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之家文学发表汉赋女性角色的意义

　　本篇文章是由《文学与文化》发表的一篇关于汉代女性角色的探讨，本刊秉承开发而严谨的学术品格，以深入研究古今中外文学为核心主旨，同时注重突出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性。创刊后，刊物得到了诸多学界同仁的鼎力支持，海内外众多文学文化研究者不断赐稿，多篇文章为《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所节录或转载，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影响。

　　摘要：涉及女性角色的汉代赋作，约占汉赋作品总数的1/5，数量远远超过我们以往的印象。在众多的汉赋作品中，作家们将笔墨主要集中在神女、美女和舞女们的身上，此类女性角色所占比例远远高出普通劳动女性。对这些女性角色的研究分析，不但让我们了解到女性角色在汉赋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还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汉赋作家创作视野的焦点与盲区形成具有内在原因，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作家的创作与汉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汉赋;女性角色;审美价值;汉代文学

　　在中国文学史的记录中，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寥寥可数，而在男性作家笔下却可以看到很多生动活泼的女性艺术形象。汉代的作家们，正是利用汉赋这种新兴的文学形式塑造了诸多引人入胜的女性角色，这些艺术角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两汉深厚的文化内容，为我们今天全面研究汉代社会提供了大量珍贵而有价值的资料。

　　一、与女性角色有关的汉赋

　　根据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教授的《全汉赋校注》的统计，现存汉赋作品中，作者为男性，作品涉及到女性角色的赋作共有60篇。西汉有7位赋作家，作品14篇;东汉有25位赋作家，作品46篇。另外两汉的女赋作家还有4位，涉及到女性角色的作品共有5篇。西汉班婕妤有2篇，《自悼赋》和《捣素赋》。东汉班昭的《东征赋》、马芝的《申情赋》(只有存目)、丁虞妻的《寡妇赋》共3篇。汉代有关女性角色的赋作总数为65篇，塑造的女性文学角色达近百位，尽管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名称相当繁多，但是，归结起来只有6大类。在这6类女性角色中，西汉赋作中描写的女性角色数量最多的是神仙之女，其次是歌舞之女，属于怨女一类的，一篇是司马相如《长门赋》中的陈皇后，一篇是班婕妤哀伤自己不幸处境的《自悼赋》中的自我形象。而东汉赋作中的女性角色则比西汉丰富得多，这6种类型在作品中均有不少的展现。神仙之女中的“神女”可以说是汉赋作品中惟一可以称为文学形象的女性，她们完整而传神地跃然纸上，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艺术形象。东汉赋作从蔡邕这里开始，不但神女形象突然出现，而且美女或称为淑女以及寡妇的形象也越发地多了起来，这些角色数量的增加，反映了东汉后期社会现实的变化，文学创作审美观念的变化，现实色彩更加浓重。

　　涉及到女性角色的作品占了全部存留作品的1/5。汉赋中的女性角色，不仅仅存在于那些从题目上就可以分辨得出来的作品当中，比如《美人赋》《悼李夫人赋》《舞赋》《定情赋》《神女赋》《寡妇赋》等，同时也存在于那些所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政治讽谕类作品当中，比如《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西都赋》《西京赋》《东京赋》等。其中普通劳动妇女和其他社会底层妇女角色却是少之又少。这些创作现象的存在不能不说与汉代赋体文学所承担的“次政治功能”以及汉赋作家的身份和生活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汉赋的作者都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文化艺术修养的帝王与士大夫阶层。虽说士大夫们有时是想借助虚构的作品以达到“讽谏”政治的目的，或者是模拟屈骚之体抒发个人抑郁不得志，更或是对生活时尚或优美景物的热情吟咏，但是这样的创作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赋的创作，特别是大赋的创作，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汉赋的篇幅比较长，容量宏大，作家不但需要进行“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宏伟构思，而且还需要积累相当丰富的语汇，否则难以写出像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河东赋》《甘泉赋》《羽猎赋》《长扬赋》这样一类的宏伟作品。而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不但是作赋的高手，同时还是词书的编撰者，例如司马相如编有《凡将篇》(已佚)，扬雄着有《方言》一书，赋这种文体正好给他们提供了施展语言才华的舞台，因此马、扬二人的大赋语汇之丰富是很多作者难以企及的。其次，汉赋作品里运用了大量的成语典故，这就要求赋作家们对先秦典籍十分熟悉，否则难以在如此庞大的文体中驰骋文采，因此大赋的作者中熟悉先秦历史和儒家经典的人占有相当多的人数。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掌握并运用这种文体进行创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两汉400多年里女作家数量为什么那么少的重要原因。而当时绝大多数普通女子所接受的正统教育即《周礼·天官·九嫔》《礼记·昏义》中提出来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教育”。汉代班昭在《女诫·妇行》中对“四德”的内容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教育的目的决定了教育的内容，由于社会总体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人们根据性别的社会劳动进行分工，在观念上将妇女定义在“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的从属位置上。像班昭这样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女子在当时则是凤毛麟角，她的学养和成就除了自身的天赋和努力之外，更大程度上得益于优越的家庭为她提供的成才环境，得益于班彪、班固父兄的熏陶和教养，家学渊源和注重家教的传统。她比同时代的其他女子接受到更多、更高的教育，能够在日后有机会进入东观续修国史;向邓太后传授天文、算术，咨询政务;为马融讲解《汉书》;敢于上疏皇帝为兄长班超鸣不平，保留了那个时代女性知识分子鲜明的才情和自我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