系，没有西班牙人的殖民，就没有印第安人对殖民文化的创造性使用。

　　这一隐喻暗示了阅读实践的发生事实上就是读者借助无所不在的异质性，在支配性秩序提供的文本中施展具有创造力的隐藏的个人化的生产。 书写总是发生在一个限定的空间场所中，语言碎片或素材以明确化的方法建构，产生的文本内含秩序及书写者征服和同化的意愿。 阅读实践无法统一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让这样的努力化为泡影，此时阅读不再被全面的力量压制，而是开放给了其本身内含的异质性。 读者也许自愿顺从地接受了强加给他们的规范、语言或秩序，不是改变这一局势，而是在文本提供的秩序之上，在其控制的空间之中，将这些规范或法则在另一个层面运行。 这种挪用的手段取得了极佳的效果，读者利用机遇并迅速把握住瞬息的可能性，他们“将近似的要素组合起来以便将一闪而过的其他事物插入到某个地点的语言之中，并使接收者受到强烈的震撼”。 [4](98)这是一场智谋的游戏，是阅读对书写发起的挑战。

　　2. 他者性：借助使用的艺术

　　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他者”内含了异端、陌生、混乱、非理性的意味，并被置于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中。 相较于书写，阅读是位置和关系网络中的“他者”，这种与现代文化相适应的架构，通过将野蛮、过去、疯癫、第三世界等转化为“他者”，将负面的含义加诸“他者”身上，从而获得排他性的认同和优越感，明确自身对于“他者”的优势立场‍‌‍‍‌‍‌‍‍‍‌‍‍‌‍‍‍‌‍‍‌‍‍‍‌‍‍‍‍‌‍‌‍‌‍‌‍‍‌‍‍‍‍‍‍‍‍‍‌‍‍‌‍‍‌‍‌‍‌‍。 现代社会中，“他者”的存在不具有合法性，因而总是需要被纳入一个新的秩序中，统一规范，深刻改造。 对于“他者”而言，如何突破和消解这样的二元对立，就成为其最重要的生存命题。

　　对于想要征服和同化他们的文本而言，阅读是入侵他人领域的角色，是不折不扣的弱者。 文本是隶属于书写者的创造，阅读只能依附于书写实践，因此读者只能将书写的空间作为自己阅读实践的场所。 在一个微观权力完全渗透与操控的日常生活中，阅读是处于弱势和下方的“他者”，因此其实践的方式带有隐秘的特征。 如何突破层层力量的重围，是对阅读实践展开以及生存的考验，同时也得以激发出某种在他者空间转化宰制的能力。 面对被书写反复强化的建构，阅读实践不以创造某一文本来表达和实现自己，而是借助一种使用的艺术，使用被书写所强行赋予的东西、使用书写划定的空间实施自己的“生产”。 这种隐藏在微观权力控制之下的他者性实践及文化，正是日常生活创造性的来源所在。

　　3. 自治性：转化宰制的实践

　　将日常生活视为被消费所殖民的领域的主张，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著述中尤为突出。 阿多诺就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者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文化商品所控制，“文化工业的地位越巩固，就会越统而化之地应付、生产和控制消费者的需求，甚至会将娱乐全部剥夺掉：这样一种文化进程势不可挡”。 德·塞尔托一反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精英主义倾向，将研究视角探入大众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从中发掘那种整体化的成体系的挑战性力量。 他否认那种认为大众总是依据被强加给他们的文化产品而塑造的观点：“人们猜想，‘吸收’必然意味着与我们吸收之物‘变得相似’，而不是令所吸收之物与我们自身相似，使之成为属于我们的事物，拥有它或者适应它。 ”对于德·塞尔托而言，书写永远无法假定一个尚未开始的阅读实践，面对力量的差异，这群在微观权力之网中流浪的匿名大众转化了这一力量，对于企图控制自身的技巧，他们仍有着创造性和自主权。

　　透过书写的概念，德·塞尔托表达了知识与权力联结并成为社会主导型的实践形式，他将书写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神话”，认为书写作为现代启蒙的产物建构起一个异化的日常生活文本，它拥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合理合法性，不再是呈现历史和文化的载体，而是定义历史和文化本身。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书写组织着现在的一切。 书写系统将纸张空间变成了自己生产体系的领地，它假设了一群籍籍无名、消极地被动接受信息、没有历史性角色的读者的存在。 这种对主体意识和多样性的忽视，不断挤压着阅读的空间。 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领域，便是被书写形塑和规训的领域，当人们考察更为微观的书籍生产与传播时，可以发现其中涉及的权力运作的微小程序细节，如组织知识的形式分类的标准语言的规范等，无不在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着不被察觉的规训，权力网络的功效就隐藏在时空形式的细节之中。 然而，阅读所具有的某种含混性和自治性，从内部阻挡了书写系统意欲统一读者思想的企图，尽管这种自治性是无所不能的。 读者表面上顺从和接受了文本，但对于文本的解读往往做出不同于书写者期望的结果。 他们并非通过摒弃或创造新的文本来实现对其的颠覆，而是通过使用文本的独特方式，同时伴随着自身无法逃脱的社会框架的约束，维持着差异的力量。

　　三、读者的战术：“积极地创造”VS“沉默地抵抗”

　　1. 颠覆性力量：一种误解和想象

　　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文化冠以“大众文化”之名，[5](298)并借用德·塞尔托的理论，将其代表的文化理论称作文化研究的第三种走向，认为这种走向将日常生活文化看作权力斗争的场所，强调大众的战术以及大众如何凭借这些战术规避、对抗占据绝对优势的宰制性力量。

　　大众与主流意识形态周旋，使其运作得如此费力，因而宰制者感觉到收编是一种持久的必要，必须不断维系和渗透自身的价值观念。 同德·塞尔托一样，费斯克也关注大众在接受统治者对日常居住空间实施控制之后，如何在夹缝中植入自身的生活方式。 在传播德·塞尔托的思想方面，费斯克是一个重要人物，但他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德·塞尔托的理论。

　　费斯克是当代文化研究中积极受众论的拥护者，然而在关于日常生活的主体性这一点上，他与德·塞尔托背道而驰，违背了塞尔托让日常生活中的他者性显现的本意。 费斯克对于大众的创造性和反抗的积极性，以及对日常生活所蕴含的潜力的判断显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他认为大众并非屈从的主体，他们不仅具有反抗的能力，并且可以利用各种资源进行创造性生产。

　　费斯克过于自由的观点是对大众力量的一种不加批判的误解和想象。 德·塞尔托认为，日常生活抵制的发生源于实践内部的异质性和他者性，而非大众自发的、有意识进行的革命式暴力抵抗。 换句话说，阅读实践中读者的偏离源于文本所具有的多义性和解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噪音”。 因此，德·塞尔托对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更侧重实践的行为模式及运作图式，而非过分强调主体的自由和能动作用，他提醒人们，不要妄图谈论难以捉摸的主体性，而应该透过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揭示无名大众的行动策略。

　　2. 有限地抵制：迂回战术和权宜之计

　　费斯克看到了大众的抵制，但却夸大了这种抵制作用。 如约翰·斯道雷所说：“费斯克这种新修正主义是文化研究发展的最新阶段：其主题是快乐、授权、抵抗和大众鉴别，他代表着一种‘从更具批判力的立场的退却’的阶段。 ”[5](298)另一位大众文化研究学者鲍德里亚对大众的抵制则持有一种谨慎和质疑的态度，强调了大众被动式地抵制——沉默。 鲍德里亚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他将消费看作“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

　　[6]消费作为一种符合某种秩序和系统结构的实践，必定遵循着某种既定规则，拥有的自由是有限的。 在一个由符号及符号消费构成的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渗入的不仅是符号的组织和内容，还有符号编码的技术层面。 最终鲍德里亚认为在编码层次上是无法实现革命的，符号层面的抵制也许每天都在发生，但这样的抵制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无法促成有组织、有意识的反抗。

　　鲍德里亚对于商品社会的本质把握得十分深刻，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生产决定消费的论断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消费在社会生产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尽管鲍德里亚的观点建基于后现代社会中的消费文化景观，然而他的思想对于探讨书写—阅读的关系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把阅读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生产体系的必然结构来思考，这一点正如消费对于商品生产结构而言，阅读与书写是一对辩证关系的存在：没有阅读，就没有书写的生产与创造，阅读成为社会文化生产源源不断的动力。 然而，这一转变亦伴随着消费的对象从功能性的物转向附着在物之上的非功能性的符号。

　　现代社会于是成为一个符号的消费社会，人们所追求和依赖的是编织在物品之中的符号意义网。 消费符号的过程意味着需要既定的符号系统进行解码，正如阅读文本需要对语言进行解码，在解读过程中大众的思维惯性和解码方式显然无法逃脱社会环境的规训和引导，大众的能动性、创造性也受到限制，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鲍德里亚认为大众的抵制是被动的、沉默的。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鲍德里亚列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如教师在课堂上讲课，部分学生公然说话，甚至追逐打闹，这就是一种主动的抵抗; 然而大部分学生还是坐在座位上，也许他们表面上是在安静地听讲，但实际上可能在开小差，完全没有听讲课内容，这反而是更普遍的现象，即一种意义的拒斥和抵制，是大众的沉默抵抗策略。 德·塞尔托的立场与鲍德里亚相似，他同样强调抵制的有限性。 他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弱者如何在力量悬殊的场域中，通过巧妙的战术维系自身的生存空间。 他把这样的战术比作军事领域中的游击战，在分散的小规模武装军队遇到装备精良、实力强悍的大部队时，往往并不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对抗，而是有针对性地采取“短平快”的战术，伺机而动。 军事战场中不乏这样以少胜多的案例，这是弱者的生存艺术，也是大众对于宰制性力量的抵抗智慧。

　　阅读有限的生产职能源于其无法利用自身的资源，它不以自身而瞩目，只能借助他人的语言言说‍‌‍‍‌‍‌‍‍‍‌‍‍‌‍‍‍‌‍‍‌‍‍‍‌‍‍‍‍‌‍‌‍‌‍‌‍‍‌‍‍‍‍‍‍‍‍‍‌‍‍‌‍‍‌‍‌‍‌‍。 正如读者的显现不在于文本的创作，而在于文本的使用。 读者总是以一种静默的、散布的、隐匿的方式存在，也许是字里行间即兴的想法，无意漂流而过的意义，他们通过迂回、巧妙、谋略的战术从事自己短暂无言的“生产”。 这样的“生产”几乎遍布日常生活的角落，德·塞尔托将这样的战术称为“假发”实践，如进行“假发活动”的工人窃取工作的空余时间，使用机器为自己生产一些免费产品，或是妇女在办公时间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偷偷为自己织毛衣，管理者对此通常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计策的得逞是对统治秩序的小戏弄，但并未脱离既有秩序，而是使日常生活保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四、重建阅读领地：被偏好的意义和解读

　　大众抵制的力量尽管有限，但对于最弱势者的智慧和创造性的信任是极有必要的，没有归依、没有地位，被强者的策略剥夺了一切的弱者仍在抵抗，这一潜在的力量给予日常生活以更多维度和可能。 读者通过阅读彰显其自身，而不是被动地、消极地接受书写的文本及其所蕴含着的规训力量。 据此，可沿阅读实践的微观层面进入，从文本阅读的语境、文本使用和实现方式以及文本使用者几个方面，剖析读者在阅读实践中实施的抵制战术。

　　1. 阅读语境：阐释空间的延伸

　　文本从不孤立地向人们显现，它总是存在于历史之中，因此对文本的阐释是不断变化的。 文本进入读者视野中即意味着它与作者的脱离，与其被创造时的语境和场景相脱离。 脱离后的文本流通至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因其所处的物质的、社会的、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语境，以及记录的媒介、语言习惯、参照的社会框架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在一轮又一轮的流传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解释。

　　文本阐释空间的界限不具有相对稳定性，主要由读者的个人经验、阅读能力、文化背景以及文本存在和流传的过程等因素主导。 这正是托尼·本尼特所说的“阅读型构”，代指读者与文本互动时所依托的话语和制度条件、文本所处的语境、读者置身的环境左右着文本的意义解读，也即是说，阅读是不同世界的读者与文本相遇的历史，这种可变的阅读关系是意义的发源地。 同时代读者的阅读行为和社会活动交叉融合，他们可能共享一套相似的文化经验和范式，拥有大致相同的阅读习惯和操作，回应了时代的某种共同的期望，他们形成了类似于阐释社群/共同体的存在，因此尽管读者数量众多，但一些社会学因素仍然限制了文本阐释的范围。 另一种情况是当文本的流传时间足够长，阅读实践则更倾向于根据当下社会的不同需求进行重构，知识的组织方式和文化象征内涵也生发出新的可能，此时变化中的读者阅读的是变迁中的文本，文本的阐释空间可以无限延伸至无穷尽。

　　2. 破译文化符码：文本的可能与实现

　　阅读一本书籍好像在进行一场纸张和心灵之间的旅行，读者不必按照既定的程序逐字逐句地阅读，而是随心所欲地漫步和闲逛，搅乱和打碎稳定的秩序，识别和辨读属于自己的符码组合。 读者也不必拘泥于页码编排和版面配置，而是在文本的管辖空间中创造出自己的空间和意义，书写自己的故事。 他们游走在书页上的目光制造出变形和失真，挣脱出字里行间进行想象和延伸，这种对空间的占用可以改写覆盖在特定空间之上的权力符号。

　　阅读实践空间的建立，尽管不得不受文本及其背后所代表的规范和法则的限制，但这仍是一个可利用各种因素和资源进行创造的场所。 阅读给文本以应有之物，消除其中蕴含的偶然因素和开放的多样性，基于文本本身，对其使用和实现的方式构成了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文本中原有的符码及其组织被改造成另一种形态。

　　如果说文本中存在着某种秩序，组织着一个由可能性和限制性构成的整体，那么读者事实上通过抽取文本的片段即将其中的可能性和限制性现实化了。 读者携带着个体经验，延伸了其他的可能性，因为阅读过程中的即兴发挥、跳读、略读、细读等行为青睐、改变或抛弃了文本中的某些基本元素。 阅读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意义上的创造性实践，读者可以超越作者原先制定的符号和疆界，改变其所指。

　　读者不仅可以对文本进行解构和重组，还可以透过符号的编码方式解读出隐含的信息。 文本是语言符号的编码组合，但解码的钥匙掌握在每个读者手中，唯一需要遵循的原则是“自圆其说”，因此任何文本的意义对于读者来说都是有待确认和打开的。

　　阅读是揭开隐藏在文字密码下的意义实践，一旦破译，读者可以不必在乎这个意义是否与编码者的意义相同，并完全有可能如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读者“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 ，[7]他们解构信息总体，将符码排列组合成新的秩序，以便在一个适宜的参照框架中再次建构新的信息总体。 读者利用已提供的材料进行再创造性的解码，以求在信息传播场域内发动小规模的游击战术，干扰既有的传播秩序——尽管他们并未真正离开文本，也并未离开这个受宰制的社会环境。

　　3. 匿名的创造：散布或偏离的读者

　　文字编码意味着形式和规则上的限制，也意味着文本总是有其预设的阅读主体，他们被认为能够掌握和解读指定符号的意义，然而在现实情况下阅读总是不得不面临着实际发生与被预设的差距，分散而不确定的读者进行的偏离的创造或反向的解读，使得阅读这一行为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文本的意义无限依存于它与读者的关系，其编码必须适应无法掌握它的读者的意见。 因此，当面对不同的读者根据自身能力或期望对文本做出处理时，人们更要关注他们是如何通过不同方式对同一文本进行解读的? 如何处理、理解和领会这些文本?

　　新文化史学家金兹伯格在其著作《奶酪与蛆虫》中利用乌丁教会档案馆中一则审判材料，展示了16世纪意大利北部弗瑞乌里地区的一名磨坊主麦诺奇奥的精神世界：“世上一切开始时就是混沌，也就是说，大地、空气、水、火相混杂，世界即由此形成，正如牛奶做成的奶酪一样，蛆虫也出现在其中，这些蛆虫就是天使。 最神圣的天主发布命令，这些蛆虫应该是上帝和天使们，在许多天使之中，就存在着上帝，上帝也是在世界出现的同时被创造出来的。 ”[8]文字起初常与法律、宗教、统治权威相联系，在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古登堡革命”之后书籍的题材范围扩大并走向世俗化，书籍的获取难度大大降低，不同社会阶层的读写能力也有了提高，这也是麦诺奇奥能够通过自己所阅读的众多书籍形成一个独特的世界观和宇宙起源论的前提。

　　活字印刷术带来的革命使得书籍能够以一种更便捷、更迅速、更大量、更廉价的方式生产出来，家庭和私人藏书的出现使一般意义上的阅读更为普遍，此时书籍蕴含着巨大的大众传播潜力。 书籍的盛行和广泛传播使读者更容易获得想要的书籍，以此确保他们和这个世界更直接的联系。 阅读解放了人们对权威的狂热崇拜，读者通过阅读接受了更有个性化的思想，他们开始怀疑教条，开始思考世界、宇宙、天堂、教会，并可能产生和麦诺奇奥一样不同于《圣经》和罗马教会的独特解释，这些普通读者拥有的读写能力不足以支撑他们理解大部分的书籍，他们常常阅读着不合时宜的书籍，并从中发掘出差异性的解释，他们将书中的知识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杂糅在一起，构建了自己的世界观。

　　结语

　　处于宰制性力量全面控制之下的日常生活实践，在其狭小的生存缝隙中发展着创造性的力量和丰富多元的面向。 然而，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大众反抗的意识和能力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受到何种程度的制约? 什么样的情况下这样的抵抗会形成有组织的力量? 日常生活中的抵制是否使权力结构的重组和再分配成为可能? 刻意抬高大众的能动性而忽视结构化的控制力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这种想法忽视了个体行动者本人所未意识到的制约，个体行动者本身的意识、行为惯习脱胎于社会结构之中，这种制约藏匿在潜在意识之中，控制着表象和行动。 甚至在某些时刻，弱者的反抗将成为强者的工具。 规训力量无处不在，而反规训的力量太过微弱，正如尽管有千万的读者在进行创造性的生产，但是时间流逝，带走了大部分读者的声音和踪迹。 但是人们也不必过于悲观，“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德·塞尔托的理论就像是一种“诗意的抵抗”，尽管无法逃离枷锁，但了解人们身陷枷锁本身便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日常生活的研究在进入所谓“后现代主义”时期，发展出了新的视角和问题，值得后来的学者共同探讨和深入研究。 日常生活研究的对象更加丰富，在大众文化、消费、阅读、性别、城市等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将研究目光转向了物、身体的层面。 日常生活的抵抗形式、抵抗对象也有了新的阐发，如时下社会流行的一些网络文化，是否也可以看作一部分群体对社会所发出的无声、非正式的抵抗呢?

　　参考文献：

　　[1] 彼得·L. 伯格，托马斯·卢克曼. 现实的社会建构[M]. 吴肃然，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0.

　　[2] 孙九霞，周一.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基于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视角[J]. 地理学报，2014(10)：1575-1589.

　　[3] 练玉春. 论米歇尔·德塞都的抵制理论——避让但不逃离[J]. 河北学刊，2004(2)：80-84.

　　作者：永贵，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