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纸塑针灸模型之滥觞

　　摘要：针灸铜人是与中国针灸疗法相关联的实用模型与文化载体，最晚在公元14世纪已传至日本，在江户时代，日本自制针灸铜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本文扼要梳理日本江户时代的针灸业发展特点，论证其流派授学、执业宣传等对针灸铜人的市场需求;在客观层面，说明纸质铜人在江户时代备受青睐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现实原因;在主观层面，结合江户造纸业的兴盛、纸塑模型制作工艺的精湛，分析纸质针灸铜人的轻便、精准、美观等三方面优势;通过与中国针灸铜人在制作目的、制作者身份、使用范围、通用材料背景等四方面的对比，阐释何以二者的选材上呈现分歧，并进一步探讨由此透现的日本学习外来文化过程中的特点。

　　关键词：针灸铜人江户时代和纸纸塑模型

　　中国针灸铜人最晚在公元1378年传入日本，时来华日人竹田昌庆在学后回国时，一并带回明代民间制造的针灸铜人一尊。此后，这一铜人在日本被供奉了近300年，却不幸于1657年的江户大火之中焚毁。([1]，p.709)根据现有资料记载，自竹田昌庆带回第一尊针灸铜人，至其毁于江户大火期间，日本尚未有自制铜人记录;而在明铜人焚毁的第三年，则出现了现存年代最早的日本自制的针灸铜人，即藏于森宫医疗学园的知新流针灸木人，([2]，pp.2-3)以及藏于东京大学的岩田道雪制针灸木人。

　　([1]，p.733)我们推断，明铜人的毁坏应是日本自制针灸铜人的重要起因。由此，随着日本制作针灸铜人材质的多样化，虽在一定时期内仍称“针灸铜人”，但实为对所有不同材质针灸人体模型的统称。更有趣的是，在此后的江户时代200余年间，制作针灸铜人几乎成为一种风潮，根据17世纪70年代在日本旅居两年的荷兰医生瑞尼(WillemtenRhyne)的载述，当时大多数针灸医师都在家门外陈列一个小铜人以作宣传之用，([3]，p.122)可以想见这一时期针灸铜人的泛滥。笔者现已收集的文本与图片资料中，江户时代的针灸铜人即有31个之多，且其中纸制者多达23个，更不计自家收藏未得面世的诸多针灸铜人。

　　此外，根据江户时代《人伦训蒙图汇》(1690年)([3]，p.122)以及各职人手册《京羽二重》(1745年)的记载，制作针灸铜人的手工者在当时已发展为一个专门的职业，称“胴人形师”(图1)，足见针灸铜人在当时的广泛性与普及性。这一类纸质铜人，又称“纸塑针灸铜人”，源于江户时代纸塑技术(張り子)，是通过改变纸原来的形状，再用模型制作的中空造型艺术。[4]针灸铜人作为舶来于中国的文化载体，至日本不仅落地生根，且衍化出更多的数量与式样;而这种纸塑铜人更是成为其标志性特征。这一现象与针灸疗法在江户时代的兴盛有关，同时也有其复杂的社会文化动因，本文将试图对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进行几个方面的分析。

　　一、江户时代日本针灸发展背景

　　中国针术流传日本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文献记载，早在公元552年，南北朝梁文帝曾赐针书与日本医家纪河边多兔磨;其后，陆续有中国僧人、医家赴日本授针术与明堂图，亦有掌握针术的朝鲜医师赴日传播，此外，日本曾多次派留学生来华习医。([1]，p.688)虽然针灸的传播在日本始终未断，但在江户时代以前，并未形成十分显著规模的影响。至16世纪安土桃山时代，针灸医家渐多，且出现了御园意斋、曲直濑道三等不同流派的、对后世日本针灸发展影响深远的针灸家。([1]，p.710)

　　此时，针灸论著亦随之增多，至后期，滑寿的《十四经发挥》传入日本，并随着活字印刷术的逐渐兴起，于1596年由小濑甫庵正式出版，([3]，p.120)亦带来了空前的针灸热潮。针灸在江户时代受到德川幕府的官方推崇与支持。1685年，盲人针灸师杉山和一为德川纲吉将军施针救治，从而获得了丰厚奖赏，并于其后任“关东总录检校”，统领全国的盲人，[5]这也成为杉山和一后期开办针灸学校、推广管针术以帮助更多盲人成为针灸医师的契机;同时也是针灸在江户时代备受推崇与得到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针灸执业本身的发展相伴，江户二百余年间，从事针灸的行医者日增，名医辈出;针灸流派愈渐多样，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现象。除早期延续的道三派、入江派、吉田派、意斋派之外，又衍生出杉山派、扁鹊新派等数十个新的针灸流派，[6]在操作方法、学说理论上都有或微或著的标新立异。此外，自1593年，日本仿朝鲜活字而制木活字，印成《古文孝经》一卷，成为活字印书的开端，([7]，p.33)加速了文本与知识在民间的传播。

　　于是，江户时代涌现出大量的针灸专门论著，一方面是对中国传入的针灸文献进行翻刻与注释，其中影响最广泛者属《十四经发挥》;([2]，p.58)另一方面，则是不同流派针家自撰专论，如杉山和一的《杉山流三部书》、《意斋流针书》、《宫本流针书》等。([1]，pp.724,742,766)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针灸图像与模型作为传授专业知识与吸引注目的生动载体，其需求量亟增。既是针灸培训与教学的有效工具，亦是从业过程的重要辅佐，同时还有着专业象征性的招牌作用。为了实现多样的使用目的，日本人似乎以纸质针灸模型作为最理想的选择，这既是客观条件的促成，亦是主观上的偏倾。

　　二、纸质铜人现象的客观成因

　　如前文所述，目前笔者已知江户时代至明治时代早期的现存31个针灸铜人中，以纸塑工艺制作者多达23个，占总量的74%;此外，木质雕刻的铜人有5个，铜制铜人仅3个。从文物的保存角度来看，势必铜制与木制的铜人会相对易持久，而纸质者畏火、畏水、易腐;尽管如此，现存针灸模型仍以纸质为主，足见当时日本针灸界对纸质铜人的推崇。返观铜人的功用，最初的针灸铜人固然因标识腧穴定位、描摹经脉循行路径等用途而制。至江户时代，铜人的制作目的出现分流，在基本的针灸专业用途之外，还衍生出其他文化功用。

　　在专业层面，针灸的蓬勃发展促使学习者与从业者日渐增多，且江户时代针灸流派争鸣，各家自立门派传授针术，而针灸铜人作为最直观的教学与参考工具，需求量势必增多;在社会文化方面，针灸铜人则成为滥觞于江户时代的一股风潮，如前文所述，17世纪在日本针灸师之中，十分流行将针灸铜人摆在自家门外，来表明自己的专业性，以招揽顾客，([3]，p.122)进一步暗示了对针灸铜人的大量需求。

　　且无论是上文所言的《京羽二重》中对制造铜人专门人士的记载，抑或1690年的《人伦训蒙图汇》中对“胴人形师”的描绘，([2]，p.70)都侧面佐证了这一潮流的形成。如此观之，作为教学中的教具，施治时的辅助工具，抑或从业者的招牌，早先从中国引来的铜制针灸铜人的形式，都无法满足这种大量、普及、高效、价格低廉等需要。

　　因此，日本对针灸铜人的改造首先选择了材质上的创新。我们所分析的客观成因，主要从经济角度考虑，一方面，是材质本身价格与价值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制作工艺的难易程度所决定的制作效率。首先，材料本身的经济因素应是铜人制作选材的首要考虑。铜制固然具有易于保存、坚固牢靠的特点，且江户时代虽实行“锁国令”，但冶铜业仍有一定发展，迄1700年，大阪住友家族和其他冶铜业业主已成为城市中最大的雇主之一，城市中共有17家精炼厂，约10000个家庭靠冶铜业维持生计，([8]，p.50)长崎出岛的外运船只还会与日本商人进行铜交易，([8]，p.61)我们推知，大阪府的铜业发达，大概也是同位于日本本岛南部的纪州藩地区几个铜制针灸铜人[9]制作的重要支撑。

　　尽管如此，以铜制的针灸铜人仍会较木制、纸制贵重。与之相对，纸质针灸铜人在经济角度具有绝对优势。造纸术自公元3世纪从中国经朝鲜传至日本后，[10]至6世纪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公元8世纪，造纸术已在日本普及;公元8世纪至12世纪，日本京都设有官办的制纸工厂，在生产官用纸张之余，也为个人书信、作画、作诗等使用，假名亦于此阶段问世，从而日本逐渐脱离中国唐朝影响，开始逐渐形成独特的文化;至17世纪时，随着迁都江户，色彩丰富的“和纸”开始大量生产并用于日常生活，[11]此时政府鼓励各藩造纸并实行专卖制度严格管理;19世纪初，江户成立“纸问屋立会所”。

　　直至18世纪末引进了法国造纸工厂，手漉和纸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给机械化工厂。[4]种种这些都标志着江户时代亦是和纸文化的黄金时代。因此，纸业的兴旺也促成了纸质物品的大量创新，从而在文化艺术、民间手工艺、科技模型制作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和纸塑产品，针灸铜人亦是其代表之一。客观因素的第二个方面，则是由制作过程的简便程度所决定的制作效率。即便江户时代铜的产出量再高，以铜制作针灸铜人，仍需经过铜材的冶炼、锻造、塑形、打磨、熔铸经穴等一系列复杂工序，因此无论从耗材上，还是耗时上，都无法满足经济高效的需求。与铜制相较，木制和纸制的工序则简易得多。

　　据笔者目前收集的针灸铜人资料中，明确为木材质的铜人有5个，其中一个为专门供盲人针灸师使用的模型，其表面有经穴为突出的小球状。然而木制虽较金属模型工艺简单，但由于多数木制模型的表面经穴为阳刻工艺，制作所耗时力终究不若纸质模型直接描画那样便利;此外，木制铜人的突出优势是四肢可拆卸，便于装箱，压缩体积，但从实用性上来说，江户时代多数作为招牌的铜人也似乎并不必需此类功用，何况木制铜人搬运相对沉重，实并不便于教学使用和携带。

　　三、纸塑工艺：轻便美观的成全

　　如果说制作上的经济、便捷等因素是针灸铜人选材的客观实际考虑，那么江户时代纸塑工艺本身所能达到的轻盈、精细、美观等特点，则是纸塑针灸铜人蔚然成风的主观原因。日本特殊的地形使地震、海啸等灾难频发，这种地理特点影响着日本人至今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促使类似“断舍离”、“极简主义”等观念在此萌发，其终极标准即包含了物品的简约与轻便，一方面可避免地震中物品倒塌、坠落致伤亡，另一方面也便于搬离受灾地区;而从文化层面上，日本自古即有出于信仰或卫生原因考虑而定期迁移住所的习惯。

　　([12]，p.50)种种这些都同样适用于江户时代的日本生活，也由此轻便成为当时对许多物品的衡量标准之一。纸塑各式模型的制作亦可推知有这方面的考虑。当时的诸多手工业者所制作的物品多以纸为材料，《人伦训蒙图汇》中即绘制了多种与纸相关的手工业者图像。在科技模型的制作方面，纸质针灸铜人亦非先例，如江户时代天文学家渋川春海所制和纸地球仪，亦属纸塑模型之类。这种造物用材的普遍特征，也是纸制针灸铜人诞生的重要背景。

　　四、铜人形?胴人形?

　　同根异色的中日针灸铜人“铜人”一词，最早用在指示针灸模型之义，见于北宋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也由此对针灸铜人的认识与定义渐趋固化，中国后世的针灸铜人亦多从其类。而在传至日本之后，“铜人”的术语有了“銅人形”与“胴人形”的分化。在翻译、补充《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专著中仍依循“銅人”之谓，但在一部分针灸模型制作的说明文中却出现了从“銅人形”向“胴人形”的分化。

　　宽文铜网状铜人书于1797的说明文，则用了“胴人形”之语。这种用字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日本针灸模型制作中观念的改变，从对材质的界定逐渐转为对功用与特征的描摹，同时也就解释了其后日本对针灸模型制作材料的创造与发挥。五、结语针灸铜人在从中国向日本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由神圣至普及、由官方至平民、由特殊功用至普通模型的蜕变。这一转变一方面因于针灸铜人的专业特征，另一方面也部分体现出日本在接受外来文化过程中的普遍特点。

　　舶来文化不若本土原生文化，其更易随事物本身的流行性而呈现波动，针灸铜人的制作时代集中，也侧面反映出针灸疗法的发展潮流;就本文所论针灸铜人的制作选材而言，则表现出明显的趋同于大众器物用材趋势的倾向，可见舶来文化极易受到日本当时自身的社会经济、科技、艺术发展趋势的影响，从而融合出一系列自身的创造与发挥。此外，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往往流于表面的效仿，更深层的内核与精神则难以全盘接纳。故而脱离神圣与官方的限阈，亦是日本舶来中国科技的普遍特征之一，因此，针灸铜人的制作，从材质到过程，都不若中国铜人那般具有仪式感，而更似是普及大众的功能性器具而已。

　　这也暗合了文化自西向东愈渐重实用的总体特征。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应该说有两方面互动的作用。一方面，是源头文化以主动与被动的方式，流传引入，并对接受者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作为接受外来文化的一方，在学习借鉴过程中，“为我所用”，结合自身的价值体系与发展需求，进行“趋利避害”的选择和调适，其终极目标则是使外来文化和科技能够顺应与推动自我的延续。这种文化传播特征，在日本对中国针灸铜人从接受到创新的过程中也有体现。同时，这种看待和解释文化传播的思想，也有助于理解历史上的诸多文化交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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