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09月23日 分类：推荐论文 次数：
北宋是一个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及其复杂的朝代。到了北宋后期，这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宋朝以辞赋著称，北宋后期的辞赋特征也体现出了但是复杂的局势，于此同时也有一些比较另类题材的辞赋。本文是小编在2015文学征文活动中收集到的优秀稿件。
【内容提要】
北宋后期，文人的济世热情消退，遗世之情转笃，辞赋成为文人们深入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载体。当时的辞赋在平淡之中孕涵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但有的辞赋创作呈现出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趋向，山川赋、都邑赋呈复兴之势。由于读书穷理和通经明古、经世致用观念的影响，北宋后期赋还凝聚了集大成而求变的创作意识。
【关键词】 北宋后期 辞赋 特征
宋代文人在文学上具有极强的变革意识。在辞赋创作领域，宋初文人崇尚学殖深醇，尽量在辞赋中显示自己的学术修养和文华风采，而且，他们努力克制个人情感的抒发，追求情理相谐的美韵，各种学术思想的渗透更加重了宋初赋的这些特点。宋赋一开始就向着平和典雅的方向发展，与音情顿挫的唐赋分庭抗礼。北宋中期的政治革新运动给文学以深刻的影响，此时的辞赋创作与学术思潮更为密切地结合，以学术对政治的干预为契机，辞赋参与政治的功能得到加强，甚而至于出现了用辞赋写成的政论文、说理文。当时的辞赋家不再克制自己的情绪，忧世不治的情怀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伴随着熙宁变法引发的激烈党争，北宋文人的济世热情逐渐消退，遗世之情转笃。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因吕惠卿等人的排挤而罢相，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讥评时政获罪，兴起文字狱，至此，党争渐变为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和你死我活的利益之争。政坛的这种转变深深影响着文人的心态，迫使文人更深入地思考情感与理性、个人与社会、入世与超脱等人生问题，重视学养和情理相谐的传统又成了赋坛的主调。逮靖康元年(1126)，金人渡河，二帝入北，北宋灭亡，文学思想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本文所指的北宋后期即从元丰年间至宣和年间，共五十年左右。由于受当时政坛的动向、文人的心态、学术发展、科举改革以及辞赋自身规律等的影响，北宋后期的辞赋表现出相当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 辞赋成为文人们深入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载体
北宋后期的政治史是恶劣党争的历史。正如范纯仁所言:“朋党之起，盖因趋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以至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率由此也。” (《宋史》本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众多的文人卷入了这场相互攻讦、迫害的争斗中，身不由己，欲罢不能。他们希望彻悟人生，超越宦海风波和心为形役的苦恼，在心灵的世界中寻觅真正的自我。辞赋有表现人生忧患的传统，从《离骚》的求索人生价值到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张衡的《应间》、蔡邕的《释诲》等的思索人生出处去就，辞赋成为负载文人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载体。北宋中期，刘敞、刘攽、文同、王安石等即凭借这种述志赋来深入思索人生问题，沿着这一线索，北宋后期，思索人生便成为辞赋创作的主调，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失落的人格、人生意义要通过文学创作、辞赋创作来寻找，来探索。
北宋文人具有忧患天下的精神，在北宋后期，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纷争，许多文人在仕与隐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困惑和彷徨。入世情怀和党同伐异的政治风气使他们不可能完全超然世外，崇尚气节的道德良知又使他们不愿与时浮沉，随波逐流，因此，表现出处去就的矛盾与困惑的辞赋便多了起来，这不同于以往表现有志难伸的抒愤之作，而是在隐与仕的人生道路上的临路迟回、歧路兴叹。像黄庭坚的《休亭赋》、赵鼎臣的《学古堂赋》、程俱的《怀居赋》、李纲的《三黜赋》等均在感叹对仕宦的厌倦和不甘归隐的无奈。如赵鼎臣在《学古堂赋》中写道:“虽世忽晦显，道常污隆。有礼乐以治性，有仁义以饬躬。行既往以无敝，播方来而靡穷。固可骛精思于物表，挹芳馨于壳中矣。在官彬彬，拊循吏民;退休愉愉，讨论诗书。朝而出，以古为律;夕而居，与古为徒。得于内者，充我之不足;发于外者，推吾之有余。” (《竹隐畸士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段文字似乎在表现为官而超脱名利、以古为师的态度，其实质是向往一种亦官亦隐，既志在黎庶，又远离机阱的生活，是在以理性的思索来化解人生的无奈。
在北宋后期的辞赋中，有许多表现出世之志的作品，这是文人们为化解宦海苦闷而作的心理安慰。骚体在北宋中期兴起以来，便渐渐脱离屈骚的入世精神，向远离世情的旨趣发展。北宋后期的骚体仍然接绪这一方向，以表现出尘之趣为主。晁补之是当时的骚体大家，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是在宣扬这种思想，李廌的《拟楚辞》、《叹美人词》，米芾的《楚辞》等，就是抒发高世之情的作品。因此，邵博指出:“楚词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亲见之，尚不得其仿佛，况其下者。唯退之《罗池词》可方驾以出，东坡谓鲜于子骏之作，追古屈原，友之过矣。如晁无咎所集《续离骚》，皆非是。” (《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指的就是当时骚体逐渐远离抒愤传统，向情韵 然的方向发展的倾向。
北宋文人具有极强的人格独立意识。既然生存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他们便在心灵的世界中去寻觅，在超然的精神状态下，在审美观照中，获得心灵的解脱和人格的完美。北宋后期辞赋在表现独立人格方面相当突出。文人们喜欢描绘具有高洁品格的形象来寄托人格理想，宋初以来，描写松、竹、梅、菊等以寄寓高洁人格的咏物赋渐增，到后期，更是出现了一个高潮。如写竹的，有黄庭坚的《对青竹赋》、《苦笋》，李复的《竹声赋》，郑刚中的《感雪竹赋》，慕容彦逢的《岩竹赋》等;写梅的，有唐庚的《惜梅》，李纲、张嵲、李处权的《梅花赋》，谢逸的《雪后折梅赋》，苏籀的《戏作梅花》等。苏轼《于潜僧绿筠轩》云:“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描写竹的赋，大抵寄托高雅傲岸的人生境界，李复的《竹声赋》对竹的形象的描绘另辟蹊径，专写竹声，是这类赋中的妙品，赋中写道:“高秋气肃，夜色如水，喧逐众归，静与孤至。不知何声，纷然满耳，疑有天人，来过虚庭。琼旒宝络，玉佩珠旌，风散湘瑟，霜感缑笙。飘流苏于檐宇，缈金奏于烟云，前导既往，后陪载作，乍低徊而掩抑，俄飘起于青冥。” (《潏水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篇赋发挥了辞赋体物的优长，将竹声虚幻做仙人的仪仗队伍在明净的夜色中飘然而来，充分展示出竹声之高雅、悠远，作者之胸怀，通过纯美的境界展示出来。北宋写梅的赋多受唐代宋璟《梅花赋》的影响，以表现梅花的风姿绰约、孤芳自赏见长。唐庚的《惜梅赋》将梅之高洁与处境之庸俗荒僻对比来写，言浅语深，高出流辈。赋曰:
县庭有梅株焉，吾不知植于何时，荫一亩其疏疏，香数里其披披。侵小雪而更繁，得胧月而益奇。然生不得其地，俗物溷其幽姿。前胥吏之纷拏，后囚系之嘤咿。虽物性之自适，揆人意而非宜。既不得荐嘉实于商鼎，效微劳于魏师;又不得托孤根于竹间，遂野性于水涯。恨驿使之未逢，惊羌笛之频吹。恐飘零之易及，虽清绝而安施。 (《眉山诗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篇赋作于政和年间，其时唐庚谪官惠州，他以梅自况，在孤高中又孕涵着平和淡逸、缘性自适的情怀，很好地展示了崇尚隽雅人格的胸襟。
追求高雅隽逸的心灵境界，忘却世俗名利，这是北宋文人，尤其是后期的文人共同的追求，可是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愈是达不到，便愈在生活中、文学中寻求，表现这种人生的真情趣、真乐趣，努力使生活艺术化。北宋文人喜欢徜徉于园林台榭间，俯仰于书斋静室中，在虚灵的境界中体悟人生的奥义。他们喜欢用“记”类散文来抒写这种人生情趣，而且，这类题材也逐渐向辞赋浸透。北宋中期，只有宋庠的《幽窗赋》、范仲淹的《秋香亭赋》等少数描写园林台榭的作品，北宋后期，这类赋激增，写园林亭台的，有黄庭坚的《休亭赋》、《放目亭赋》，米芾的《登黄鹤台下临金山赋》，晁补之的《北渚亭赋》、《披榛亭赋》、《遐观楼辞》、《漫浪阁辞》，唐庚的《平台赋》，程俱的《临芳观赋》，秦观的《黄楼赋》，苏辙的《登真兴寺楼赋》等;写书斋静室的，有秦观的《寄老庵赋》，黄庭坚的《是是堂赋》、《坐进庵赋》，慕容彦逢的《双南轩赋》，赵鼎臣的《寄傲斋赋》，刘一止的《三友斋赋》，李复的《久翠堂辞》，宗泽的《抚松堂赋》，郑刚中的《山斋赋》等。“记”类散文的题材用辞赋来表现，这反映出赋在表现文人闲雅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作为闲雅生活情趣的点缀，艺术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北宋后期表现书法、绘画的赋也不少。与此联系，饮酒、啜茗、游览等表现怡情雅趣的赋也多了起来。单就游览赋来说，描写游历湖泊泉流的，有苏轼的《天庆观乳泉赋》，有张耒的《游东湖赋》，李纲的《后乳泉赋》，王安中的《竹林泉赋》，苏籀的《汤泉赋》;描写游观山岳丘壑的，有张耒的《柯山赋》，李廌的《武当山赋》，李纲的《武夷山赋》，赵鼎臣的《尧山赋》，张嵲的《续囚山赋》，孔武仲的《庙山赋》、《田家坡赋》等。超逸绝尘的品格和与造物者游的胸次是北宋后期文人普遍的追求，许多人用赋来表现优游于艺术之境的陶然，在园林台榭、书斋静室、泉流丘壑的晏处游遨中，将感悟到的高世之情用辞赋来纵笔挥洒，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二 辞赋中孕涵着深沉的忧患意识
在庆历以来的变法运动中，北宋文人表现出浓厚的参政热情。熙宁、元丰以来，文人们心系天下的激情消退了，全身远祸、因循墨守之风渐染士林。李清臣指出:“古者之用人矣，视成不视始，责大而不责细;……今者之用人，较小罪而不观大节，恤浮语而不究实用……惟固己持禄、避事随时之人，乃无谴而得安焉。故庸平者安步而进，忠愤者半途而气折，大臣慑怯，小臣凌竞，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于衰敝。”“故上下莫自任其责，局局自守，惟求不入于罪，而朝廷大计，生民实患，卒无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万官之富，而常若无其人。” ① 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文人们入世热情消退的原因所在。但文人们的济世热情并不是完全消失了，而是不得不向内收敛，变得更为深沉了。既欲参政，又思祸端，忧乐天下的意识无法在现实政治中伸张，只能在随性逍遥的人生态度和远离尘嚣的纯美境界中得到消解。
在辞赋创作中，北宋后期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时有流露。在党争中，文人们时常以辞赋来表露政见，攻击对方。苏轼的《后杞菊赋》就是为讥刺新法削减官俸而作。黄庭坚作于元祐八年的《江西道院赋》畅论简静牧民之道，非毁新法扰民。这种以文学来讥刺政治的作法其实是忧患意识的流露。正如苏轼在《与滕达道二十四首》中所说:“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取，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东坡全集》卷七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此语道出了忧世之情无法排遣的无奈。对于同党，文人们往往相互标榜，誉之过甚。苏轼在元祐六年回朝，拜中书舍人后，李廌作《金銮赋》颂美其事。元祐四年，苏轼为翰林学士，李廌又作《金銮后赋》，对二苏褒扬过誉，对新法贬斥颇多。这类赋，同样是参政意识的曲折反映。
由于惧怕文祸及身，更多的赋家往往并不针对具体的行政微文讥刺，而是穷究治乱之源，通古今之变，借古讽今，因此，这个时期吊古之作较多。如张耒有《吴故城赋》、唐庚有《平台赋》、李纲有《迷楼赋》、赵鼎臣有《尧山赋》、刘跂有《防宣宫赋》、孔武仲有《吊隋炀帝赋》、张舜民有《长城赋》等等，这些赋大抵托古以寄寓对现实政治的忧思。张舜民的《长城赋》是元祐九年(1094)出使辽国时作，他在《投进〈使辽录〉、〈长城赋〉札子》中就说“并《长城赋》一篇，涉猎古今，兼之讽戒”，“亦所以见臣子区区原隰，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之意” (《画墁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希望借赋来劝诫哲宗忧勤国事，修葺武备。张舜民继承唐太宗《临层台赋》、徐彦伯《登长城赋》对长城的评价，认为它在军事上的价值不大，赋曰:“及乎周、隋，至于唐晚，亦我出而彼入，将屡胜而屡败。莫不火灭烟消，土崩瓦解。瓶尽罍耻，兔亡蹄在。城若有知，应为感慨。” (《画墁集》卷五) 指出:只有国家强盛才可能长治久安，消极依靠长城的拱卫是不可靠的。赋中不无忧虑地说“震盈丰大，求之古先，莫与京对”，暗示宋王朝正走向衰败，因此，他说:“萃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济曰:君子思患而预防之。”希望统治者能以《易》之《萃》、《既济》的卦旨行事，增强军力，这才是和平的保证，化行天下以求平安是不切实际的。
北宋末期辞赋忧患天下的情怀表现得更其深沉，鲜有直陈心迹者。而宗泽的《抚松堂赋遗王居士》剖白心迹，直述衷肠，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对于婆娑的大树，宋人一般喜阐发庄子逍遥游之义，发无用为用的感叹，宗泽此赋则生发出援时进取之义，赋曰:“嵩少之麓，万松郁然，偃高盖以鸣风，盘深柢而切天。却挥斤于睥睨，款化石而顽坚。怅莫致之，华我林泉。发聘士之幽寻，课畦丁而小迁，培拱把而气藏，远桔槔而智圆。” (《宗忠简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赋是赠给一位姓王的居士的，赋中藏气幽处的大松是隐居修身的居士的象征。赋接下来写道:“寓修身于种艺，戒除恶于蔓延，期百尺于岁寒，扶大厦于将颠。”在此，类似于《庄子·逍遥游》中大椿形象的大松树已巧妙置换为以冀时用、进德修业的贤者形象。赋曰:“且溉且壅，濯我乔木。或攒膏而为酒，或飞烟而取墨;或采脂以储药，或祈明而代烛;或盘缕以为扇箑，或折枝以当麈玉。”这是松树的小用，贤士若此，只能算是盛世的帮闲，宗泽对贤士冀有大用，赋曰:“我观此物，碨落节目，擅巨栋于庙堂，备行舻于海渎，用扶危而利涉，肯收功于芒粟。”他希望贤士担负起力振衰世的重担。在文字的背后，深藏着宗泽吐哺求贤、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对王朝命运、世道人心的深切忧虑。宗泽还有一篇《古楠赋》阐发退居待时的思想，和常见的迁客骚人之思有别，蕴含着一股积极进取的激情和心系天下的慷慨深情。
许多文士在党争中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熙宁、元丰年间，新党用事，旧党人物纷纷外放。元祐更化，旧党得势，被贬抑者纷纷回朝，新党人物渐次被逐，旧党还兴起莫须有的“车盖亭”之狱;绍圣述圣，新党得势，恶意报复，深贬元祐党人，并禁元祐之学;崇宁年间，旧党再次被逐。加之旧党中又有蜀、洛、朔党之争，亦形同水火，互相迫害。北宋后期的党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中耗尽了生命激情，忧勤国事的进取之心转向深沉。他们用赋或抒发宦海沉浮的感慨，或排遣穷居野处的苦闷，始终伴随着忧世不治的无奈。张耒的《邹操》、《渡江》，程俱的《后松江》、《献占》，黄庭坚的《悲秋》、《木之彬彬》等蕴含着深沉的忧患天下的情怀。徽宗建中靖国以后，国势渐渐不可收拾，悲凉之雾愈加浓厚，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转化为身如浮萍、心似悬旌的飘泊感。在咏秋的赋作中，欧阳修的《秋声赋》、叶清臣的《松江秋泛赋》、苏轼的《秋阳赋》多表现得淡泊高旷而略显衰飒，但北宋末期的这类作品则悲怆无已，如李纲的《秋风辞》、晁补之的《江头秋风辞》、毛滂的《拟秋兴赋》、郑刚中的《秋雨》、邢居实的《秋风三叠》、苏籀的《秋辞》等都尽力渲染秋的肃杀和无力回天的无奈。征行赋在北宋末期也多了起来，这类赋滥觞于楚辞的《涉江》、《远游》，汉代班彪的《西征》、崔篆的《遂初》等表现流离飘泊、志不得行的苦闷，确立了这类赋的基调。北宋末期的征行赋表现出的漂泊感是对这一基调的继承，同时折射出处身衰世、心无皈依的苦闷。这类赋主要有张耒、唐庚、邢居实的同题作品《南征赋》，李刚的《江上愁心赋》、《续远游》，程俱的《广游》等。
三 辞赋创作呈现出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趋向
徽宗庸劣，无理国之大志而梦想尝太平天子的滋味，政局大坏。在这种情形下，润色鸿业的辞赋呈现复兴的势头，这些赋曲折地反映出文人们全身远害、心灰意冷的心态。
早在元丰、元祐年间，就有文人为取媚当道、宣扬政见而创作颂德之作。周邦彦在元丰六年(1083)进献《汴都赋》为神宗大唱赞歌，元祐间，张商英作《嘉禾篇》为司马光颂德。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颂美赋数量很少，而且空洞无物，为文造情，艺术水平不高。据晁补之云:元丰间，关景晖曾奏《汴都赋》，“言天子盛德，焦劳天下，盖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归之清净，以谏上爱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赋旨” (《鸡肋集》卷三四《汴都赋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关景晖后来贫困不能久居京师，抱其赋而泣，可见神宗对这类赋不太感兴趣。
面对元祐以后王朝的衰败气象，特别是徽宗以后的亡国之兆，文人们起而粉饰衰世，作一些有气无力的心理安慰。他们或宣扬王朝风物之美、物产之盛，或赞美礼乐之隆兴、国力军力之强大，很有些强撑门面的意味。而直接颂美徽宗的赋几乎没有，尤其是对他大兴土木、广搜奇石花木的举动更无人称颂。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颂美山川风物的赋，通过赞美山川以表现大宋的气度，以暂时忘却眼前一蹶不振的现实。这类赋较好的有李廌的《武当山赋》、李纲的《武夷山赋》、张嵲的《续囚山赋》、楼异的《嵩山三十六峰赋》等。李廌的《武当山赋》作于建中靖国六年(1101)，这篇三千余言的赋充满热情地描绘了武当山的气势、山间风光、不凡的物产、鸟兽等等，展示了武当山在天地间的地位，并指出，大宋七叶而至徽宗，武当山焕发出卓然不群的灵淑之气，赋曰:“今遘盛时，以圣继圣，七叶重熙，西越流沙，东渐嵒夷，北抚幽都，南控雕题。际天所焘，率郡县之。惟南乡之故民，其苗裔之所遗，陶冶道化，旧俗丕移。昔尚豪夸，侈靡以嬉，今服礼训，惟俭惟仪;昔喜任侠，使气敢为，今乡义方，谨畏自持……” (《济南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种久违的谀美的文字出现在李廌的赋中颇可玩味，李廌非谗慝之臣，他的这段话不大可能是谀主，这篇赋应该是对绍圣以来日薄西山的国势的曲意回护，也许作者不想面对这样的现实:一番闹哄哄的政治纷争的结果，是王朝没落了。在赋中结尾，作者赞美与武当山有关涉的古贤，尤其对诸葛亮颇多推崇，李廌在聊以自宽中又希望有能人出山以振衰世。楼异的《嵩山三十六峰赋》是当时享有令誉的作品，赋作突出嵩山仙境般的美，其创作心态与李廌赋是一致的，也是为了自慰遣忧而巧构幻境。
不惟山川赋，北宋末期都邑赋也呈复兴之势。在周邦彦、关景晖创作《汴都赋》之后，李长民写了《广汴赋》。这篇近七千字的赋全面描述了汴都宫衙、宫庙建筑的分布图景，突出汴都在政治、仪式上的城市职能，和真宗时杨侃创作的《皇畿赋》表现世俗情调不同，李长民的赋承周邦彦赋，尽量滤去汴都的人间气息，着力渲染其礼仪性，展示汴都在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借此以表现宋王朝奉天承运的主题。这是为忘却处身衰世的不快而着力构建的幻境。王观的《扬州赋》、赵鼎臣的《邺都赋》也是这时期重要的城邑赋，都着重追溯历史，铺陈风物人情之美，以体现宋王朝深厚的底蕴和承圣继天的正统地位。王仲的《南都赋》则在叙述了北宋南都商丘的历史、物产之后，详细描述了真宗感梦受禅那场闹剧。李长民的《广汴赋》中也以无比神往之情记述了这件事。那场在当时和稍后广为文人诟病的荒唐事却成了北宋末期文人的美好记忆。他们以缅怀前朝掌故的景仰之情在追思真宗时的太平气象，流露出“哀以思”的亡国情绪。这种怀旧的心绪和巧构幻境的山川描写一样，是亡国气氛在文人心灵中的折射。
气势恢宏的典礼可以体现出王朝的声势，也可以使文人对现实的衰败产生些许空幻的寄托与愿望。元符年间，刘跂作的《元符南郊大礼赋》即反映了文人们的这种心理。从宋初以来，文人们对铺张扬厉的汉代颂美大赋颇多微词，而倾向于学习魏晋辞赋的征实传统。北宋中期辞赋中颂声消沉，典礼赋多是简单记述典礼程序。北宋末期的典礼赋转而学习汉大赋的虚声颂美。刘跂在《进元符南郊大礼赋表》中说:“如《三都》、《二京》，客卿乌有之比者，窃尝谓词人文士之作，虽取径不纯，去此道时远，至于变化飞动，神开笔端，得不因人，自我作古，新一代耳目，起太平极功，有如此曹，殆不多得，屈宋已还，贾生、相如、向、褒、雄、固最号高手，能使往汉光华至今，数子力也。自时厥后，苟作之徒，敝毫殚楮，或文不足以起意，或趣不足以会真，而其时君，至有持一时赫赫盛烈，甘心低徊，委之斯人之手，磨灭就尽，岂不痛哉。” (《龙云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原文有缺字，据《全宋文》补) 这样的议论在宋代相当少见，它充分肯定了汉大赋润色鸿业、传上国声威气势的功能。自扬雄中年悔作大赋，斥为童子篆刻，于世无补，他的这种论调影响甚远。班固援《诗》以曲意回护，以为辞赋乃古诗之流，义归于讽谏。扬雄、班固虽对汉大赋褒贬不一，但立足点是儒家的诗教说，都没有充分注意到汉大赋扬上国声威的功能。但在北宋末期，刘跂的肯定颂美国势的论调却得到了回应。据罗良弼《跋龙云先生集后》云:“元符改元，(刘)进《南郊大礼赋》，君相动色，以为相如、子云复出，即除秘书省正字，稍迁著作佐郎，骎骎向用矣。高丽传诵其文。” (《龙云集》卷末) 可见，刘跂的观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当时的一种风气。看来，随着国家的衰败，人们对颂美赋的功能却愈加重视了。但是，北宋末期的气象无法和大汉气度同日而语，赋家们认可汉大赋的铺张扬厉，学习它的宣上德，只能是粉饰惭德。刘跂的《元符南郊大礼赋》充满热情地追述太祖荡涤海内的功业和列宗的功绩，描绘当代的盛世景象多罗列漕泉涌地、祥瑞沓至等套语，显得虚张声势，不得要领。可以说，没有强大的王朝作依托，没有自豪开阔的胸怀，润色鸿业的颂声是唱不成腔调的。
四 辞赋创作表现出强烈的集大成意识
重学识修养和胸襟学力是宋初以来形成的文学传统。读书穷理和通经明古、经世致用在宋人看来是统一的。北宋后期，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渐消歇，读书穷理渐变为文人们摆脱现实烦恼的重要途径，集大成而求变的创作意识深深影响着辞赋创作。
学识深厚是北宋文人的基本素质。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此犹为看重。他曾向人推荐秦观说:“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已无逃于左右。独其行文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某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集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一一数也。” (《东坡全集》卷七五《与王荆公二首》其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他还对苏过说:“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 (《曲洧旧闻》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黄庭坚也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 (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种重学问的倾向在文学创作中多表现为强烈的集大成意识。早在诗文革新时期，宋人就表现出荟萃众美，自成一家的倾向，在贯通古人的基础上力求超越之。北宋后期，以苏、黄为代表的文人其学识和才气远高于他们的前辈，集大成的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秦观在《韩愈论》中将文分为论理之文、论事之文、叙事之文、托词之文、成体之文。而“成体之文”乃指韩愈创立的、融液众美的“古文”，他指出:“然则列、庄、苏、张、班、马、宋之流，其学术才气皆出于愈之文，犹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他不光要求众体之融汇，更主张各种风格之融通，他说:“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法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 (《淮海集》卷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具体到辞赋，要想在文体和风格上集大成，就要经过继承前人和自成一家两个阶段。苏轼曾评价鲜于侁的骚体《九诵》说:“嗟乎，此声之不作也久矣。虽欲作之，而听者谁乎?譬之于乐，变乱之极，而至于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声夷器也，求所谓郑、卫者，且不可得，而况于雅音乎?学者方欲陈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黎然如嘎釜灶，撞瓮盎，未有不坐睡窃笑者也。好之而欲学者无其师，知之而欲传者无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骏独行吟坐思，寤寐于千载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友其人于冥寞，续微学之将坠，可谓至矣。” (《东坡全集》卷九三《书鲜于子骏楚词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其追摹古人、继绝学之将坠的用心由此可见一斑。黄庭坚也说:“凡作赋，要须以宋玉、贾谊、相如、子云为师，略依放其步骤，乃有古风耳。” (《渔隐丛话》前集卷一) 北宋后期的赋家在继承与超越前人方面的成果卓然，由于他们的努力，宋赋平淡而韵远的风格得以张显。
北宋后期的许多赋家追模古人，在赋的体式上继承前代辞赋。如“七”，就有晁补之的《七述》、赵鼎臣的《七进篇》等，华镇的《感春赋》也是“七”。晁补之的《七述》写杭州的山川之胜，宫殿之美，丽人之绝俗，饮食之精美、奢华，商业之发达，盐茶等物产之丰富，江潮之壮观，最后归之于西湖之美和杭州作为栖隐之所的价值，借铺排七事，以赞美苏轼之高雅。赵鼎臣的《七进篇》先写自己悒郁不安，儿孙以七事进之:美酒忘忧、芍药遣怀、饮食娱乐、品茗傲世、博弈消遣，最后归之于琴书寄怀。此赋在体制上均依传统样式。毛滂的《拟秋兴赋》有意学习潘岳的凄苦。邢居实、张耒、唐庚的《南征赋》其悲凉的风格与班彪《西征》相类。还应注意的是，自苏轼模仿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后，竟有二十多人追和。屈原的《招魂》也有不少人拟作。可以说，骚体、大赋、“七”、小赋、赋体杂文等在当时都有人创作，而且，骚体的创作比北宋中期更为兴盛。
继承和创新是集大成意识辩证的两个方面，文人们摹拟前人为贯汇众家、众体奠定了基础;在穷极变化中又遵循着辞赋体制的基本原则，在似有似无的法度中驰骋着他们的才思，展示着他们以学运文的能力。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辞赋在继承古人的同时，哲理化、议论化的倾向更为明显，而且在语言方面努力继承辞赋长于铺排和音韵谐靡的特征的同时更注重语言的流畅自然和传神写照。并且，辞赋与其他文体的杂糅、混融以及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借鉴更为深入广泛。北宋后期辞赋的哲理和议论倾向于通过一定的形象来表现，倾向于依照传统赋体的法度。像李复的《久翠堂赋》、晁补之的《冰玉堂辞》等通过设词问答展开描写，或于其中孕涵哲理或于篇末展开议论，深化前文的铺张描写。李复的赋中描写久翠堂曰:“伟先生兮，冠切云之崔嵬而佩淋漓之干将。决居于詹尹兮，爰经纬于阴阳。敞修门于前馗兮，容结驷之煌煌。属高兴于后圃兮，以久翠而名堂。”又曰:“客久潜于石壁而业其白兮，何心藏于密而未能转乎物也。嘉荫错其交纷，清吹激越乎九成。舒张奋迅兮，苍虬振鳞鬣于碧海。森植亭峙兮，翠羽罗幢节于仙庭。搴春英兮粉黄，脱秋实兮琳圆，湛露兮的历，女萝兮连绵。” (《潏水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赋中堂之静与心之闲相互映衬，将陶渊明“庭户无尘杂，虚室有余用”的哲思演绎得十分传神、深刻。
北宋后期的文人有意识地混融赋与非赋的界线，在似与非似之间表现自己的功力。秦观的《寄老庵赋》是一篇游记，但音节之美和铺张描写的骋词特色又具有赋的特点。苏轼的《白雪堂记》、《放鹤亭记》、《游桓山记》等均缀以骚体;他的《观妙堂记》、《思堂记》、《众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言语谬悠，富于音韵之美，长于铺张骋词，颇具赋体文的特点。李纲的《日者赋》是赋体的驳论文，黄庭坚的《江西道院赋》是赋体的政论文，等等。当时，辞赋还向其艺术门类浸透。论画的有苏辙的《墨竹赋》，黄庭坚的《苏李画枯木道士赋》、《刘明仲墨竹赋》，惠洪的《墨梅赋》，陈与义的《觉心画山水赋》等;论书法的有黄庭坚的《东坡居士墨戏赋》等;关于茶艺的有黄庭坚的《煎茶赋》;关于品酒的有苏轼的《洞庭春色赋》、《酒子赋》、《酒隐赋》，张耒的《卯饮赋》、《酒夕赋》等;描写文人案头雅趣的有惠洪的《龙尾砚赋》，苏籀的《雪堂砚赋》、《米元晖山研赋》等。
北宋后期文人在丰富的学识的基础上努力贯通古今，融汇众家众体，将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文学与非文学、赋与非赋结合起来，在似有似无的法度中充分展示自己的学识功力，由技入道，将宋赋的特点展示得极其明晰。
注 释
①《宋文鉴》卷一〇四李清臣《明责篇》，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47、1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