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如何影响个体创业行为来自方言视角的经验研究

　　[摘 要]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CSMAR文化研究数据，实证检验了文化多样性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方言多样性程度越高的地区，劳动者从事创业活动的概率越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后所得结果均验证了这一结论的有效性;方言多样性影响个体创业的作用渠道包括社会信任阻碍效应、社会网络抑制效应和要素市场扭曲效应，且这一因果关系在生存型创业、女性创业和中低技能群体创业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宏观层面上语言政策的制定、微观层面上创新创业活力的激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方言;创业行为;社会信任;社会网络;要素市场扭曲

　　一、引言

　　创业是企业家精神的现实表现，也是国家层面实现创新产出和创新性发展的微观基础。已有研究表明，创业能够通过技术革新(Schumpeter，1934)[1]、知 识 溢 出 (Acs et al.，2013)[2]、 产 业 结 构 升 级(Noseleit，2013)[3]和就业岗位创造(Haltiwanger et al.，2013)[4]等方式提高经济活动的运行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所依赖的廉价劳动力和要素资源禀赋优势的日渐式微，若要持续推动我国产业价值链向高端环节攀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进一步保护和发扬企业家精神，提高各地区的创新创业活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这说明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引导和鼓励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导向。

　　在“后疫情”时代，创业精神不仅有利于激发市场微观主体的创造活力，而且对于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和维持经济社会的良序稳态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为具体探究个体创业行为的决定因素，国内外学者多基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视角来进行分析，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强调制度性因素和市场经济环境因素会影响个体的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Klapper et al.，2006;Lim et al.，2010; 吴 晓 瑜 等 ，2014)[5-7]，微观层面的多数研究认为，个体能力和个体禀赋在劳动者开展创业活动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作用(Yueh，2009;Levine and Rubinstein，2017)[8，9]。

　　除了上述来自经济、制度与个体能力的作用之外，固有的社会传统和地方文化习俗同样会对市场主体的行为决策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文化经济学的兴起，学界逐渐开始关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此类文献中，文化常被定义为“宗族、信仰团体和社会群体中代代相传并且相对稳定不变的习俗、信念或价值观”(Guiso et al.，2006)[10]。North(1990)[11]指出，非正式制度对个体决策产生的影响效应不亚于正式制度的作用。

　　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地方文化通常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个体价值观和经济决策，反映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最终造就了地区间创新效率和创业活力的差异性。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地域的广袤性与地理形态的多样性演化出了地区之间文化和民俗的巨大差异，正所谓“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在信息传递和日常生活交流中，尽管人们书写的统一汉字不会造成理解困难，但从语法乃至发音都不尽相同的方言却使得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互相之间难以沟通，这便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方言地理。丁从明等(2018)[12]的研究认为，方言地理、宗教地理能在极大程度上表征一个地区的文化地理，但因我国的宗教环境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分化特征，所以我国的方言地理通常能够较好地代表文化地理。

　　由于我国各地区间的历史沿革、民族分布和地理特征迥异，不同地区的方言特征和方言多样性往往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据《汉语方言大词典》统计，我国共有包括北京官话、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在内的 17 种方言，并可细分为 105 种次方言。多数实证研究已经揭示，方言多样性拉大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心理距离，阻碍了社会信任的形成和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增加了交易成本并损耗了生产效率，不利于市场一体化推进与经济持续增长(丁从明等，2018;徐现祥等，2015;马双和赵文博，2018)[12-14]。

　　依据以上机理的推演，一个地区内方言种类越多，个体创业过程中所遭遇的市场摩擦和道德风险就越大，市场微观主体经营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风险也就越高，因此，方言多样性在整体上降低了劳动者从事创业活动的可能性。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营造创业友好型的文化环境，对于保护和发扬企业家精神，推动各地区创新效率和创新动能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作为市场微观主体日常沟通和信息传递的桥梁，方言文化和方言环境究竟对个体创业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若二者间存在特定的因果关系，这些效应将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得以发挥，又将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出怎样的异质性?目前尚未有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而厘清方言多样性影响个体创业行为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在保护我国丰富多元的方言文化的同时，尽可能地采取政策措施以削弱方言多样性对个体创业活动造成的消极影响。

　　本文将从方言多样性视角出发，采用 CSMAR文化研究数据和 2012—2017 年共四期的 CGSS 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详尽的实证检验，以期为我国宏观层面上语言政策的制定、微观层面上创新创业活力的激发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对策与建议。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当前涉及方言多样性影响个体经济决策的研究较少，本文从微观劳动者层面出发，深入探讨并实证检验了以方言为代表的文化多样性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影响效应，所得结论对语言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领域针对方言文化的经济绩效所开展的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其次，从累积分布函数的重新设定、缩减样本容量和缓解遗漏变量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借助在理论层面上外生的地理工具变量缓解非观测因素和反向因果关系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使本文的因果推断结论更为可信;再次，针对不同创业类型和不同创业群体展开异质性分析，有助于从多个角度理解在不同条件下方言多样性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差异化影响;最后，基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要素市场扭曲三条路径，考察了文化多样性影响个体创业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丰富了学术界关于文化差异影响经济绩效的内在机理的认识。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关于个体创业活动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至今已较为成熟，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主要基于制度性因素、市场性因素、个体能力因素三个层面展开分析。从制度性因素的视角出发，Lim 等(2010)[6]的研究表明，制度环境通过改变劳动者的创业认知，对个体创业决策产生了重要作用;Klapper 等(2006)[5]、张龙鹏等(2016)[15]的研究均发现，政府规制和行政审批将对创业活力和创业概率产生负向影响。从市场经济环境的视角出发，吴晓瑜等(2014)[7]构建了一个两期的职业选择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房价对个体创业活动存在抑制效应。从劳动者自身能力的角度出发，Yueh(2009)[8]认为，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中，个体社会网络在创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Levine 和 Rubinstein(2017)[9]强调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和“打破常规”能力的人更容易成为企业家。

　　以上三种观点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个体创业活动的影响因素，但均未涉及以文化环境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对个体创业行为的作用。随着语言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方言文化对个体经济决策和宏观经济活动的影响。在早期研究中，方言技能常被看作是微观人力资本的一部分。语言和方言习得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而语言技能作为一种特定的人力资本，也会通过身份认同、社会资本积累等方式为使用者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Pendakur andPendakur，2002;Chen et al.，2014)[16，17]。

　　尽管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的方言技能为个体带来了较高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但现实世界中的微观个体通常在工作搜寻、经营活动开展、迁徙和社会互动中面临着错综复杂的语言环境。事实上，地区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掌握的方言往往具有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恰恰构成了当地割裂的社会网络和潜在市场摩擦中的一部分。市场环境中方言种类数越多，个体在获得社会认同和积累人力资本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将越强，同时，社会互动和商业经营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也就越大，这一系列作用机制将对微观个体的市场融入产生消极影响，并在宏观层面上阻碍区域经济发展(马双和赵文博，2018)[14]。

　　现有研究多从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对外开放、技术创新等视角实证检验方言多样性所造成的负外部性。Falck 等(2012)[18]强调尽管德国已经普及了标准德语，但当控制地理距离不变时，个体迁徙还是偏好与原居地方言距离更小的地区，这说明方言多样性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徐现祥等(2015)[13]首次对我国地级市层面的方言多样性进行了测算，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方言多样性大约降低了我国30%的人均产出。蒋为等(2021)[19]认为，方言多样性抑制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林建浩和赵子乐(2017)[20]的研究表明，城市之间方言文化的相对距离通过增大制度距离的方式形成了技术扩散壁垒，最终拉开了不同区域间的技术差距。邵帅等(2017)[21]研究发现，区域内部的方言种类增多会制约该地区城市化率的提高，且这一因果关系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得相当稳健。

　　从上述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出，方言不但在宏观层面上阻碍了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也在微观层面上影响了个体的经济决策和生产经营活动。但是，目前我国学者从方言多样性角度出发，研究方言文化影响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的成果仍然为数甚少，亟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就个体创业活动而言，除了以往研究较多关注的制度性因素、市场性因素、个体能力因素的作用之外，方言环境和方言多样性所代表的文化环境往往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具体来说，方言多样性通常决定着创业者所面对的来自整个市场的异质性文化冲击和市场摩擦的大小。因此，明晰方言多样性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于我国宏观层面上语言政策的制定、微观层面上创新创业的驱动具有积极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基于已有文献、语言经济学理论和创新创业理论，本文将方言多样性影响个体创业行为的内在机制归纳为社会信任阻碍效应、社会网络抑制效应和要素市场扭曲效应三条路径。

　　1.社会信任阻碍效应。语言经济学研究认为，方言技能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之一，掌握相同方言的人往往具有更加近似的生活习俗、文化背景甚至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的交际中也更容易达成身份认同(Pendakur and Pendakur，2002;黄玖立和刘畅，2017)[16，22]。多样化的语言环境会带来沟通交际方面的困难，这将通过身份识别效应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通常会使得特定微观个体在掌握不同方言的群体之间难以获得普遍的身份认同，长期以来将不利于个体信任观念的构建，并阻碍了整体层面上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已有研究表明，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社会信任能够通过塑造企业家风险偏好、提高创业的信息传递效率、弥补传统制度设计缺陷和促成个体间合作等方式增大劳动者从事创业活动的概率(周广肃等，2015)[23]。Kwon 和 Arenius(2010)[24]对全球创业监测个体层面数据的研究亦发现，在社会信任程度更高的地区，人们捕捉到创业机会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方言多样性带来的社会信任阻碍效应倾向于降低个体从事创业活动的概率。

　　2.社会网络抑制效应。社会网络通常指个体间因相互联系而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体系，其建立和拓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和言语沟通的过程，而方言的身份识别和身份认同效应则倾向于将掌握不同方言的个体划分为具有主观异质性的多个群体，各群体之间心理认同感的降低将导致特定个体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积累过程的困难程度增加(马双和赵文博，2018)[14]。同时，社会网络越狭窄的个体，越难以充分把握与创业相关的市场信息及政策信息，其创业意愿和创业成功率也就越低(Yueh，2009)[8];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网络中蕴含着丰富的亲缘、血缘与地缘关系，社会网络的缺失将不利于劳动者在创业融资中获得担保，也阻碍了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中监督机制和声誉机制的发挥，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创业者所面临的金融约束和道德风险，从而减小了其从事创业活动的可能性(胡金焱和张博，2014)[25]。综上所述，社会网络抑制效应是方言多样性影响个体创业行为的重要渠道之一。

　　3.要素市场扭曲效应。方言多样性带来了语言交流便利性的缺失和身份识别的困难，抬高了市场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甚至造成了创业活动中的信息失真。买卖双方、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扭曲加剧了交易双方的道德风险，同时，与复杂方言环境相伴而生的高昂的交易成本、低下的信息传递效率加大了创业者所面临的市场摩擦，以上种种因素阻碍了市场一体化的推进，不利于劳动力和资本跨方言区流动，导致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远远偏离其机会成本和边际产出，并加重了要素市场扭曲程度。

　　其中，资本市场扭曲将使个体因难以获得创业所需的初始资金而被迫放弃创业活动的开展(Hurst and Lusardi，2004)[26]，而劳动力市场扭曲则使得以人才为代表的技术支持无法按照市场机制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对创业者的人才和技术搜寻造成了一定障碍，最终降低了劳动者的创业意愿 (赵新宇和郑国强，2019)[27]。依据以上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说 1 和假说 2。假说 1：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文化多样性倾向于降低个体从事创业活动的概率。假说 2：文化多样性主要通过社会信任阻碍效应、社会网络抑制效应和要素市场扭曲效应三个机制抑制个体创业活动的开展。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个体层面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2 年、2013 年、2015 年和2017 年四期数据所构成的混合横截面数据。该数据库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统计并维护，各年度样本选择均严格采用多阶分层 PPS 抽样方法，每个截面上所抽取的样本均满足随机抽样，并保证在全国总体层面上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在模型设计环节中，本研究将使用 CGSS 四期调查问卷所得数据来度量个体的创业决策，并生成了一系列个体层面上的控制变量。度量文化多样性的方言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文化研究板块中的“各地区方言情况统计”，该数据统计了我国 2 300 个区县级行政单位所分属的方言区，以及区县范围内方言片、方言小片和方言种类数的具体信息。由于原始数据中“方言小片”的缺失值较多，故采用“方言片”(即次方言)数据中所提供的信息来衡量各地区的方言多样性，各区县的人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同时，为更加准确地揭示方言多样性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影响，本文亦控制了地区层面上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因素，相关指标测算使用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四、方言多样性影响个体创业行为的实证分析

　　就控制变量而言，性别对个体创业行为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说明性别因素对创业的影响并未得到统计数据方面的支持;年龄对创业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年龄平方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年龄与个体创业概率呈现出倒 U 型关系，个体创业的概率随着年龄初始值的增加而增大，到达一定拐点后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下降;受教育年限对个体创业的边际效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其原因在于，高学历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更优质的就业选择，这将导致自我雇佣的机会成本增大，同时，高学历人群的风险厌恶型倾向也更明显，这决定了与创业相伴而生的失败风险可能降低其创业意愿，故受教育年限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上年度个人总收入越高，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越多，个体创业的概率越大，这反映了个体资本积累对创业的重要性;若个体 14 周岁时父母正在从事创业活动，该个体成年后创业的概率也将显著增大，这说明父母创业对子女具有“示范效应”，且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也有利于创业概率的提高。

　　个体的创业选择是微观劳动者在个人技能、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满足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决策结果。尽管实证模型中已经尽可能全面考虑了来自个体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但受现实经济活动复杂程度的影响，扰动项中仍有可能包含重要的遗漏变量。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遗漏变量偏误，在回归模型中进一步添加普通话水平、户籍身份和地区人口规模的对数值等三个控制变量，并再度进行稳健性检验。添加以上控制变量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语言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普通话水平较高的群体受益于其自身语言能力带来的较强的“沟通效应”，在劳动力市场上将倾向于受到较小的市场摩擦，一方面这对个体创业决策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较高的普通话水平带来了更高质量的就业机遇，导致劳动者自我雇佣的激励不足，因而其净效应无法确定。需要考虑的是，当方言环境与个体语言能力具有相关性时，对劳动者普通话能力的忽视可能会造成内生性偏误 (马双和赵文博，2018;蒋为等，2021)[14，19]。因此，将劳动者的普通话能力纳入回归模型中，有助于更加干净地识别方言多样性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净效应。

　　第二，相关研究表明，户籍歧视在就业市场上普遍存在，进城务工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户籍歧视往往会迫使其“被动”创业(曲兆鹏和郭四维，2017)[29]。因此，在控制变量中增加“户籍身份”变量，并预期其对个体创业概率具有负向的边际效应。第三，在城市经济学文献中，地区人口规模常被用来度量城市规模。具体来说，城市规模扩大所造成的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家面对的商品市场的扩大和生产效率提高，而城市规模过度扩张带来的集聚不仅会造成拥堵效应和过度竞争现象，还不利于企业家获得更多生产者剩余，故地区人口规模对个体创业影响系数的方向无法判定。

　　五、方言多样性影响

　　个体创业行为的异质性分析方言所代表的文化多样性对个体创业行为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抑制作用，但这一影响效应是否在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不同群体的创业活动中存在异质性?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从创业类型差异、创业者性别差异和劳动技能差异三个方面展开异质性分析。以上三种异质性特征的理论逻辑在于，首先，按照不同的创业动机，创业可被划分为生存型创业(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和机会型创业(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两种类型：生存型创业特指个体为了解决自身以及家庭成员的就业和基本生计问题而被迫进行的自我雇佣;机会型创业反映了个体为把握市场机遇，以实现自我价值或获得更高商业利益为导向而从事的较大规模的创业。通常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主体掌握社会资本、经济资源的程度和质量有所不同，因此，在理论层面上，二者的创业决策对方言多样性带来的市场摩擦的敏感程度具有差异性(周广肃等，2015)[23]。

　　其次，在对微观个体创业决定因素的研究中，性别异质性常常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不同性别的创业主体往往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和行为方式，故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的创业行为对市场摩擦的弹性将表现出较大差异。最后，由于各劳动技能水平的群体在适应市场环境、克服市场摩擦方面的能力和禀赋存在异质性，且不同劳动技能者从事创业活动的机会成本和边际效用均不相同，本文预期方言多样性对不同劳动技能群体的创业决策也存在差异化的边际影响(孙楚仁等，2020)[30]。

　　六、方言多样性影响

　　个体创业行为的作用机制检验正如前文所揭示的理论机制，方言多样性通过社会信任阻碍效应、社会网络抑制效应和要素市场扭曲效应降低了个体从事创业活动的概率。本部分将基于以上机理进行实证检验，力求从根本上揭示方言多样性对个体创业活动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

　　七、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作为一种

　　非正式制度，方言文化和语言环境通常能够对微观个体的价值观念和经济决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文化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四期横截面数据以 及CSMAR 文化研究版块中方言数据所匹配的数据集，实证检验了以方言为代表的文化多样性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具体作用机制，并稳健地得到相关结论。首先，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时，方言多样性显著降低了个体从事创业活动的概率，采用地理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所得结果均证实了这一结论的有效性。其次，方言多样性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影响在不同创业类型和不同创业群体中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方言多样性显著抑制了个体从事生存型创业活动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机会型创业产生显著影响;对于不同性别的创业者而言，方言多样性对女性群体创业活动的抑制作用大于男性群体;对于不同劳动技能水平的群体来说，方言多样性显著降低了中低技能群体从事创业活动的可能性，但对高技能群体创业行为的作用不显著。最后，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方言多样性主要通过社会信任阻碍效应、社会网络抑制效应和要素市场扭曲效应三种途径对个体创业行为产生了负向影响。

　　(二)对策建议

　　为切实保护和发扬企业家精神，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途径刺激各地区经济增长活力提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本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所得结论，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提高普通话的普及率，以减少不同方言使用者之间的沟通障碍。尽管我国已经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普通话的普及，但在城市边缘地带、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着普通话普及率不高的现状，地区层面上普通话普及率的提升有利于增强个体间的沟通效率和信息传递效率，从而减小方言多样性对创业活动造成的市场摩擦，因此，普通话的普及仍然是当前语言政策制定的重点目标之一。

　　第二，在以语言政策为代表的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需要在促进文化融合和保护文化多样性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点。不同文化的融合减弱了创业者所面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大小，促进了社会整体层面上信任水平的提高，使创业主体的社会网络构建和信贷支持获取更便利，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有利于不同地区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发展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这也避免了地区间产业同构和经济发展同质化现象的出现。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构建更具文化包容性的社会制度体系，引导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在社会中和谐共处，并保证不同文化背景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因而本研究所得的政策含义并非是一刀切的。

　　第三，充分利用政府信息公开平台进行信息传递，倡导区域间政府合作，规避方言多样性带来的信息失真和要素市场扭曲现象的发生。在方言多样性较高的地区，政府应积极全面公开人才引进、招商引资和行业市场准入的相关政策信息和市场信息，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以提高市场中的信息传递效率和传播质量;积极开展跨方言区、跨行政区的政府间合作，打破不同方言区之间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和市场分割的局面，推动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发展，从而规避方言多样性带来的要素市场扭曲效应，提振创新创业活力与经济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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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足与展望

　　本文着重探讨以方言为代表的文化多样性对劳动者创业决策的影响，对已有文献形成了良好的边际补充，但研究中仍存在不足和可完善之处。第一，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未能就文化多样性影响劳动者的创业质量、新创企业的生存时间等问题开展进一步的分析，未来研究中可以借助多个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集对以上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第二，本研究从社会信任阻碍效应、社会网络抑制效应和要素市场扭曲效应三个维度检验了方言多样性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然而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上是否还存在其他的作用路径和作用机制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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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杨秀云，从振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