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法律范文马克思世界观

　　本篇文章是由《政治与法律》发表的一篇政治论文，恪守“研究政法理论，推动法制建设”的编辑方针积极推出国内外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其特点是：面向实际，不发空论;注重理论、不就事论事;力求观点新颜，言之成理，为学科建设和法制建设服务。她是政法界的学术论坛，政治理论研究的向导，政法实务工作的助手。创刊25年来,《政治与法律》以内容丰富、观点鲜明、文字精炼的办刊特色，受到中外广大读者的欢迎。

　　摘要：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其世界观经历了一个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化的历史嬗变过程。具体表现为：在大学时期，马克思形成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向唯物主义世界观转型;而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则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进行战斗;到了《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就基本完成了。而马克思正确世界观的确立，为其构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平台。

　　关键词：世界观 马克思 实践唯物主义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化阶段，那时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还是唯心主义的，只是朦胧孕育着唯物主义的成分。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则唯物主义的成分已经占了大部分，虽然还有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成分。这一时期，马克思从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即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来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首先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然后又不断的扬弃它，超越它。

　　一、大学时期—马克思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康德与费希特的理性主义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形成了他自己称之为受康德和费希特影响而产生的“理想主义”哲学。即对“应有”和“现有”关系的解读中，秉持：“现有”是“应有”的实现，当“现有”不符合“应有”时，就需要依据“应有”去改变“现有”。但是马克思很快就发现了了康德和费希特哲学思想中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黑格尔.讽刺短诗》一文中写到：“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的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1]马克思发现，康德和费希特把理想和现实、原则和实际对立起来，结果只是在空谈理想，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在现实世界面前，康德与费希特哲学显得软弱无力，加之马克思在与“博士俱乐部”成员接触后建立了同黑格尔哲学的紧密联系，因此，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马克思就同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实现了决裂。

　　1837年4月至5月期间，马克思在柏林郊区施特拉劳休养，这时他通读了大量的黑格尔著作，结识了博士俱乐部的许多成员，参加了青年黑格尔运动，开始转向黑格尔哲学。1841年3月，马克思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文章，折射出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精神世界奥秘，也体现了当年马克思的理论思考。列宁曾经针对博士论文所表述的思想评论说：“马克思在1841年大学毕业时提出了一篇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就其哲学观点来说，当时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 [2]

　　总之，从根本上来说，此时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在本质上还是属于唯心主义的。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依然是其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向新世界观前进的起点，在以后的时期，马克思明显开始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莱茵报》时期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型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遇到许多现实的利益问题，促使他表明自己的态度。当时的德国处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官僚、贵族、地主对劳动人民百般压迫。这严酷的现实，强化了马克思用哲学理论去阐述众多复杂现实问题的决心。

　　马克思认为，哲学是符合时代的需要和愿望而产生的，反过来指导现实的发展。他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3]马克思还以实际行动反对当时的“自由人”组织只强调抽象理论批判，脱离社会实践的错误观点，这个组织属于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毫不客气地淘汰掉他们给《莱茵报》撰写的文章，并给他们提出了具体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4]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必须使哲学从单纯地论述理论问题进步到和当前的政治现象相结合的高度，而这正是马克思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不可缺少的前提。

　　1836年普鲁士政府提出法案规定，未经林木占有者许可，不得拣拾枯枝，否则以盗窃论处。这是一个代表林木占有者利益而压迫贫困农民的法律，省议会居然通过了这一法律。对此，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文章。马克思严厉批判了这一反动法案，马克思认为：“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做违反森林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么法律就是撒谎，而穷苦人民则成为谎言的牺牲品。”[5]法律剥夺穷人的这种习惯，就是明显地保护林木所有者的特权。经过这场辩论，马克思更加关注了对经济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是他为贫苦农民争取权利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深刻指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 [6]这些论述，进一步表明了马克思的世界观正在向唯物主义转变。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既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又发现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质与现实不可解决的矛盾。对这种矛盾，马克思非常痛苦，于是开始打破思辨哲学的空谈恶习，把哲学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而且在实践上与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决裂，也正是这种矛盾促使马克思去清算过去的哲学信仰，逐步转向唯物主义。因此， 1914年，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写到：“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7]

　　由此可见，马克思从研究哲学转而研究经济学，是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为以后建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马克思不把哲学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便不能彻底突破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束缚，也不可能超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

　　三、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战斗

　　1843年5月，马克思移居到克罗茨纳赫，他为了弄清《莱茵报》时期尚未明确的问题，便潜心研究世界历史，于1843年7—8月间，写下了五本笔记。马克思对世界上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摘录。在摘录中，他深入考察了不同国家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所有制关系、阶级结构、国家和法的性质，以及人民群众在历史运动过程的作用等等。后来，《历史——政治笔记》的资料被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加以运用和发挥。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就多次引用这些摘录的资料。《历史——政治笔记》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马克思走向唯物主义的纽带。1843年夏天，马克思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也正是得益于这些研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第一次集中批判，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这是马克思自觉转向唯物主义的标志，意味着马克思开始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把唯物主义作为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此外，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费尔巴哈在1841年6月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此书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对当时人民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从1843年10月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已经把握了《基督教的本质》的第二版序言。正是受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启迪，即把费尔巴哈关于“颠倒的原则”，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以此来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方法论用于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就必然要求把唯物主义同社会历史结合起来，这样就必然会导致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从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当马克思根据理性国家批判德国政治制度时，是无法对理性国家本身提出怀疑的。而只有当其主动放弃旧的理性国家和理性道路等哲学名词，寻求更加现实的解释工具时，他才会跳出现存体制，从外部观察国家政治生活，审视历史发展的真实动机。因而，摆在马克思面前的一个重大的崭新课题，就是要找到一条新办法，这个办法能够克服市民社会和国家间的矛盾对立。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的核心问题就是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正如恩格斯在1869年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迫使马克思着手研究有关物质利益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他获得了一些无论法学还是哲学都不能提供的新观点。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 [8] 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观点的批判，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重要观点，进而使自己的思想前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关于家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的论证中，提出了家庭、市民社会是国家决定因素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黑格尔想使‘自由自在的普通物’——政治国家——不为市民社会所决定，而相反地使它决定市民社会。” [9]《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的世界观开始转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了。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马克思阐明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开始的。”[10]

　　四、《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转变的基本完成

　　1843年11月，马克思迁居法国巴黎。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于1844年2月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在哲学世界观发生了飞跃，基本实现了世界观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

　　《论犹太人问题》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续篇，初写于克罗兹那赫，定稿于巴黎。就内容而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揭示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裂，而《论犹太人问题》则探索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具体途径，探索了如何消除由于异化而引起的把人分裂的方法，提出了“人类解放”的口号，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第一次表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完成，表明他已经与唯心主义彻底决裂了。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科学地论证了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深入揭露了犹太人的世俗基础，已经触及到了社会经济基础问题。他指出：“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做生意。犹太人的世俗上帝是什么?金钱。”“既然这样，那么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人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 [11]马克思在分析了这一问题后指出，犹太人解放实质上是个社会政治问题。只有从政治上解决，才能从宗教中解放。既然犹太人的现实本质在市民社会得到了普遍的真正的实现，得到了普遍的世俗的反映，那么只有摆脱金钱和财产的束缚以后，才能使人类获得最终的解放。“犹太人的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人中获得解放。” [12]这样，人类的解放，就被马克思归结为消灭私有财产。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是马克思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一篇导言，从内容上看，它和《论犹太人问题》是一脉相承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了“人类解放”的任务，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则初步解决了依靠谁来完成“人类解放”这一任务和如何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