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分析看中共在上海的初创

　　摘 要：对中共上海初创的具体过程，一些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 一些中共创建参与者回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逐渐变为党组织‍‌‍‍‌‍‌‍‍‍‌‍‍‌‍‍‍‌‍‍‌‍‍‍‌‍‍‍‍‌‍‌‍‌‍‌‍‍‌‍‍‍‍‍‍‍‍‍‌‍‍‌‍‍‌‍‌‍‌‍。 此说颇有可疑之处。 日本人坂西多郎记述：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再建党。 此说只了解一些表象，不了解党的组织已先于团秘密创建。 维经斯基向俄共中央远东局的报告中说，是组建“革命局”。 分析各种史料，可知党的具体创建过程大致为：1920年维经斯基到上海后，与陈独秀联系，召开社会主义者座谈会。 曾计划召开各地革命团体代表会议，未行。 7月初，维经斯基的上司到中国督阵，加快建党。 维经斯基随即在上海建立“革命局”，继而北京等地亦成立同样组织。 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主持的上海革命局，为中国共产党总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是党的支部。 上海革命局创办外国语学社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开展宣传、组织和工运工作。

　　关键词：中共上海初创;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社会主义青年团; 革命局

　　有关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的历史，在既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往研究已取得很大的进展。 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初创的具体过程，不同的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载，而涉及一些关节点的史料又嫌不足，因而，对史料的不同取舍，影响到对中共具体创建过程的认知。 故而，在史料不很充足的情况下，研究的关键在于对现有史料的判别和分析。

　　党校论文投稿刊物：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双月刊)创刊于1984年，是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

　　中共上海初创史料中的不同说法

　　有关中共上海初创的具体过程，一些史料中有不同的说法。 例如：

　　中国共产党上海创建的一些参与者，在回忆录里说：中共在上海的创建，是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后，先举行社会主义者座谈会，继而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演变为上海共产主义组织。

　　日本坂西多郎的报道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步骤，是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密商，先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然后建党。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则是与建党同时的事：“经磋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后来，“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共产党方具雏形”。 [1]61，62

　　维经斯基写信向俄共中央远东局汇报中共上海建党经过：他来上海后开展各项活动，与中国革命活动人物广泛联系，曾计划召开各地革命团体代表会议，以成立党。 而后来成立上海党的核心组织“革命局”，接着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拟成立北京(已成立)、广州、汉口等处“革命局”(相当于原来中共党史著述所称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只有从不同说法的史料分析入手，才能厘清中共上海初创的具体过程。

　　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党说

　　一些参与上海建党活动者的回忆录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后，找到陈独秀，先召开社会主义者座谈会，继而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后成立共产党。

　　李达说：“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多次座谈……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 ”“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 ”[2]7李达于是年8月由日本回沪，8月以前的情况他未亲历，只能是听闻。

　　邵力子回忆：“一九二〇年五月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参加研究会的有：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独秀、陈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 此外，商务印书馆有沈雁冰、杨贤江(编《学生杂志》)，也常常在一起谈谈，但未参加研究会。 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 成员起了一些变化。 有的因思想习惯，有的因工作关系，先后退出。 ”[3]61-62

　　陈望道回忆：“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到上海。 ……大家(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陈独秀、邵力子、陈望道——笔者注)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当时就称负责人为‘书记’)。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了下列几项工作：1.办了一个平民女校……。 2.办了三个工会：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 3.办了一个青年学校，当时叫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 4.宣传工作……。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第三国际有联系，重要的事情找他们商量。 ”[4]20-22按照陈望道回忆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共产党几乎就是一回事。

　　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再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说法，被主流党史著作所采用。 然而，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演变为中国共产党的说法，也有可疑之处。

　　据载：在北京，最早成立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对其成立的时间有不同说法。 有说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5]152注⑤刘仁静说，他是1920年冬天参加的。 [6]114而朱务善说，1918年李大钊和高一涵发起组织了“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但未开展工作‍‌‍‍‌‍‌‍‍‍‌‍‍‌‍‍‍‌‍‍‌‍‍‍‌‍‍‍‍‌‍‌‍‌‍‌‍‍‌‍‍‍‍‍‍‍‍‍‌‍‍‌‍‍‌‍‌‍‌‍。 1920年组织起来，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公开宣布。 [7]118-120罗章龙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于一九二〇年三月。 ”[8]188按照这些回忆，北京建党过程确实循此程序——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才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团体)”的。

　　有的回忆录对上海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建党的说法不认同，说不记得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如沈雁冰说：“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党成立后，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 ”[9]46

　　而据张国焘说：1920年夏(7月下旬)，陈独秀曾经对他谈到建党后的工作打算，除了准备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应同时组织，但比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还要松懈一些，即是说每个会员只要有兴趣研究马克思学说就行了，不须参加党的实际工作”。 [10]97按这一说法，是党组织成立后，再考虑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如果上海建党前已经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么，陈独秀应当说：继续保留或重新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不会说，建党后，在建团的同时，再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先成立党组织，后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说法似乎得到旁证。 中国共产党1920年在上海创立后，1921年4月13日《民国日报》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社章程》，其宗旨为：“本社专以研究马克思底学说为宗旨。 ”研究会的活动方式是共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书籍，共同讨论，请有研究者讲演。 [11]15

　　还有一说：在建党过程中，是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据称：“一方面即由独秀找北平李大钊、广州谭平山到沪，与戴季陶、沈玄庐密商; 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共产党方具雏形。 ”[1]62

　　根据上述史料，就上海而言，以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党的说法，尚难定论。 按照一些说法，“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并非建党的预备和前奏，而是在建党之后或建党过程中成立的。 故此说只能悬疑。

　　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党说

　　1920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后，日本《劳动》月刊发表坂西多郎撰写的文章，报道中国共产党创立活动的情况，说中共的创建，是先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的。 这一资料说：“民八，陈独秀自北大教育长被逐抵沪，时适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沈玄庐等在沪办《建设》杂志及《星期评论》; 无政府主义者遣派金家凤、袁振英等在沪倡无政府主义。 此时新文化运动者会集上海，《新青年》月刊亦迁沪出版，甚为蓬勃。 而苏俄适派俄人维丁司克偕同杨明斋，及韩人安某，携款到沪，为苏俄作宣传，并负组织共产党之责任。

　　抵沪后住霞飞路716号，即现在道路协会原址。 遂与陈独秀密商进行，时陈住渔阳里二号(即现铭德里)寓柏文蔚处。 经磋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其时又以国内思潮汹涌，倡无政府者最多，反对孔孟及旧礼教者亦甚多，反对军阀者亦极努力，故由独秀与季陶等决定约集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等各个社会主义者，在戴宅密商组织办法。 当时以法界当局对革命党之行动甚注意，上海流氓又时时索诈危害，乃由张继、柏文蔚二人之与法界有关系者出为相助，即以戴季陶住宅渔阳里六号(即现新铭德里)为团址，并办一外国语学校以避耳目。 团务即由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袁振英、金家凤主持; 事务由俞秀松主持; 总务由杨明斋担任。 但此项组织尚系各个社会主义混合物，而非马克思主义之干部。

　　故当时曾推定八人筹办《共产党》月刊，其人选至复杂，有陈独秀、张崧年、袁振英、金家凤、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及杨明斋等，一切经费当时均由维丁司克担任之。 当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时，当有日人坂西多郎及韩人柏克及安某等参加之(日本《劳动》月刊上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情形完全刊出即系坂西之作也)。 ”[1]60-61

　　这一资料有一些明显的情节错谬。 例如：陈独秀担任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是此材料中所说的“北大教育长”。 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成立，当时由俞秀松、杨明斋主持工作。 而施存统早在7月已赴日本，故说青年团刚成立时，施存统即参加主持团务，显然不对。 施存统于1922年1月回国，被授命恢复工作陷于停顿的青年团。 5月，青年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施存统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 [12]72从坂西文将施存统排列于主持团务工作第一人这一情节分析，坂西此文可能撰写于1922年施存统主持青年团中央工作之后。

　　虽然坂西文中所述有些情节不确，但是，此文对中共创建的一些操作过程，叙述似乎是清晰的，也有与实际情况吻合之处。 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成立后，确实以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的公开外衣作掩护，开展活动。

　　办外国语学社，教授外语，这是极为正大光明的事，这样的信息可以公开发布。 《民国日报》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九月三十日，曾在头版刊登《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 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 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 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 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 日内即行开课。 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 此白。 ”[13]62

　　当时举办青年团也是可以公开说的‍‌‍‍‌‍‌‍‍‍‌‍‍‌‍‍‍‌‍‍‌‍‍‍‌‍‍‍‍‌‍‌‍‌‍‌‍‍‌‍‍‍‍‍‍‍‍‍‌‍‍‌‍‍‌‍‌‍‌‍。 以青年团书记俞秀松的名义，曾发出一则《青年团筹集基金启事》。 内称：“国家民族之强弱兴替，及社会之健全与否，系于青年。 以是，近代国家咸趋重青年运动。 对于青年团之组织，无不充分发展。 无论通商大埠及农村小镇，到处普遍设立，均有健全之组织。 发展青运，尤以轴心国家最称完备，与其军事政情之进展，相为比例焉。 ……本团不揣棉薄，矢志为民请命，忘其固陋，锐意为民前驱。 祗以成立伊始，粗具规模，拟办各点，经纬万端，因乏相当之基金，犹感进行迟缓。 敬希邦人君子及当代宏达，鼎力匡襄，予以惠助，俾基金有着，团务自易策动……”启事末尾署：“诸暨俞秀松撰”，钤“柏青之印”。 [13]96-97

　　显然，办外国语学社，目的是培养党的干部。 而学社发布招生广告和发布青年团募集基金启事，看来主要用意并非为招徕多少学员和募集多少基金，意图显然是公开身份，取得安全保障，应对可能的密探和干扰，从而掩护党的秘密活动。

　　然而，坂西文叙述创办青年团的情况，毕竟是只了解到中共创建活动外表的情况，并不真正了解中共秘密创立的过程。 早在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创立之前，以“革命局”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就已秘密产生了。

　　维经斯基的工作进展和创建中共的计划

　　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曾陆续向俄共中央远东局写信，汇报他在上海活动的情况。

　　他到上海经过一段工作后，于6月向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写信，报告工作进展。 他说：“在加强联系和完成我拟定的计划方面，工作有些进展。 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 ”[14]28这指的是，维经斯基到上海后，首先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联系，继则与《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和李汉俊、沈玄庐和共学社张东荪等社会主义者等人士联系，开座谈会，了解他们的思想，同时介绍宣传苏俄革命后的情况。 他把这些社会主义者头面人物称作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 他信中说，他还通过一些朋友在上海之外的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开展工作，与当地的革命者联系。

　　他说：“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 ……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 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 因此，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 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要参加会议。 ”[14]28-29

　　信中透露了维经斯基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计划安排，就是通过陈独秀联系国内“各个城市的革命者”，准备在7月初召开一次“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 这里的“华北”，不同于通常所指的地理范围。 当时苏俄人士把广州称为华南，把长江一带说成“华北”。 维经斯基拟议在上海，由陈独秀联络召开各地革命团体代表的会议，以便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统一的团体)。 这表明，维经斯基决不局限于在上海建立党组织，而着眼于建立全国性的党组织。

　　维经斯基信里讲到，准备请来开会的，除了社会主义者，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 有的学者认为，在这一点上，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存在着建党指导思想的分歧。 有的著作认为：维经斯基(俄方)与陈独秀“在中国建党指导思想上有一个重大的分歧。 俄方只求迅速建立起一个对中国现存政府不利的革命政党，明确认为可以容纳无政府主义者”。 “陈独秀则要建立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 ”[15]249-250

　　此说似值得怀疑。 事实上，中共在上海发起创建也好，在北京、广州等地建立党组织也好，开始都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者参加在内。 建党时陈独秀就认为：“我们都不愿意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的人参加进来; 但也主张不管过去信仰那一派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只要现在能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实际工作，就可以接受入党。 ”[10]96可见，陈独秀建党时，也不排斥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的人参加。

　　劭力子说：“‘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者是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一起工作的……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 有的甚至以为俄国革命胜利，虚无党也有功劳，因此一部分人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沈玄庐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但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3]70俞秀松日记里说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 ”[16]297这说明，参与中共创建活动的俞秀松，当时也是信奉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分不清楚无政府主义与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主义)的区别。

　　后来，维经斯基准备在7月初召开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代表会议的计划并没有实现。 有的学者说：“由于陈独秀的抵制，维经斯基计划在7月初就召开陈独秀‘写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派来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的意图，没有实现。 ”“维经斯基显然听取了陈独秀的意见，变通办法，采取在上海座谈会的基础上成立共产党发起组的方式。 ”[15]249-250计划中的会议未召开，恐怕实际原因并非如是。

　　原来，维经斯基的上司、共产国际远东局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于7月初亲自到中国催促成立中国共产党来了。

　　上海建立革命局，中国共产党创立

　　像当年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中国建党的有关报告这样一些档案资料，是中共建党活动的重要记录‍‌‍‍‌‍‌‍‍‍‌‍‍‌‍‍‍‌‍‍‌‍‍‍‌‍‍‍‍‌‍‌‍‌‍‌‍‍‌‍‍‍‍‍‍‍‍‍‌‍‍‌‍‍‌‍‌‍‌‍。

　　1920年7月4日，维连斯基带着他的几名助手来到北京。 当时俄共驻上海、天津等地的代表被召集到北京，于7月5日至7日举行在华俄共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议的首要内容，就是检查在华工作的“组织成果”。 这“组织成果”，自然指的是推进中国共产党创立工作的进展：“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7]41

　　维经斯基原先计划在7月初举行的中国各地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没有举行，他加紧推进上海中共创建工作。 实际是如何进行的呢?

　　维经斯基在8月17日向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写信报告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 ”[18]31此信中还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与上海革命局相类似的局，然后借助于局代表会议把工作集中起来。 目前还只建立了一个北京局，该局在按照我的指示与米诺尔同志和柏烈伟教授合作。 现在我把米诺尔同志从天津派往广州，他要在那里组建一个革命局，下面暂设两个部，即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 ”[18]32-33“在成立广州局的同时，我们在汉口也成立一个局。 ”[18]35信中还说：“我们对最近工作的展望是：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北京和天津)革命局。 ”[18]33-34

　　经过7月初维连斯基在北京召集的在华俄共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维经斯基担负的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加快了步伐。 他改变了原先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建党的主意，而是采取分别在几个重要城市，首先在上海秘密建立党组织的办法。

　　他计划和实施的几项建党工作过程是：

　　1.原先计划7月初召开的各地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予以放弃，而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 这是维连斯基亲到中国来催促加速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结果。

　　维经斯基来华的使命和工作，就是创建中国共产党。 他的上司维连斯基亲自到中国来督阵，检查他的工作和组织成果，也是创建中国共产党。 而他8月17日向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报告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 ”他把成立上海革命局视为他的“工作成果”。 这不正好说明，革命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吗?

　　2.在上海设立革命局，表明中共党组织架构的建立。

　　“革命局”是维经斯基在向上级报告时对机构性质的称谓，并不一定是机构的实际名称，实际名称应该就是他要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上海革命局由5名成员，即维经斯基和4名中国革命者组成。 正如《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一书编译者所注：“在4名中国革命者当中肯定有陈独秀。 ”[18]31注⑤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是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另有其他三人)。 故革命局的成立，标志着上海中共党组织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了。 而革命局“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 这表明，党组织具备了分工负责的执行机构，有了工作班子。

　　维经斯基报告说：“《中国社会主义报》出版者李同志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 ”[18]3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一书的编译者注：“李同志”指李震瀛。 查李震瀛为天津觉悟社成员，在南开大学学习。 1921年秋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上海，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兼《劳动周刊》编辑。 1920年他不可能为上海革命局成员。 参与上海建党活动的，确有一个“震瀛”，但那是袁震瀛，即袁振英。 “李同志”当为李汉俊。

　　报告说：“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 我们通讯社发出的材料都经一位同志之手。 ”[18]32该信编译者注：这一同志即杨明斋。 杨明斋为维经斯基秘书，为中国人，他担任俄华通讯社的社长，又担任掩护党秘密活动的公开机构——外国语学社社长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总务工作，处于关键岗位。 按照维经斯基报告中说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派代表参加革命局，故杨明斋很可能是上海革命局成员。

　　3.上海的革命局是中国共产党的总部。

　　维经斯基报告说：除成立上海革命局外，还安排建立北京革命局、广州革命局和汉口革命局。 建立这几个地方的革命局，正好与过去著述中所称这几个地方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忆相吻合。

　　需要注意的是，上海革命局与北京等处革命局不是平行关系。 因为上海的革命局首先建立，而且由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主持，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部，其他地方的革命局则是中共的支部。 维经斯基8月17日信中说，北京局已经设立。 陈独秀指定的张申府和李大钊当为其核心党员。 据张申府回忆：“一九二〇年八月间，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成立党的事。 ”后来他们发展党员，首先发展了张国焘。 [19]548这就是说，北京的党组织的核心成员，是由上海革命局陈独秀指定的‍‌‍‍‌‍‌‍‍‍‌‍‍‌‍‍‍‌‍‍‌‍‍‍‌‍‍‍‍‌‍‌‍‌‍‌‍‍‌‍‍‍‍‍‍‍‍‍‌‍‍‌‍‍‌‍‌‍‌‍。 其他地方的党员，也是由陈独秀、李汉俊等指定联系发展的。 由此可见，上海革命局与北京革命局是党的总部与支部之间的关系。

　　4.1920年8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维经斯基8月17日信中说，希望在这个月内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果然，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当时参加中共上海党组织创建的俞秀松年龄最小，任青年团书记，而杨明斋担任团的总务工作。 前引坂西多郎载于日本《劳动》月刊的文章亦说，社会主义青年团，事务由俞秀松主持，总务由杨明斋担任。

　　5.上海革命局全面开展宣传、组织和工会工作。

　　维经斯基在信中简述了上海革命局各部门的工作开展情况：宣传报道部成立俄华通讯社，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组织部要召开工会和行会代表会议，成立工会中央局。 该信编译者注：“工会中央局是指工人委员会。 ”[18]32注⑥此注所言疑非是。 工会中央局是指领导工会工作的机关。 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工会工作，后来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

　　中共党组织在上海的初创

　　综合上述几方面的资料分析，可以得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组织的大体过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步，1920年4月，维经斯基到达上海，找到陈独秀，筹划组建共产党的工作。 四五月间，召开社会主义者座谈会，了解各个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主张。 建党，先要摸底排队，这符合事理逻辑。 至于是否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只能悬疑。

　　第二步，6月，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组织。 当开始提出建立一个政治社团时，张东荪以只参加学术讨论，不参加新建政团，首先退出。 这时，戴季陶暂还参与密商。 据云：戴参与起草讨论党的纲领具体条款。 但在这一过程中，戴季陶借口不同意加入共产党者不能跨党的规定，他不能与孙中山割断关系，因而退出。 有一次开会，沈玄庐勉强拉他去参加。 第二次戴便明确表示不参加了。 [20]35据俞秀松日记记载，6月中旬确实酝酿建党。 [16]297施存统、陈公培参加起草讨论党的纲领十余条，后来他们还分别带去日本和法国。 [20]34

　　第三步，7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亲自到中国来督阵，加快中共党的创建。 维经斯基放弃他原来召开各地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计划。 19日召开中国积极分子会议，成立革命局。 起初参与中共发起的有陈独秀、戴季陶(半途退出)、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已赴日本)、陈公培(后去法国)、俞秀松、陈望道、邵力子和杨明斋等人。 而维经斯基、陈独秀等五人组成革命局，建立了核心，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了组织。

　　1927年，穆辛《中国工人运动概述》一文(俄文)记述：“1920年7月19日，‘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们’的会议在上海召开了。 ”①苏联学者舍维廖夫写道：“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 这次会议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 不久，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和其他人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这样，上海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 ”[5]156

　　现在一些著述根据回忆录，将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创建时间定为1920年8月。 这样判定可能不准确。 试想，当维经斯基的上司亲自从俄国跑来催促他创建中国共产党后，他不可能拖延到一个多月后再去执行。 他从北京开完会后，会立即加速建党，7月19日建党的日期比较合理。 加以7月19日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日期，这是巧合还是有意选定这个日期，都可以思考。

　　第四步，党的总部形成后，具体部署建团、宣传出版和组建工会等工作。 同时联络北京等地建立组织，发展党员。 各地成立革命局，即中共支部。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8月在上海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外国语学社，以公开的团体机构，掩护党的秘密活动。 施复亮(即施存统)回忆：“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 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了。 ”[20]36党团关系密切，藏党于团，呈党团一体化的状态。 前引坂西多郎的报道中党团混杂的情况，可能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于8月出版。 8月15日，李汉俊、陈独秀发起编办的上海工人刊物《劳动界》创刊。

　　此后，党的活动陆续展开。 《新青年》从9月1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起，实际上开始变为共产党的刊物。 陈独秀发表《论政治》一文，明确提出要用革命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露出了“社会党”名称，并以“我党”自谓。

　　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筹备发起，11月21日成立。

　　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拟定。 11月7日《共产党》月刊创刊，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号。

　　党的各项具体工作陆续进行，但因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相继离开上海，党的工作不免受到影响。 直到次年马林来华，经过筹备，7月下旬召开中共“一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 后来，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回到上海，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资料两则[M]//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 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九六一年七月)[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 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 刘仁静.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一九五七年四月)[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 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日)[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 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九七八年九月四日)[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9】 沈雁冰.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11】 马克思学说研究社章程[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2】 施复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 李瑊，主编.俞秀松画传[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9.

　　【14】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5】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6】 俞秀松日记[M]//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北京：开明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曾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