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09月23日 分类：推荐论文 次数：
摘 要:本文简要地阐述近现代上海社会转型的历程,并从现代派作家成员结构的细致分析入手,认为现代主义作品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上的怪异、夸张与虚幻,正是现代工业生活对作家精神产生作用的结果,是对传统认识论的颠覆。
关键词:社会转型;作家结构;现代主义;认识论
引 言
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十里洋场的畸形繁华,以及接受过西方外来文化影响的上海作家对先进文化和世界性艺术的主动追求,使得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文坛上时隐时现。它的出现,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线。
但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上海现代文学史上的命运,并不是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那样,受到充分的赞许与肯定,相反,几乎是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人们便给它冠以了诸如文学垃圾、世纪末、颓废、荒诞、梦呓等等不光彩的恶谥——对这些观点的纠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较普遍地出现。
到底应该如何认识上海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它是必须受到否定与嘲讽的灰姑娘,还是敏锐感受着时代潮流的宁馨儿?以前长时期对它的批判,是不是人们对历史发展演进规律的无知?
诸如此类的疑问,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结论,较为正确与客观的见解,必须建立于深入研究与剖析的基础之上。
一
长期以来人们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否定,一种耳熟能详的流行的理论体系是:现代主义非但不懂艺术要真实地显示时代的潮流和趋势,也不懂艺术要通过典型形象反映生活中某些本质方面的东西,甚至根本否认客观现实的实在意义,排斥生活,排斥实践,只相信自己“心灵的真实”,以至“下意识、潜意识的真实”,“梦境的真实”……实际上,现代派所表现的往往只是感觉到的某些现象,甚至是与客观真实绝缘的主观臆想①。
按照这样的理论体系,现代主义只是少数艺术家臆想出来的东西,与现实生活的本质方面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多只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些皮相之见。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最先敏锐地发现现代主义认识论基础的是马克思。
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人警醒地提出了异化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反倒成了物质财富的奴隶,人没能主宰物,物倒控制了人。“物的依赖性”日益显示出它荒诞的一面。在人的个性发展方面,不是工人使用劳动工具,而是劳动工具使用人。如果说在工业文明初期,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促使了科学精神与理性原则的张扬,显示出比农业文明优越得多的进步性,那么,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竞争与垄断的加剧,科学与物质主义的失败便成为众多哲人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正如一位学者对德国近代重要文艺批评家本雅明的生活环境所设想的那样,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已经完全不同于井然有序的蒸汽机的时代:
他怀着忧虑的震惊深切地注视着他的同类在大城市喧嚣的街道上行走,在摩肩接踵的人流里被人推揉着;急速的交通使他陷入惊慌,穷于应付扼杀了他的沉思;商品的诱惑以及“集商品和售货员为一身”的性诱惑使他神不守舍;而对这一切漠然置之则不啻是淹没在规范了的大众之中,把自己“交了出来”。(注:参见[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之中译本序,张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8页。)
那位著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等书的文学批评家,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了异化的人、人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从而对波特莱尔的《恶之花》等现代派作品进行了极具启示性与准确性的揭示。
在惊恐与碰撞的大街上,在轰然与颤动的机器旁,在错综复杂的流水线边,在铺天盖地的商品信息面前,人似乎成了只是被机械操纵的反射行为。我是谁?我为谁而活着?我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阶段,面对城市生活的整一化以及机械复制对人的感觉的侵占与控制,人为了保持住那个独立的自我,不得不缩回内心,在孤独的静夜中悄悄品味着人的存在。什么是理性原则?眼花缭乱的大街和商品难道是按理性原则组合起来的吗?什么是人文精神?惟利是图的利益驱动原则难道符合人性的正常发展?人们无暇他顾,物质利益超过了一切,只有作家与哲学家在做着这样迂腐而又不切实际的梦想。
面对这一切,威廉•詹姆斯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原则表露出深深的怀疑:
当我现在说话的同时间,有一只苍蝇在飞,阿玛逊河口一只海鸥正啄获一条鱼,亚德隆达荒原上一棵树正倒下,一个人正在法国打喷嚏,一匹马正在鞑靼尼死去,法国有一对双胞胎正在诞生。这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些事件,和成千上万其他的事件,各不相同地同时发生……但事实上,这个并行的同时性正是世界的真秩序,对于这个秩序,我不知如何是好。(注:转引自叶维廉《饮之太和》,香港时报出版社1980年版。)
与那位宣称“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注:参见[法]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初版序言》,载《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7页。)
的巴尔扎克相比,詹姆斯显得谨慎而无能。然而在纷然杂陈、千变万化的生活潮流中,到底是詹姆斯缺乏自信,还是巴尔扎克显得狂妄?问题的根本区别只是在于:在巴尔扎克的时代,他的自信有着充分的现实基础;而在詹姆斯这里,他的无能倒也显示了他的冷静与正确。
这是一个转换了的时代。怀疑主义、神秘主义、颓废主义等一切现代主义抱定的思想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公正认识。一个异戗的社会,正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正是“物的依赖性”所散发出来的腐朽面,也正是马克思孜孜以求、企盼超越“物的依赖性”阶段的根本动因。现代主义表现形式的怪异、夸张、虚幻,也正是“精神与物的紧张关系的再现”(注:参见[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页。),是现代工业生活对人的精神产生作用的结果,是对传统认识论的颠覆。
而在现代中国,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其生活含义也明显具有了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显著特点。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家施蛰存如此描述上海当时的“现代生活”:
这里包含着各式各样的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和前代的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予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吗?(注:施蛰存:《关于本刊的诗》,转引自周敬等著《现代派文学在中国》,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施蛰存所感觉到的这种“现代生活”,当然,李金发、戴望舒、穆时英、刘呐鸥等人也都明显地感觉到了。这是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实实在在的生活,并不只是他们心灵的真实,也不是他们下意识与潜意识中的真实,更不是梦呓的真实。
为了更具体、感性地“显示”这种后工业社会特征的生活,我们可以阅读以下两个表格(注:表1、表2分别见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392页。)。
从表1中,我们发现上海人口的增加呈超常规的高速递增。这种超常规增长不是依赖于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也不是通过辖区范围的变动而取得,而主要是机械增长,即人口迁移所致。这种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使得上海在1935年拥有了350万的市区人口。这在当时,与巴黎、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已不相上下,甚至已经超过了当时令马克思感到后工业社会即将来临的250万人口的老牌大都市伦敦。在表2中,我们更能清晰地感受到上海作为国际性通商口岸的重要地位。数以万计的远洋货轮、驳船、小轮、舢板、拖船汇聚黄浦江边,使上海一跃成为世界巨港。它的货物吞吐量已与国际性大港如纽约、横滨、马塞等并驾齐驱。
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与巴黎、纽约、伦敦、东京等滋生出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其他国际大都市一样,在某些本质方面具有类似的一面。我们可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上海产生应该是一种必然的事情。关键的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如何来正确区分与研究上海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不同情形与特质。
二
如果细究一下上海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作家构成状况,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大致是由以下三类成员所组成,即先进的文学青年、国外归来的年轻学子和少数生长于斯的本土作家。
我们先看第一类。
这是一批敏锐感受着时代脉搏,密切注视着世界发展趋势的积极进取的社会青年。他们在八面来风的时代潮流面前,准确而及时地把握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萌动、发展的最新信息,并表露出与世界潮流同步发展的渴望。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当推“五四”时期的沈雁冰先生。
这位一贯有着强烈现代社会意识的作家,在“五四”时期通过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等刊物向人们灌输与宣扬世界文艺新潮时,首先认定属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范畴的新浪漫主义是当时文学发展的方向。他这样认为:
新文学要拿新思潮做源泉,新思潮要借新文学做宣传。然观之我国的出版界,觉得新文学追不上新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年来介绍创作的文学,倒有一大半只可说是在中国为新,而不是文学进化中的新文学。……现在中国提倡新思潮的,当然不想把唯物主义科学万能主义在中国提倡,则新文学一面也当然要和他步伐一致,要尽力提倡非自然主义的文学,便是新浪漫主义。……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正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注:沈雁冰:《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1921年第3卷第1号。)
在沈雁冰看来,现实主义(即自然主义)已经是过了时的文学,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应是现代主义的文学,亦即他当时称为新浪漫主义的文学。依据这种文学进化论的思想,他于1919年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翻译了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神秘剧《丁泰琪之死》,从而使他成为最早将象征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文化使者。不久,他又接连发表了《近代戏剧家传》(1919年)、《近代文学的反抗——爱尔兰的新文学》(1921年)、《神秘剧的热心试验者》(1921年)、《霍普特曼的象征主义作品》(1922年)等文章,翻译并介绍了象征主义作家爱伦坡、安特莱夫、夏芝、斯特林堡等人的作品。沈雁冰在做着这些文学工作的时候,充满着站在世界文学巅峰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他要将我国的新文学引导到世界文学发展的最新潮流中去。
他的这种想法应该可以代表当时许多激进的文学青年的普遍愿望。正如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当时的中国作家都受着一种文学进化论的影响,他们从国外一些文学史著作中知道,西欧自文艺复兴以后,经历过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即自然主义,在当时他们是把两者视为一体的)等文学阶段,而现代主义(当时的浪漫主义文学主要是指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等)文学是取代现实主义的新的文学阶段。所以,他们介绍现代主义文学,不是把它看做世界文学的一种流派,而是把它看做文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必然趋势,是一种较之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更能深刻表现人生的文学。”(注: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176页。)
尽管后来不久,沈雁冰便折回去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但是,他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钟情,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了他文学追求的最初起点。这种现象,足以代表当时众多先进的文学青年倾心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普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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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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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北宋后期 辞赋 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