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社科中心思想方法特论介绍

　　摘要: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不仅要注重其指导新闻传播实践的方法论功能，也要对其研究方法进行更深入和更清晰的探讨。这需要新闻传播学者做好功课，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经典文献，理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时到底用了哪种研究方法，在什么情况下运用了这种研究方法，建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工具箱”。

　　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的5篇经典文献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列宁在阐述其新闻思想时运用了革命的现实性思维方法，以实际问题为导向、明确建党目标、探寻解决方案、规划具体任务，探讨了利用党报完成建党工作和推进革命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叙述方法上，这些文献体现了实际效用性文本的特征，即始终在方法领域展开论述、为论述设置清晰的语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些发现可以为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时的基本方法提供功课性质的材料。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列宁新闻思想;革命现实性;以实际问题为中心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缘起

　　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本人十分珍视自己设计和运用的方法。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资本论》时宣称:“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1]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3]在以资本研究为起点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审视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研究工具格外丰富，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层次性。

　　其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研究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占据核心地位。与具体学科的研究需要相结合，这些方法得到了更细致的探讨。有学者总结和提出了与现代制度经济学相媲美的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分析方法[4];有学者从总体性和思想史两个维度探讨了“世界化”背景下政治哲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5];有学者将意识形态分析方法、辩证思维方法和美学研究方法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三大支柱，其中“美学和历史观点的统一”是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特殊方法[6];有学者还探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5种阅读模式[7]。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实质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形成的关于新闻的根本而系统的看法或观念”[8]。作为由术而学、具有明确实践指向性的应用型学科，相比其他理论部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既具有明显的方法论功能，也讲究自身的研究方法。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方法论功能，郑保卫教授提出:“不应该将它看作是纯粹‘概念性’‘理论性’的东西，更不该把它视为‘空头理论’，否定它的实践性。”[9]

　　胡钰教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不是固守教条、故步自封，也不是标签化、表面化，最重要的是返本开新，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结合中国和时代的新情况，切实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新鲜的新闻舆论现象、指导创新的新闻舆论工作。”[10]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刘卫东教授提出，需要“以多元化视角，跨学科语境和系统的方法，从多层次社会文化体系方面给予理论创新”，并主张实现“政治与行政话语方式”“知识分子话语方式”“民间话语方式”的融合，以加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建设[11]。

　　但是总体而言，在当前的新闻传播学教学科研中，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方法的话语优势并不明显。说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多数文献指的是引自欧美特别是美国社会科学的内容分析法、心理实验法和抽样调查法，以及源自欧美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下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论述还不够充分。突出表现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专著和教材中，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方法，没有见到过以独立章节进行的描述。

　　“须知，研究方法是否多样，运用得是否完好，是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12]，且影响着人们对其科学水准的判断和认同。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学科研过程中，加强研究方法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做出清晰的描绘，不能不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要实现上述目标，首先需要做好功课，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其新闻思想时到底用了什么方法，参透他们在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时运用了何种理论视角、在什么层面展开论述、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就要求新闻传播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做文本分析，探讨这些经典文献的切入视角、论证逻辑和叙述方法，因为文本分析的“目的在于显示原始文本的逻辑结构，辨明其主要的思想和次要的思想，并准确地显示它们之间的关系”[13]。

　　笔者拟选取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的几篇经典文献，即《我们的当前任务》《迫切的问题》《〈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从何着手?》《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以下简称《怎么办?》)5篇文章①，以之为样本探讨列宁新闻思想中的方法论特质及其表达模式，即列宁是怎样将党报的创建及其新闻宣传作为党的工作的方法来论述，同时又是怎样阐发新闻宣传工作的日常方法的。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尤其关注方法的一位，以至于梅洛-庞蒂称其哲学为“权宜之计”[14];卢卡奇称“那些只把列宁看作现实政治的一个聪明的或者甚至是卓越的倡导者的人，完全误解了他的方法的本质。而那些以为能在他的决定中为正确而实际的行动找到可适用于任何地方的‘公式’和‘格言’的人，对他的误解就更深了”[15]。

　　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材中，还是在研究列宁新闻思想的成果中，不少学者往往只是摘录了列宁的主要论断，如党报需要发挥全面宣传鼓动和全面政治揭露等方面的作用，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对于列宁在这些文献中的基本论述逻辑，则关注不足:列宁是将党报的创办作为建党工作的具体方法提出来的，是在方法论层面提出任务和解决问题，也是以此规划新闻宣传和组织工作的方法的。

　　笔者愿以此研究，为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时的基本逻辑和研究方法提供功课性质的材料。至于论文的框架，则取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分。马克思说:“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6]在这里，马克思将科学研究分成了两个阶段:一个是研究阶段即占有材料、进行理论分析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对科学问题进行思考的阶段，其所谓的研究方法主要指分析方法及思维模式;一个是进行和陈述的阶段，其方法体现为科学发现的叙述方法即表达方式。

　　依据该区分，本论文考察文本时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探讨列宁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思考方法，二是探讨列宁思考结果的叙述方法。鉴于分析和思考方法与叙述方法之间虽有区别但密不可分，我们把二者视为完整的研究方法。

　　二、革命的现实性:列宁审视新闻宣传工作的思维模式

　　卢卡奇认为，革命的现实性是列宁思想的核心，是他与马克思的决定性联系。[15]所谓革命的现实性，是指把跟社会历史整体具有关联的每个个别的日常问题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契机来研究。作为见证过苏联革命和建设历程并深入研究了列宁革命生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在这里揭示了列宁经常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思维模式。根据张伟的研究，现实性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思维方式。[17]

　　马克思曾经批评旧哲学是理念决定现实，而不是现实决定理念，认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18]。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思维使哲学从抽象的理论设定回归到现实的感性生活之中，使理论抛去了教条和想象，并指导思想依据现实的“已然”状态去构建“应然”的理想世界，而“应然”的理想世界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也可变成现实世界。

　　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具体策略，不做沙漠中的布道者。列宁将此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19]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列宁审视党报地位及其工作方法时，贯彻了这种现实性思维，即以实际问题为导向、明确建党目标、探寻解决方案、设置具体任务，探讨利用党报完成建党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理清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列宁为何要把创办全俄政治机关报作为建党的着力点呢?一是为了解决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上存在的分散状态和思想上存在的混乱状态。在组织层面，“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工人不能充分意识到全俄国工人的利益的共同性，不能很好地把俄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自己的斗争结合起来。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同志们对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不能在中央机关报上公开讨论，不能供我们在制定共同的纲领和策略时参考，而是消失在狭隘的小组习气中，或者使偶然出现的地方特点过分夸大”(《我们的当前任务》)，且“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完全陷入纯粹地方性的工作中，这种地方性的工作会缩小他们的眼界和他们的活动范围，限制他们从事秘密活动的技能和水平的提高”(《从何着手?》)。

　　二是思想层面的经济主义等造成了对工人运动的行业性质和自发性质的崇拜。经济方面(工厂方面)的揭露“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买主作斗争”，而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怎么办?》)。

　　思想的动摇阻碍运动，使它停留在工联主义的自发斗争状态，在群众运动的高潮连续不断地增长和扩大的背景下，革命家落后于这个高潮(《怎么办?》)。正是为了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列宁提出“应该把这种工作搞成一个党的工作，使它全部反映在一个共同的机关报上”(《迫切的问题》)。

　　(二)确定建党目标及其工作要务

　　针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列宁阐述了自己的建党目标，即建立统一的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之成为俄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他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提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把团结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事业放在牢固的基础上。实现这种团结，为这种团结创造适当的形式，彻底摆脱狭隘的地方分散性”，这种组织形式是“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自由，同时又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

　　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列宁提出，“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巩固的党，这个党要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旗帜下进行斗争。”建立这样一个政党，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呢?就是通过日常工作为革命做有计划有系统的准备(《从何着手?》)。他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提出，“首先，必须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排除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其次，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各个运动中心的联络工作，完整地和及时地传递有关运动的消息，正常地向俄国各地供应定期报刊。”

　　他在《怎么办?》中提出，社会民主党人“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而革命家的日常要务，则是“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开展最广泛的政治鼓动，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进而全力集合、组织和动员常备军。列宁把这个计划称为“走自己的路，坚持不懈地进行自己的有系统的工作”(《从何着手?》)。

　　(三)确认全俄政治报是建党工作的切实方法

　　全俄政治报作为建党的准备步骤和具体方法，正是在这个理论位置上被提出来的。在列宁看来，只有通过全俄政治机关报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才能建成集中统一的组织，才能实际地解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散性和手工业性质。因为有了全俄政治机关报，才能“使社会民主党宣传和鼓动的内容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迫切的问题》)，才能完成“阐明实际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进行政治鼓动工作”(《怎么办?》)。

　　有了全俄政治机关报，才能“使革命事业中‘做局部工作的人’意识到他是在‘步伐整齐的行列’里行进，他的工作直接为党所需要”(《迫切的问题》)，才能“创造党的共同经验，树立党的传统和继承性”(《我们的当前任务》)。

　　有了全俄政治机关报，才能“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从何着手?》)。有了全俄政治机关报，“不仅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能干的宣传员，而且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组织者，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领袖”(《从何着手?》)。

　　列宁连续用了几个比喻说明全俄政治机关报的重要性:“报纸可以比做脚手架”“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从何着手?》)。列宁还做出了著名的论断:“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从何着手?》)。

　　(四)规划党报的宣传与组织工作方法

　　党报怎样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以确保其真正成为建党的实际步骤和具体方法呢?这里我们熟悉的新闻宣传和组织工作的要求和原则就具有了方法论价值。首先，列宁指出，全俄政治机关报需要成为“坚持原则的、能够从思想上统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的刊物”“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为了弄清目前各种意见分歧的深度，为了全面讨论争论的问题，需要在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面前展开公开论战(《〈火星报〉编辑部声明》)。其次，列宁指出，需要通过党报交流经验，“每个小组都来报道一切有关运动的消息，都来介绍自己的经验，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对文章的要求，作出自己对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的评价，总之，每个小组都来谈谈它对运动的贡献和在运动中的收获”《〈火星报〉编辑部声明》。

　　在组织工作方面，列宁强调通过党报贯彻分工原则以节省人力，“有的翻印书报，有的从国外转运书报，有的把书报分送俄国各地，有的在各城市分送，有的安排秘密活动的处所，有的筹募经费，有的传送有关运动的通讯和一切消息，有的负责联络”(《迫切的问题》)。

　　利用向报纸提供材料和正常地发行报纸建立统一的党的地方代办员网，他们“彼此间要密切联系，了解总的情况，习惯于经常按时执行全国性工作中的各种零星任务，并组织一些革命行动以检验自己的力量”(《从何着手?》。列宁指出，通过全俄政治机关报把党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所有革命斗争的形式就会增加十分之九的意义(《我们的当前任务》)。

　　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确定建设集中统一的政党需要采取的日常行动，把党报作为这种日常行动的引线，而承担这种日常行动的引线必须通过日常宣传和组织工作来实现，这就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理解党报地位和职能的基本逻辑。列宁正是通过这种革命的现实性思维，努力将俄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不追求名称”的事实(《怎么办?》)。这再次印证了卢卡奇提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通过列宁所经历的发展，仅仅存在于它越来越理解到个别行动与一般命运之间密切的、可见的和重要的联系，把它应用来为所有日常议事日程的问题确立稳固的指导路线。[15]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列宁新闻思想的现实性，使其建党的目标以及稳固的指导路线在日常行动和个别事件中有了切实的执行方案。把握及创造命运实现契机的个别行动和作为指导个别行动的战略框架的有机结合，使列宁的新闻思想既具有总体性视野，更具有操作性价值。

　　三、实际效用性的讨论:列宁新闻思想的叙述方法

　　在充分地占有材料，并分析和掌握了它的发展形式和内在联系之后，研究成果用什么样的方法展开叙述?马克思对此做了自己的说明。如其在《经济学手稿》中说，相比传统政治经济学从具体到抽象的叙述方法，他的政治经济学叙述是从抽象到具体，并认为:“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0]俞吾金分析了马克思所倡导的“现实的历史叙述”方法，指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历史叙述不同于观念的历史叙述，现实的历史叙述是唯物辩证法在叙述方法上的体现。[21]

　　但是，马克思自己也强调说:“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22]也就是说，如果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的目标也不一致，文本会呈现为不同的类型，叙述方法自然也不一样。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和相关学者在阐述研究方法(主要是分析方法和思考方法)和叙述方法即表达方式的区分与联系时，所关注的文本主要是理论兴趣主导的文本。

　　理论兴趣主导的文本重视概念生成和逻辑推理，讲求材料扎实和结论可靠，目标是经过严密的论证得到科学的结果。列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属于何种文本?其叙述方法有何种特征?则缺少具体的论述。我们可以借鉴恩格斯的文本分类方法来给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的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文本进行命名。他于1845年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他们设计的系列文丛的出版业务时说:“或许最好是着眼于实际效用而牺牲理论的兴趣”。[23]

　　在这里可以推知，恩格斯的观点是:与理论兴趣主导相对应的还有以实际效用为目标的文本，它与理论兴趣主导的文本的著述目标和文本诉求不同，文本的特征也不一样。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的有关新闻思想的论著，则给我们提供了典型的实际效用性文本。我们发现，他主要是在建党方法层面上来谈论党报与建党关系的。它虽然并不排除理论上的论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理论论证，但其主要诉求是讨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为了讨论解决方法而进行形势的分析，通过理论推理说明具体方法的可行性。

　　(一)在方法层面讨论问题

　　创建能够正常出版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全俄政治机关报，在列宁建党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甚至一度被其视为“最近期间的全部活动内容”(《我们的当前任务》)。需要注意的是，在论述这一重要思想时，列宁完全是在方法层面进行阐释的。

　　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他说明他的创建政治机关报的思想“谈的是怎样实际解决这些问题”;在《迫切的问题》中，他将创办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称为“迫切任务”;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列宁指出，问题是“为了把党重新建立在尽可能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而“创办坚持原则的、能够从思想上统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的刊物”是恢复党的活动的必要的准备步骤;在《从何着手?》中，列宁说明“问题不在于选择道路(像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样)，而在于我们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应当采取哪些实际步骤，到底应当怎么做”，“现在要求我们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

　　要求我们不仅懂得需要什么样的组织来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而且要制定一定的组织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而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在全面阐述其建党思想的《怎么办?》中，列宁重申“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设”，而问题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报纸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

　　他还批评把《火星报》的“计划”看作是“文人习气”的人，完全不懂得计划的实质，“竟把提出来作为目前最适当的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方法”“步骤”“任务”“计划”“基线”“手段”是列宁在考虑全俄政治机关报在建党过程中的作用时所设定的基本问题域。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列宁在《我们的当前任务》等5篇写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时期、与新闻宣传有关的经典文献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新闻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体现了列宁的革命的现实性思维，即通过审视革命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提出建党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的实现路径，进而探讨了新闻宣传和组织工作日常开展的具体方法。

　　这种方法理解了创建党报开展宣传组织工作等具体行动与建党和革命的总体命运之间密切的、可见的和重要的联系，而其建党的目标以及稳固的指导路线在日常行动和个别事件中有了确切的执行和落实的方案。于是在创建统一而集中的政党的总体目标中，全俄政治机关报作为引线贯穿其工作的各个层面。这就保证了，在审视问题时，他的视角是总体性的，所有的工作都有合适的位置，而在制定计划时，他的方案又是具体的，即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

　　这种思维模式在论述时表现出明确的实际效用性文本的特征，即将论述置于方法论领域，始终致力于阐明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进行形势的分析，说明解决这种问题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条件，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增强解决方案的科学可靠性和说服效果。这种方法的目标不是产生原则性观点，而是为了保证计划成为切实的计划，不是把党报的创办及其宣传工作视为目的，而是视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手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06.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9.

　　[4]刘元春.论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当代经济研究，2001，6:12-16.

　　[5]李佃来.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学术研究，201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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