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诗歌意象翻译中的诗学认知：比较诗学视角

　　〔摘要〕 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分支，比较诗学基于文化的可比性进行文学对比研究，旨在揭示研究对象的一般规律和相互关联。意象是诗歌的灵魂，是情感表达的载体。因语言特征和文化思维的差异性，中西对意象的认知有互通之点，更有殊异之处。以比较诗学为理论支撑，从意象与意境美、意象与节奏美两种关系和维度来分析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翻译中的诗学认知，研究发现，源于对诗歌意象深刻而透彻的诗学认知，庞德得以充分再现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学要素和美学风貌。

　　〔关键词〕 意象;意象翻译;庞德;比较诗学;诗学认知

　　诗学(poetics)是研究艺术、社会、文化之本质及规律的学说，其范畴广泛。比较诗学是“不同文化中的文学理论或批评的比较”[1] 134，采取跨文化、跨学科的角度对文学伦理进行互相比较和平行阐发，旨在研究和发现文学之理性特性和普遍规律，寻求和构建跨文化、跨国度的“共同诗学”[2]15。比较诗学着眼自身，观照他者，这种言说模式“既具有本土文化特色，又具有跨文化创意”[3] 181，其跨文化性和跨域性是中西文化比鉴的基础，为翻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视角。比较诗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兼具诗学思辨的向度及认知的特性，形成所谓的“诗学认知”。随着认知语言学及认知诗学等学科的发展，翻译逐渐被纳入认知范畴，目前国内外翻译研究的焦点已从语言特征和修辞功能转向翻译的认知层面[4−6]。

　　从认知视角来看，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译者的相关知识体验和思维认知来理解文本意义的，翻译中的认知过程是不言而喻的，翻译就是一种认知活动。认知翻译认为，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驱动或制约着翻译策略的选择、文本的生成方式和翻译结果，因而翻译的认知过程不仅聚焦文本的内部识解，更关注译者的社会文化语境和认知体验，故认知视域下的翻译研究亦触及和延伸到了具有广泛视域的诗学范畴，认知翻译与诗学翻译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交接面(interface)。由是观之，比较诗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既有认知属性，又有诗学化范畴的理论性和普遍性，即为诗学认知，翻译也因之便是涉及文本诗学功能[7] 91 的诗学认知活动。本研究基于比较诗学理论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看作基于认知的一种诗学比鉴、对照和评价，以期探赜诗歌翻译的文化意蕴、美学效果、哲学内涵等的综合表达。

　　一、比较诗学的认知机理

　　(一) 比较诗学的认知属性

　　诗学的思辨性决定了其认知属性。诗学研究聚焦诗学价值，着眼于富有想象力的话语世界和具有个性的思想表达。但是，诗学研究不满足于思想的本源形式，还需联通研究者散乱的文本经验和社会经验去揭示文本深层的艺术特质和思想深度，通过表面的话语表达揭示深层的理性思维，论证所表达的思想本身在逻辑演绎方面的自足性，挖掘思想生成背后的社会精神和历史渊源。因而，诗学作为研究社会文化本质和规律的学问，还着意于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历史、哲学、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外延层面，具有广泛的范畴，这种融会贯通、旁征博引的研究范式赋予其自身认知特性。

　　诗学认知的纵横思辨有利于挖掘文本的深刻含义，而基于诗学认知的翻译研究有利于探索文本的互文关系与表现张力，其翻译结果更能凸显译者行为的创造性，故诗学认知视域下的翻译为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一个创新性的视角。比较诗学沿用诗学的观察视域，对文学的历史、文化、政治等价值进行跨文化的对照性反思和鞭辟，既可以是哲理化、诗学化的，即重视对民族文学的诗意沉思和诗学解释;也可以是历史化的，即通过感性而具体的历史时空的还原，在与历史的会通中证实文本的生成背景。概言之，比较诗学具有认知属性。相应地，比较诗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旨在通过对文本的语义求索和诗学认知，在译语中对其进行诗学再现，它“不囿于文学文本本身，不停留于事象的浅表层次”[8] 105。换言之，翻译的比较诗学视角不囿于对文本的微观剖析，而着眼于对文本的宏观审视，并对文本进行诗学化拆解和重构。

　　(二) 比较诗学的认知维度

　　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自 20 世纪始，中西诗学有别于中国古代诗学和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范畴，诗学的本体得以扩展，诗学“既包含了诗论，也包括了一般的文艺理论乃至美学理论”[9] 2，而比较诗学则被视为对各国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是以平行阐释为基本方法、以寻求跨文化的共同诗学为目标的研究。作为独立的学说流派，鉴于其逻辑构成，比较诗学的认知维度包括“比较”和“诗学”两个范畴，即，它拥有可比性和诗学性两种特性。一方面，比较诗学理论的认知基础在于不同文化的可比性。

　　如同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也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的本体，是比较诗学这一学科所安身立命的基点”[10] 35。不同的文学理论体系虽有不同，但仍然存在相似性，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11] 1，这是因为事物的共同性本质促成了人的同理心。文化间的相同点与差异性并生共存，这便构成了比较诗学的可比性，“同与异本是比较的一体两面”，“求同与辨异是比较最为基础的两个途径”[12] 164。

　　比较诗学基于可比性之动因，以“一种多元观察、多视点透视并具有他者性、汇通性的研究眼光”[10] 32，仰观俯察不同文学和文化体系，以期探寻自身与他者秉性之异同。另一方面，比较诗学的认知基础在于文学的诗学性。比较文学从跨文化视域对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目标在于作品中的文学意蕴、语言艺术，尤其是文化底蕴。然而，在比较诗学的范畴内，比较不仅是探寻文学现象的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在文化的阐释中体验文学文本的诗学性，因此，比较诗学的另一根本任务就是探究文学作品内在的诗学性。

　　比如中国古代诗学在对诗文的批评过程中着重体验性与描述性，往往不注重从思辨性与逻辑性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10] 33。同样地，诗歌翻译研究一直以来也只注重语言文化阐释，对诗学认知的忽略使得翻译研究的诗学价值沉潜。“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四个跨越”构成了比较诗学研究主体视域中的主要原则[10] 32，故应将具有广博视野的“四个跨越”带入对文学作品翻译的诗学拷问、考索、考寻的讨论之中，以期挖掘中西诗学的内蕴与外延。在比较诗学研究中，以平等的眼光对待异质文化至关重要，不仅应发现不同诗学的互通性，而且应摆脱自身文化的束缚来寻找不同诗学的异质性，平等的互阐互释有利于充分发挥比较诗学的功能和价值。

　　二、庞德对中国诗歌意象的认知与翻译

　　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埃兹拉·庞德(E. Pound)是离经叛道(out of key with his time)的翻译家，他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掀起了翻译中国古诗的热潮。庞德的汉诗英译大受热捧，不仅因为其译诗再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特征，而且还融入了意象主义诗学原则，因而 T. S. Eliot 称庞德为“我们这个时代中国诗歌的发明者”[13] 16。庞德的翻译悖离(deviate from)了中国诗歌的语言规范和诗体风格，学界除了对其创造性翻译方面[14−16] 的研究，还有诸如概念整合[17]、译者行为[18]、文化翻译学[19]、译者身份[20] 等视角。目前虽然也有以比较的视域对庞德诗歌翻译的研究[21−22]，但侧重点在于对他与其他译者之翻译策略和翻译观的比较之上。

　　本文基于比较诗学视角，对庞德诗歌翻译中的诗学认知心理进行剖析，不仅开拓了庞德诗歌翻译研究的路径，而且使得诗歌翻译研究向着诗学化迈进，同时也赋予比较诗学跨域性和更为完整的理论性。庞德作为西方意象派的代表人物，在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诗的翻译中融合了中西不同的诗学观，他的翻译既保留了中国诗学的审美特性，又融入了其意象派的诗学理念，体现了比较诗学的认知维度。意境是意象赖以存在的背景，节奏是意象实现其旨趣的艺术手段，下文以庞德翻译的《华夏集》[23] 为例，从意境美和节奏美两方面探讨庞德对中国意象诗的认知与翻译，探析他在意象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诗学观。

　　(一) 意象与意境美

　　意象由“意”与“象”两部分组成，“意”是借助客观物象所表达的主观情感，“象”是融入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意”与“象”情景交融从而构成意境。意象是诗歌的最小单位，意象的叠加构成意境，意境是意象的总和，意象的个体美构成意境的整体美。意象的表达离不开意境的烘托与陪衬，意象与意境相辅相成，相互成就。意境是意象的升华，脱离了意境，意象则会变得苍白无力，中国古典诗词的最高境界就是从意象中升华出意境，“诗人通过意象来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并营造出物我交融、情景相生的意境”[24] 108。意象和意境是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意象是诗人的心理表征，其认知过程贯穿于原文本的理解中，意境生成于欣赏者的审美认知过程。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中，对意象与意境的诗学识解至关重要。意象是人类认知活动和思想表达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诗歌最耀眼的焦点。意象具有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表达效果，使得人类对抽象事物和抽象感觉的认知成为可能。意象作为人类对抽象事物认知的具象表达，其使用使得语言生动形象，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隐喻效果。对意象的认知有助于通过认识事物的抽象特征来深刻理解其内在本质，这便是“意象诗学”[25] 353-354 的认知基础。

　　长期以来，意象翻译多围绕文化和修辞展开，其研究也多以美学范式为主，基于比较诗学的认知视角可为意象的识解打开新的天地。人类的生理感官机制相同，感知经验也多有相似之处，这决定了人类会产生类似的或共同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也会使用共同的思想表达方式。在诗歌的情感表达中，意象是中西共同使用的手段。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以读者的身份参与对审美对象的感悟过程，然后以译者的视角在译文中将其审美认知予以再现。庞德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中彰显了他对诗歌意象的认知性领悟，在译诗中营造出了与原诗异曲同工的意境美。例 1：长干行·其一 (节选)李白 (唐)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You dragged your feet when you went out.By the gate now, the moss is grown, the different mosses,Too deep to clear them away!The leaves fall early this autumn, in wind.The paired butterflies are already yellow with AugustOver the grass in the West garden.在该诗中，诗人以我观物、寄情于物，通过典型的中国文化意象塑造和意境营造，对闺怨之情生发出深沉的诗学思考。该诗以女主人公的自述口吻抒发了深闺女子对羁旅在外的夫君的思念之情，诗人着墨于主人公日常生活的周遭景致，寓情于景，寓情于境。诗中“苔深”的意象暗示丈夫离家之久，“落叶”和“秋风”两个意象为读者描绘出秋天万物萧瑟凄凉的氛围，双飞的“蝴蝶”反衬出女子的孤独寂寞。这些寓意深刻的意象表达了女子的内心情愫，形成了诗歌的唯美意境。意象和意境相融相生，具有“哲学本体和诗学本源的双重意义”[26] 113。在翻译过程中，庞德保留了原诗“绿苔”“落叶”“秋风”及“蝴蝶”的意象，但总体来讲，在表现手法上与原诗形成较大差异。

　　首先，译诗使用“different mosses”和“too deep”再现“苔深”的意象，将时间的荏苒和女子的望眼欲穿表现得栩栩如生，女子的款款深情和深情呼唤也似乎溢于言表，创造了比原诗更为深情无奈的意境。其次，原诗的“落叶”是一幅静态画面，庞德使用“fall”这一动词，营造了树叶在秋风中飘零的动态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在译诗中，“The paired butterflies”将原诗中的“蝴蝶”意象直接变为“双飞的蝴蝶”，这个经过庞德诗学认知和改造后的意象，为读者勾画出一对比翼双飞的蝴蝶在西园中翩翩起舞、情意绵绵的画面，与女子孤寂伶仃的画面形成对比，为读者营造出独守空房的女子令人酸楚怜惜的意境。

　　庞德顺应了中国文化中“双喜”(double happiness)和“好事成双”的内涵，这是在对中国文化深刻的诗学认知后的变通和改动，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谙习由此可见一斑。总体来讲，庞德的译诗形象地传递了原诗意象所表达的愁思，充分再现了中国古典诗歌情景交融的意境美。人类对生活经验的记忆是一种全景式的综合记忆，任何感官所形成的表象都可以激发这种记忆及其相关的情感反应。换言之，人类大脑中有“意象表象−情感反应”的关系链，当这种关系链被激活时，相关的情感反应在读者心目中便构成一种意境。诗歌翻译需要充分再现意象的诗学内涵，庞德到位的翻译得益于他作为译者对原诗意象充分的认知，他对“蝴蝶”的翻译能让读者在须臾间构建一种优美的诗歌意境，构成一种开阔的心理空间。

　　意象是诗歌的灵魂，诗歌翻译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象的翻译，可以说，意象翻译好了，诗歌就翻译活了。仰仗于庞德在基于比较诗学层面对这首诗歌意象的认知、诠释和再造，西方读者得以领略这首中国古代诗歌的美妙之处。诗歌是诗人以我观物的结果，且并非仅仅观之以目，而是观之以理。在诗人的感兴之间，意象和意境相互融合，诗人的情感和哲思蕴含诗中，达到了“统象于理”的境界。在翻译中如何再现诗歌的“象”与“理”，便需要译者的诗学思维和诗学操控。因此，翻译过程中应比照中西不同诗学体系，在比较诗学的范畴内对诗歌意象的诗学内涵进行认知分析，深刻感受诗歌所传递的意境与情感，充分体会诗歌的诗学魅力，并有机地在译语中予以再现。例 2：送友人李白 (唐)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Taking Leave of a FriendBlue mountains to the north of the walls,White river winding about them;Here we must make separationAnd go out through a thousand miles of dead grass.Mind like a floating white cloud.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Who bow over their clasped hands at a distance.Our horses neigh to each otheras we are departing.该诗诗笔工巧细腻而又挥洒自如，表现了友人间依依惜别的画面，是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送别诗。

　　首联是工丽的对偶句，“青”“白”相间、色彩明丽，描摹出一幅旷达秀丽的图景：“横”字勾勒出“青山”的静姿，“绕”字描画出“白水”的动态。意境源自于空间感，没有空间感便无以构成意境。首联以空间感创造出辽阔遥远的意境，不仅交代了地点，也衬托了主题：好友已被送至城外，而两位友人仍然并肩缓辔，不愿分别。中国诗歌语言多使用整齐的形式，具有突出的骈偶性。西方意象主义诗学更多地使用自由诗体，因此译诗在形式上并未采用对偶句式，而是通过直白的方式呈现出原诗的意象。庞德使用“to”和“winding”来翻译“横”和“绕”的概念，介词“to”译出了山的静姿，动词“winding”再现了水的动态，山青水澈，一静一动，生动形象，译出了由空间感形成的意境。

　　值得称道的是庞德对“青山”的认知与翻译。在汉语中，“青”有不同的颜色内涵，可指绿色，如：杨柳青青;亦可指蓝色，如：远处现青山。在国画的表现手法中，遥远青山的颜色类似于青色，故为“青山”。“blue”一词的选用体现了庞德对中国文化深厚的造诣，同时，“blue”在英语中具有“忧郁”的意味，其妙用可谓中西合辙，完美地渲染了诗歌中送别友人时的惆怅氛围。诗人在颔联和颈联分别用“孤蓬”“浮云”“落日”的意象并置，表现出离别之后的心情。其中“孤蓬”是一种蓬草，会因风起而四处飘散，在中国古诗中用来喻指漂泊的孤客。在译诗中，“孤蓬”的意象被译为“dead grass”，庞德通过阐释的方法译出了意象的隐喻内涵，体现了他作为译者的诗学意图，这是他对该意象进行诗学认知后的翻译。一个“deadgrass”的意象，描绘了好友一别自己便心无所寄的孤寂和“死”一般沉寂的寥落心情，充分再现了原诗所渲染的离愁。

　　原诗在尾联中有“挥手”和“班马鸣”这两个意象，而由典故构成的“班马”意象对于译者能力提出了很大考验。一说“班马”特指汉代两位关系甚笃的史学家班固和司马迁，一说该句出自《诗经·车攻》“萧萧马鸣”，“班马”即离群的马，后多用以抒发惜别之情。无论何种解释，该句都是表达诗人“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的不舍之情。“挥手”和“班马鸣”这两个意象写的是离别时人的动作和马的举动，实则映衬了诗人内心的不舍之情。庞德深谙中西“挥手”内涵的不同，他将“挥手自兹去”译为“bowover their clasped hands at a distance”，既用“bow”和“clasped hands”诠释了中国古典文化中“拱手”道别的内涵，体现了对友人的恭敬与不舍，又用“at adistance”再现出“挥手”的画面。

　　庞德没有简单地使用西方式“挥手”(wave)道别的意象，这是对原诗进行深度诗学解构后的二度创作。对原诗的意象再现是诗歌翻译中实现陌生化效果的有效途径，因而，在意象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为：除实现信息的对等再现外，还应有效地保留其中所包含的文采、修辞及诗学含义，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带来的新奇和陌生化效果，从这点来说，译诗给西方欣赏者以充分的文化想象空间，可唤起读者的特定诗学体验，使其在反复玩味中感受中国文化的审美乐趣。诗歌诗学观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形而上学范畴的意象[27] 224，在翻译过程中，形而上学构成诗歌意象所必需的“虚的空间”[27] 228。形而上学的在场是缺席的在场，它现身于“无”之中。

　　就该例来说，其中的“班马”意象虽未出现在译诗中，庞德取而代之以动词“neigh”译出了马的嘶鸣，这样，旷野中马的相互嘶鸣构筑了与原诗一样辽阔的意境。庞德借助意境衬托人物的丰富心理，他的翻译融入了中国诗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形神结合、意境凸显;使自然有声、万物共鸣，译出了“象外之象”和“味外之味”，达到了意象与意境互相渗透与融合。意象用具体客观的物象来表达作者的情感，景与情的共融营造出了意境美。意境美是诗歌的最高境界，只有充分再现诗歌意象的文化内涵、美学特性，才能发挥翻译的诗学价值。

　　(二) 意象与节奏美

　　节奏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感觉能力和认知能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节奏能力”对内部或外部信息的反映[28] 120。人脑在对诗歌的认知过程中主动寻求诗歌信息的某些特征，并依此进行节奏构建。诗歌的节奏是在满足诗歌情感抒发基础上更深刻的美学表达，它能增强诗歌的立体感、流动感、层次感，故被誉为诗之旋律。节奏具有重要的情感功能与意义价值，优美的节奏是诗歌的至高要求。意象作为表达诗人内心情感的客观景象，其呈现讲究特定的安排方式，这就是意象的节奏。诗人将意象串联起来用以表达情感，或激昂，或舒缓，在表达情感的同时创造出意象的灵动感，形成诗歌的节奏。

　　意象与节奏共生共融，相互烘托，使得诗歌以独出心裁的美感来抒发情感;意象与节奏互相观照，诗人运用意象表达情感，借助节奏推动情感的涟漪。节奏构成了语言的“音乐性”[29] 107，这是中西诗歌共有的美学特征。虽然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意象主义诗歌都注重诗歌的音乐美，但在韵律的使用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诗歌有严格的格律，讲究平仄和对仗的工整，而庞德则提倡“与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完全对应的绝对节奏(absolute rhythm)”[30] 9，即让节奏服务于诗歌情感，将情感寓于诗人所创造的节奏之中。中西诗歌在节奏呈现上的差异性是中西不同诗学特性的反映。比较诗学的目的在于找寻文学现象的异同，在异同中探析思维认知的机理和诗学内涵。借用比较诗学理念研究诗歌意象与节奏的关系，是比较诗学研究的一个突破。

　　本例选取《古风·胡关饶风沙》一诗的叙事部分，该部分叙述了战争带来的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惨状。诗人采用设问修辞来叙述战争的原因、性质和结果，感叹边塞人民之苦。诗歌节奏主要包括听觉节奏和视觉节奏[35] 64，可起到凸显情感的作用。节奏可强化欢乐，可深化忧伤，亦可升华情绪，即发挥“诗言志”的功能。认知最基本的任务是对信息的处理，包括对节奏的处理。从比较诗学角度对译者翻译背后的诗学本质进行阐释性分析，可以探析译者如何发挥自身认知的导向性功能，带领读者进入原诗所编织的审美空间，探究诗歌中所折射的思绪和情感。在本例的翻译中，庞德在意象翻译中的认知机制显而易见：首先，他对原诗的设问句进行重构，在前三行诗中均用“who”进行提问，形成了步步紧逼、层出叠见的排比。

　　而且，三行诗中每行的长度逐行增加，节奏也愈来愈快，最后的“Barbarous kings”自问自答，形成完美的设问，整个设问层层递进、铿锵有力。从表达力来说，这种设问的翻译形成质问，有种不怒自威之感。此外，“Barbarous kings”两个单词单独成行，形成尾重(end focus)和高潮(climax)的修辞，有一种答案昭然若揭的凛然感，这种重构的、有别于原诗的节奏不仅将读者带入诗人憎恨无能统治者、痛恨战争的情感之中，也强调了发动战争、带给人民苦难的正是所谓的天之骄子。还有一点，庞德将“天骄”(皇帝)译为了“king”(国王)，虽然二者的历史文化意义不同，但这是译者基于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诗学认知，为满足译入语读者的诗学期待而选择的诗学意象。其次，在对战争残酷性的描写上，原诗的“哀哀”是最能彰显主题的意象。庞德根据原诗母题重构了其韵律和节奏，他使用五个“sorrow”(悲伤)和两个“desolate”，形成了独特的重复修辞(repetition)。

　　这种重复手法具有强化的效果，强调了边塞的萧索景象，使得诗歌富有韵律感和铿锵的节奏感。原诗是整齐押韵的格律诗体，而译诗则形成了没有韵律、没有规律的音步的自由诗。译诗创造了不同于原诗的节奏，切合意象主义不执守诗歌形式与格律而重在使用内在节奏来表达诗人情感的诗学特色。比较诗学研究不仅在于寻找文化的差异性，也需做到异质同构，以平等的态度互阐、互释、互建，探寻普遍的文学规律，庞德对该诗的翻译正体现了这一点。诗歌本身的节奏构建是一种主观过程，它是诗人精神意识的艺术反映，翻译过程中对节奏的处理方式是译者对诗歌主题认知的体现。庞德基于自身的诗学认知，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翻译在保留原诗意义的前提下更注重实现诗歌在译入语中的诗学价值，从而在译诗中达到了不同的节奏美。

　　三、结语

　　诗歌意象富含诗性之思和诗学底蕴，翻译过程中对意象的认知不仅涉及语言表象，而且涉及深层的诗学认知机制。比较诗学着意于研究对象的文化、社会、历史及意识形态等外延层面，其认知机制对于具有深刻内涵的中国古典意象诗的翻译及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适应性。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中，庞德通过意象的诗学重构等手段，再现了原诗的意境美和节奏美，其翻译实践是比较诗学之于诗歌意象翻译价值的良好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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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期刊《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 6 月第 38 卷 第 3 期

　　作者信息：车明明　刘淑勤(西安理工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西安 71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