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之家发表“干预生活”作品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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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干预生活”是我国文艺界5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创作主张，“干预生活”以其富有冲击力的理论和作品比较敏锐地、深入的表现了我国1956年前后社会转折时期的矛盾，并且鲜明地表现他们的评价和倾向，曾经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具体分析这批作品，可以发现它们仍然没有完全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阴影。本文试分析“干预生活”作品的突破和局限。

　　关键词：干预生活 突破 局限

　　“干预生活”是我国文艺界在5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创作主张。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召开座谈会，一些作家批评了我们的文学创作回避生活矛盾的现状，倡导文学作品要“干预生活”。在提出这一创作主张的同时，1956和1957年上半年，出现了一批后来被认为是体现了“干预生活”主张的作品。此类作品比较敏锐地、深入的表现了我国1956年前后社会转折时期的矛盾，并且鲜明地表现他们的评价和倾向。所以，“干预生活”不管是在文艺思想上还是在文学实践中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也存在很大的局限。

　　一、“干预生活”作品的突破

　　首先在主题表现方面，“干预生活”作品开始更多地反映和揭示社会生活的矛盾面。以《在桥梁工地上》为例，作品以记者“我”的采访过程作为描述线索，写桥梁队队长罗立正与青年工程师曾刚的矛盾。作者赋予罗立正以保守的、维持现状的思想特征，而曾刚则是不墨守成规、富于创造力的。作品的结尾引人深思，当事实证明罗立正的思想和工作方针的错误的时候，他并未因此反省自责，而是推卸应承担的责任，而且也并没有人想到要去追究他的责任。作者忧虑地意识到这才是问题之所在。这篇特写提出的问题是十分尖锐的，它实际上反映了新中国的体制中某些落后和不正常的东西。虽然这可能不是作者的清醒的认识，但是，至少说明了作者以自身的体会，已经感受到了某些自己也无法解释的政治问题，这已经是一个进步。

　　其次出现了一些对“人”和“人性”有一定关注的作品。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文艺理论和批评强调创造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形象来教育群众。而这些提倡大多是从政治层面所提出的要求，对具体的个人的情感和心灵，对自我价值的关注几乎是一个空白。在“干预生活”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些关注人物内心，符合人性、人情的优秀作品。如《本报内部消息》中对马文元从“自我”的丧失到恢复间内心矛盾的较为细致的书写是作品最为成功之处，马文元“自我”的失而复得正传达出了作者的一种理想，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救”。虽然这与政治无关，但更符合人性、人情。

　　最后在题材方面，这批作品也有一定的拓展。从延安文艺讲话开始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建国后关于小资产阶级的讨论，逐步确定了文艺的取材范围，即工农兵题材，而且主要是工农兵中的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干预生活”作品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狭窄的表现范围。在“干预生活”作品中出现了不少从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开始探讨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情感世界。

　　而且，这些作品中的一些细节也值得玩味，《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林震始终带着喜爱的小说，刘世吾冷漠的心唯有沉浸在小说中才能活泛起来，正是书给他们的精神世界以强大的支撑。这种并不是靠党组织、靠群众而是靠书籍来获取力量的细节在以往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这类作品在选材上突破了“工农兵”的框架，题材的拓宽使这类作品更深入也更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面貌。

　　二、“干预生活”作品的局限

　　虽然“干预生活”作品在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这种探索还很有限。即使是在“干预生活”作品被肯定的成绩方面，如题材的拓展、反映现实矛盾的尖锐等方面，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进步。

　　首先，在“干预生活”的提倡者看来，“干预生活”和“写真实”被顺理成章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要求作家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作家们也以实际作品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所谓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其实正是生活中的两个方面，歌颂光明面和揭露阴暗面并不能构成二者在题材上的本质区别，它们只是作家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而作品是应该艺术地揭示出生活的真实，如果没有从艺术上展现生活的真实，它同样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因此，“干预生活”其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其次，“干预生活”作品虽然在描写生活矛盾和冲突方面，显示了极大的勇气和责任感，但是，对矛盾的发展过程则有简单化的倾向。另外，在矛盾的解决上，很多作品有一定幻想的成份。如《马端的堕落》中，组织部长马端已经完全堕落成一个官僚主义者，但仍然被提拔为副书记并被通知去省里学习。看起来，邪恶的一方战胜了正义的一方，而且形势同样也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但是三封群众来信，使形势发生了逆转，最终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同样的矛盾解决方式，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也出现过。可见，作品是在刻意实现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作品为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就竭尽全力地表现矛盾当中的反面的力量，从而导致了反面力量的过于强大，如果按照这种文本逻辑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反面力量战胜正面力量的结果。但这不是作家想要的结果。当文本逻辑无法实现作者的意图时，作者就要人为的插手，通过一种象征性的强大力量来使矛盾向着作者想要的方向发展，这就使得作品的批判力量有所下降，而且似乎形成了一种解决矛盾的公式。

　　最后，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仍然存在着过于简单化的倾向。如《马端的堕落》中对马端的刻画，马端从进步到堕落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马端的所有言行都好像是为了证明他的堕落和嚣张。马端的行为如此不符合一个党的干部的要求，领导对马端的纵容就更加不可理解。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合逻辑。人物性格缺乏内涵，只是作者为了揭露某一问题的符号而已。所以“干预生活”作品中的这些人物，让人感觉好像是被贴上反面性格的标签，作品就是为了解释、证明这些标签。这样的人固然可憎，但是似乎缺少更加令人精神受到震撼的东西。

　　综上所述，“干预生活”作品在题材、主题、人物形象塑造和揭露矛盾方面有了很大突破，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的阴影。一方面，政治要求文艺无条件地为政治服务，而这必然导致文学的简单化和公式化概念化;另一方面，一旦意识到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政策又会从政治的高度要求解决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这样，在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关系上就进入了一个怪圈，虽然，在某些时期，也有过某种程度的改善，比如“百花文学”时期，六十年代初期的文艺调整时期，但是就整个三十年文学来说，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怪圈。

　　参考文献：

　　[1]洪子诚.《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王 蒙.《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66》(短篇小说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阅读期刊：《中国文化研究》

　　创刊于1993年，是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主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自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以规范的学术理路编辑刊物，以其刊登的多学科、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在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民俗学、艺术以及文化传播、中外文化交流、国际汉学研究等学术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