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把握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关键范畴

　　【摘要】既有的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研究缺少历时性视角与共时性视角相统一的探讨，导致此种现状出现的原因在于贯通整合马克思各理论的中轴性概念的缺位。以“社会关系”概念为中心范畴对马克思各理论的形成、丰富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考察，可以在纵向维度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维度的理论互动中展示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联结和统一。在马克思那里，从唯物主义的艰难转向到科学世界观的巍然创立、从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到资本逻辑的全面解构、从社会主义的深层基础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乃至此三者的耦合，“社会关系”都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立足“社会关系”概念把握马克思三大理论的生发过程及其内在关联，对揭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初始构境、推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社会关系”;历时;共时

　　就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而言，马克思理论整体性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然而目前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研究，多是历时性考察和共时性分析的状态，鲜有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视角进行探索。其后果是，缺少共时性的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研究不够准确，而缺少历时性的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研究不够清晰，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论证效力由此遭到“折扣”。对于这种现状。

　　张雷声教授指出：“拿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来说，对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共产主义学说三者的统一，不是一个简单地从三大理论的相互关系上去说明的问题，而是要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从理论的演化和发展角度去认清的问题。从唯物史观的创立到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再到共产主义学说的完成，是马克思在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整体关系，这三大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需要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进程中来体现”1。

　　实际上，既有研究之所以难于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统一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贯通整合马克思各理论的关键概念的缺位，正是这一中轴性概念的“空场”使得人们要么只是“简单地从三大理论的相互关系上去说明”，要么仅仅是梳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进程”。通过研究，笔者认为“社会关系”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关键概念，其贯穿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工作，是将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在起源时期整合起来的枢纽，因而构成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源头形态的重要线索。据此，本文围绕“社会关系”概念，在纵向维度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维度的理论互动中对马克思三大理论的联结统一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推动相关研究。

　　一、“社会关系”概念的确立与科学世界观的诞生

　　(一)“社会关系”概念确立前马克思思想的逻辑发展

　　1.《博士论文》：抽象主体间性的萌芽马克思在其首部系统的哲学代表作《博士论文》中以抽象的形式论证了自我意识。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意识就像可以偏斜的原子一样不受宿命的桎梏，是自由的和独立的。但这种对主体性的高扬并非没有限度，而是以主体间性为前提，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只有当他与之发生关系的他物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1。尽管此时的主体间性仍然具有抽象色彩，但毕竟对自我的实现进行了限定，从而使马克思避免陷入绝对主观主义的泥潭，由此也提供了使其思想走向正轨的张力。

　　2.《莱茵报》时期：客观理性与物质利益关系的冲突大学毕业后至担任《莱茵报》编辑前的政论文章显示，马克思立足客观理性为公共报刊申辩，在他看来：“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2。

　　正是通过将审查报刊的权利设定为公共理性，马克思消解了检察官审查报刊的权威，从而也就消解了“书报检查令”的合法性。马克思任《莱茵报》编辑早期的思想延续了上述立场，即依然将报刊出版自由看作客观理性的体现，但是市民等级只支持部分新闻出版自由的做法让他感到震惊，这促使物质利益关系问题开始冲击他的既有世界观，当然，马克思并没有立即动摇当时秉持的理性主义立场。真正使马克思的理性主义发生动摇的是莱茵省议会对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此前认为理性化身为法并主导着人们的利益，然而莱茵省议会在立法时偏向特殊等级，使立法权完全成为特定私人满足自身利益的工具，这使马克思的既有思想受到重大影响。

　　到了写作《摩泽尔记者辩护》时，马克思已不再借助抽象的理性解释现实。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对现实事物的理解不应局限于个人的意志，而需要认识到隐蔽在个人背后的种种关系，而这些关系有着自身的客观本性，马克思没有从理性角度去解释这种客观性，这意味着其理性主义立场彻底发生了动摇，而这种动摇正是源自于理性和物质利益关系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市民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自觉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产生了理性和物质利益关系何者为第一性的困惑，这种困惑同他使用的工具——黑格尔法哲学有关。离开《莱茵报》后，马克思开始重新考察这一工具。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国家是理性在现实中的最高代表，而市民社会则是概括物质生活关系总和的概念，因此理性与物质利益关系的关系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通过反思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认识到在理性与物质利益关系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后者，由此转向了唯物主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3。这样的见解使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确立为全部问题的焦点，对此，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有着鲜明体现：在《<>导言》中马克思提出应当将批判的矛头转向政治和法及其尘世基础，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要求实现超越政治解放限度的社会解放。

　　二、改造“社会关系”的诉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展开

　　马克思在《形态》中紧紧围绕“社会关系”阐述新世界观，同时也表达了改造现实社会关系的诉求，然而仅仅立足世界观并不够，还必须提供科学论证，这让马克思回到政治经济学，只有从此角度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才能为变革它提供根据。然而，与马克思的想法对立，几乎全部政治经济学都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是永恒的，这决定了马克思必然要对现有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一批判的材料极其庞杂宏富，无法面面俱到，这里以具有标志性和节点性意义的文本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战斗宣言”与社会关系历史性解蔽

　　《哲学的贫困》的写作渊源于蒲鲁东的相关观点在工人阶级中的不良影响，即蒲鲁东以范畴推演解释生产关系变迁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以此阻碍人们从事社会关系变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批判蒲鲁东，马克思以论战的形式宣告了科学论证生产关系历史性和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蒲鲁东认为“天命”“社会天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些事物的本质是理性，而生产关系的变迁最终就取决于理性的变化。

　　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谓代表理性的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抽象，蒲鲁东颠倒了理性与生产关系的真正关系。事实上，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所有社会关系都是人民群众通过实践活动创造的，而人们为了保持和发展生产力又需要适时改变旧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即“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4。

　　与蒲鲁东的历史眼光一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也犯了“短视病”，“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5。由此可见，《哲学的贫困》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蒲鲁东的批判，更在于向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宣战，其核心要旨是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性。

　　三、驾驭“社会关系”的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思考是对本然的探索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实然的解构，那么他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为应然奠基，而牵引马克思这种探索、解构和奠基并将三者有机联结贯通起来的正是“社会关系”概念。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保持社会关系合理化的理想。

　　(一)从“社会关系”出发奠定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早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接触过社会主义，不过当时的他对之保持距离，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却不曾将自己看作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彻底接受和转向社会主义是在《巴黎手稿》期间。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升华了物质生活关系的内涵，将其提升到“社会关系”的概念的高度，这说明马克思意识到人是一种共同存在者。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致费尔巴哈的信中指出：“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1。

　　可见，对社会关系的把握推动马克思接受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合理形态的社会关系。《提纲》和《形态》表明，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把握进到了更深的层次，这促使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加以清算。费氏虽强调人与人的相互需要，但他不了解将人们联系起来的方式是实践，而只能求助于抽象的直观和类。与之不同，马克思认识到人与人通过实践发生真实的关系，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必须通过实践。可以说，正是借助于对社会关系的把握，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而马克思当初推断的费尔巴哈提供给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那个东西本来就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二)立足“社会关系”概念批判既有社会主义学说对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进行探讨，需要联系他对既有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在系统评述既有社会主义学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以“社会关系”为立脚点集中开展了这一工作。

　　四、结语

　　综合本文所述，“社会关系”概念在马克思建立新世界观、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具体表现在：第一，物质利益关系激发的理论苦恼促使马克思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在将物质生活关系升华为“社会关系”概念后，马克思将人的解放的前提置于社会关系合理化的地基上，进而在其引导下建构新的世界观;第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目的是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通过这种论证，马克思为实际地改变人类世界提供合法性基础。

　　第三，马克思以“社会关系”为立脚点奠定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并从此出发批判既有社会主义学说，而实现对社会关系的驾驭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可见，“社会关系”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是将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整合起来的理论轴心，构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出发点和理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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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对这一概念枢纽作用的忽视导致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研究的视野受到局限，限制了历时性视角与共时性视角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初始构境的论证遭到削弱。就此而言，在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充分重视“社会关系”概念，唯有如此，才能在源头上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三大板块”的统一和贯通，最终推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

　　作者：刘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