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反对腐败提倡廉洁历程及所得经验启发

　　反腐倡廉一直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从建国以后到十八大以来，我国历经了4个反腐时期，分别是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和体系反腐时期，每一时期都是对以往经验的深化和概括。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其发展历程也给了我们重要启发：坚持群众路线是我党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首要前提，以预防为主、惩治为辅的政治方针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反腐败斗争,反腐倡廉道路,中国特色道路

　　一、引言

　　腐败在广义上是指整个政治制度或政治治理的全面败坏，在狭义上是指公职人员出于私人目的而非法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行为。[1]这一举世难题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一种痼疾，同时也是对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命运来说“生死攸关”的重大挑战，故而反腐败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相关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现代实践的生动阐释，为世界范围内反腐败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

　　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反腐倡廉道路概括而言，从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以运动反腐为主要形式，而文革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基本以权力反腐为主，到十四大以后则主要采取制度反腐的模式，十八大以来最终形成了体系反腐。

　　1、运动反腐。

　　运动反腐来源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带有强烈‘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色彩的一种反腐模式”。[2]建国以后，党内外相当一部分人员放松了思想警惕，享乐主义思想蔓延，封建制度的遗毒尚未祛除，加上各种规章制度还不完善，贪污、浪费等现象十分严重，由此，运动反腐的浪潮掀起。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建国初期之所以采取以群众力量为主的运动反腐形式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党内主要领导集体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作思路，认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离不开“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

　　其次，建国初期，我国采取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运动反腐之所以能在群众中展开，是因为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机制能够做到对人民群众的有效发动。最后，建国初期各项制度法规不健全，党内干部受教育程度较低，反腐资源不足。运动反腐初步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重在群众参与，充分发挥群众、社会监督的优势，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在全社会形成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但掩盖在腐败现象下的一些社会更深层的问题未得到解决，而且随着运动反腐不断推进，阶级斗争不断扩大，最终引起国家的反腐系统崩溃。

　　2、权力反腐。

　　权力反腐是以权力为主导，通过施加强制性行政命令来消除和治理腐败的反腐模式。改革开放后，干部的作风问题突出，贪污受贿现象严重。由于权力的异化和监督不力造成了腐败大量滋生，此时“权力反腐”应运而生。国家公职人员掌握着公共权力，在此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公共权力在某些情况下会变成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最终导致腐败。因此，如何扼制权力、使其能够规范使用尤为重要，推行以行政性权力为主导的监督与制约机制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且收效较快的做法。

　　例如，1982年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这对于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对高度集中的行政调控体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起到了良好的缓和作用。1993年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战略框架，自此以来，权力更是在严惩腐败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权力反腐使反腐败工作的进行更加便捷、灵敏、高效率，但从本质上来说，“任何一种腐败行为都是一种将权力作为资本加以运用，即加以使用、消耗、积累、增值的过程”。故而，改革开放后该反腐模式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例如领导权力的推动带有强烈的个人意志和不稳定性，其自身的变质也会导致腐败的产生。

　　3、制度反腐。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需求促使反腐模式要超越自上而下的人治式反腐以及时严时松的运动反腐等形式，将行政效率与法律制度紧密挂钩，从而进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约束与疏导相结合的反腐败模式。制度反腐的核心在于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将权力运行机制透明化、法治化，摒除传统社会遗留的一些畸形贪腐文化的影响，将廉洁和高效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例如，十四大以来，提出加快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治腐的战略方针，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方式提供了创造性解决方案。

　　十六大则明确提出了反腐败要“创新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关于惩治腐败的重要法规相继出台，其数量快速增长，这就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制度反腐的建设与发展时期。相较于前述的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模式而言，制度反腐适应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这对于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是颇有助益的。然而，制度反腐在推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反腐败制度的制定是对腐败形态的一种预判，但在社会变迁程度逐渐加大、腐败总体趋势更为复杂多样的情况下，制度建设不仅可能滞后，且因难以做到科学、系统而存在大量的漏洞。

　　4、体系反腐。

　　体系反腐是通过建立健全惩防并举的反腐败体系进而实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模式。[3]我国在进入21世纪后腐败主体多元化和集团化、腐败形态多样化和广泛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此情况下通过多种途径立体化、全方位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势在必行。总体而言，这种体系反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廉政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两个方面。在廉政文化建设方面，近年来一系列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教育活动旨在从思想、信仰、知识以及行为规范等基础性方面增强全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同时也通过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为全社会营造一种良好的廉洁文化。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两个文件《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标志着我党在反腐倡廉和党的建设上开始重视运用法规条例的方式进行全面整治的转变。由此可见，体系反腐综合了前述三种发展阶段各自的优点，不仅从根本上稳固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优化了国家治理的能力，而且也激发了社会力量参与反腐斗争的热情，反腐主体更具多元化(从普通群众到专门机构都渐渐成为反腐主要力量)、反腐手段更具多元性(包括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监督巡视、制度建设、运用网络自媒体揭发举报等都成为反腐的手段)、反腐的制度体系也更加全面系统。

　　三、发展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重要启示

　　从前述的反腐倡廉道路发展历程来看，不同的反腐模式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背景，虽有自身的社会价值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归根结底，这说明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当今的社会现实共同决定了反腐倡廉是一种复合型、多元化的系统工程。发展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带给我们两点重要启示：

　　其一，坚持群众路线是我党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根本法宝。腐败行为的产生以公共权力的滥用为条件，说明其直接损害的是人民的公共利益，因此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必然是长效治理腐败的内在逻辑。在互联网技术日益发达的社会转型时期，党和政府通过正确引导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工作从而取得了显著成效。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发展过程来看，这一治理经验再次证明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是成功夺取政权并实施长效国家治理的法宝。故而，在面对腐败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依靠人民群众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执政合法性建设、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路径。

　　其二，预防为主、惩治为辅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当中，以严厉刑罚惩治犯罪的法家思想终究还是不及以伦理规范教化民众的儒家思想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更加深远，究其根本在于人性的灵活令制度的严防死守出现疏漏，因而我们要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使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但最根本的解决办法仍在于如何预防，即让人“不想腐”。在此方面，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为我党近期和未来的反腐倡廉工作树立了核心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1]刘占虎.制度反腐、过程防腐与文化倡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与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01)192-198.

　　[2]胡杨.论中国特色反腐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4)184-190.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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