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影像艺术对乡村文化体系构建的影响

　　影像艺术是一个颇为广义的概念，包括图画、图表、摄影在内的静态图像及包括动图、视频、动画在内的动态图像两大类别。但在实际应用中，人们会倾向于将影像艺术这个词汇概念窄化，多指动态图像。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随着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影像艺术以其碎片化、叙事化、场景化、情感化的传播特征成为当今备受推崇的艺术表现形式，其中的翘楚便是新兴的短视频。新媒体影像艺术不是传统影像艺术的简单升级，而是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

　　其中，新媒体影像艺术在乡村文化体系构建中所起的结构性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影像艺术改变了乡村社会关系的形成基础，也解构和重构了乡村文化的内生逻辑，从而打破并重塑乡村文化体系。当我们在问询新媒体影像艺术对乡村文化体系构建的影响时，必须意识到：影像艺术不是绝对的新兴事物，那么新媒体影像艺术所带来的磅礴力量必然只能先从技术层面的角度予以解析。也只有厘清新媒体影像艺术的技术底层逻辑，我们才能更好地探究新媒体影像艺术对乡村文化体系构建的影响。

　　一是时间碎片化。传播学者曼纽尔·卡斯特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社会变迁最直接的表达。新媒体影像艺术的出现，拓展了人类传播活动的时空限制，人类传播活动即时、实时、延时相互交织。身处新媒体影像艺术构筑的新媒介环境，人们可以同时进行多项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及文化活动，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不再严格区分，而是相互嵌入。时间的线性序列被打破，在某种程度上被分割、叠加及延长。由此产生的大量碎片化时间，被以手机为首的“伴随式”媒介所利用，实现了碎片化时间的重新整合，变为“无时间的时间”。二是空间情景化。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一直处在“时空脱域”之中，新媒体影像艺术作为一种催化剂，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使人和物不断从时间和空间中解脱出来。

　　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曾指出，新媒体影像艺术打破了现实情境之间的界限，在空间中创造新的情境，从而影响个人的行为，造成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融合。最终的结果是，场所从空间中分离。身处新媒体影像艺术构筑的新媒介环境，人们的行为不再受限于特定的空间。地城、空间、场所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在场”和“缺场”的关系，表观为“流动的空间”。三是信息数字化。传播学者尼葛洛庞帝曾道：“想要了解数字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思考原子和比特的关系。”

　　新媒体影像艺术的出现，使人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比特化的世界，几乎一切的人类行为都可以转化为数据，被记录、存储、分享及应用。新媒体影像艺术带来的是个体生活越来越得到大面积曝光，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置于镜头下、呈现在视频里。基于上述三大项，新媒体影像艺术改变了乡村社会关系的形成基础，也从呈现、连接、整合等多个维度影响了乡村文化体系的构建。呈现乡村图景，重构文化空间。以往人们在描述乡村图景时，乡村总是作为城市的“他者”来呈现的。

　　在固有的话语体系中，城市为本位，乡村是附属品，在有关城市的“高谈阔论”中，乡村的声音总是由“沉默”走向“沉没”。新媒体影像艺术的出现，使得乡村得以在新媒体平台上分割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乡村的形象不再是被动的“他塑”。尤其是在乡村短视频打造的乡村生活传播图景中，乡村的形象得到了更为真实、立体的呈现。

　　一是乡村景象的呈现。以往有关乡村景象的描述总是不免与“偏僻”“荒芜”“破败”“落后”等词汇挂钩，仿佛乡村就应该与城市的“中心”“热闹”“精致”“繁华”相对峙。而在新媒体影像艺术呈现的乡村图景中，却有青山绿水、天高云淡，好一番恬然之景，令人心向往之。

　　二是农民形象的呈现。以往我们看小品，农民是身着破旧，洋相百出;我们读新闻，农民是愚昧无知，贪小便宜。在人们习以为常的话语体系中，农民往往扮演着被同情、被帮扶、被救助的“弱势群体”，甚至部分媒体专挑农民与城市人的对立话题以求博得更多关注。而新媒体影像艺术所刻画的农民，是“新鲜的”“生动的”。以“念乡人周周”“巧妇 9 妹”“川香秋月”等短视频博主为例，农民会耕田、会抓鱼、会砍柴、会编织、会烹饪……。以往有关农民无知无用的“刻板印象”被彻底颠覆，农民成了会“十八般武艺”的能人，农民勤劳朴实、善良真诚的形象被重新构建。

　　三是乡村实践的呈现。新媒体影像艺术对新时代农民形象的呈现，是通过对乡村实践的展示实现的。在新媒体影像艺术描绘的乡村图景中，农民们不仅积极务农、下地劳作，还对一些社会公共事件予以关注和参与。如，“巧妇 9 妹”通过拍摄短视频带领同乡就业致富，“李子柒”多次为受灾农民筹款等。新媒体影像艺术通过对乡村景象、农民形象、乡村实践的呈现，展现了乡村生活的底色，颠覆了人们以往对乡村抱有的认知，重构了乡村文化的公共空间，为乡村文化的构建赢得了更为厚实的文化土壤和广阔生长空间。凝结集体记忆，连接身份认同。中国一直是乡土社会，“家文化”“族文化”“部落文化”盛行。

　　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耕文化逐渐衰落，人们的乡土情怀也被逐渐剥离，以往建立在乡土社会基础上的“集体记忆”也被不断稀释，变薄变淡。许多早期下海的成功人士，虽已荣华伴身、衣食无忧，但却总对乡土抱有怀念。新媒体影像艺术对于乡村的呈现和刻画使得许多心系家乡的“游子”得归故里，在有关乡村生活的短视频里找到了回溯。

　　一方面，新媒体影像艺术凝结了人们的集体记忆。在观看有关乡村生活的短视频时，人们的浏览、分享、点赞、评论，都在构建一种“仪式参与感”，仿佛自己置身于视频的情景之中：自己挽着裤腿儿在河里摸鱼，自己拎着竹篮在林里捡菌子，自己吃着柴火锅里刚蒸好的一笼叶儿粑，自己和好友们到处串门……。

　　在众多有关乡村生活的短视频评论中，“乡愁”是最高频的词汇。新媒体影像艺术对乡村生活的呈现，使得远离乡村生活许久的人们得以在屏幕前寻得慰藉，找回儿时的童真与质朴。相比城市里高压力、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人们更倾向于徜徉在新媒体艺术构建的“电子场景”中，在这里人们不会因囊中羞涩而窘迫，不会因身着粗布而尴尬，反而在这个真实与想象交织的电子空间里，人们更能意识到勤劳致富的真谛、感受到乐观生活的态度，也一遍一遍坚定着自己的乡土价值信仰。

　　另一方面，新媒体影像艺术也连接了身份认同。以往从农村外流出去的人，大多天南地北、各成一家，南下海、北垦荒，拥有着新城市的身份和标签。新媒体影像艺术对乡土生活的呈现，无疑将他们拉回了同一个对话空间。即使现实生活中“城乡对立”依旧存在，但是新媒体影像艺术对乡村生活的呈现和解读，使得农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被“污名化”的标签。

　　可以说，新媒体影像艺术开启了一场“农民本位”的乡村文化再造。在这场仪式重大的赋权中，农民作为具有能动性和主体性的群体登上舞台中央，农民不再是单纯的务农者，而是勤劳朴实、积极向上的新农人，他们是乡村文化的建设者，也是乡村文化的传播者。由此，在旧的集体记忆之下，在新的身份认同之上，作为乡村文化建构主体的农民的内生性被激活，农民自然能够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场“文化再造”运动之中。整合乡村资源，助力乡村振兴。技术的赋权带来的不仅是农民话语权的重构和乡村新形象的建构，更是乡村发展中各个方面资源的重新整合。

　　乡村振兴论文：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路径研究

　　一是旅游资源的整合。新媒体影像艺术对于乡村图景的呈现，最直观的就是对于乡村风光的呈现。以四川理塘丁真为例，他的视频里除了其憨厚朴实的笑容深入人心，理塘的雪山、草地、白塔也让人心驰神往。丁真走红以后，丁真成为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的形象代言人，以至于有人评价说“丁真成就了理塘，理塘也同样成就了丁真。”

　　二是文化资源的整合。李子柒的走红，带来的不仅是自身流量高涨，背后也有文化价值的输出。与其他博主不同，李子柒的标签不仅是美食博主、国风网红顶流，还是一个向海外正面输出中国文化的“国际 IP”。在李子柒的视频里，茶文化、酒文化在日常的茶酒饮品制作中流淌，笔墨纸砚的制作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厚重，端午包粽子、中秋做月饼更是将传统节日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是人才资源的整合。新媒体影像艺术助推了如李子柒、蜀中桃子姐等乡村博主的崛起，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回流乡村，从而实现了乡村居民的重新部落化。短视频成为这部分人实现自我价值、建设乡村文化的工具，乡村文化也在这些个性化、自主化的表达中逐渐构建，在推动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助力了乡村振兴。然而，当我们在探讨新媒体影像艺术给乡村文化体系构建带来的契机时，我们也应意识到：技术是双刃剑，新媒体影像艺术对乡村文化的介入自然也是利弊交织的。

　　对此，经厦门大学出版社于 2021 年 12 月出版的《新媒体时代短视频监管与产业融构》一书，可作为盛世警言。该书基于我国短视频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了短视频产业市场乱象根源，从法律环境、监管方式、监管机制、权限边界等方面梳理了短视频行业的困境，并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互联网、短视频监管经验给出了可行性建议。只有时刻保持警醒，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事而谋，短视频行业才能行稳致远，新媒体影像艺术对乡村文化体系构建才能发挥最大效力。

　　作者： 赵亚红(黄河科技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