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形象:西方形象学理论的中国化

　　摘要：湘西形象既包括中心文化圈民族对边地湘西的文化想象和“他者”表述，也包括湘西人自我想象，前者叫做“镜像湘西”，后者称为“湘西自画像”，二者构成湘西形象的一体两面‍‌‍‍‌‍‌‍‍‍‌‍‍‌‍‍‍‌‍‍‌‍‍‍‌‍‍‍‍‌‍‌‍‌‍‌‍‍‌‍‍‍‍‍‍‍‍‍‌‍‍‌‍‍‌‍‌‍‌‍。镜像湘西重点研究注视者文化，该镜像由中心眼中的边地、礼邦眼中的蛮族、礼乐文明与现代文明眼中的巫楚形象组成;湘西自画像重点研究被注视者文化，该画像由边缘守望中心、民族重塑蛮族、圣地颠覆匪邦三维面组成‍‌‍‍‌‍‌‍‍‍‌‍‍‌‍‍‍‌‍‍‌‍‍‍‌‍‍‍‍‌‍‌‍‌‍‌‍‍‌‍‍‍‍‍‍‍‍‍‌‍‍‌‍‍‌‍‌‍‌‍。湘西形象研究将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研究渡入中华文化圈内异域形象研究，是一国之内异地、异族形象研究的范型，这对解析边地文明的地方性知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形象学;湘西形象;边地中华

　　二十世纪至今,我们已经建立起“中国文学”和世界其他国家文学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也早就建立起来,但是“中国文学内部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还十分欠缺，这显然是很遗憾的，因为在我看来,这种民族间的文学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学’，更是建构‘中国文学’,推动民族融合，增进各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1}为此，我们试图探讨中华文明内部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濡染与激荡,开展中心与边缘的比较形象学研究。

　　我们将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研究引渡到中华文化圈内异域形象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边缘与中心，突破传统的“同心圆”认知模式。以“湘西形象”为例证，建立起一种广泛包容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多元异域的比较文化形象学。中国的形象学研究有三个维面的拓展：从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向世界各国中的中国形象拓展，从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研究向一国文化中的异国形象研究延展，从一国眼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向中国人眼中的他国形象研究扩容。

　　较之一国文化中的异国形象研究，一国之内的异地、异族研究尚处于发轫阶段，加之中国民族众多、幅员辽阔这一具体实际，这是对西方经典形象学“异国”研究范围的重要突破，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学术野地，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有作为的研究领域。湘西是边地的代表，湘西形象将一国文化中的异国形象研究渡入中华文化圈内异域形象研究，是一国之内异地、异族形象研究的范型。

　　一、湘西形象何谓：镜像与自画像

　　(一)湘西的定义

　　湘西的概念是一个流动的谱系。“族群的边界自身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其所强调的可能各不相同，且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发生变化。”{2}湘西在历史上经历不同行政区划的沿革，位于湖南的西部，处于行政边缘，地处湘鄂渝黔边区，是文化板块漂移的典型区域。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湘西是历史上国家权力相对缺失，政治控制方式多元的地区;其区域资源相对丰富,生计模式多样;该地域文化多元交融，既具有较强的非汉特征,又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可被称为“内地的边缘”{3}。

　　有学者从文化学的角度思考，归纳出漂移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行政版图，“历史长河中的湘西，是一个漂移的湘西：小湘西，大湘西，泛湘西。”{4}其他研究者从自身的研究对象出发，选择不同的湘西定义，张佑华选择唐代的湘西，“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五溪蛮’生产生活的地区。”{5}张颖选择“小湘西”的概念，“建国以后的湘西概念”{6}。

　　王萍选择“大湘西”的概念，“湘西是一个地域文化圈，包括现今的湖南省湘西土家自治州还包括张家界、怀化、以及常德和邵阳部分地区在内的区域，即‘大湘西’。”{7}笔者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湘西地域文化是在先秦神话传说中开始闪亮登场，经屈原、陶渊明、唐诗竹枝词、明代文学一直到现代的沈从文，绵延数千年，风采照人，成为汉文学当中密集而靓丽的一道绚目的景观。”{8}梳理湘西的概念，我们可以发现，湘西的概念由一组观念群组成，其属性满足表述者的需要是湘西观得以产生的根本动力。

　　(二)湘西形象的内涵

　　最先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研究湘西的是刘洪涛教授，“应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方法，研究沈从文小说中的苗族形象，便可了解，苗族文化是沈从文作为湘西代言人与外界对话的依据和支撑。”{9}另外王立教授《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兼谈中国文学中的胡人描写》等论述为我们的形象学研究提供多维视角。

　　基于此，我们提出“湘西形象”的问题与领域，并以“汉文学中的湘西形象研究“为论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杨春、张佑华、王江生等五人完成的硕士论文皆沿着文学中的湘西形象进行开掘，例如“湘西想象既是华夏中心汉民族对边缘湘西以苗族、侗族、土家族、瑶族等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的一种文学想象和文学表达，也是湘西本土民族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对湘西自我所作的一幅‘自画像’。”{10}

　　在前人文学领域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更为深广的文化领域讨论湘西形象，湘西想象的问题与领域将获得扩容与增生的研究空间，湘西形象的文化意义大于文艺意义。我们可以将湘西形象定义为既是中心文化圈民族对边缘湘西的文化想象和“他者”表述，也是湘西人自我想象的“自画像”。湘西形象具有两面性，他者表述的湘西形象我们称之为“镜像湘西”，自我建构的湘西形象，我们称之为“湘西自画像”。

　　湘西形象是中心对边缘想象的代表，应用形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中心文化圈中源远流长的“异族”“异地”之湘西形象进行系统梳理研究，是对西方传统经典形象学“异国”研究范围的理论拓展突破，是对目前学界这方面研究成果单薄的弥补，可为一国之内“异族”“异地”形象研究提供一个范例。

　　(三)湘西形象的外延

　　湘西形象的研究范围由横纵坐标系构成。横坐标是文本网络，文本不仅包括具有代表意义的文艺文本(文学、影视、雕塑、舞蹈、音乐、绘画、戏剧等门类艺术)、副文本或准文本(笔记、游记、书信等)和非文本(正史、文物、方志、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文本得以产生的文化空间(地理空间、历史空间、生活空间、虚拟空间)，中心文化圈和边地湘西的生产生活的方式都是形象得以产生、生产、再生产的形象生产场。

　　有学者对湘西形象形象存在方式的探讨值得借鉴，“湘西形象，就其存在方式而言，似可在逻辑可能上区分为眼中湘西，胸中湘西，手中湘西。”{11}将西方的形象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的画论结合提出自己的观点。文本网络构成的文本交互生产意义的空间，这就是文本间性，湘西形象的研究可以突破传统的文艺学的研究路径，开拓文本间性领域研究和地域文化的跨界研究。

　　纵坐标是湘西形象史。宏观视角包括种族、时代、环境(丹纳语)三个视角，其中民族视角需要系统梳理前现代的湘西形象、现代湘西形象的历史，找出湘西形象的变奏和转型，例如夷夏之辨中华夏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间的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关系，五族共和的政治意义和民族政策的影响力以及新中国建立开展的五十六个民族的民族识别工作都是异域形象产生的文化环境;时代视角需要考察中心文化圈中先秦神话传说时期的湘西形象、秦汉至隋唐羁縻州时期的湘西形象、宋明土司时期的湘西形象、清代改土归流时期的湘西形象、20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语境中的湘西形象。

　　湘西形象的历史一方面在总体上表现为从文化之“蛮”到政治之“匪”的历史，另一方面，像陶渊明等作家，“冒着将他者理想化的危险”(马克·莫哈语)，塑造的是一个迷人的具有浓郁异域情调的乌托邦湘西。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到沈从文小说的“别一个国度”，这是湘西形象的另一种历史，即乌托邦湘西史。有研究者概括古典湘西形象的历史轮廓具有启发意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羁縻州时期、土司时期和改土归流时期。”{12}环境视角是考察自然山水对文化圈和文化带的形成作用，民族的迁徙的路径、生产生活的方式、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区隔的形成以及文化走廊的开拓，将自然地理与历史文化地理结合起来。

　　二、湘西形象为何：中心的边地参照系

　　湘西形象何以出现，是湘西的某种属性满足了想象者、表述者的某种需要，湘西作为一面镜子成为主体确认自身身份的方式，“在我们对世界的主观经验与脆弱的主体性得以形成的文化历史环境之间，身份提供了一种理解的方式。”{13}为什么需要形象的背后是为什么会有自我与他者，自我与他者的潜台词就是差异哲学所思考的问题，语言学领域可为我们提供启发意义，“能指与所指间没有固定的天然联系，语言中一切成分被联系起来，是由‘差别’和‘对立’来决定的。这一思想后来在本韦尼斯特那里得到了发展。

　　形象学由此受到启发：若将形象制作者称为A，他者称为非A，前者只有与后者组成一对关系后才有意义，因为两者是对立、互补、互为参照的。于是，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被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研究。”{14}如果湘西是一面镜子，那么中心文化圈在这面镜子前看到的是自己，研究湘西想象重要的不是想象与湘西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研究中心文化圈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实践，湘西提供了中心文化圈的需要，既可以作为确认自身的证据，又可以作为反思和批判自身的依据。

　　这就是学界在比较文学形象领域常提的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和乌托邦的颠覆功能，湘西形象的研究主要对湘西形象的意识形态批判文本(如“蛮夷”叙事文本、“土匪”叙事文本)和乌托邦迷恋文本(如陶渊明、沈从文作品)的细读。无论是文化之“蛮”还是政治之“匪”，在功能上，湘西形象是一定社会“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所想象、表述、塑造的意识形态幻象，这一意识形态幻象进一步强化、放大了主流社会对边缘社会、大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政治优越感。

　　而陶渊明笔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作为一个迷人的异质的乌托邦湘西，其基本功能，是对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主流社会政治、伦理、文化的颠覆和解构。这样的湘西形象，就其异质性而言，颇类亨利·巴柔对“东方”的描述：“那里没有理性，却有激情、神奇和残酷，没有进步或现代化，不是身边的日常生活，而是迷人的远方，是逝去的花园或重新发现的天堂。”{15}

　　依据上文中提出的湘西形象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八个不同时期拥有不同参考价值的湘西想象，回答中心文化圈为什么塑造湘西形象?我们提出中心的边地想象的八个维面，即参考系的“八地之说”，共同构成一个“八面玲珑”形象体，由湘西形象的面的研究进入体的研究‍‌‍‍‌‍‌‍‍‍‌‍‍‌‍‍‍‌‍‍‌‍‍‍‌‍‍‍‍‌‍‌‍‌‍‌‍‍‌‍‍‍‍‍‍‍‍‍‌‍‍‌‍‍‌‍‌‍‌‍。

　　化外之地参考系，简称“外地”。湘西称为异类生存空间，具有人种学参考价值。《山海经》《诗经》等典籍中频繁出现“苗蛮”“武陵蛮”“三苗”“驩兜的后裔”，《后汉书·马援传》称“五溪蛮，皆盘瓠之子孙也。”《水经注·沅水条》称“盘瓠者，高辛氏之畜狗也。”《后汉书·南蛮传》大量记载武陵蛮叛乱的事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也是不知有汉和魏晋的异类。屈原、陶渊明远到而来湘西是被主流文化边缘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区隔人与地的惩罚方式，湘西被想象成一块异类乡土，流放的文人何尝不是心中守望着中心文化圈。

　　这是主流文化圈对自己的确认，湘西成为中心文化圈“内圣外王”的参考系，内圣强调克己复礼，湘西做为对立面是几近动物类的生存，外王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立身，通达了，也不要忘记使别人也能立身，通达。一方面中心文化圈需找异域的差异，另一方面是试图消除这种差异。这是己所欲施于人的文化权力思维模式。

　　边缘地带参考系，简称“边地”。湘西作为政治上非直属行政空间，采用“羁縻州制”，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笼络政策，试图将边远地区纳入中央的州县地方行政体系之中。湘西作为中心文化圈同化的对象纳入中心文化视野。

　　湘西遂成为主流文化圈中边缘失意者的流放之地，刘禹锡、王维、胡曾等诗人进入湘西，一方面是个体文人的进入和感同身受，刘禹锡的《晚岁登武陵城顾望水路怅然有作》、王维的《桃源行》、胡曾的《武陵溪》等具有乌托邦的颠覆功能，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的绝对优势地位不容动摇。

　　豪酋方域的参考系，简称“方域”。湘西作为政治上的地方割据政权，政治与军事矛盾重重，一是地方与中央的对抗，二是本地土民与土司之间的尖锐矛盾，湘西遂成为名不副实的行政管辖之地。

　　方属之地的参考系，简称“属地”。湘西逐渐成为真正的中央的政治版图。雍正五年(1727)清朝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统治，实行流官统治的政治改革运动。湘西地区的人才输出与文人的进入，方志、竹枝词中的湘西形象逐渐丰富起来。

　　文化飞地的参考系，简称“飞地”。湘西成为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进程的参照系。《边城》(1934)标致着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对中心文化圈问题的思索，中国的文化转型对传统文化的颠覆，现代性的进程到底给中国人带来什么，人性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转变，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的全面的鼓荡中聚变，湘西是介于乡土与都市二者时间的文化意象。沈从文是往返于中心与边地的“边际人”，其文学作品构建的“湘西世界”(赵园语)是中心文化圈重要的参考系，其文学构建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凌宇语)是与现代人类文明的对话。

　　沈从文的湘西形象区别前沈从文时代的关键是新文化运动对人的启蒙，沈从文之前的湘西仅仅是失意文人的个人眼中的湘西，沈从文与他的文学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症候，是一种审美现代性的反思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遂成为引领思潮的流派，后从文时代的文学还将继续思考沈从文的问题。

　　匪患重地的参考系，简称为“匪地”。湘西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的敌对战场，红色新中国的荣光还未笼罩下的“匪区”，红与匪形成对立，湘西成为红色专政的对象，文学、影视剧对土匪形象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进入想象的集中表现，匪患湘西从历史渡入想象，就是湘西想象的现实参考价值从意识进入潜意识之中，作为原型文化基因保留在中心文化圈中。

　　原生态景观胜地的参考系，简称“胜地”。湘西拥有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南方长城遗址、红石林国家公园、湘西的四大古镇——田园牧歌之凤凰古城、发掘秦简的里耶、千年土司城的芙蓉镇、盘瓠文化之浦市，还有德夯苗寨等村落景观都是原生态的名胜，这是与都市现代空间相对的乡土空间，具有生态美学的参考价值。自然景观成为都市对面的人与自然的生态思想，虽然这仅仅是一种想象动力建构的幻想世界，但它或隐或显地指示现实。

　　红色圣地的参考系，简称为“圣地”。革命时期，湘西为中心文化圈贡献了一个元帅、一个方面军、数个红色革命根据地。湘西成为红色叙事的对象，红色革命对土匪割据的否定产生了红色圣地的湘西形象。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湘西成为湘鄂川黔、湘鄂渝黔边区的连片贫困地区，是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湘西成为文化、政治、经济的“洼地”，文化中的红色旅游的建立以及旅游产业中打造魅力湘西、神秘湘西、演艺之都的文化品牌，用旅游营销事件将湘西形象推向旅游点、剧场舞台、文学作品、影视荧屏、自然景观、文化古城，湘西形象成为一种营销的手段和模式，湘西是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形象经济区。“圣地”区别于“胜地”，红与匪的叙事成为中心文化朝圣的“标的”，“标的”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就是中心文化的革命模式。

　　有学者提出沈从文是对蛮夷湘西、世外桃源想象改写、反写、颠覆的最后一个守望者和最初一个重写者，后从文时代(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时代)开启了生活重塑和书写模式，“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湘西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文化先进进行不懈的探索，则是湘西形象现代重塑的新篇章。

　　在当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后现代新潮中，凤凰古城、德夯苗寨、矮寨大桥、《魅力湘西》的歌舞、《天门狐仙》的灯光、宝峰湖憋气的蛙人、天门洞呼啸的飞机、吸纳了民族地域元素的超豪华五星级宾馆、市长在上海世博会上推介的空气，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湘西形象现代性重塑的神来之笔!”{16}这种中心的边地参考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间断代，各种地缘参考系之间有重叠和交叉，都作为形象的原型存在于中心文化圈的基因之中，逻辑的存在与现实的历史条件是决定湘西形象或隐或显的重要依据，目前的湘西的古典形象研究侧重以历朝历代行政区划为标志，考察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关系应从文化自身的脉络出发去分析，湘西形象的“遗传”与“变异”是值得研究的文化空间。

　　三、湘西形象何为：由文艺研究转向边地文化研究

　　(一)湘西研究：由文艺研究进入文化领域

　　文艺中湘西形象的表述最为集中，其代表性意义是形象学研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关节点。从关节点出发，我们需要疏通文化的脉络，经典文艺的形而上品格需要与现实生活的丰富性相结合，历史与想象之间的关系，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文艺中精英的视角与大众文化的土壤之间的关系需要打通，一方面疏通文艺与文化的源流关系，另一方面实现文艺对现实生存的人文关怀。高建平教授在讨论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值得借鉴，“东方与西方，本来并不是逻辑上的差别，而是地理上的区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却将一个地理上的区分逻辑化了。于是，东方与西方处处相对立，在逻辑上互为反题。”{17}

　　同理，湘西不应该因为地理上、族群上、宗教信仰上的区分而形成对立的反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批判和结构的“边”“蛮”“巫”形象，这种形象是中心文化圈采取一种俯视和矮化的态度去看待的结果。“人无‘它’不可生存，但仅靠‘它’则生存者不复为人”{18}湘西形象研究从文艺进入文化领域，从前代性的古典塑造到现代生活的重塑研究是湘西形象研究本身合法性和显学潜力的体现，湘西形象的研究问题需要学科跨界的学术思考，这种跨界的思维模式和提问方式，从西方学者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到中国学者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湘西形象成为一国之内异地、异族形象研究的范型，这种范型提出问题和开拓学术领域的方法，值得从学科的角度去延伸。

　　(二)边地中华：由单边到多边文化研究

　　地处内陆腹地被汉文化团团包围渗透的“湘西”，既是一个孤岛似的“异地”形象，也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为主体的化外“异族”形象，是“异地”“异族”形象的统一。要实现形象学的本土化，就“必须经过某种调适以加强其有效性，必须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把握它的一般性特点和特殊形态，换句话说，中国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必须具有中国文化眼光。”{19}

　　湘西是边地的代表，湘西形象是边地形象中的一边，中华文化圈内民族众多，幅员辽阔，以湘西形象为范型，我们可以考察多边的文化观念，诸如“江南”“关东”“中原”“岭南”等具有丰富文化意蕴的文学形象总体上是“异地”形象。有学者提出详细论述“边地中国”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作用和意义，“‘边地中国’———这个值得在‘文明’范畴以及文野相分的对应里重加关注的区域与话题，还有待结合古今中外的相关对照认真发掘、深入、辨析。”{20}

　　也有学者从审美现代性的视角，以边地为研究对象，建构“乡土”美学，“在乡土美学之既定学科语境中的乡土,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大工业文明出现以来,与城市在空间形态和时间性质上双重同步对立的农村、乡村‍‌‍‍‌‍‌‍‍‍‌‍‍‌‍‍‍‌‍‍‌‍‍‍‌‍‍‍‍‌‍‌‍‌‍‌‍‍‌‍‍‍‍‍‍‍‍‍‌‍‍‌‍‍‌‍‌‍‌‍。”{21}为了将文化的中国与政治中国的区别，我们可以采用“边地中华”的文化概念，考察边地文化区域，诸如百越、苗瑶与氐羌族群，佛教与藏传佛教族群，南岛语系与汉藏语系区域，“环太平洋文化圈”“阔叶林文化带”“稻作文化带”。

　　小区域中有“大湘西”的泛称是武陵山片区，也有诸如武陵山文化圈、澧水文化带的划分，这是对边地文化有益的探索，更是开掘地方性知识的途径。多边研究不仅需要从个案出发，从特殊到普遍，也要讲多边交互作为考察的空间，用“间性”哲学的范式探索中边间性和边边间性，实现超越中边二元分割的思考框架，“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语)中的每一个文化单元都有文化的平等性，关注边地文化提供的文化意义，最终真正实现“间性文化的共同体”模式。所以，湘西形象的研究要跳出湘西看湘西，从湘西形象推演到对边地形象的思考，最后以边地中华为旨归。

　　(三)间性本体论：从主客体到主体间性研究

　　比较文学形象的本体论出发点是差异哲学，“自我”与“他者”的区隔构成，形象学的研究是注视者对被注视者的想象和表述，关键是研究“他者”，由此，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研究的关键是在西方，中国的自我想象何以展开，是在自我的框架之内的想象还是进入西方的话语体系，讨论没了出路。

　　“我们应该警惕这种本来在西方具有批判性的理论运用到中国时变成民族主义情绪的帮凶、后殖民主义在西方是批判本质主义的强权话语，而在中国则演变成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工具。”{22}钱中文教授在2013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次年会上指出西方文艺理论拿来之后的实践困境，“研究和使用西方理论的时候往往表现为理论现象的简单罗列，而缺乏理论思维的穿透力。”{23}我们需要重新考量差异哲学的出发点，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话语模式之间对话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一国之内的异地、异族形象的研究可为之提供借鉴。

　　一国之内的中心与边缘，一方面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他者想象，但只要文化实现开放，文化走廊的通道得以展开，开放的文化走廊诸如丝绸之路的开辟，佛教引入，中华文化输入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展开是“间性”力量的展现。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文化政策施行夷夏的区隔，敌对的民族关系，文化障碍的建立(长城、南方长城)都是阻碍区域的交通和文化交流的案例。

　　我们认为形象学的哲学基础可以从“主体间性”哲学中获得启示，从此出发，器物流通成为多元文化圈物质交流的纽带，人物的来往(比如沈从文)成为多元文化圈的交流使者，文化的互渗是多元文化圈获得对话与最终的可能。一国之内的“跨”同样适用于异国之间的“跨”文化研究，“不想讨论‘文化自觉’这一命题的真伪，只想反思跨文化形象学通往‘文化自觉’的路径是否开放。”{24}

　　文化逻辑在文化实践中是否可能，这需要破除文化之间的区隔与障碍，走出一条异国之间或者一国之内的异地、异族之间的“跨”文化路径或走廊。如果说文化跨界和交流，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是文化得以保存、发展的基本模式，那么主体间性就是异国形象研究和一国之内异地、异族研究的本体论。

　　湘西形象既是中心文化圈民族对边地湘西的文化想象和“他者”表述，也是湘西人自我想象的“自画像”。湘西形象研究将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研究渡入中华文化圈内异域形象研究，是一国之内异地、异族形象研究的范型。从湘西形象研究的问题到湘西研究的建构，从湘西研究推演到“边地中华”研究，从注视者的他者建构发展到主体间性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可为当今和谐民族、和谐地域、和谐社会建设竭尽绵薄之力。

　　尤其在中国主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文化同质化的逼人形势下，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系统梳理建构，为“和而不同”的主体性民族形象和地域形象的“他塑”“自塑”“互塑”提供借鉴。

　　相关刊物推荐：《丝绸之路》杂志1992年9月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期间创刊于丝路重镇——金城兰州。1993年起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在1994、1999年甘肃省社科类期刊评级中，连续被评为一级期刊。2001年年底入围“中国期刊方阵”并荣膺“双效”期刊称号。2007年，被评为“第二届北方期刊奖”优秀期刊，中国核心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