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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中后期,政治社会陷入了剧烈危机,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力图改变政治现状。这一时期,神宗朱翊钧长达数十年“怠政”,光宗朱常洛和熹宗朱由校喜好玩乐,宦官魏忠贤等阉党势力崛起,妄图干涉朝政。正直的东林党人与阉党由于政治主张不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关键词:明朝统治;东林党;宦官集团;社会意义
明朝中期,神宗朱翊钧在位,但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起,神宗开始不上朝,消极怠政。这一时期,社会危机加深,政治上,官员贪污腐败;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皇室宗亲,大小官员、乡绅占有大量土地,大批农民失去土地,难以维持生存,对工商业者征收重税,实行海禁政策。一批饱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在强烈危机意识的召唤下,蜂涌而起,试图通过讲学、抨击朝政等方式改变腐朽的政局。东林党——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胸怀大志、决心改变政治现状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并对以后的政治走向产生着重要影响。一东林党的最核心人物是顾宪成。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顾宪成为人正直,敢于上疏直谏,与神宗和首辅王锡爵意见不和,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在任吏部文选郎中时被降职为民。当顾宪成回到家乡无锡后,他致力于学术研究。宋朝杨时曾在无锡建立东林书院讲学,后荒废。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和弟弟顾允成、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县令林宰为重建了东林书院。
顾宪成和高攀龙、钱一本、史梦麟、于孔兼、薛敷教等一起在东林书院讲学。虽然顾宪成已不在统治集团内部,但他仍然关心朝政,他在东林书院写下一幅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东林党人提出了鲜明的政治主张:一、要求皇帝广开言路,“陛下开诚布公,公天下为好恶,舍国人为舍用,进贤才,开言路,次第与天下更始”,[1](P427)任用各种人才,“海内共以为贤者,不惜破格用之”[2](P9764);二、减轻工商业税,反对矿税,打击矿监、矿使,有利于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些思想,构成了以顾宪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基本的政治基础和理想追求。东林党的“党”指朋党、派系。
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是《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编者之一,在提及东林党时,他使用的标题是“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他写道“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者‘帮伙’一类的词”。[3](P514)东林党的“党”与唐朝牛党、李党的“党”有异曲同工之意,都是统治集团中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阶层。
东林党的成员不仅包括在东林书院讲学的先生,正直派官吏都可以算作东林党。这个时候朝廷中派系林立,例如有东林党,代表人物是顾宪成、高攀龙;有宣党,代表人物是宣城人汤宾尹;有昆党,代表人物是昆山人昆天峻;有齐党,代表人物是亓诗教、周永春、韩浚、张延登;有楚党,代表人物是官应震、吴亮嗣、田生金;有浙党,代表人物是姚宗文、刘廷元。这几个党派都是与东林党政治诉求不同的政治势力,他们“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4](P1389)
二明朝中后期的统治政治,党派林立,围绕着统治政权的巩固和君权运行的方向,争论不休。不同的党派围绕着明统治的重大决策,充分阐述自己的主张,相互攻讦,最大程度地影响着明朝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走向。争国本。神宗原配王皇后无子。万历十年(1582年),王氏生下皇长子朱常洛,王氏原是李太后慈宁宫中的宫女,神宗一时兴起,临幸了她,王氏就怀孕了。
神宗宠爱郑贵妃,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贵妃产下皇三子朱常洵。郑贵妃要求立常洵为太子,神宗也有此意,但这不符合嫡长子继承制,遭到许多官员反对,就这一问题朝廷上开始了数十年的争论,这就是著名的“争国本”。首辅申时行希望立朱常洛为太子,万历十四年(1586年),向皇帝上奏:“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自元子诞生,五年于兹矣,即今麟趾螽斯,方兴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兹。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2](P9860)但神宗认为“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5](P607)拒绝了这一请求。
并且神宗生母李太后也支持立朱常洛为太子,“神庙入侍,慈圣故问曰:‘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如何打发他?’神宗对曰:‘道他是都人的儿子。’慈圣正色曰:‘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盖慈圣亦由宫人进御也。神庙惶恐伏地,无地自容”。[6](P136)东林党人也请求立朱常洛为太子。神宗作出让步,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皇长子出阁讲学,二十九年(1601年),终于册立常洛为皇太子,同时封皇三子常洵为福王。
这是东林党人斗争的第一阶段,斗争的主要对象是神宗,关于国本的争论东林党人取得了胜利,皇长子常洛被封为皇太子。在争国本问题上,东林党成功阻挠了神宗企图改变继承者顺序,维护了嫡长子继承制,有利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红丸案与移宫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去世,太子常洛即位,改元泰昌元年,即为光宗。
光宗纵情酒色,郑贵妃投其所好,进贡美女,光宗荒淫无度,不久便病倒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贡红丸,光宗吃后不久就死了,距他登上皇位还不到一个月。关于光宗的死因,朝中正直派官吏和邪恶派官吏又开展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红丸案”。御史王安舜斥责首辅方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自掩”。御史郭如楚认为“进药不效,白云遽升,可灼当席槀待罪,而煌煌金币滥施如此”。[7](P5759)光宗生前没有立太子,应该是长子朱由校即皇位。
但光宗宠妃李选侍妄图干预朝政,“挟皇长子自重”,将由校藏在乾清宫,并霸占了乾清宫,给皇长子登基制造困难。这是正直派官吏无法接受的,正直宦官王安和正直派官吏杨涟、左光斗、刘一燝、周嘉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李选侍。为了使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左光斗上疏,“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有皇极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名分谓何”,“及今不早断决,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再见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7](P6329)
杨涟认为,“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即两宫圣母如在夫死亦从子。选侍何人,敢欺藐如此!”,“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臣言之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诸大臣赞决之,亦惟今日”。[7](P6319)正直派官吏态度十分强硬,由校也表示“即日移宫”,李选侍无可奈何,只好搬出了乾清宫。朱由校正式即位,改次年为天启元年(1621年),即为熹宗。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移宫案”,正直派官吏取得了胜利。三在东林党的政治行为和社会影响上,最为突出的事例就是与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的斗争。魏忠贤,字完吾,北直隶肃宁人,万历年间入宫。魏忠贤是善于谄媚之人,靠着巴结司礼监王安、太监魏朝和熹宗乳母客氏,就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可他并不识字。
明太祖废除了丞相制度,设内阁大学士充当皇帝顾问,官员们的奏疏,先由内阁大学士审阅并拟定决策,交给皇帝批准,这就是“票拟”。皇帝用朱笔在内阁已拟定的决策奏疏上作批注,这是“朱批”。皇帝往往事务繁忙,给予了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为批红的权力。熹宗是历史上著名的木匠皇帝,喜欢做木工活,魏忠贤故意引诱他玩乐,经常在熹宗玩乐时请他批阅奏疏,熹宗就让魏忠贤去办。史料记载,熹宗“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匠。”“日与亲近之臣涂文辅、葛九思辈朝夕营造。
造成而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当其斤斫刀削,解衣盘礡,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王体乾等每伺其经营鄙事时,即从旁传奏文书。奏听毕,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忠贤辈操纵如意”。[7](P297)处理奏章的权力落入魏忠贤手中。魏忠贤与客氏联手,除掉了王安、魏朝,整个内廷尽在魏忠贤的掌控下。
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被任命为东厂总督太监,掌管东厂事务,这个时候他的权势到达顶点。魏忠贤和客氏在宫中兴风作浪,阴谋陷害皇后妃嫔皇子,使熹宗子嗣单薄。许多宦官和邪恶派官吏投靠魏忠贤,形成了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势力。包括太监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人,朝中官员崔呈秀、刘志选、邵辅忠、姚宗文、商周祚、刘廷元、亓诗教等也依附于魏忠贤,他的同党被称作“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
“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专擅,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阉党为了讨好魏忠贤,称他为“厂臣”,修建生祠,全国超过40余座,劳民伤财。监生陆万龄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6](P230)
对于这种奸邪之举,有正直派官吏反对。工部郎中叶宪祖见到京城中有许多魏忠贤的生祠,有的建于“内城东街”,说:“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魏忠贤“即削其籍”。[7](P6834)反对魏忠贤的官吏遭到残酷打击。左副都御史王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东林一百八人主要包括“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令按名黜汰”。[7](P6834)并大兴冤狱,其中最出名、最惨烈的就是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向熹宗上奏“二十四罪疏”,弹劾魏忠贤及阉党。
他认为魏忠贤的罪行主要包括“亲乱贼而仇忠义”;“颠倒铨政,掉弄机权”;横行宫内,谋害妃嫔;滥邀恩荫,“要挟无穷”;操纵东厂,“快私仇,行倾陷”;“恩多成怨”,对皇帝“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释”等。杨涟请求严惩魏忠贤,“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并出奉圣夫人于外,用消隐忧,臣死且不朽”。[7](P6319)可是熹宗受魏忠贤蒙蔽已久,竟斥责杨涟“借端沽直”,“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8](P2641)
另外还有御史黄尊素、李应昇、袁化中,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抚宁侯朱国弼等上疏,但都没有结果,反而遭到魏忠贤的疯狂报复。比如,杖死万燝,逮杖林汝翥,逼走叶向高,罢黜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等,削陈于廷、杨涟、左光斗之籍,斥逐韩广、朱国祯。六君子之狱。六君子指杨涟、顾大章、魏大中、袁化中、左光斗和周朝瑞。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借口杨镐、熊廷弼因辽事受挫下狱,诬陷杨涟、顾大章、魏大中、袁化中、左光斗和周朝瑞犯贪赃之罪,大肆逮捕东林党人。七君子之狱,七君子包括高攀龙、黄尊素、李应昇、缪昌期、周宗建、周顺昌和周起元。天启六年(1626年),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上疏,斥责七君子“起元为巡抚时,干没帑金数十年,日与高攀龙辈往来讲学,因行居间”,[7](P6349)这次上疏实际上是受魏忠贤指使的。
高攀龙在家中自缢身亡外,另外六人都被逮捕并惨死狱中。编纂《三朝要典》,阉党编造史书,对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企图翻案。天启三年(1623年),礼科给事中杨所修建议专门收集三案奏疏,编辑成书。六年(1626年),阉党编纂《三朝要典》,对东林党“极意诋其”。[5](P718)魏忠贤的权力来源于没有制度保证,仅依靠熹宗个人的宠爱。天启七年(1627年),熹宗去世。熹宗的弟弟朱由校即位,为思宗。
魏忠贤失去熹宗宠爱后立即倒台,阉党也四分五裂。思宗将魏忠贤发配至凤阳,魏忠贤在去凤阳途中自缢身亡。在同阉党斗争中,东林党人正直不阿,揭露了阉党的许多罪行,有利于当时的政治朝着清明的方向发展。但朝中官员的派系斗争,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并且当时已经十分紧张的对后金的战争得不到重视,加快了明朝灭亡的脚步。东林党人斗争的依据是封建道德,是程朱理学,把忠于皇权看作是道德的核心准则,过于迂腐。直到今天,东林党人仍是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关心国事,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一直被后人传颂。
参考文献:
[1](清)陈鼎.东林列传[M].扬州: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07.
[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黄彰健校勘.明实录·明神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清)夏燮.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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