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年09月30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1979年上映的《茶童戏主》是据清代赣南采茶戏剧目《九龙山摘茶》改编而来的,剧本情节上大体采用了1962年高宣兰改编的《茶童哥》版本。在不断地改编过程中,它保留了赣南特色,增添了戏剧性情节,同时削减了一些黄色语言,这反映出《茶童戏主》迎合时代潮流,在保护、传承赣南采茶戏传统剧目中发挥的特殊意义。本文拟通过分析《茶童戏主》,探讨赣南茶文化和客家文化在赣南采茶戏中发挥的文化语境作用,并且进一步思考《茶童戏主》呈现出这两大文化特点的原因。
一、“九龙山不离苦茶”
“九龙山不离苦茶”指赣南茶叶种植主要以安远九龙山而著名,故“茶”和“九龙山”成为赣南地区标志性的自然风光,而《茶童戏主》也将剧情地点定在安远九龙山,对“茶文化”和“九龙山”两大地域特色进行了涵括和艺术化处理,把赣南地域特色文化宣传到了极致。赣南地区大多为丘陵地貌,依托赣江水,拥有发展茶叶种植的得天独厚环境。到了清代时,这里的九龙山细茶享誉全国,故才出现《茶童戏主》中朝奉从赣州专门去到安远九龙山收茶的情节设定。同治版《安远县志》卷一曾载:“九龙嶂,在县南十五里,新龙堡界。九峰矗立,绵亘数十里,山名甚多。……有龙潭九坎,祷雨多应……雨液露膏,滋润独厚,产茶入贡。”[1]证明了茶的出名程度和九龙山的“奇”“险”。
采茶论文范例: 赣南采茶歌舞剧《永远的歌谣》研讨会综述
(一)对茶生活的艺术提炼
赣南采茶戏依托于农耕文明而诞生,有一句俗语说:近河莫枉水,近山莫枉道。《茶童戏主》便匠心独具地充分利用了地域特色,将茶生活提炼并且高度艺术化,从以下两个方面我们可窥见一斑。
1、茶农群象性的“狂欢”。
汪晓云在定义地方戏“狂欢”一概念时说到,“由于生活与表演的合一,由于仪式表演因素和娱乐狂欢因素的整合,戏曲便成为仪式表演与娱乐狂欢的当然载体,戏曲的扮演本质、戏曲具体言语动作既超越现实又模拟现实的表现方式为乡村娱乐狂欢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承载空间”[2]。笔者认为这种“狂欢感”是双向的,不仅仅在于戏曲表演的表现方式让演员和受众同时得到了情绪上的宣泄即“狂欢感”;而同样在于地方戏创作的过程中,作者将与现实相像的情节内容搬上舞台本身设置的“狂欢”效果,即夸张现实和诙谐化处理。
《茶童戏主》无疑证明了这种双向性,它用“狂欢”式处理群象方法来表现茶农生活,使整个剧处处表现出热闹的氛围。 比如剧中“摘茶”的情节,来源于茶农真实的劳动生活。“摘茶”是茶叶生产过程中重要步骤,因采茶讲究时机且活较轻,故茶农常常嘱咐家里的青少年去采茶。多家少男少女一同摘茶,便流行唱歌抒情的方式,最早的“十二月采茶歌”便是在这样的情境中诞生,清代曾燠也曾提及:“江西妇女春日采茶,编歌词联臂唱和。”[3]
这证明了古时茶农在采茶时便保持群体情感抒发的模式。在《茶童戏主》中,我们可以看到影片很准确地将“摘茶”的生活情节凝聚成一种群像式的狂欢仪式,这种自觉性无疑是对现实生活的反馈。在“摘茶”时的十二位“茶女”拿着茶篮,唱的唱词为“茶家女,忙似蜂儿穿春花,快摘雨前芽,焙出好细茶”②。轻快的音调配合身上模仿“摘茶”的一套夸张的舞蹈动作,将茶农与天气抢时间的忙碌生活充分表达出来,传达了丰收时的喜悦,与茶童哥的打闹嬉戏相配合,表现出诙谐的舞台效果,使得整个情节达到“狂欢”的气氛。
2、“矮子步”“扇子花”动作对茶农劳动生活的“净化感”。“矮子步”“扇子花”在赣南采茶戏的研究中是始终绕不过的话题中心之一,这是由于它们的经典性和独特性。表演程式出于对劳动过程、生活动作及各种动物的模拟,在赣南采茶戏中还曾有“采茶有扇子,食饭有筷子”[4]的说法。现在被大众所广为认同的观点是“矮子步”为茶农上山下山时,需保持脚步平稳而降低重心蹲下走路动作的模仿,“扇子花”为茶农在烘干茶叶时,需要用扇子给茶叶扇风动作的模仿,笔者同意此观点,故不作过多地阐释。
在此,笔者想提出的是《茶童戏主》中“矮子步”“扇子花”动作对茶农劳动生活的“净化感”。这里的“净化”一词具体指的是通过艺术手法将生活中某些事物带来的坏情绪进行解构。众所周知,戏曲动作因高度提炼可适用于各种戏曲情景,如“矮子步”在现在的赣南采茶戏中不仅仅表现上山下山的情节,还表现于如走平路、追赶的情节。但当这些高度提炼动作重新回到其本来的生活情景,会起到怎样的效果?笔者认为会对观赏上起到“净化”的作用,完成茶农的情感抒发,且达到观赏审美上美的要求。
在《茶童戏主》“尝茶”的情节中,众多茶童和茶女摇着“扇子花”,进行了“八字扇花”“摇扇花”及“平开扇”等一系列的动作程序,来表达众人对茶叶的珍爱和喜悦的氛围,达到对茶农现实劳动生活艺术加工后产生的“净化感”;而“矮子步”用于茶农、朝奉上九龙山的情节,剔除了上山时的艰辛感,只保留了滑稽调笑的部分,博人一笑。这样的动作不仅高度凝聚了茶农劳动生活,还因为其所带的滑稽性和美观性,可以达到在艺术上“净化”茶农生活,解构事物本身的困难性,引起观众观看时的轻松感。值得说明的是,无论是剧中表达出的茶农群像性的“狂欢”,或是“矮子步”“扇子花”动作对茶农劳动生活的“净化感”,都是为表达茶农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存在。
《茶童戏主》中表现了赣南地区茶农们勤劳耕作的群体生活、团结合作抵抗豪强迫害的精神以及善良的品格。明清之际,赣南的茶叶生产达到鼎盛状态,因为采茶、炒茶等步骤繁琐,故男女都是茶叶的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劳动力。茶农大多住在蜿蜒崎岖的山区,交通十分不便,与外部也多是通过茶商来收茶而获得联系,剧中的九龙山就是这样的一个“桃花源”,民风淳朴,但也导致茶农常处于一个消息封闭的状态,进退两难。剧中表现出茶农这一困难的境遇,例如朝奉作为一个茶商,一有茶农签下的“青苗债”、二有官府给的“茶引”,当茶农不满开价,想转卖给其他茶商时,便被朝奉这两样东西堵住了出路。这和历史上的江西茶法是一致的。
明清茶法有商茶、官茶、贡茶三条途径,以“引由”制度为核心,民间商人贩卖茶叶须交纳茶税,严令禁止民间私自交易。面对朝奉的迫害,茶农没有退缩,团结一致,二姐愿“以一人之身,抵百家茶户之债”,众茶户了解“烧账”计谋后,才从一开始不同意二姐嫁朝奉的坚决态度,转变成“风雨同舟把桨摇,二姐只管放大胆,天塌下来大家会撑腰”,为二姐实施“烧账”计谋提供坚实的后盾。影片最后茶农们筹齐一百两银子给茶童赎身的情节,更强烈地体现茶农的善良及团结,通过《茶童戏主》剧情,能看出赣南茶农的群体生活状态及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性。
(二)对九龙山“险”“奇”的宣传
九龙山地势的“险”“奇”造就了茶叶的品质优良,同样决定了赣南茶文化的发展环境,《茶童戏主》对九龙山的“险”“奇”也进行了描述,并且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化加工。对九龙山“险”“奇”的宣传,主要通过“跳龙潭”的情节表现。这一情节古本中没有,是后来改编者基于真实的生活感悟而添加的。
同样,对这出戏的改编,在题材的选择上带有对赣南地方文化的宣传目的,通过电影的传播方式将全国观众拉入属于赣南的文化环境,从而宣传地方文化及自然景观。剧中九龙山之“险”,在过龙须桥、跳龙潭及上山的情节中表现出来。比如“往上看,石条晃晃半空摇;往下看,黑咕隆咚像阴曹”一句,台词对“龙须桥”的描绘,配上模拟高山险桥的布景,并通过朝奉几次差点掉下山的情节,将九龙山地势的“险”极尽艺术化地表达。
二、“客家人心系自然”
赣南是客家先人南迁过程中最早的一个立足点和聚居区,客家民系的特征,是在历史南迁过程中,与汉族及汉族之外的其他兄弟民族祖先相互交融的结果,“客家文化也像其他任何民族的民族文化一样,表现于共同体成员长期形成的共同生活方式以及由此造就的代代相传的习俗、风尚与传统”。[5]《茶童戏主》中传递出来的客家文化集中表现在客家生活方式和客家精神两方面,“客家人心系自然”指的是客家人在对南方险恶地理环境进行改造的同时,不断地亲近大自然,最终达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客家人逐渐形成了清雅朴素、热爱自然等品性。
三、赣南茶区客家风情
赣南地区集茶文化与客家文化于一体,茶文化和客家文化之间相互融合又相互独立,逐渐形成了赣南茶区客家风情这一特别的文化景观。据相关资料记载,第一批客家人于西晋时期便已迁徙到赣南地区,而赣南开始种植茶叶的时间尚不明晰,有料可查的是江西作为产茶大区,在东汉时便已记录僧人采茶的场景,见于《庐山志》的记载:“士观庙宇僧人相继种茶。”且根据陈年生及余永福《江西茶史考略》[10]一文的考证,大致将江西始有茶叶生产的时间确定在了秦汉时期。那么可以推断赣南的茶文化要早于赣南客家文化的产生时间,客家人入赣后加入了茶叶的种植生产,才形成了赣南茶区所独有的客家风情。
四、结语
《茶童戏主》是一部集赣南客家文化于一身的采茶戏,遵循了“宜俗宜真”的戏曲特色,历经几百年不断地被整理和改编,至今依旧活跃。无论从剧本还是表演上,都能让观众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本文将《茶童戏主》背后的赣南文化特色主要概括为“九龙山不离苦茶,客家人心系自然”十四个字,进一步讨论了影片中的赣南茶文化、客家文化以及赣南茶区中的客家风情。反观当今的地方戏,如何才能让剧本及演出如《茶童戏主》般历经百年而依旧被观众欣赏和喜欢,而不是“昙花一现”式地创作,这是研究者可以继续探讨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黄瑞图,欧阳铎.安远县志[M],刻本.1872(同治十一年).
[2]汪晓云.民间狂欢仪式:黄梅戏的相对原生态[J].戏曲艺术,2003(04):49-54.
[3]曾燠.江西诗征:卷九十四[M].刻本.棣华山馆藏版,1879(光绪五年).
[4]赣州地区文化局,赣州地区戏曲志编辑部合编.赣州地区戏曲志[M].内部资料1991:303.
[5]万陆.客家学概论[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256.
作者:蓝天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