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比较视角下我国大学文化建设问题的审思

　　摘要：我国传统大学文化以“做人”为核心问题，西方大学文化则在源头上体现了对“求知”问题的关注。 近代历史上我国大学的“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种文化变革模式，都没能真正取得成功。 应当在认识上恢复对我国大学文化传统的文化自觉，以珍视与辩证地态度审视我国大学文化传统，根据时代特点在对我国传统大学文化关注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特点丰富对“做人”问题中“人”的理解，构建适合现代大学生长的中国特色大学文化。

　　关键词：大学文化;高等教育现代化;传统文化;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同样，我国的大学文化是我国大学的灵魂，离开对我国大学文化传统的文化自信，难以真正实现我国发现发展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双一流”目标。 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以洋务运动时期为代表的“中体西用”模式与以民国时期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模式都没能真正推动我国大学的文化的发展。 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我国大学文化的“创新性转化”探索适应高等教育现代化需求的大学文化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中西方大学古典文化的传统对比

　　1. 以“做人”为核心的中国大学文化

　　我国古代是否存在大学，一直是颇具争议的话题，但我国古代已经出现了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教育机构是不容置疑的，我国的太学、国子监、国子学以及书院都是这类机构的典型代表。 储朝晖指出，“‘做人’是中国大学精神的首要论题”[2]，中国传统的大学文化，是一种关注人如何为人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髓可用《大学》中的“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概括之。 这种做人修身的学问具体说来以修身为核心，指向“内圣”———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与“外王”———经世致用的理想两个维度，而这两个维度通过儒家推己及人的“忠恕”的方法统合起来[3]。 这种文化对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整个古代的教育可以划分为官学与私学两类，通过以科举为代表的选士制度，将两类教育适当统合。 我国教育的开端是一种官学教育，肇始于夏商时期，周代形成辟雍、泮宫等官学，这种教育使我国教育在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经世致用的关怀。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败，战乱影响了官学教育的发展，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学兴起，各家私学尽管教育目的的指向不同，但其思想的最终关怀都与个体的精神境界相关。

　　汉代的太学是我国古代官学的重要代表，太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其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汉王朝的统治。 后来出现的国子监、国子学等各类官学，也大体上延续了汉代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以培养治国人才为教育目的传统，是典型的以“外王”为目的的教育场所。 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私学几经沉浮，在宋明时代以书院的方式达到鼎盛。 书院受到儒学影响以及科举选才方式的牵引，具有一定“外王”的向度，但作为兼收儒道释三家思想的教育场所，使“内圣”的向度得到弘扬。 这就使书院在我国教育史上既成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传递的平台，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党人活动的舞台。 书院一些著名“洞主” “山长” 如朱熹、王阳明等人兼具学者和官员的复杂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书院功能的复杂性。 这种以对“做人”的关怀为根本指向，从“内圣”“外王”两个维度展开的教育文化，成为我国传统高等教育的文化底蕴，在此基础上开显出我国传统高等教育特有的异彩。

　　2. 以求知为核心追求的西方大学文化

　　从西方大学发展的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西方大学的诞生是中世纪的产物，但其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词源学角度看，英文中的学校( school)一词与希腊文中的闲暇(shule)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希腊研究者往往都是一些摆脱了生活困苦的有闲阶层，这些理念使西方学校在古希腊时期就使一种超出世俗目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理念在西方的学校中生根，成为整个西方学校文化的理念源头。中世纪时期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法国的巴黎、英国的牛津诞生了最早的一批西方大学，英国的大学是具有典型性的代表，这一时期的大学以传授知识为主要职能，正如红衣大主教纽曼强调大学中“知识本身即为目的”[4]，这种知识“不仅仅是达到知识以外某种东西的方式，或是自然地发展某些技能的基础，而且是自身足以依赖和探求的目的”[5]，即一种把追求知识本身作为目的的观念。

　　在这一时期，作为西方大学典型代表的英国大学，是一种建立在追求知识基础上的、以培养绅士为目的的大学。 高桂娟和张应强认为，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成为后世英国大学发展的“变中之恒”[6]。 19 世纪初洪堡对柏林大学的改革是大学史上重大的改革，洪堡强调大学的科研职能，认为“若是对知识的追求成为大学的第一原则，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7]，为维护大学的这一“第一原则”，柏林大学强调学术自由、维护大学自治，引入了习明纳的教学方式。 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成为这一时期大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对西方大学发展影响巨大。

　　而洪堡对追求知识原则的强调，秉承了自古希腊以来，经由中世纪以及英国大学沿承下来的“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使德国大学得到振兴。 而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大学以功利主义为信念对大学进行了改造，取缔了 22 所传统大学，建立起以系列以实用为特征的专科学校，这些学校在短时间内推动了法国大学的振兴，拿破仑更是称巴黎理工大学为“下金蛋的老母鸡”，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彻底抛弃大学传统的改革也为法国高等教育的衰落埋下了伏笔”[8]，到 19 世纪中期法国大学全面落后于德国大学。 而法国大学抛弃的传统正是“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

　　19 世纪后期美国大学开始在世界大学的舞台上崭露头角，进而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大学。 美国原是欧洲各国的殖民地，起步时期美国高等教育以移植、模仿欧洲国家为主。 美国在独立战争后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其高等教育也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探索，先后尝试了对法国、德国办学方式的模仿，建成了一批有特色的高校，这个“取百家之长”的过程为后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崛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经过不断尝试，1876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美国第一次有了一所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按照德国大学模式办学的高等学府。 该大学的理念对这一时期的美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也正是受德国大学的影响，“为知识而知识”的大学精神在美国生根发芽。 美国大学以服务社会而著称，在以《莫雷尔法案》、“威斯康星精神”为代表的服务社会理念成为美国大学特色的同时，由于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一些研究型大学的存在，使美国大学在没有抛弃西方大学所具有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理念基础上各具特色，通过分工的方式使不同类型的学校承担不同的职能，进而在使传统西方大学文化得到传承的基础上，开显出新的局面。不同的民族、国家的文化不同，英国人推崇绅士、德国人强调理性、美国人具有实用主义的理念，这些不同民族、国家文化与西方大学“为知识而知识”的文化结合，开显出了各国不同的大学特色，而不同国家大学特色的展开，往往都以“学术”为根本基因。 西方大学历史形成的这种“为知识而知识”文化传统使学者能够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即使面临外界的困扰，也不改初心，而且在面临困难挑战时能够乐在其中，这种文化推动了西方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科学精神在西方大学的生根，助推了现代西方大学模式的发展。

　　二、“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种大学文化变革方式的历史反思

　　1. 我国历史上两种大学变革模式的历史

　　我国清末时期“中体西用”是第一种类型的尝试，近代我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革”，这种变革也反映在教育上。 近代洋务学堂的兴起深受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理念影响。 为培养懂得“西技西艺”的人才，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洋务派兴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系列洋务学堂，新式学堂强调“中体西用” 的理念，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心，西学应世事”[9]，以传统伦理纲常观念作为学堂指导思想，保留了教育对“做人” 问题的关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是“外王”理想的进一步延伸，而将西方科学技术作为教学内容，则是对西方高等教育内容的直接引进，洋务学堂是中西大学文化交融的第一种类型的尝试，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大学办学模式作为两个整体进行直接对接后进行组合。

　　希望探索出“以固守我国传统大学文化为根，在其上生长出西方现代大学模式” 的变革路径，即采取“中国大学文化 + 西方大学模式”式的变革，这种变革模式被称为“直接对接型”的变革模式，而历史证明这种变革并没有取得成功。在民国时期，我国大学开始了另一种模式的尝试，这些大学较好地接受并吸收了西方大学的文化理念，在此基础上引进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效仿西方大学课程体系。 受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思潮影响，民国时期的大学对“德先生” 与“赛先生”这西方文化的两大异彩高度重视，激荡人心的“科玄论战”使西方科学理念深入人心，西方大学理念成为这一时期大学的指导理念。 追求知识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民国时期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理念受到广泛认可。

　　比如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知识贩卖之所”[10]，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大学追求知识的大学文化。 正如陈洪捷所言，这一时期对德国大学的学习“不存在中德合作或中德被迫合作的背景，是中国人单方面对德国大学观进行移植的尝试，是一个自觉选择吸收的过程”[11]。“全盘西化”的方式在对西方大学“为知识而知识”的大学文化全盘吸收的基础上，建立西方式大学，简而言之就是以“西方大学文化 + 西方大学模式”的方式进行变革，这种尝试被称为“全盘西化式”的变革模式，这种变革模式也给中国大学发展带来诸多问题。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看，两种变革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大学的发展，但并没有真正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更是没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2. 两种大学变革模式历史经验的反思

　　“中体西用”变革的问题在于，每种制度背后都有一种文化理念作为支撑，若将理解某种制度背后的文化理念摒弃在外，对理念之上的制度的理解将是一种不完整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直接照搬这种制度容易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 高等教育理论具有系统性，一种在别国成功的理论背后往往凝结着其本国特有文化传统，“直接对接”模式忽视了西方大学办学模式背后的文化理念，将现成的模式直接拿来应用。 梁漱溟认为，这种做法“全然没有留意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他们的来源。 它 们 的 来 源， 就 是 西 方 根 本 的 文化”[12]。

　　不了解西方高等教育的特有的传统背景，不了解西方大学背后的本来文化，只拿来部分制度、模式生搬硬套、与我国大学文化强硬对接，难免产生断章取义的问题，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颇，比如以断章取义的方式理解西方大学的课程与教学、牵强附会地用我国传统文化去解读西方的知识。作为“直接对接型”典型代表的洋务学堂的教训值得借鉴深思。 “中学为体”虽然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大学文化，但在我国大学文化的基础上，对西方大学的部分课程、教学方法生搬硬套，容易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 如以“内圣外王” 的方式去理解西方大学，课程的学习自然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维护封建的统治为目的，不能真正产生对科学的兴趣，难以真正通过大学教育推动科学的发展。“全盘西化式”的变革问题在于：任何大学文化的演进都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一种先进的文化的出现不仅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更有其历史上的继承性。

　　无视大学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彻底地对大学文化进行“推倒重建”，容易造成大学文化的特色丧失与发展“失范”。 我国大学是“晚生外发”大学，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在与外来文化的竞争中，容易导致传统文化的丧失。 若对于形成不易的传统大学文化采取一种珍视的态度，非常容易导致在大学领域西方经验盛行与传统文化的凋敝。 “尽管世界各国在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或历史背景方面千差万别，但从西方大学模式演变而来的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占着统治地位”[13]，必须警惕我国大学在追求“全盘西化”的过程伴随有失去本国特色的危险。大学的文化是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每一所大学特有的文化是在该大学特有的历史、区位资源基础上慢慢生长起来的，形成不易却非常容易被挥霍。 大学的文化如同生物体的基因，凝聚在大学已经形成了的每一个细胞中，通过大学的每一个细节铺展开来，每一次盲目的漫不经心的改革都可能使大学文化遭受损失。

　　这些遗传基因一旦丧失就再难恢复，使高校与形成时期的本来样貌不符，造成高校的遗传性危机，导致高校遗传信息的丧失，甚至使“物种濒危”。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文化是需要不断生长的，旧有文化一旦形成并非能够完全抛弃，传统观念作为“文化潜意识”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作用，而新的文化不能迅速成熟，两种文化调和不当，追求知识的理念不能生根发芽，传统教育对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的关注又被抛弃，文化转型期间会给大学发展带来危机。 涂尔干的研究表明，在社会转型期容易出现失范现行，传统背景和新生社会规范发生冲突，使人们行为失去规范准则，不能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有效指导。 同样过于激进的大学文化的变革会导致大学发展的“失范”，使大学的发展陷入迷茫，给大学的发展造成危机。 大学文化的断裂式变迁，使原有以对“做人”为关怀的大学文化不能再有效指导大学发展，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文化理念不能有效建立。

　　3. 立足我国传统大学文化时代中的发展实现

　　我国大学文化的变革“全盘西化式”变革带来的问题说明，抛弃我国大学文化的“西方大学文化 + 西方大学模式” 的变革方式不可取。“中体西用”变革的失败同样警醒我们，不顾西方大学模式的文化基础采用“中国大学文化 + 西方大学模式”的方式仍然行不通。 因此应当进一步思考是否存在超越上述两种模式的大学发展的新的可能。 从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看，中国的社会发展必须走现代化道路，而不能退回到“鸡犬之声相闻”的“小国寡民”的状态中，因此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可动摇的必然指向。

　　在全球化高速发展以及我国高等教育不断以世界一流水平为追求的背景下，坚持对我国传统教育文化的文化自信也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要求。 因此新时代我国大学文化的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在坚持对我国大学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发展我国的大学文化，并使之适应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正如上文分析，“中体西用”模式的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不同“路向”，按中国文化自身逻辑“无论走好久也不好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14]，一味按照中国传统文化难以为现代大学模式提供合理的文化基础，甚至产生上文提到的现代大学模式的异化发展。 而“全盘西化”模式的教训说明，一味地抛弃中国传统大学文化，又容易导致大学发展的失范。

　　上述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说明我们既不能无视东西方大学文化的差异，强硬地以我国大学文化传统与现代大学模式进行对接，也不应彻底抛弃我国大学文化传统，完全地重建一套遵从西方话语范式的大学文化以及相应的大学模式。 上述要求似乎使我国新时代大学发展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但如果对上述经验进一步加以审视，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中体西用”模式还是“全盘西化”模式，虽然二者观点迥异，但在根本上二者都是采用了一种恩格斯所批判的僵化教条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认为文化是固定且一成不变的。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世界不是既成事务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5]，一个民族的文化同样不是既成文化的集合体，而是不断发展的过程的集合体。 从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实际看，我国文化的一个重大的特点恰恰在于其开放性，从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到魏晋玄学乃至宋明理学的“兼容佛道”，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断发展而非一成不变的。

　　因此超越“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种模式之外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可行“路向”在于：在坚持对我国大学文化传统的文化自信的同时，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我国大学文化的传统;在保持我国大学文化传统的合理内核的同时，按照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借鉴西方大学理念的合理之处，去实现我国大学文化在时代中的动态发展，生成适应现代大学模式的我国独特的大学文化。

　　三、新时代背景下大学文化建设的审思

　　1. 形成对我国传统高等教育文化传统的“文化自觉”将大学视为有机体，我国大学的遗传基因就是关注“做人”问题的历史文化传统，应当加强对我国文化传统的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6]。 坚持对我国文化传统的文化自信，首先应当建立在对我国文化传统的“文化自觉”的基础上，离开了对我国大学关注“做人”的文化传统的文化自觉，大学文化即使在我国当前大学中存在、传承甚至潜移默化地发生影响，这种文化对于大学的管理者以及在大学中生活、学习的师生而言依然是一种“存在着的无”，因此实现我国传统大学文化建设，首先应当通过恢复大学中的人对传统大学文化的“文化自觉”，使传统大学文化从“存在着的无”转化为“现实中的有”。

　　而使我国大学文化传统真正称为“现实中的有”，其关键在于唤起大学中的人对大学文化传统的文化自觉。 在显性的制度方面强调大学应当突出育人为本的文化，在大学制度中明确突出对大学关注“做人”文化的强调，以显性的方式使传统大学文化为大学中的个体所了解。 在隐性的校风、校训、学校历史方面突出大学关注“做人”问题的文化传统，以隐性方式使传统大学文化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进而在显性与隐性两个方面通过有效的方式使大学的研究者和在大学中的学生、教师、工作人员对我国特有的大学文化传统有一定的理解，在对我国大学文化的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思考大学文化的发展。

　　2. 秉承我国传统大学文化中关注“做人”问题的核心理念

　　形成对我国文化传统的文化自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对我国大学文化传统的事实问题，除了事实问题以外，形成对我国教育传统的文化自信还不可避免地关涉对待传统的价值问题或者说态度问题。 “全盘西化”模式的历史经验说明彻底地全盘抛弃我国大学文化传统容易造成大学发展的失根与失范，因此从态度角度看坚持对我国大学文化传统的文化自信 “ 第 一 步 人 人 要 存 一 个 尊 重 爱 护 本 国 文 化 的 诚意”[17]，进而树立对本国特有教育文化传统的自尊感，以爱护、呵护的态度对待本民族文化传统，从而使这一理念在现代我国大学文化中得以继承，并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文化基础。 我国高等教育传统文化中利弊并存，对待我国大学文化传统的这一复杂问题首先应当以保护本国大学文化传统的诚意对待文化传统，不能因为文化传统中存在不适应当时代要求的因素，就一味地以虚无主义的态度片面放弃这些不利因素，甚至全盘否定其价值，而应当以“尊重爱护本国文化”为基本态度对待我国教育文化传统，以积极的眼光、态度去挖掘我国的大学文化传统中有利于现代大学模式生长的积极因素。 具体就我国大学文化传统而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审视关注“做人”问题的大学文化传统在新时代背景中是否具有合理性，思考我国大学文化关注“做人”的传统与新时代国家对教育的定位是否相符合，基于此判断关注“做人”问题的文化传统能否成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理念。

　　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18]，新的历史方位下大学文化建设必须适应新时代的特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多次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理念，传统大学文化关注“做人” 问题，“做人”呼应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精神的要求，关注“做人”的问题更是与教育的立德树人本性相一致，我国教育目的中所强调的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所关注也是一个“做人”的问题，因而坚守关注“做人”问题的文化传统能够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化养分。正如刘铁芳所言“文化的中心是人，大学文化的中心就是大学之人”[19]，新时代我国大学文化应当坚持以“做人”问题为核心，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将塑造整全、和谐、美好的人性作为高等教育文化的根本指向。 形成一种以育人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底蕴，以文化性的育人之维促进大学治理、大学职能的树人之本，使大学发展真正回归到教育的立德树人本质之上。 一方面将关注“做人”的文化与大学的三大基本职能结合。

　　在知识教育成为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主要载体的时代，坚持“学以为己”的文化传统[20]，理顺知识学习、科学研究、产学研结合与立德树人之间的关系，以大学文化提供一种关注“做人”问题的文化性约束，使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不致在无人化、非人化的方向上一去不返，从而使知识教学成为一种有论者所批判的“规训权力规定的大学教学”[21]，成为关乎个体生存的“为己之学”，科学研究中的科学不致成为无人的科学，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不致成为无祖国的科学家。 另一方面，以关注人的大学文化与大学管理模式形成互补，在尊重现代管理科学的同时，不忘管理服务于人的初衷，使大学的管理不致陷入一种无人的科层化管理中，使大学管理真正回归教育性[22]，从而使大学职能、大学治理、大学文化在立德树人的方向上形成合力，在发挥各自职能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大学的良性发展。

　　3. 以辩证扬弃的态度丰富“做人”问题的时代内涵

　　如上文所述，中体西用模式的历史教训说明一成不变地坚持大学文化传统也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应当以辩证扬弃的态度对待大学的文化传统，也就是在坚持对“做人”问题的关注的基础上，以时代性的内涵丰富对“做人”问题的理解，而对“做人”问题的理解关键在于对“人” 的理解。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3]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自身的。 因此对关注“做人”这一文化传统的建设的核心就在于按照时代的特点对“人”的理解的丰富。传统大学文化是以“做人”问题为核心的文化，首先，应当以时代精神丰富传统大学文化中“做人”问题的理解。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发展，我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适应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的大学文化也绝不是仅仅吸收、汲取西方大学文化就可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相关理念也应当成为新时代语境下对“做人”问题理解的关键问题。 传统大学文化中“做人”问题的核心是实现 “内圣”的道德修养与“外王”的社会理想，而在当代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24]，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丰富人生境界教育的内容[25]，是丰富传统大学文化对“做人”问题的理解的首要问题。

　　其次，仅仅将大学文化关注的“做人”问题限制传统的德行方面，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从东西大学对比的视域看，中国大学传统文化所欠缺的是西方大学所关注的求知之维，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我国传统社会中“每一代人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在这样社会中，知识对人的发展重要性并不明显，因而知识的价值相对处于次要地位[26]，我国传统大学文化更为关注个人修养和社会理想提升。 而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综合国力增长的重要助推，在现代语境下离开必要的知识，人将难以真正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应当将求知精神与科学素养作为新时代人格的基本构成，也就是林崇德先生团队所强调的兼具“人文底蕴”与“科学素养”的人[27]。

　　将求知作为人格完善的一个重要维度，丰富对“做人”中“人”的理解。 最后，传统文化是一种强调伦理纲常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个体心理发展问题关注不够，而在当代社会“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对于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28]，而“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9]更是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层面，因此以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为典型特质的健康心理也应当成为大学文化关注的“做人”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适应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大学文化应当在坚持关注“做人”问题的基础上，以时代性精神丰富对“做人”问题的理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丰富传统文化对“内圣外王”德行的理解，以科学素养与健康心理补充对“做人”内涵的理解。伯顿·克拉克指出，高等教育组织具有“学科和专业研究领域的准院校性质”[30]，学科与院校构成的混合矩阵构成了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形式，前者表现为纵向的科层式组织形式涉及学校管理层面的问题，后者表现为横向的学科式组织形式关乎具体科研教学层面的问题。

　　融贯西方求知理念的大学文化建设也应当从上述两个维度进行思考，首先，从纵向层面看，大学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学校从管理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因地制宜地根据自身学校历史传统、现实办学条件考虑兼具崇高德行、健康心理与科学素养的做人文化在自身学校的具体落实，并进一步从物质、制度与精神层面对本校具体大学文化的落实进行考虑，使适应本校实际的关注“做人”问题的大学文化更好地体现在校园环境、校风校训、规章制度等方面，通过建设隐性课程资源实现对大学文化的教育。 合理组织从学校到学院再到各学生组织层面的学生活动，突出活动的育人性、注重活动过程的教育性，通过“做中学”的方式促进大学文化在学生扎根。 其次，从横向层面看，应当抓住大学课堂教学的重要育人阵地，贯彻教育性教学原则，通过课堂教育使兼具崇高德行、健康心理与科学素养的“做人”文化。

　　其一，贯彻专业课教学的课程思政理念，在课程思政的育人过程中体现对学生“做人”，全面将立德树人的根本追求贯彻到不同学科的教学中，并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追知精神与科学规范，注重文理科之间的融贯，培养理科生的人文精神与文科生的科学素养。 其二，要保质保量地开足开齐专门课程对学生进行素养教育。 虽然在专业课中对学生进行大学文化教育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但难以实现培养的专门性与系统性，因此有必要借助大学思政课、心理健康课等形式对大学生的道德品质、心理健康与科学素养进行专门、系统的培养。 这其中应当注意两个关键问题：一方面应当开足开齐相关课程，作出专门规划，规划好相关课程开设的学期与课时量;另一方面，要注重教育的时效性，不能简单地以灌输的方式进行教学，更不能以知识考查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评价，应当探索合情合理、生动有效的教学方式促进大学文化在学生心中的内化，并探索合理的评估机制，及时推广好的教学方法，对存在的问题作出及时调整。

　　参考文献：

　　【1】[2]储朝晖. 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334.

　　[3]梁启超. 儒家哲学[M]. 长沙：岳麓书社，2010：3.[4][5][英]纽曼. 大学的理想[M]. 徐小洲，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63，76.

　　[6]高桂娟，张应强. 英国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变中之恒———兼论大学发展的定位问题[J]. 高等教育研究，2004(2)：63- 66.

　　[7]Daniel Fallon. The German University [M]. Boulder： Colo⁃r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80：19 - 20.

　　[8]贺国庆. 传统与变革的冲突与融合———西方大学改革二百年[J]. 高等教育研究，2013(4)：99 - 104.

　　选自期刊《黑龙江高教研究》2022 年第 7 期

　　作者信息：张淑婷1，喻聪舟2(1.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2.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