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市社区工作创新实践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摘要】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城市社区治理带来全新挑战‍‌‍‍‌‍‌‍‍‍‌‍‍‌‍‍‍‌‍‍‌‍‍‍‌‍‍‍‍‌‍‌‍‌‍‌‍‍‌‍‍‍‍‍‍‍‍‍‌‍‍‌‍‍‌‍‌‍‌‍。以城市社区工作创新实践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广泛动员、组织、凝聚群众，创新完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构建联防联控互动机制，依法提高社区疫情治理能力，以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打造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城市社区工作;社会治理效能;创新实践

　　效能是人们在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效率和效果，它反映了人们所开展活动目标选择的正确性及其实现的程度，是衡量工作成果和成效的尺度‍‌‍‍‌‍‌‍‍‍‌‍‍‌‍‍‍‌‍‍‌‍‍‍‌‍‍‍‍‌‍‌‍‌‍‌‍‍‌‍‍‍‍‍‍‍‍‍‌‍‍‌‍‍‌‍‌‍‌‍。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社会治理问题，强调要“善于运用先进的理念和专业的方法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治理整体性和协同性，提高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理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研究社会治理效能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优越性、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需要。目前制约社会治理效能、影响城市社区工作实践的因素主要有社会转型“原子化”变化衍生社区病症、社区“行政化困境”导致社区治理角色迷失、社区配套公共空间及服务体系建设还需要加强、社区工作方式方法亟需适应利益群体多样化诉求等。

　　城市建设论文投稿刊物：《城市住宅》(月刊)创刊于1994年，由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建筑设设计研究院主办。是城市市长、建筑管理部门、规划建筑设计、开发建筑部门、建材部品企业、物业管理公司、家居装饰行业及购房人都关注的一本精品期刊。杂志有高度和广度，有理论有个案，有前瞻和实用，有宏观和微观，是城市住宅领域与部权威的百科全书。

　　社会治理效能是衡量和检验社会治理的参照器和重要指标，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命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社区治理理念和手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区治理面临的形势和环境也更为复杂，新形势下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有效发挥社会治理效能不仅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要求，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断寻求转变和突破的重要手段。2017年6月12日，新华社刊发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社区方面的重要性文件，文件就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提出了许多纲领性的指导意见。

　　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制，努力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可靠保证”。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就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等问题又作了更进一步的阐发和论述。应该说这些要求都为新时代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创新实践城市社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特别是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社区治理带来的全新挑战，表明以城市社区工作创新实践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打造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家园，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广泛动员、组织、凝聚群众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际间社会流动加快，社区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不断增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升，对社区治理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国各地开展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探索较多，如北京市以党建引领首创“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城市精细治理模式;郑州市在城市社区全面推广“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北京市的楼宇党建服务站和枢纽型社会组织党建体系;上海市的“全区域统筹、多方面联动、各领域融合”党建工作格局等，通过重心下移、夯实基础、精准化治理、标准化思维、增强主业主责意识等多种党建工作创新，稳固了基层组织，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形象得到了较好展现，体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鲜明特色。

　　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重点要把握两个提高，一是提高党员干部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二是党组织及党员要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即如何最大程度地广泛动员、组织、凝聚群众。特别是这次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疫情，传染快、影响大，给党的领导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同时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工作机遇也迫切摆在了社区工作者面前。这就要求社区党建工作思路清晰、职能明确，社区党员管理和教育方法前置，整合社区党建合力的效能要高。这次疫情大考，从全国形势看，城市社区党建确实发挥了党建引领作用，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夯实了防疫基础。比如以党员作为核心骨干组成志愿者服务队伍，积极参与入户排查、宣传引导、人员管控工作，推动有效建立精准高效的社区服务群众体系。在党员的带头示范、志愿者的积极参与下，群众认可度、参与度较高，志愿者服务队伍不断壮大，使得全国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及时迅速落实到位。

　　二、创新完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新时代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指明了前进方向。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实现社会治理效能，这是社会治理效能发挥的关键所在。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提升社会治理能级，必须着力推动多元主体多方联动，最大限度激发社区居民广泛参与，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切实发挥好各个主体的社会治理效能;学习借鉴“枫桥经验”，及时发现问题苗头、化解社区矛盾，加强建设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建设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机制;创新社区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机制;建立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和社区志愿者奖励激励机制;建立社区党建工作协调机制。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坚持科学正确的方法论，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工作方法的实践创新。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运用正确方法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我们提高和改进领导方法、决策方法、工作方法和管理方法，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非常有益。要正确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比如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本区域的社区治理方法，研究、学习、借鉴兄弟城市社区治理经验。在社区治理创新方面有许多鲜活事例，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推动安全监管从事后应急管理向事前隐患防范转变，首创专职安全员制度;武汉青山区探索形成了“力量全介入、问题全收集、服务全覆盖、成效全评价”的“四全”社区治理体系，创新“天天敲门组”“顺顺吧”“好样的工作队”“四点半学校”“社区好味道”等五大红色载体，聚焦居民小事，科学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广州街坊”依靠社区地缘基础上的业缘、“趣缘”联结起群众自治组织，配套长效激励机制，汇聚城市共治之力，打造群防群治品牌，调动多方力量，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参与社区治理的方便实惠。

　　三、构建联防联控互动机制，依法提高社区疫情治理能力

　　在今年年初抗击肺炎疫情的关键阶段，社区治理是重要的防控阵地。此次疫情防控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而社区治理应该说就是前沿阵地。城市社区街道错杂，楼房林立，人口密度大，常驻人口、流动人口混杂，垃圾等废物集中、定点收集存放，空气流通性较差，出现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时，易于交叉感染、发生连锁反应、引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关乎社会稳定与发展进步。所以，基层社区是与人民群众距离最近的“对接点”，是基层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也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关键所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一是推进力量下沉、资源整合、服务管理到位，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有组织地下沉到社区一线，同社区党员干部、社区民警、物业工作人员、社区居民、防疫人员共同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二是构建联防联控互动机制，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防控互动机制，建立楼栋长、单元长机制，区分重点与非重点防控区域，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注重人文关怀、超前应对与精准施策，动态、量化掌握每日最新人员排查信息，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引导社区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志愿参与防控工作，使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广大参与者与受益者，有效推进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服务水平，既可以提升社会动员能力，又有助于防控疫情。今后还要探索制度的长效化、持续化机制。三是依法提高社区疫情治理能力。习近平同志对疫情防控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给防控疫情作了科学周密的部署。此次疫情防控，除了政府占主导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之外，社会整体动员、同舟共济，特别是基层社区力量的进入和强化及社会力量的积极主动参与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如基层社区人员缺乏专业知识，部分社会公众责任感差、参与度相对不高，公共意识不足，社会力量广发动性差等，影响了一系列政策效果的发挥，依法提高社区疫情治理能力还需要加强和予以完善。

　　四、以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推进“智慧社区”建设

　　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智慧社区。在此次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应对实践表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实现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的转化，必须以现代化的治理手段促进社会治理政策工具效用的发挥。因此，实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深度推进社区治理融合，从机制联动建设等方面整体谋划城市社区治理格局，从而实现社区治理善治的转变是重要手段与路径，这样不仅可以消除基层社区层面的“信息孤岛”和大数据联通障碍，而且通过运用微信、抖音等新媒体，通过新闻发布会、12345热线等新技术性工具让大数据、人工智能、实时信息传输成为疫情防控的空中连接线，做到及时澄清不实信息、防止谣言扩散、提振公民抗疫信心，这既是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也给我们带来了全新思考、打开了社区治理实践的新思路。

　　信息技术在新冠疫情社区防范工作中作用显著，从实践效果看，有如下经验：一是及时发布信息，社区应实时传播国家和地方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信息，消除居民恐慌;二是实施风险实时监测，加强社区场所巡检，利用智慧监控系统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三是及时实现在线沟通，收集和反馈居民信息，如对居民买菜难问题，由社区和服务商沟通，无接触式解决居民需求;四是立足为民本质，灵活采用线上办、网上办等多样形式，及时解决居民实际问题;五是加强社区疫情防范的治理响应机制建设，包括动态更新社区区情、抓牢智慧社区平台运营、联动社会力量、共享街道和社区资源等，搭建跨部门“多元协同”社区治理基础数据库;六是依托腾讯微应急平台健康码，实施统一的基层社区疫情防控健康码，助力社区人员登记、复工人员登记、健康自查上报、疫情线索举报、发热门诊查询、口罩预约购买、医疗物资捐赠等多类服务。面对疫情这场“全国大考”，不同地域、不同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智慧社区”建设和运用也暴露出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有的社区智慧平台基础较为扎实，对重点人员高效排查起到了积极助力作用;多数社区的智慧平台还是稍显薄弱，数据信息还不能流畅对接、交互相行，需要进一步推进社区智慧服务平台建设。

　　五、打造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同志强调，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加强社区治理，关键在人。创新社区治理工作，关键在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能力素质与水平‍‌‍‍‌‍‌‍‍‍‌‍‍‌‍‍‍‌‍‍‌‍‍‍‌‍‍‍‍‌‍‌‍‌‍‌‍‍‌‍‍‍‍‍‍‍‍‍‌‍‍‌‍‍‌‍‌‍‌‍。3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社区作为防控的最前线，除了力量资源不足之外，社区工作人员的能力、本领也得到了切实检验，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由于各种因素影响，一些社区工作人员存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能力不足、创新不够，不善于或根本不会利用社区APP、大数据、网络、新媒体等科技手段收集问题、反映情况、汇集智慧、提出解决方案，还习惯于“纸上防疫”“表格防疫”“开会防疫”“讲话防疫”，还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等问题。因此，社区人才培养、人才队伍建设要及时跟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要积极推进，着力引进专业社会工作团队参与社区治理，探索完善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与管理机制，确保社区治理有抓手。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雷锋精神，发扬助人为乐精神，积极做好矛盾化解、心理服务、志愿服务工作，凸显为民本色，是这次抗击疫情最闪光之处，也是最暖心的行为。给医务人员送咖啡的爱心人士、志愿服务车队、代居民买菜买药的志愿者、积极捐助防控物资的爱心企业与人士、主动要求加入值守队伍的社区党员……可以说，疫情防控彰显了中国人民团结拼搏、不怕困难的精神力量。通过这次疫情，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社会治理的效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不论是陌生人社会，还是“新熟人社会”，只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奉献爱心，志愿服务、社区文化健康向上，那么社区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就具有了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认同性、合作性、包容性的基础，社区治理重构现代社区美好生活的愿景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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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魏礼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1.

　　[3]科学发展观教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4]杨宏山.转型中的城市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5]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6]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第二版)[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杨军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