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研究40年：学术历程、学科价值与学科化发展

　　[摘要]生活方式研究是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时期一个极具特色的研究领域。生活方式研究的兴起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企盼并成为那个时期思想解放的一项重要成果。生活方式研究在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所确立的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中，其研究意义更加突显。

　　要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去理解生活方式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学理层面把它视为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范畴，要具体分析它在美好生活建构中所发挥的功能，同时要从学科理论建设上解决好生活方式研究同社会学学科理论和话语体系相融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学;生活方式;美好生活;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创新性成果之一是，把生活方式研究纳入自己的学科体系，并确立了分支学科的地位。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已把“生活方式社会学”作为特长词条收录其中。“生活方式专业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学会最早成立的专业委员会之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也最早把生活方式研究列为重点项目，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陆续出版了尝试构建生活方式学科体系的著作和大量理论与经验研究的成果。时值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标志性的时间点，我们很有必要总结生活方式研究领域的学术实践经验，认识生活方式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并探讨其学科体系化的路径问题。

　　一、我国生活方式研究的学术历程

　　我国的生活方式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差不多是同社会学学科的恢复重建同时发生的。时代是思想之母。生活方式研究的兴起有着强烈的时代呼唤背景。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社会生活的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重提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调整，唤起了人们对于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巨大热情，摆脱物质匮乏，改善自身生活，过上好日子，成为亿万人民追求的梦想。于是，一些学者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使命感对时代的呼唤做出了自己的回应。最早倡导生活方式研究的学者①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发展路线，并鉴于“早发”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把中国人获得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作为现代化的议题应有之义，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于光远先生在198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的成长》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应该将有助于人的成长和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问题纳入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层面加以考量[1]。

　　罗元铮先生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为题，提出了我国的新型生活方式的建构应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但又具有中国特点的”、并“符合人类先进文明方向”的，以平等、和谐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等观点[2];王玉波先生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提出只有“把握住生活方式的变化，才能完整地说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各个环节”等观点[3]。

　　王雅林从多方面具体论述了生活方式研究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现实理论指导意义，指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生活方式概念较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属性和发展目标，并对社会生活的组织和社会问题的合理解决能提供具体价值导向等观点[4];杜任之先生还运用生活方式观点就如何具体解决人们的“食、衣、住、用、行、乐”以及家庭、闲暇、消费生活提出具体设想，等等[5]。

　　由于社会学研究刚刚起步，这一时期有关生活方式的研究课题主要是由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素养的学者提出来的，但已有了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和问题意识。站在今天的理论和实践认识高度，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生活方式研究课题提出的重大意义，可以用“生活方式的发现”加以表述。

　　因为在此前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不但人们的生活长期处于物质匮乏状态中，疲于解决的问题是温饱，不会有生活方式意识和语言表达，而且在政治生活中生活方式常常是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使用的，讲究生活常常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学术和理论上，以往编写的各类辞书也见不到“生活方式”一词的踪影，而且在讲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也是把生活方式排除在外的。

　　因而，生活方式研究的提出无论从现实还是理论层面看，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发现”，构成当时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一时期生活方式研究处于启动和倡导阶段，因而研究的重点是提出课题，从宏观层面阐述生活方式研究的基本方向和理论问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把生活方式和人的发展纳入即将启动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和价值目标之中，牢牢把握生活方式建构的中国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属性，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但当时的研究还不主要是来自对实践经验和研究的总结，对中国化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还没有具体的认识，更多地表现出一定的理想主义情怀。从后来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出现“生活方式的困境”来看，今天我们不是真切地感到，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正需要正确的价值导向和理想之光的照耀吗?

　　1984年发生了推动生活方式研究掀起热潮的重要事件，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的任务，《人民日报》也以《重视生活方式的改革》为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党的全会《决定》具有历史意义的表述，吸引了多学科学者对生活方式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其中社会学成为那一时期的主力军，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理论构建还“输出”到和影响了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

　　在生活方式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探索上出版了《生活方式概论》(王雅林主编)、《生活方式论》(王玉波、王雅林、王锐生著)、《生活方式》(王玉波、王辉、潘允康著)、《新时代与生活方式》(刘崇顺著)等十余部专著，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试图以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为指导建立生活方式的理论、概念分析框架。

　　在应用研究方面，社会学者探讨了劳动、闲暇、消费、交往、家庭、日常生活等广泛领域的社会问题以及青年、妇女、老年、中年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城乡、各阶层的生活方式，还有的从应用理论层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活方式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对我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模式选择、生活方式指标体系、生活方式的国际比较等做了范围广泛的研究，发表论文上千篇，各种专题学术会议纷纷举办，一些研究成果还对人民生活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发挥了一定的影响，成为那一时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潮流的组成部分。

　　还应指出，这一时期的生活方式研究之所以能吸引多学科学者，是因为在社会思潮中人们对自身生活的理想主义期待之光依然闪烁。但是，因为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学刚刚处于“搭台”阶段，生活方式研究能吸纳的社会学乳汁尚不多，其理论概念体系构建尚属草创过程，由于自身理论不够成熟，经验研究多为现象描述，形成了理论研究不足同经验研究缺乏反映现实生活力度并存的现象。还应看到，这一时期虽然从事生活方式研究的人数众多，但不乏趋时性、炒热门的因素，因而一些研究在艰苦细致的探索工作方面也显得不足。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生活方式研究的热潮逐渐退去。从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发布，我国进入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物质生产力为社会生活重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生活方式研究由热潮转向常态，原有的一些从事生活方式研究的学者转移到社会学其他领域，以生活方式研究为稳定方向的学者和机构明显减少，在社会学研究的整体进程中，生活方式研究也出现某种边缘化趋势。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第一，从社会因素上看，经过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摸索，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理论上取得的突破是，创造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资本的逻辑被接纳到正式制度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使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在经济发展上创造了世界奇迹，但尚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的急剧推进和物质生产力的大发展，也出现了某种“进步悖论”，即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也陷入了GDP崇拜和市场迷信之中，资本逻辑不但主导着经济生活，也在不小程度上越界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社会主导价值观也发生了断崖式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理想主义为物质主义、金钱至上价值观所代替，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也由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此之前较长时期奉行的“市场万恶论”转变为“市场万能论”。

　　其结果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同价值观的迷失、伪文化盛行的现象并存，社会生活中出现许多消极扭曲现象和“生活方式危机”。这一时期出现的消极社会生活现象，仍然深刻地影响今天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需要正视和总结这一经验教训。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如何既要接纳市场经济，又要驾驭市场经济，把它置于“工具”的地位，将其纳入为创造人民美好生活服务的轨道，要认识到，市场价值永远不能高于社会生活方式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开放初期学者们提出的要在现代化建设中把生活方式问题置于战略地位加以考量的观点，以及要把发展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结合起来的诸多观点，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

　　第二，从学术背景来看，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伴随着社会学恢复重建进程的推进，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体系逐渐取得支配地位，而在西方经典社会学话语体系中，生活方式并不是一个种概念，而只是解释别的概念的属概念和描述社会现象的一个词语。这样，伴随着社会学“规范化”和“西化”过程，加之社会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主要传统领域，生活方式的研究包括某些人文领域的研究，则必然逐渐淡出主流地位。

　　但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的时期，在社会学研究范围内，仍保留着一个稳定地专注于生活方式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现实生活的学术参与仍比较活跃，并紧紧围绕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方式的建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五位一体”的建设等每个时期重点发展任务，从生活方式视角做了大量研究，产生了质量很高的研究成果。从现象上看，直接以生活方式研究为稳定方向的人数减少，但对生活和生活方式的研究却又在社会学研究的各领域中得到一定呈现，说明对社会的研究不论自觉程度如何，总是绕不开怎样生活问题的，所以费孝通先生才说，社会学研究要“一路有生活”。

　　二、新时代生活方式研究的学科价值

　　党的十九大把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确立为全党的奋斗目标，明确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同上世纪80年代初倡导生活方式研究时期沿袭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之间，已发生了质的跃迁，即由主要满足生存的刚性需要上升为生活质量提升的需要，由主要解决物质层面的基本需要上升为日益全面的生活需要，需要呈现出弹性大、多样化、个性化和更加突出主观意愿导向的特点，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需要明确的是，“美好生活需要”的主体承担者是一个个具体的“现实的个人”，是一个个过日子的家庭，他们对什么是美好幸福生活的价值体认和需要各不相同，而且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活幸福美好，单有生活资源拥有的条件还不够，它必然还是生活主体个性化选择和营造的过程。因而，从社会层面来看，实现美好生活奋斗目标，除了需要社会供给条件、不断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外，还必须解决一个个生活者美好生活自我建构的问题，处理好主客体的互动生成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好生活的实现必然是一个社会建构和生活者自我建构的统一过程，而如何实现两者的统一，正是生活方式研究的课题。认识生活方式研究在我国进入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学理层面如何突破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局限，创新性地认识生活方式是怎样一个概念，以及它在社会整体系统中的地位，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并在理论上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比如，从目前的学术生态上看，如果只把生活方式视为一个局限于“日常生活”狭小领域的属概念和前科学概念，那么研究它的意义将大为缩减。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渊源来自马克思的理论谱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从民族、阶级、阶层、社会群体和个人等多层次、多向度上使用了生活方式这一分析概念，为我们今天阐释生活方式这一复杂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最有意义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之作中，赋予生活方式以历史唯物主义“元概念”的地位。

　　为此，我们重点解析以下这段经典话语：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6]

　　(P24)在这段话语中，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提出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两大基本范畴，他们首先把生产方式置于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的地位，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生产方式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始终是以“人的生活的生产”为归宿的。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生产方式是“保障自己生活的方式”，恩格斯在晚年时对此曾做了总结性表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7]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生产方式不限于“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如果只停留在这样的观点上，那么同当时的庸俗唯物主义就难以划清界线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重点是生产方式“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这一重要表述就把生产方式纳入了人类区别于动物所独有的生活世界，强调了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同人类的所有活动一样，都具有“属人性”、“属生活性”，都是人的本质的确证和广义的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

　　因此，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虽然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但生活方式具有更加本体的地位，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思想的解读已超越“物质本体论”，提出了“社会存在论”、“生存论”等观点，这应视为一种理论进展。但还应进一步指出，人的特有生命存在或生存形式只能是生活，因此表述为“生活本体论”更为合适，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现实生活”、“生活方式”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的。在今天，我们需要从人类历史的基本走向的高度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

　　三、生活方式研究同社会学理论体系如何相融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生活方式研究的起步同我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由于实践需要的推动和党的《决定》的倡导，生活方式研究成为那个时期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领域，社会学恢复时期的一些重要学者也参与了生活方式的研究，加之两者的研究都处于初创时期，各自的理论体系都没有形成，所以两个方面如何整合的问题并没有突显出来。

　　但随着社会学从“搭台”走向“唱戏”，学科体系逐渐形成和模式化，生活方式研究则逐步淡出社会学的重点视域并形成了不同走向，此时，生活方式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和两者如何相融问题就突显出来了。今天，我们寻求解决之道则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需要从两个方面找原因。

　　参考文献：

　　[1]于光远.社会主义建设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的成长[J].中国社会科学，1981，(4).

　　[2]罗元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N].经济学周报，1982-01-04(5).

　　[3]王玉波.要重视生活方式变迁史的研究[N].光明日报，1984-05-02(3).

　　[4]王雅林.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问题[J].江汉论坛，1982，(10).

　　[5]杜任之.谈谈生活方式[J].社会，1982，(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1][法]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M].阎素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相关刊物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双月刊)创刊于1981年1月，原名《学习与思考》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1979年出版试刊号，1981年《学习与思考》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