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职称论文发表田锡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本篇文章是由《现代中文学刊》发表的一篇文学论文，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学术刊物，侧重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学刊》鼓励中文学科内部各专业的贯通，鼓励中文学科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交融，以弘扬人文精神、提倡学术创新、促进学术繁荣为宗旨。

　　摘要：田锡推崇自然、尊重个性的文学批评观，为活跃宋初的古文观念，丰富宋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宋代文学批评史上应享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田锡;宋代;文学批评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今属四川)人，生于后晋高祖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卒于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进士及第，官至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宋史》卷二百九十三有传，着有《咸平集》五十卷，今传世。在宋初，田锡是作为一位政治家出现的，然而.他的文学批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活跃宋初的古文观念，丰富整个有宋一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宋代的文学批评格局中应该有一席之地。

　　宋初的古文观念虽然是唐代古文观念的延续，但是，在延续的过程中也显示出自己不同的气象。宋初的古文家们继承了唐代古文“文以明道”的理论宗旨，韩愈、柳宗元几乎毫无争议地成为他们摹仿和学习的范本，成为他们的精神偶像。在对古文进行具体批评的过程中，宋初的古文家们提倡文道合一，为文平易，反对艰涩，其目的在于纠正晚唐五代以来的颓靡文风，引导整个宋代的文风，使之向雅正的方向发展。

　　在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梁周翰、柳开等人，其中，柳开的成就较为突出。柳开，初名肩愈，字绍元，后更名开，字仲鳖，意在表明他努力开辟古道的诚心。在着名的《应责》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今之世与古之世同矣，今之人与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义，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义，是今与古胡有异哉?”由今古的世道相同，推导出今古的道德仁义相同，表达道德仁义的文章也应该没有什么差别。这本身就犯了一个逻辑错误。由此。他又进一步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在这里，柳开落后保守的思想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问题不在于他反对辞涩言苦，而在于“古其理，高其意”和“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那种亦步亦趋地摹仿古道、古文的思想，缺少变化与通脱的眼光，并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需要。

　　与柳开同时的王禹傅则从另一个角度发表了对古文的态度，他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实际上，王氏是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的古文的，他也主张为文平易，但是.他却抓住了“传道明心”这一核心内容.认为文章乃“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看到了文章是作家思想情感之郁积，继承了韩愈的“不平则鸡，有感而发”的文学思想的精华。这种古文观念，和柳开相比，要开通得多，也有价值得多，更加切近文学创作的本真。作为诗人、文学家的王禹傅.由于对文学的意义有比较准确的理解与把握.理论的视界比柳开开阔、通达，是自然而然的。

　　田锡也加入了古文讨论的行列。他继承了传统的古文观念，推崇传统古文理论所强调的文章教化意义，但是，又不拘泥于传统。从他的古文观念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的理论观念的通脱。他与名重当时的柳开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异，凸显了他古文观念的独特性。

　　在《贻陈季和书》中，田锡表达了他的古文观：“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正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孟轲、苟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正，其理渊奥。厥后扬雄秉笔，乃撰《法言》;马卿同时，徒有丽藻。”在这里，田锡慷慨陈辞，主张“人之有文，经纬大道”。他明确指出了得道与失道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显然沿袭了传统的古文观念。他也提倡文学的教化作用，推许古代先贤的文章在达道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应该说，这是古代文学政治话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田锡的可贵之处并不在这里。

　　在对唐代古文思想继承的同时，田锡还有着自己惊人的创新。他深入发掘了文与道的关系，认为文章之“经纬大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激扬教义”;二是“艳歌不害于正理”。他说：

　　迩来文士，颂关箴阙，铭功赞图，皆文之常态也。若豪气抑扬，逸词飞动，声律不能拘于步骤，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为狂歌，目为古风，此所谓文之变也。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侠吾道，观其乐府，得非专变于文欤!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何以明其然也?世称韩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词，苟非关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故识者观文于韩、柳，则惊心于邪僻。抑末扶本。跻人于大道可知也!然李贺作歌，二公嗟赏;岂非艳歌不害于正理.而专变于斯文哉!

　　文章有“常”与“变”两种情形，无论是“常”还是“变”，都显示了文章存在的合理性。田锡认为，歌功颂美，乃文之常态;逸词狂歌，乃“文之变也”。李白、乐天(白居易的诗歌，都是相对于常态的“文之变也”，可是，他们的文章，即使“大儒端士”，也没有人非议。至于恢诡谲怪的李贺诗歌，却受到了韩愈、柳宗元的高度赞赏，就更加说明了变态之文存在的合理性。这说明，“艳歌不害于正理者”的创作状况是存在的，这类文章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

　　田锡关于艳歌的议论，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之语。

　　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对文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文学要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必须多种形式和多种内容并存。当时的大多数人都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云：“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词之华于理，不恶理之患于词也。理华于词则有可观。”王禹僻《五哀诗》(哀高锡)亦云：“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一个讨厌“辞华于理”，一个批评五代艳冶，对华艳的文风都不能正确对待。在这种情形下，田锡认为，只要艳歌不害于正理，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这是他经过审慎思考所提出的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在一首题为《吟情》的诗中，田锡再一次表达了关于他对艳歌的态度：“风月心肠别有情。灵台珠玉气常清。微吟暗触天机骇，雅道因随物象生。春是主人饶荡逸，酒为欢伯伴纵横。莫嫌宫体多淫艳，到底诗狂罪亦轻。”艳歌是人的情感的自然而然的流露，也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田锡反复为艳歌开脱，在当时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这种通脱的文学思想，对活跃整个宋初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田锡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这不仅因为他较早发表了关于古文的意见.而且还因为他的意见通脱与合理。围绕着“激扬教义”这一传统的文学政治话语，他阐发了一系列非常通达的见解，足以奠定他在宋代古文运动中先驱者的地位。

　　在《进文集表》中，田锡曾这样向宋太宗表述：

　　“臣闻美盛德之形容谓之颂，抒深情于讽刺莫若诗。赋则敷布于皇风，歌亦揄扬于王化。下情上达，《周礼》所以建采诗之官;君唱臣酬，《舜典》于是载赓歌之事。”这里虽然是对前代文学观念的重复，但是，其中也确实有属于田锡他自己的发明。文学应该全方位、多角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一方面敷布于皇风，揄扬教化;另一方面也应下情上达，上下沟通，用文学的手段来实现政治的目的。这是传统文学政治话语的典型特征。然而，田锡说“抒深情于讽刺莫若诗”，意谓诗歌只有在讽刺之中才能表达真挚而深刻的思想感情。他肯定文学的讽刺作用，也就是强调文学批判现实的功能。情感是文学“激扬教义”不可缺少的内容，没有情感的参与，文学便不能打动人。这种在讽刺之中所表达的情感显然是一种愤世嫉俗.发愤抒情。这其实就是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着书”，也是韩退之的“穷苦之言易好”.与后来欧阳修公所言的“穷者而后工”有异衄同工之妙。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心理学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