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传文学视域下的人才流动观基于《三国演义》中典型人物与事件的考察

　　【摘要】《三国演义》通过大量的关于人才流动变迁的描写，揭示了“得人才者得天下”的规律。本文希望通过对我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三国演义》进行文本分析，聚焦“鞠躬尽瘁”与“楚才晋用”这对矛盾现象，考察小说中关于人才流动关键节点上的典型人物与事件，以从古代文学视角窥探中国传统的人才流动观。

　　【关键词】史传文学;人才流动;“楚才晋用”;“鞠躬尽瘁”

　　三国时期，群雄争霸，外交上呈纵横捭阖之势，各路英才奔趱竞流，既有“楚才晋用”的现象，也有“鞠躬尽瘁”的历史佳话。可以说，与两汉的大一统相比，三国的政治情势相对要复杂得多。因此，《三国演义》(以下简称《演义》)中，一则简单的人物流动事件，背后往往牵涉极为复杂的大文本叙事。这与当时现实的复杂性是密切相关的。

　　如何招揽人才，始终是三国掌权者们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也是决胜天下的关键。然而，当前学界对三国时期的人才流动现象及其在传统文化背景下折射出的士大夫阶层察隐抉微时流露的价值取向认知依然是模糊的。本文希望通过对《三国演义》小说中涉及人才流动关键节点的典型人物与事件进行考察，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人才流动观。基于“小说即现实的投影”原则，该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与现实借鉴意义。

　　一、“鞠躬尽瘁，死而不已”

　　当初，徐庶谈到诸葛亮“不可屈致也”，于是刘备三顾茅庐而遂愿之。诸葛亮出隆中，辅佐刘备二十一年后，仍不忘其三顾之恩遇。《前出师表》中已经言明：“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1]字里行间充满为报知己厚遇的感激之情。可以说，善衡量时务的诸葛亮，正是被刘备三顾茅庐展现出的这份尊重与赏遇框限了一生。为了报答这份知己之情、君臣恩义，诸葛亮虽知北伐逆时背势，但“士为知己者死”，心中明知不可为而依然选择“鞠躬尽瘁”，甚至深谋远虑，培植蒋琬、费祎、姜维以辅佐后主，使蜀汉政权又得以延续近三十年，做到了“死而不已”。

　　二、刘备对庞统“以貌取人”，导致不同的人才流动效应庞统被称为“凤雏”，与“伏龙”齐名，《演义》中第五十七回《柴桑口卧龙吊丧耒阳县凤雏理事》详细描述了其因相貌被刘备大加冷落，仅被委任耒阳县令，“才位不伦”的遭遇。于是就有了庞统“玄德待我何薄”的感叹，一度欲相辞而去①。

　　后在张飞的力荐、诸葛亮的再推荐下，刘备对自己以貌取人的过失幡然悔悟，向庞统请罪且拜其为副军师中郎将，才有了君臣遇合的景象。正是刘备对卧龙诸葛亮等与凤雏庞统截然不同的人才礼遇，导致了人才的流向意愿迥异。李贽就对刘备的“以貌取人”进行了批评：“士元貌恶，仲谋、玄德俱轻之，何以貌相天下士也?”毛宗岗将曹操、孙权与刘备对庞统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曹操初见庞统，恭敬之极，仲谋、玄德反不如之。”[2]这其中寓含了深刻的教训义理。下文将对曹操的揽才之道进行专门的论述。

　　三、曹操“不拘一格揽人才

　　”与人才的忠诚在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曹操麾下聚集了郭嘉、程昱、典韦、许褚、庞德等一大批智者、能人，可谓谋士如云、猛将如雨。这其实与曹操“不拘一格”的揽才之道密切相关。[3]曹操招揽贤才，从来不问出身;任用官员，从来不看门第、地位。

　　例如，被曹操提拔为大将的乐进本为帐下吏出身;满宠官至汝南太守，最初系为一郡的督邮。曹操“不拘一格”的用人之道还体现在他不计较人才之前嫌，对于投诚归降的人才，一律既往不咎甚至委以重任。例如陈琳曾撰写《为袁绍檄豫州文》辱骂曹操，但被曹操擒住后反而被任命为司空军谋祭酒职务，从此陈琳为曹操所用，直至丁酉大疫爆发，染疾去世。此外，曹操深谙人无完人的道理，选择不计较人才身上的一些缺点、问题和小毛病。例如，兖州叛乱后，魏种叛逃，曹操大感意外，勃然大怒。但魏种被擒后，曹操并未选择杀掉魏种，认为其有地方治理才能，反而任命魏种为河内太守。正是曹操的这种以真心换真心，充分信任人才的策略，换来了人才对其的绝对忠诚。

　　四、徐庶的“身在曹营心在汉”

　　徐庶之所以选择投奔刘备，除了认可其代表了汉室正统以外，更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认为刘备为人重情义，不论是贫贱还是显达时都视朋友如手足，广受天下人赞誉。这说明领导人的德行在吸引人才向其流动过程中会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曹操虽然非常重视人才的价值，但招揽人才时不择手段。为了得到徐庶，曹操不惜劫持徐庶的母亲作为人质，迫使徐庶离开蜀汉来到许昌。但强扭的瓜不甜，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一言不发”，余生虚度。

　　即使是在赤壁之战这种关乎曹魏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徐庶虽已识破庞统的“连环计”，却依然选择不向曹操道破玄机，任由其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而徐庶因为对刘备忠义立场的由衷认可，选择了“走马荐诸葛”。《演义》中提到：“庶曰：‘某所以与使君共图王霸之业者，恃此方寸耳。今以老母之故，方寸乱矣，纵使在此，无益于事。使君宜别求高贤辅佐，共图大业，何便灰心如此?’”徐庶不仅向刘备表明心迹，还亲自跑去请求诸葛亮辅佐他心里的忠义之君。可见，徐庶在蜀汉阵营中是一个忠义的典型。

　　从人才流动的角度考察徐庶在曹魏阵营与在刘蜀阵营中的表现，可以认识到，违背人才本身意愿，甚至采用不道德的手段强行留住人才，实属有害而无益。[4]综上可知，曹操之所以能从一个普通的低级官吏，到最终统一黄河中下游的广大中原地区，战胜军事力量比他强得多的袁绍，与孙吴及刘蜀政权形成“三国鼎立”之势，根本上得益于其礼贤下士、知人善用、惜才、爱才的用人策略。

　　曹操三次颁发“求贤令”，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用人思想。但曹操的揽才及用才之道属于弃“儒”从“法”，体现了法家的诡诈之术，讲究实用，而远离儒家遵从的“真诚”与“忠信”价值观。曹操为了招揽人才，可以使用欺诈、胁迫等不道德手段，甚至是滥杀无辜，其功利主义倾向从古到今为世人所鄙夷。

　　五、孙权引才“以意气相投”

　　孙权之所以能长期雄踞江东，与曹魏政权以及刘蜀政权争图天下，普遍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孙权的用人之道。

　　例如，正是周瑜认为孙权能“亲贤贵士”，所以有把握留住鲁肃。就连洞若观火的诸葛亮也认为孙权能做到“贤能为之用”。陈寿的“屈身忍辱，任才尚计”八个字则对孙权的为政之道进行了总体概括。早在建安五年(200年)，孙策临终前将身后东吴大权托付给孙权，而没有传给呼声较高的其三弟孙翊，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即孙策认为举全国之兵，与敌人进行阵前对杀，争霸天下的能力比孙权强，但自己识才、引才的能力不如孙权，认为孙权极擅长“举贤任能”，更加有利于东吴政权的稳定与延续。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更是将孙权的引才、用才策略评价为“以意气相投”。

　　例如，《三国演义》中第29回《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中写道：“瑜奉命亲往，见肃叙礼毕，具道孙权相慕之意。肃曰：‘近刘子扬约某往巢湖，某将就之。’瑜曰：‘昔马援对光武云：……今吾孙将军亲贤礼士，纳奇录异，世所罕有。足下不须他计，只同我往投东吴为是。’肃从其言，遂同周瑜来见孙权。”[5]

　　孙权初次会见鲁肃，就对其“甚敬之”，并“与之谈论，终日不倦”。在后来的交往中，张昭对鲁肃进行诽谤，孙权笃信鲁肃是与自己志趣相投之人，不仅未受张昭的影响，反而对鲁肃“益贵重之”。从此，鲁肃充分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为江东孙吴政权的稳定与延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6]从道德角度而言，三国之中，孙权表现得最为反复，例如时而联刘，时而向魏称臣，但也表现得最为灵活务实。

　　这种灵活务实体现在了孙权用人的谋略与手腕不拘一格上。例如，明知庞统亲近刘备政权，但依然大胆用之。再如，知道诸葛瑾与诸葛亮是手足兄弟，仍任命诸葛瑾为外交使者，发挥诸葛瑾在吴蜀联盟中的优势，而搁置对其的嫌疑，即使是在谗言满天飞的时刻，也对其信任有加，喊话让其放心。孙权的这种用人格局与眼光，在当时诡谲的三国局势下是十分难得的。因为，在三国争夺天下的大背景中，需要根据宏观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利害关系的变化进行策略调整，选择合作或者对抗。

　　六、许靖政权依归的复杂性与刘氏正统观

　　许靖(147年—222年)，字文休，豫州汝南平舆人，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蜀汉重臣、名士，以品评人物而闻名于世。许靖的政权依归选择可以概括为远董卓、避孙策、拒曹操、应刘璋、投刘备，表现为十年的颠沛流离。这种选择与当时许多能人谋士以利害为取舍，以家族利益为优先，一切以攀附强权为准则的路径完全不同。个中缘由，除了与许靖的性格相关以外，还与其政治立场所秉持的刘氏正统观有密切联系。

　　关于许靖的政权归依变迁动机存在很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其品行俱佳，堪为世人楷模。例如，袁徽评价许靖：“许文休英才伟士，智略足以计事。自流宕已来，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其纪纲同类，仁恕恻隐，皆有效事，不能复一二陈之耳。”宋忠评价许靖：“文休倜傥瑰玮，有当世之具，足下当以为指南。”

　　诸葛亮评价许靖：“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等等。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其政治立场不坚定，实为不忠不义且贪生怕死之辈，徒有虚名而已。其中属史家孙盛对许靖的批判最为严厉，指责他有“四失”：“靖处室则友于不穆，出身则受位非所，语信则夷险易心，论识则殆为衅首。”意思是指许靖在当官之前，与堂弟许邵不合，兄弟间都做不到友好相处;许靖当官之后，未择良木明君，而是跟从暴虐的董卓;许靖背弃刘璋而降刘备，没有信用可言;许靖之所以多次流亡，效忠不同的政权，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远见卓识。

　　当然，孙盛与许靖对汉统承续者的认定不同，导致了孙盛对许靖流转于多个政权经历的评价可能存在极大的主观性与偏见。孙盛认为曹魏政权才是唯一的合法政权，因此对许靖坚决拒绝曹操、投降刘备的取向极为不满与不屑，其批评难与事实相符。裴松就针对孙盛之于许靖的批评提出了不同看法。裴松有言：“至于友于不穆，失由子将，寻蒋济之论，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讥其受位非所，将谓仕于董卓。卓初秉政，显擢贤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为选官。

　　在卓未至之前，后迁中丞，不为超越。以此为贬，则荀爽、陈纪之俦皆应摈弃于世矣。”即裴松认为许靖与许邵不合，主要是许邵心胸狭窄所致;在董卓入京前，许靖就已在朝中担任官职了，不存在主动抉主问题。事实上，许靖内心是将董卓视为贼寇的，其在《奔孔伷自表》中谈道：“党贼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义。窃念古人当难诡常，权以济其道。”许靖称董卓为“贼”，可能就是对董卓的真实评价。面对董卓为首的淫暴军阀，群士反卓，周毖被杀，许靖自陷危机，仓皇南渡，不做徒劳牺牲，情有可原，表明许靖并不是一介迂儒。

　　其实，不论是曹操、孙权还是刘备，在招揽人才与使用人才上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格局，为争夺人才资源使出了浑身解数，使出的谋略讲究“出奇”以求“制胜”。其中的尔虞我诈，非史书所能道尽。当然，在实际的三国人才争夺战中，一定是谋士们费尽心思，武将们头破血流，充满了明争暗斗，蚕食鲸吞的，绝不是几个人物事例可以全面概括的。这也为本文后续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方向。

　　七、讨论与结语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巨著，生动鲜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精英人才的流动观。书中颇具代表性的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情节之所以为人津津乐道，就是迎合了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内心将“是否受到尊重”作为流动决策的重要依据，体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体系在庞统、徐庶、鲁肃等典型人物及相关典型事件中或正或反都得到了体现与印证，可以说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影响着古今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们[7][8]。理解并重视这一价值观传统对当今社会人才资源的开发与使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及启示意义。特别是对于精英知识分子而言，其不会因纯粹的经济原因而选择流动，生活环境以及精神层面的激励措施(包括身份认同和社区氛围)被认为远比经济激励、就业机会等重要得多，越是高级别人才越是如此。

　　参考文献：

　　[1][5]罗贯中著,吴小林校注.三国演义校注[M].台北:里仁书局,1994.

　　[2]毛宗岗评,陈曦钟等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3]赵伟.从曹操“求贤令”看其用人心理[J].兰台世界,2014,(30):138-139.

　　[4]郭硕.制造曹操:兼论历史人物研究范式的问题与取向[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1):59-67.

　　[6]马瑞.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从《三国演义》中的人才流动看“君臣遇合”[J].鸡西大学学报,2013,13(5):108-109.

　　[7]刘子宁,刘付周.三国时期曹操、刘备、孙权的用人之术[J].领导科学,2020,(2):86-89.

　　[8]付开镜.曹操、孙权、刘备“能服于人”的不同境界[J].领导科学,2020,(11):90-93.

　　作者：李傲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