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逻辑转型研究

　　摘要：由于生态文明观念缺失引发我国生态现代化逻辑及战略转型的观念危机，突显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应然与实然等二元对立的理论逻辑，生态文明观念缺失问题集中在其内容认同、知晓水平、参与程度及责任主体等现实表现。长久以来，急功近利的生存方式造成现代化的发展悖论，如：现代化水平提高与生态破坏的悖论、生态需要满足欠缺并存，发展模式转变与发展方式调整困难重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战略转型的逻辑架构，亟须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五位一体”的生态转型。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生存困境;战略转型;逻辑架构

　　从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引入和实现生态现代化转型，从而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转型成为历史必然。那么，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转型的历程中，其战略选择的现实背景是什么?如何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和三中全会精神，并将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其他四大方面之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转型的逻辑架构?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P50)。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建设总布局中，如何研究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战略转型的现实困境，必然成为其生态转型逻辑与战略选择的实施保障。

　　一、生态文明观念缺失：我国生态现代化逻辑及战略转型的观念危机

　　(一)生态文明观念缺失的理论逻辑

　　生态文明观念缺失最早来源于西方“二元”对立逻辑的理论盛行，“二元”对立逻辑始于笛卡尔主客二分的提出，自此人类在对待自然的观念上就将自然界有意识地确立为人类的对立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从远古时代原初的和谐关系，发展成为当今日趋对立的不和谐关系，逐步形成现代人在生态文明观念缺失方面的内在困境。

　　1.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凸显了朴素自然观的形而上学局限。

　　从理论层面来看，在将古代的“万物有灵论”思想彻底抛弃之后，确定了近代以来占主流的机械自然观整体基调。从实践层面来看，近代朴素自然观则来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实践和方法基础，用机械自然观去支配自然运作就变成那时核心的思维方式。工厂手工业的发展和机械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机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在看到自然机械的强大力量的同时，其生态自然观念也随之改变，将现实的一切改观都归结为服从机械的因果律和严格的机械决定论。

　　启蒙运动以来，笛卡尔主客二分思想颠覆旧式思维模式，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笛卡尔认为世界存在物质与心灵两种实体，这两种实体相互独立，分别具有广延与思维两种不同属性。但是，广延的东西不会思维且不能自我运动，其运动是服从物理规律的机械运动。换言之，与外在客观的自然世界不同，人同时具有客观与主观的思维方式。因此，人是冲破“万物有灵论”之后，世界上最有灵性的、最伟大的存在。

　　这样，基于这种区分视角以主客关系看待心物关系，笛卡尔就为人支配外在物质世界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后，从英国的经验论到德国的唯理论，再到康德“人为自然立法”，人类主体意识进一步发展。控制自然的理念逐步形成，以人的目的和利益为价值尺度的后果，是人类开始肆无忌惮地将自然界作为对象去剥夺、征服和破坏，这也是现代性诟病的认识论根源所在。

　　2.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促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形成。

　　西方中世纪对宗教神学的臣服，压抑了人类主体性的存在，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展开，人类主体性时代开始被开创。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使人类意识到：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客观理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存在，因此人的主体性地位不可动摇，人类创新的合目的性是主体存在的价值。然而，自然界作为客观存在的实体形态，其价值是以满足主体需要为前提的。诚然主客二分思想作为人类思维发展的重要进步是必要的，并为人类解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但是主客二分也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提供了理论前提，其将主体与客体二者截然对立并发展到极端，这必然对自然界发展和人类自我解放都是有害的。如果任由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极致而直接抛弃先在自然和人类依赖自然界，那么就会认为人是从自然界中划分出来并以“道德顾客”的身份自居，并且认为道德作为人的道德只能辐射到或只存在于其自身。因此，在人类征服对象的过程中自然充当了被征服对象，为大自然的每个角落都打上“文明”的烙印，以满足人类主体在需要基础上实现其自身价值。

　　3.应然与实然的二元对立推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历程。

　　应然与实然的区分(也可以叫作价值与事实的区分)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将学科区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的时代。近现代工业革命的发展将二者截然对立，其中蕴含了价值的主体性需要、客体性属性，及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满足。换言之，价值主要是以主体需要为评判标准，如果主客体不能为彼此所用，客体价值就无从谈及。这种价值关系推及人与自然的事实关系上，就形成了人类的主体价值和绝对的目的中心，自然价值只是相对主体需要的使用价值。

　　这就自然地鼓励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向作为客体的、机械的自然不断开战，促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转折。实际上，迄今为止人和自然的关系共历经三个阶段：远古时代的第一阶段，人成为自然界臣服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敬畏自然的原初文化形态。第二阶段是随着世界各国科技发展，人类逐步增强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摸索如何摆脱自然控制，并进而能够控制自然。这样技术自信加上笛卡尔主客二分的理论依据，就促使人类从第一阶段的敬畏自然走向自然的祛魅时代，形成了崇尚人类征服与自然对立的科技文化。

　　实然的生态危机使人类认识到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从而客观地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第三阶段的到来，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一阶段，基于大自然的先在性和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的重新体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通过认识进而改造世界而不是控制世界。因此，必须改变人类控制自然的理念，将人与自然看成整体，达到促进这对关系和谐的应然状态，从而破解实然的生态危机与应然的生态和谐之间的矛盾。

　　(二)生态文明观念缺失的现实表现

　　随着我国现实中生态文明观念缺失而凸显为种种现象，原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组织开展了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项目，并颁布《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指出，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认同度、知晓度、践行度分别为74.8%、48.2%、60.1%，因此呈现出对生态文明的“高认同、低认知、践行度不够”等特点。

　　1.从生态文明等概念、问题、战略的内容认同和知晓水平来看，公众存在认同较高但知晓较低的悖论。对于建设“美丽中国”战略，99.5%的受访者选择了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78.0%的受访者认为建设“美丽中国”是每个人的事，93.0%的受访者了解生态文明，其余的受访者表示会加强对相关知识的关注和学习。

　　然而，由于家庭环境教育的意识落后，学校课程安排中所渗透的环境教育也不多，社会上所组织的涉及生态环保的主题活动也不多。因此，人们接受环保知识的途径有所局限，绝大多数是关注一些与自己相联系的环境问题。

　　例如，80%以上受访者对雾霾等有所认识，其中对雾霾的知晓率达到99.8%。但对PM2.5等正确预报率均在50%以下，其中能确切说出PM2.5的受访者只有15.9%。由此可见，社会公众对生态环保的认识还处于浅层意识，绝大多数基于人们对自身安全和环保质量的客观诉求。例如，对优先解决大气、水等常见环境问题关注，但是，对于诸如植被物种灭亡等这些环保问题，尚未引起人们普遍的环保危机感。

　　2.从社会公众对资源、环境等生态环保活动的参与来看，社会公众普遍存在对生态环保参与程度不高和践行不够等现实问题。其一，社会公众主动参与环保行为立场较为消极，这是两者在生态环保意识与行动上的不一致。调查中发现学历高低与知晓践行等程度反差较大，这表明高学历群体自身的反差。既呼吁生态环保文明，但是在行动上却存在一定消极情绪，极度蔑视他人生态环保举动，思想与行动严重脱轨，存在“别在我家门口”现象。

　　其二，社会公众普遍存在“怨多行少”的现象，35.33%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破坏生态环保行为，但72.67%社会公众觉得政策实效不强，12.43%的公众认为没有效果。当被问到“有个人或者企业在侵害环保的时刻，你怎么做?”超过半数的认为不会去过问，认为管也没有用，那是环保部门的责任。小半部分的人表示会去劝阻，剩下极少数的人表示，会去报告环保部门或者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介。其三，从受访者所采取的环保行为来看，基本上出于自身健康生活的相关思量，其方式以“律己”为主。受访者表示会规范自己环保行为，但有23.0%人坚持宣传环保意识、50.3%人无视环保的“律他”意识。

　　3.从社会公众对生态文明意识的主体认识来看，普遍认为生态建设责任主体是政府和企业。社会公众普遍认为，环保问题时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用工企业、社会公众、各级政府对环境问题重视不足等主观方面，环保执法、违法者处罚、宣教法规、民间环保组织等规范性方面不足被认为是第二原因，而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消费增长等客观因素则为第三原因。

　　调查中70%以上受访者认为，政府及其环保部门是“美丽中国”的责任主体，15.1%的受访者将用工企业排在第二，12.7%的受访者认为个人排在第三。社会公众普遍认为，在环保问题的责任判定主体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用工企业、社会公众、新闻媒体、民间环保组织依次负有重要责任。

　　长久以来，“潮涌式”灌输教育是中国环保教育的主要方式，从长远发展来看因为尚未转变价值观念，亟须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在探讨保护和治理环境的责任时，虽然公众也认同用工企业和个人是环保问题的责任主体，但是绝大多数人仍都强调政府相关部门为责任主体，而个人对环保的关注更多带有功利性质。

　　二、生存困境：急功近利的生存方式造成现代化的发展悖论

　　(一)现代化水平提高与生态破坏的悖论

　　当前，中国特色现代化所取得成就凸显在经济的迅猛发展上，对GDP的追求形成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破坏同时并存的悖论。对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使企业和个人忽视生态问题，日益形成了急功近利的生存方式。这样急功近利的生存方式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使得中国大气、水等环境质量下滑。

　　为此，突破“生态保护红线”以及“18亿亩耕地红线”等问题接踵而至。此外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卖方群体逐步形成，消费成为制约经济活动的瓶颈，合理消费满足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而物质之外的其他消费不能满足部分人炫富消费的欲望。

　　消费主义的消费观为了实现大众消费和民主消费，从观念上宣扬一种与新教伦理不同的消费观，从行动上将以往奢侈品都变为必需品，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消费模式。在这一畸形的消费模式中，受益最大的是生产者——资本家，用低廉的成本获得了高额的收益。

　　受损最大的是物质世界，几乎全人类都重视对自然的盘剥和榨取，从而用于对无限性的追求而达到了极限。由于人们的着眼点在于世俗的现实生活，他们就会淡忘人类赋予经济理想，轻视市场经济的文化因子。马克斯·韦伯指出：“自从禁欲主义试图重造尘世并在俗世中实现它的种种理想以来，物质财富获得了一种历史上任何阶段都未曾有过的、愈来愈大且最终变得不可抗拒的统治人类生活的力量。……追求财富已经失去了宗教和伦理意义……确实可以这样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2]

　　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描绘了一个“物，用完就扔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只有当代没有后代，只有短暂没有永恒，人们在只关心当下和自身的同时，忽视了对自然和对后代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人类发展史上，随着人类控制自然力度的加强、广度的扩张，人类的贪婪和愚昧日益显露，人类不满足于巨大的物质利益和心理满足。在自然界付出惨重代价的同时，其潜在的反抗力逐渐走向显现，换言之，如果人类不调整自身的生存方式，一旦人类强烈性的盲动就是不可避免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观察研究所”所呼吁的“什么是好生活的思考”不无裨益。在他们看来，“好的生活”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疯狂掠夺所获得财富的满足上，而应当是为了人类最终的福祉，这个福祉应当是可持续性的，是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之后的角色需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消费大国和正在成为消费大国的国家应该停止过度消费，并制定各种政策法规减少因过度消费给地球带来的浪费和污染。

　　(二)现代化水平提高与生态需要满足欠缺并存

　　随着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逻辑造成人性的简单化、模式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eason)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直接来源于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观念。德国学者雅斯贝斯曾强调，人们“对事物和人的爱减弱了，丧失了，无暇也无兴趣去整个儿地思考生活……这里发生了一个悖论：人的生活已变得依赖于这架机器了，但这架机器却同时既因其完善也因其瘫痪而可能毁灭人类”。[3](P43-53)

　　这里的机器指的是科技，由于人们只片面看到科技的工具理性，对科技有了过多的依赖性和依附性，人们缺乏创造性而变为科技附庸。毋庸置疑，科技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生存环境中一种无所不在的因素，但同时科学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凭借人掌握科技等实际能力而变成了地球的主宰，但因此引起了人与自然一系列的尖锐冲突。

　　在人类急功近利运用科技来改造人类生活的过程中，以器具替代人类劳动进而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个体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成为目的工具甚至演变为机器的奴隶。这些全球性问题是决定人类命运、未来的因素，它们将摧毁人类生存的自然家园，把人类从地球上赶出去。然而，人类的未来将有赖于人对地球的思想和行为，有赖于人自身或者“人的革命”。前罗马俱乐部主席奥雷利奥·佩西认为，“如果我们不首先清楚地了解得到拯救的唯一通路是通过我称之为用新的人道主义来指导的人的革命，并达到较高的人类素质的发展才能实现，那么，摆脱人类困境就是一句空话。”[4](P165)

　　人的素质的提高，必然地涉及通过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必然地包涵生态需要的满足。所谓生态需要可以划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前者是指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生存环境资源的需求;后者是指人自身生活和生产消耗环境质量，即人自身的生态需要。[5](P80)

　　从人的三要素来看，生态需要是人的最根本需求，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体现，而物质和精神则体现了人的属性。人是三种本性的统一，因此，要使人的本性得到完全的实现，就必须使三种需要同时得到满足并且维持相对平衡，任何失衡都会扭曲人的本命而使人得不到真正的幸福。[6](P2)

　　中华民族的发展首先是个人的发展，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P56)所以，人的本质就决定了人的自由而全面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就相应须要满足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需求，其中生态需求是一个基础渗透的必要需求。然而，只有促进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三)发展模式转变与发展方式调整困难重重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们的市场经济成就显著，《北京共识》中“中国模式”的提出足以展示，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上所引起的关注和认可。但是，我们应当以动态的眼光审视我们的发展方式，探索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发展方式，虽尚不完善却要迎接更深层次矛盾和严峻挑战。从国际角度看，我们有发达工业国家生态现代化转型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这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国际背景。从国内角度来看，我们担负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双重任务，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强化环境保护。

　　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

　　战略转型的逻辑架构所谓生态融入，就是将生态理念、制度、技术等渗透到其他四大方面之中，赋予四大建设以生态尺度和生态监督机制，在实现四大建设的生态转型过程中，建设天蓝、地绿、山清、水净的美丽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是有机联系的“五位一体”，在这个整体当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前提。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战略转型所面临的困境，可以从观念、生存、发展几个层面来进行分析，解决近些年以来我国相随而来并日益凸显的环境危机。其中，生态文明观念的缺失是阻碍生态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生态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最早起源于西方的二元对立逻辑，我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现实问题集中表现在其认同、认知与践行等方面。

　　现实的生存困境则必然引起人们关于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实思考，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与生态环境破坏的并存，与人的生态需要缺乏并存。要“强化美丽中国等生态现代化及其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生态现代化及其制度体系，顺利推动和展开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16](P5)从我国生态现代化战略选择与调整方式来看，发展方式的调整已经成为制约生态现代化发展的瓶颈，亟须处理好生态与其他四个方面之间“五位一体”的逻辑关系。

　　为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全球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构成了顺应全球绿色潮流和当代特征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现代化理念和全新现代化实践。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3][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意]奥雷利奥·佩西.人的素质[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5]刘思华.刘思华文集[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6]柳杨青.生态需要的经济学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社会主义论文投稿期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所设栏目统战理论与实践、多党合作理论研究、人民政协工作、知识分子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非公有制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华文化、港澳台问题、观察与思考、理论探索、学术动态、社院建设、学员论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