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政治动员工作特点及成效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视政治动员工作。抗战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的政治动员工作，在动员的策略上强调结合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动员的方式，将合法动员与“非法”动员相结合;在动员的内容上强调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政治民主化发展相结合。通过这些灵活的动员策略，南方局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仅促进广大民众坚持抗战，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同时也推动了国统区政治民主进程的发展。

　　[关键字]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民众,政治动员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华民族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坚持执行片面的抗战路线，严重阻碍了全民抗战氛围的形成，致使抗战初期正面战场节节败退。随着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的侵华方针开始发生改变，国民党的抗战政策出现了逆转。面对国统区日益严峻的形势，为了推动抗日民主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江西、江苏、上海和港澳等地区)的党组织活动。

　　一、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特点

　　(一)公开动员与隐蔽动员相结合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政权对中共的敌视，南方局在国统区始终处于秘密的工作状态，需要通过八路军办事处或者《新华日报》等公开机构的名义开展工作。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在军事上放松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压迫，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本质开始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指出：当前“党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1](P756)。这就指明了在国统区利用合法的形式开展动员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如列宁所说：“秘密工作同必须利用的‘合法机会’配合起来”[2](P10)。

　　面对国民党投降危险的增加，动员民众坚持抗战就成了南方局面临的首要任务。面对汪精卫投降日本对民众抗战信心造成的严重冲击，南方局积极运用公开机构报道正面战场的形势，帮助民众了解时局，坚定了民众的抗战信念。南方局先后组织《新华日报》刊发《斥汪逆伪国民党全代大会》和《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对时局的意见》等社论，批判了国内死灰复燃的妥协投降势力。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国民党加强了专制独裁统治，甚至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经国民政府批准，准予公开发行的报刊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面对这一严峻局面，为了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南方局注意抓住各种时机，开展民众动员工作。如发动了“胡世合运动”，在国统区掀起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大规模民众运动。南方局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向广大民众披露了事件的原委，另一方面通过领导《现代妇女》《时代评论》《华西日报》等进步刊物，用尖锐的文字向广大民众呼吁：“非民主不能动员国力，非民主不能强化团结，非民主不能澄清吏治，非民主不能激扬士气，非民主不能增加外援，非民主不能准备进攻与反攻”[3]，通过公开的形式，动员民众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策，争取民主权益。

　　为了适应国统区政治环境发生的新变化，南方局通过领导大量的外围组织和公开的合法团体，隐蔽地在国统区开展“非法”的动员活动。通过组织党员加入国民党官办的合法团体和机构继续开展动员工作，将部分国民党的组织机构变为实际上接受中共影响的机构。其中，在国民党四川当局组织建立的12个海员工会中，就有8个自觉的接受南方局的领导。又如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原本是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的政府机构。

　　南方局通过协助郭沫若开展工作，不仅抵制了国民党的反动行径，还使得国民党负责开展国民党政治宣传的机构，成为了实质上是受中共领导的动员机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本是国民党桂系为了抵制蒋介石的势力渗透而创建的地方建设类院校。南方局通过团结国民党桂系，推荐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杨东莼担任校长，成功的将这所花国民党钱创办的学校，变成了接受中共政治主张、宣传抗日民主的机构。

　　通过运用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南方局还打入国民党机关内部开展工作，如共产党员何世庸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董必武指示何到国民党西安盐务总局工作，以公开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董必武的秘书侯旬有一个亲戚同广西国民党上层人士有联系，董必武利用这个关系将侯派往广西当县长，以公开身份做掩护，深入开展动员工作。

　　南方局还领导建立了大量的外围组织，并通过这些外围组织开展动员。在湖北，京应县的民众在南方局领导下，建立了拥有15万民众参加的组织“抗日十人团”;在四川，南方局领导进步民众建立了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成都青年抗敌协会、工人民主工作队等组织;在两广，南方局协助进步民众，建立了中山大学爱国民主运动协会、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西战时工作团等外围组织;在云南，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革命骨干，在昆明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等进步组织。

　　在华西大学建立了皖南事变后第一个公开的进步群众组织——时事研究会;在燕京大学，南方局利用教会大学中群众性的宗教组织，以“团契”的形式组织进步青年，成立了未名团契社、星星、协辉等多个“据点”。南方局还协助各党派和社会团体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等公开的外围组织，有力推动了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尤其是抗战后期，广大民众同国民党顽固派坚持独裁统治之间的矛盾已经愈发不可调和。“胡世合事件”后，南方局通过领导重庆电力公司产业工会，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在国统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特斗争，为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结合时局灵活调整动员策略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片面的抗战路线，导致国民政府的抗战动员宣传不力。“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1](P480)。为了在国统区更好地开展动员工作，南方局通过灵活调整动员策略，达到了团结社会各阶层的目标，从而实现了孤立敌对势力的效果。随着日本侵华策略的转变，国内妥协投降的势力开始抬头。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民众的抗战信心。中共中央迅速调整了动员的方针，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主张团结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共同开展“讨汪”运动。

　　南方局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组织《新华日报》刊发社论《拥护政府重申惩治汉奸条例的命令》，呼吁“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都应当一致表示，对于这个决定和命令的拥护热忱和对于民族叛徒的仇恨和声讨”[4]。不仅如此，南方局还注意利用各种场合动员和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击汪派投降势力。中共参政员林祖涵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严斥近卫声明，并以此作为今后抗战国策之唯一标准案》[5](P110，111)。

　　表明了中共坚持团结抗战，支持国民政府粉碎汪日阴谋的立场。为了在“讨汪”运动中进一步团结国民党，周恩来专程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伦会面，商讨国共两党共同进行“讨汪”运动的问题。国共两党的合作，不仅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还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了“讨汪”运动在全国范围迅速地发展。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态度开始出现妥协倒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的对内政策开始发生逆转，陆续制定了一系列“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文件。

　　为了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南方局及时调整了动员策略。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后，南方局通过争取小党派和中间分子，推动国统区各党派和社会团体先后成立了各种以抗日民主为宗旨的组织。在南方局的领导下，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的2000余名师生，联合举行了全市纪念抗战时事晚会。20多位与会的著名学者痛斥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呼吁广大学生和民众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和自由。

　　中共云南省工委还组织了昆明3000余名民众纪念五四运动的集会，大会在揭露蒋介石的反动政策的同时，呼吁实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成立联合政府的行为，遭到了广大民众的强烈谴责。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通过及时地调整动员的策略，实现了同各民主党派紧密的协作，促使各中间党派开始左转同中国共产党联合，从而实现了孤立国民党顽固派的目标。南方局通过宣传建立联合政府，引导社会各界人士展开斗争，推动了国统区政治民主化进程。救国会、第三党、职教社等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积极响应共产党的主张，极力反对召开“一党国大”。1945年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宣言公开反对蒋介石强化独裁专制的行径，对其坚持召开“一党国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三)重视发挥党员群体的作用

　　面对国民党日益加剧的反共倾向，南方局通过执行“三勤”“三化”的工作方针，运用隐蔽的合法途径继续开展动员工作。1939年7月，南方局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国统区的各级共产党组织严格实行“三勤”“三化”，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变为基本上秘密的形式。1942年，南方局派党员李晨、赖卫民到贵州开展工作。他们以学校职员的身份作为掩护，按照“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政策，在国统区建立起开展活动的“据点”，在隐蔽中开展动员工作，团结并影响了一大批进步的师生。

　　为了应对时局的变化，中共云南省工委将部分党员和进步的记者隐蔽在《云南日报》《中央日报》等报社中。他们利用职业之便，想方设法削弱报刊的反动宣传力度，加强宣传团结抗战和民主进步。此外，在云南公开或秘密出版发行中共党刊和革命理论著作的有：共产党员刘浩等人在昆明秘密出版的革命刊物《战斗月报》;孙起孟、蒋仲仁等在昆明开办的进修出版教育社;共产党员孙仲宇、周天行开办的康宁书店;共产党员李天柱开办的高原书店;进步人士李公朴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北门书屋等。

　　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引导广大民众认清形势，动员民众走上革命的道路。南方局还十分重视通过强化领导人的公开言论，对民众开展动员工作。为了坚定广大民众的抗战信心，1939年2月16日，周恩来在广西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上通过深入浅出地宣传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极大地鼓舞了与会者的斗志，增强了民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心。

　　5月21日，叶剑英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向全校师生作题为《当前抗战之特点》的报告，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并强调只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充分发动民众坚持持久抗战，才有办法、有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叶剑英的报告使广大师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本来地干校内部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有特务、托派在里面捣乱，可是自从叶剑英将军作过报告之后，敌特在大队的公开破坏活动就停止了”[6](P33)。

　　随后，叶剑英又在桂林各界团体联合举办的第十八次时事讲座作题为《积小胜为大胜》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当前抗战的新局势并指出：在战略方面主要还是以持久战来应对日军的速决，但是在战术上则可以转变为积小胜为大胜，通过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达到增强自身力量的目的。南方局还组织《新华日报》等报刊以醒目的标题和大版面专刊，刊登中共主要领袖关于抗战时局的谈话和文章，强化党员群体的宣传动员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仅《新华日报》刊发关于周恩来的报道就有145篇。叶剑英的演讲稿如《二期抗战与游击战》《正规军当前的任务》《游击战线上目前军事问题》等文章也都纷纷刊载见报。广大民众通过阅读报刊上中共领导人的相关文章，就能够直接了解中共关于抗战的理论方针和政治主张，为坚定广大民众的抗战信念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成效

　　(一)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

　　实行全面的抗战路线，是打败日本侵略者最有效的途径，也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1](P387，388)。为了发动广大民众投身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P511，512)，发动全国的民众，是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政治动员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党报党刊，对抗战形势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多次空袭国统区的城市，致使广大民众的生活日益艰难。南方局通过报刊等公开的媒介，以发表社论的形式向民众介绍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通过谴责日军的侵略行为，激发了民众对受难者的同情，进而提高了民众对抗日战争的热情。

　　随着国民党的抗战方针日益倒退，国统区民众的抗日热情被进一步压制。南方局通过领导公开的外围组织和秘密的“据点”，深入民众中隐蔽地开展动员工作。1939年10月，在南方局的领导下，衡山师范学院组织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怒吼剧团”，他们通过生动的演出激起了全县各界民众的救亡热情。广大民众还纷纷通过募捐支前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抗日热情，在衡阳县各界妇女发起的捐献“湘妇女号”活动中，东乡泉溪市一位85岁的老太太在身患重病之际立下遗嘱，将家中的2万银元全部捐献以作购买飞机之用。

　　广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发动广大妇女发展生产、做军鞋冬衣、慰问军属，并为出征的军人代耕、家书等。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共南方局通过开展政治动员工作，有效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军民共同坚持抗战，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7](P253)。

　　(二)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并非只是一个实用的斗争策略，而是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符合的理论。通过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并逐渐发展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抗战时期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大分化，新组合”的新时期，也是各民主党派活动的活跃时期。

　　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对自身的政治归宿和政治认同做出了选择，并根据政治取向的不同开始了重新的分化和组合，构成了现代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这个时期哪个政党能够实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将自身的政治纲领传递给社会各阶层的广大民众，就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从而为自身积聚大量的政治合法性资源。

　　作为抗战时期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国民党在全面抗战初期拥有民众较强的政治认同。虽然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组织了淞沪、忻口等一系列会战，给日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8](P479)。国民政府“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1](P481)。抗战后期国民党在政治上日益强化独裁统治，“引起了民主党派和爱国人民的极大愤慨”[9]，导致其逐渐丧失了维持统治的政治合法性资源。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党派名目繁多，他们虽然也都通过开展政治动员，向广大民众宣传了政策主张。但是没有一个民主党派能够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抗日救国纲领，在缺乏全局性政治纲领的指导下开展政治动员，其结果必然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抗战提出了政治纲领。

　　在国民参政会中南方局通过宣传抗日民主主张，引导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使各民主党派人士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为维护全民团结抗战的民族大义呼吁，还在为参政会中各民主党派的合法权益而奔走，促使各民主党派逐渐从同情中共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坚实的同盟者。此外，南方局还通过采取一系列民众拥护的动员口号，在国统区领导了多次国统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在保障广大民众利益的过程中逐渐取得了民众的信任，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到了更多的社会认同，促使广大民众自觉地聚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抗战后期，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率先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心声，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一致认同。中共的政治口号开始直接成为群众公开斗争的口号，从而使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有了鲜明的政治性。1945年4月1日，在南方局的领导下，燕京大学民协组织了30多个社团召开了时事座谈会。在会后发表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参加的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重选国民大会”[10]的口号。

　　这个宣言是国统区各大中学中最早公开呼吁民主团结的宣言，在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随后的五四纪念日当天，云南1万多名爱国学生和民主进步人士，在云南大学操场举行了纪念大会。游行的队伍在“我们要民主”等标语牌引导下，高呼“坚持民主团结，反对独裁内战”“取缔特务机关，取缔新闻检查制度”的口号。这是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民众进行的游行示威活动中，第一次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社会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表明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特殊的环境中通过开展政治动员，提高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三)提高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

　　抗战爆发后，国统区的广大民众由于长期处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之下，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不高，缺乏对自身政治权利的认知。南方局通过开展有效的政治动员工作，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推动民众坚持抗战和政治民主化，是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政治动员工作的两大基本任务。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有利于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从而为调动民众的抗战积极性，促使民众坚持抗战提供了内在的原生动力。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内的抗战氛围开始出现转折。

　　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卖国，对广大民众的抗战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通过领导民众发动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南方局不仅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还使民众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中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如中共益阳党组织发动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控诉汉奸曹明阵”的活动，国民党湖南省政府迫于确凿的证据和强大的社会压力，判处了曹明阵死刑。

　　通过开展政治动员，南方局将国统区社会各阶层民众的诉求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促使民众萌生了政治参与的意识。1944年9月5日，在国民参政会上中共代表林伯渠首次提出建立由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号召，使广大国统区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进步社团联合昆明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在昆华女中操场举行了“纪念双十节，保卫大西南”大会。6000余名与会的群众一致通过了“响应中共号召，建立联合政府”的宣言，在大西南引起了强烈反响。

　　随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进步的文化学术团体，打破了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在云南大学召开了纪念护国运动29周年的大会。大会号召发扬云南护国首义的光荣传统，再造共和精神，响应中共提出的废除“一党专政”的主张，得到了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引导广大国统区民众开展“追求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运动。在南方局的领导下，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组织召开了“国是与团结问题”座谈会，参会的5000余名代表经过广泛地讨论形成的《对国是的意见》，并提出“停止一党专政、举行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六项要求。

　　随后还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的名义“印发了4万份《对国是的意见》，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11](P80)。1945年2月13日，重庆妇女界104人在南方局的组织下，联合发表了《陪都妇女界对时局的主张》，敦促政府“邀集各党各派及各方面人士……成立全国人民一致的政府”[12]。此外，妇女界还利用庆祝“妇女节”活动的时机，积极开展“反专制、争民主”的运动。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的师生在学校礼堂举行了庆祝“妇女节”座谈会，到会的4000余名师生提出：“妇女的地位要自己去争取……要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才有真正的妇女解放”[13](P349)。

　　通过在国统区开展政治动员工作，南方局有效地提高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广大民众通过游行示威等合法的方式，表达对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的不满，并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强大，从而推动了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四)呼应配合了边区的抗战运动

　　抗战时期南方局通过开展广泛的政治动员，呼应配合了边区的抗战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行径，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应当用全力来进行反对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的斗争……动员人民群众，动员舆论，来孤立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14](P360)。为了鼓舞广大民众的抗战士气，坚定广大民众的抗战信心。

　　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组织了有3万多名群众参加的“讨汪大会”，声讨汪精卫投敌卖国的汉奸行为。与此相呼应，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各地战工团通过创办报刊，向广大民众介绍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其中陆川战工团创办了《动员日报》、防城县战时后方服务团创办了《青年生活周刊》和《十万大山报》、兴业战工团创办了《抗敌周报》、南宁战工团创办了《瓶山报》等。安徽省动委会还以工作团为基本力量深入到各县开展工作，通过向民众散发《大别山日报》和《淮上青年》等宣传手册，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南方局通过对前线的“小胜利”进行持续的报道，使广大民众及时了解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引导民众理性地认识了抗战的前景。不仅如此，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及对共产党员起核心作用的刊物如《救亡日报》《国民公论》等，还通过刊登边区抗战文学作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著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政策，动员国统区的广大民众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运动中。

　　如毛泽东于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和《解放》杂志上发表后不久，《新华日报》桂林分馆便在国统区印发了《中国文化》创刊号和《解放》杂志。此外，共产党员、文化人士胡愈之创办的《文化供应社》，还于同年6月在桂林公开出版发行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单行本。与此同时，在南方局的领导下，边区进步文化人士的抗战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也在国统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是边区创作的抗日歌曲，如《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军民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更是深受国统区民众的喜爱，被广大民众广泛传唱。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事业。中国共产党自抗战爆发后，不仅领导了根据地民众的抗日斗争，而且还通过中共中央南方局采取多种形式，对国统区民众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工作，领导国统区的广大民众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南方局领导开展的政治动员，与边区抗日民主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与边区的抗日民主运动遥相呼应、相互配合，有力地调动了民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从而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为夺取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列宁全集(3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中国当前的民主运动[N].华西日报，1944-05-22(1).

　　[4]拥护政府重申惩治汉奸条例的命令[N].新华日报，1939-01-03(1).

　　[5]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6]左超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研究文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7]毛泽东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4)1921-1949[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胡乔木.略谈八年抗战的伟大历史意义[N].人民日报，1987-07-08(1).

　　[10]成都燕京大学全体同学为主张民主团结宣言[N].解放日报，1945-0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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