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年12月05日 分类：新闻中心 次数：
学位类型结构直接影响研究生教育功能的发挥及其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明确提出，到2025年，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2/3左右，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
事实上，早在2021年，我国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比例已经升至14.40%，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比例已升至61.77%。由此看来，实现2025年研究生教育的类型结构目标并非难事。
而在这一目标背后，确定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类型结构究竟有何依据?“抑学增专”式的学位类型结构调整空间还有多大?
多因素助推学硕走出学术界
根据知识生产模式理论，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决定了学术学位教育和专业学位教育应有不同定位。
就研究生教育出口而言，学术型硕士(以下简称学硕)应攻读学术博士或进入学术机构就业，学术博士也应进入学术机构就业。专业型硕士(以下简称专硕)应以产业企业的非学术就业为主，即便升学，也应进入专业博士教育轨道。当且仅当各类学位研究生按照各自的教育类型定位发展时，学位类型结构方显合理。
然而，某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过去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总体上各学科学硕平均每年有80%选择就业，选择升学者仅占20%。
究其原因，一方面，高校对专任教师的学历要求“水涨船高”。另一方面，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不断延长，中途流失的风险也在增加，而且即使获得博士学位，绝大多数学生仍无法摆脱“高毕低就”(流动到比求学院校稍低层次的院校工作)的局面。
因此，攻读博士对大多数学硕的吸引力与日俱减。
更关键的是，我国正处于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的关键阶段，“互联网+”等重大战略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持，而相关领域中的大多数技术和管理岗位必须由接受过良好科研训练的高层次人才担任。
多因素的推拉作用使绝大多数学硕毕业生放弃升学，转而进入广阔的产业领域就业。这一就业结构显然与学硕教育的定位不符，也说明学硕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学硕培养规模过大了。
2011年—2020年，我国学硕毕业生人数基本稳定在30万左右，虽与同年博士招生人数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但2021年仍达到2.7：1。倘若博士招生人数中除去本科直博生，这个比例将会更大。
较大的学硕毕业生基数固然为博士生选拔提供了更大余地，但为与产业界需求相适配，以牺牲大部分学生的培养模式为代价，不利于学生个人和企业的发展。
学术博士不断涌向非学术界
从某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过去10年的统计数据看，学术机构(含高等教育单位和科研设计单位)是学术博士的第一大去向，年均比例为41%。学术博士的第二大去向是企业，年均占比30%。
医疗卫生界是学术博士的第三大去向，年均比例为26%。总体来看，非学术机构(企业和医疗卫生界)就业的学术博士合计超过55%。
学术博士毕业生入职非学术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博士扩招和海外博士回流的背景下，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日益增加，而需求却相对稳定。不仅如此，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尤其是“非升即走”制度，使青年教师面临巨大的学术发表压力，相较而言，高校的学术职业薪资竞争力不足。
这些因素加上学术兴趣、读博动机等学习者个体因素，对学术博士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外推力。
与此同时，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了知识生产的权力关系，使知识生产的主体从大学扩展到企业实验室、智库、咨询机构等。知识生产的“市场性”和“商业性”日益显现，由此加剧了工商业在知识生产市场中的竞争性投入。
当学术博士源源不断涌向非学术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学术博士教育的定位和规模。
一直以来，我们把培养下一代科学家视为学术博士教育的重要甚至全部的目标。然而，大批学术博士在产业界寻求就业，意味着学术博士教育与传统学术职业之间的联系正在解耦，将学术博士招生、培养与就业之间的错位问题暴露无遗。
对此，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否则将引起博士毕业生素质结构与社会需求失配，对博士教育的社会适应能力造成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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