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慈善性质职业教育在近代的萌芽与发展

　　摘 要 中国慈善性质职业教育的出现和发展，与近代职业教育发展一脉相承，离不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晚清是慈善性质职业教育的萌芽时期，以“技艺训练”作为核心内容，延至民国，智识教育作为职业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慈善性质职业教育中‍‌‍‍‌‍‌‍‍‍‌‍‍‌‍‍‍‌‍‍‌‍‍‍‌‍‍‍‍‌‍‌‍‌‍‌‍‍‌‍‍‍‍‍‍‍‍‍‌‍‍‌‍‍‌‍‌‍‌‍。 中国近代慈善性质职业教育，一方面注重底层民众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另一方面强调“社会公德”“公民道德”，劝善化俗的蕴意浓厚，这些都在中国近代具有重要社会价值‍‌‍‍‌‍‌‍‍‍‌‍‍‌‍‍‍‌‍‍‌‍‍‍‌‍‍‍‍‌‍‌‍‌‍‌‍‍‌‍‍‍‍‍‍‍‍‍‌‍‍‌‍‍‌‍‌‍‌‍。

　　关键词 慈善性质 职业教育 技艺训练 智识结合

　　近代以来各类教育在中国逐渐兴起，慈善界基于频仍的灾难和动荡的社会现状，也图谋创办教育进而救国救民，慈善性质的教育事业也就风起云涌，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给予了关注。

　　作者：李喜霞

　　海外学者如酒井忠夫(2010)、夫马进(2005)、梁其姿(2013)、游子安(1999)等对江南各地慈善组织中的“教养兼施”作了论述; 周秋光、黄鸿山等教授对北京香山慈幼院、江南育婴堂的行政管理、经费运转、抚养方式等状况进行探讨(1991; 2016)，提出这些慈善机构中增设比如木工、铁工、刺绣、缝纫等工艺科，欲达到“授之以渔”的目的[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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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洋、任超等梳理了近代官民合办的贫民半日学校，孤苦儿童教养院、孤儿院、宗教性质的慈幼院等从事教育活动的经费构成、学员组成、所教授课程等(2017)。 还有学者关注到抗战时期针对难童的慈善性质教育问题，探讨了包括成都慈惠堂(张晓霞、王毅，2017)、桂林儿童教养院等重要机构的慈善教育活动(陈恒慧，2017)。

　　梳理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发现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重心是慈善性质教育中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还未引起学界重视，寥寥可数的著述中的理论探讨也未跳出慈善事业“教养并重”的窠臼。 近代慈善事业中的职业教育观念浓厚，其实践是中国慈善事业近代转型的脉络之一，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一扇窗口。 本研究关注近代慈善性质职业教育的萌芽和发展，从慈善教育史的角度呈现中国慈善性质职业教育实践在近代的发展和变化，理解和反思慈善性质职业教育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近代职业教育与慈善性质职业教育

　　近代职业教育是新生事物，与劳动者自由出卖劳动力紧密结合。 中国古代没有“职业”只有“行业”，20世纪初，在中国近代报刊中出现职业和职业教育等内容的介绍，职业教育的理念遂逐渐传入国内。 就教育方式不同而言，行业教育更多的是“父传子受”，职业教育的理解则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别。 广义的职业教育认为，“一切教育皆谓之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就是准备从事某一职业的所有各种教育，学堂教育、技艺教育、通识教育均属其内。

　　就狭义之论，职业教育“乃专事训练具有社会价值的种种职业”，这里的“社会价值”其实质指的是“商品经济和大工业生产的发展”[2]29。 近代狭义的职业教育一方面说明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 另一方面强调所传授的知识与从事职业之间的直接相关性，如“机器、物理、化学、常识”等内容[3]22-24。 本研究关于职业教育的概念以狭义为准，强调个体在出卖劳动力的基础上，围绕社会发展所做的谋生之准备，尤其是“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4]4-9。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概念的引进与国破家亡的国家境地密切相关，这也是慈善性质职业教育出现的历史背景。 近代以来，灾难频仍，政局动荡不安，游民与贫民人数日渐增多。 陈炽等人指出，一国的盛衰强弱，与生产者的多少有密切关系，如果“生利者”多，则社会经济呈现发展态势，而“分利者”多，则无业游民“以坐分有业者之利”，这样生产者有限，而无业者数量过多，“以有限济无穷，则生利者殆”[5]782。 其时，西方各国对中国虎视眈眈，国际交涉日益险恶，我国经济发展又远落后于欧洲各国，“急谋根本上之改革者，培养人民之生活实力，使国无游民、家无荡子”[6]8-13，可见，减少游民使之有业可从，是解决游民与国家强盛问题的根本办法。

　　清末民初，各地慈善组织建立工艺局或者习艺所，主要以“收养游民，开通民智，收回利权，转移风气”[7]518四端为宗旨，其中使游民有所技艺是其首要目标。 让这些社会中的游民或贫民，尤其“流品较低及不安本分之徒”[8]165，使其“计口而授之食，因材而教之以勤”[9]507。 慈善性质的职业教育，就是政府或民间以“仁爱”之心行“扶危济困”的善行，自愿且免费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力图让游民或贫民掌握生产技能，积极从事社会生产。 慈善性质职业教育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国家图强、地方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近代慈善性质职业教育发展历程

　　晚清以降，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思想界逐渐占据主流位置。 近代时期的慈善事业注重职业教育也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考虑，出资少而简单的技艺训练成为首选。

　　1.技艺训练——清末慈善性质职业教育的萌发。 慈善性质职业教育技艺训练最早可追溯到同治年间。 当时，江苏苏松太兵备道台为上海难童创办教抚局，“量其材质，雇佣工匠督令其习业，限以岁时习成一艺，俾能自食其力”。 这些流落的男童所习业者，有刻字、印书、裁衣、皮匠、竹匠、洋铁、编芦、编蒲、剃头等[10]931-936。 19世纪末，天津、山东、广东等地遍设广仁堂，该堂对老羸贫民设粥厂施粥以食，而那些资质聪明、相貌端正的贫家子弟，“无论旗民，均挑入武备学堂习演武事”，而对于那些不求上进或资性愚鲁的贫家子弟，“则收入广仁堂中，工师因其性之所近教习技艺，俟年长业成听其出堂自谋衣食”，女孩子则设立纺织所，“使入堂者兼习弹花、纺线、织布各事”[11]43-44。 宣统年间，包括安图、奉天等地多设有慈善工厂，“为收容无业游民而设也，教以浅近工艺使谋生活”[12]4。 这种职业教育讲求技巧性的手艺传授，多无文牍学习之内容。

　　慈善性质职业教育在萌发之时，技艺传授成为核心内容，究其原因主要是慈善机构周转资金，以求自我发展的需要。 慈善事业中进行职业培训的机构经费多属社会善款或个人捐款，而进行技艺教育则资金花费少、见效快。 在这些慈善职业教育机构中实行技艺教育，一方面不仅材料费用在产品卖出之后即可收回，还能获得利润补贴其他费用; 另一方面，聘用工匠之费又可以通过“于行善之中而求生财惜费之法”，让学徒艺成之后充任教习，“以成业之时日多寡，为充教习之时日多寡。 如三月学成即充教习三月，来学艺者不出条金，充教习后，亦不给薪水，院中既以学徒充教习，则一年以后，并教习之费亦省”[13]2189。 因此，培养技艺能“以贸易之法行之”，可以减少经费的耗用。

　　发展之初，慈善性质技艺教育的种类选择，也以出资量少、技艺简单为要。 晚清时期，花之安在其所撰的《自西徂东》中提议，选择那些“使易成就”的，诸如“百工技艺及商贩、伙计等”[14]17是慈善性质技艺训练的最好种类。 清末民初罗振玉撰文指出，恤贫性质的工艺院应该选取出资较少、出货较易、利于民用的技艺进行传授。 他主张的最有益于教育的技艺,主要是“一曰推广中国已有之工艺; 二曰兴办中国未有之工艺”[15]2187-2192。 这些技艺，一方面对于游民或贫民来说，学习的难度低; 另一方面，这些工业所需资金少，易于开办。 妇女的慈善性质技艺训练虽不能与男子相提并论，但也可选择符合其性情的可作之事，如针线、缝纫、纺织。 游民中之年幼者，更宜“粗者教之以粗事，细者教之以细事”,并且在技艺学习期满后由政府工艺局考核，统一发给工徒“毕业文凭”，以证明其资历[16]5。

　　慈善性质职业教育诞生之初以技艺训练为先，也离不开国人对传统慈善救济方式的反思。 慈善理论家认识到，旧有的慈善救济方法仅关注物质上的救济，忽视技能的培养，传统善堂慈善事业过于注重救济，已不能适应社会之需‍‌‍‍‌‍‌‍‍‍‌‍‍‌‍‍‍‌‍‍‌‍‍‍‌‍‍‍‍‌‍‌‍‌‍‌‍‍‌‍‍‍‍‍‍‍‍‍‌‍‍‌‍‍‌‍‌‍‌‍。 单纯的慈善救济，花费大而受惠不广，“盖徒赖于施济，则贫民日众，游浪者将不绝迹，而反而害之也”。 只有传授技能给这些游民或贫民，使其“咸得自谋生计惠而不废，而所及者广，此贫民习艺所之所以要也”[17]73。 慈善教育机构必须“聘良工技师，购精机器，教之以工艺”[18]12，才是有益于将来、有益于大局的积极事业。

　　清末民初，先进的慈善家开始考虑新的慈善救济方式，欲让受救济者都能有合适的职业。 但当时这种所谓的“职业教育论”，其实质是技艺教育的意识，多注重技能的培养，“有应用专长即可”，“不求渊源之学”[19]108，重在培养被救济者自己养活自己的本领，同时在这些观念和实践中仍然存在小生产者的色彩，局限性较为明显。

　　2.智识与技艺并重——民国时期慈善性质职业教育的形成与发展。 在慈善性质职业教育技能传授强调“授之以渔”的过程中，更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理念逐渐形成，慈善性质教育机构和教育家开始思考对贫民或游民授之以一定智识，着眼于长时段乃至终生的职业发展。 早在民国初年，法国教会所创办的慈善事业——上海土山湾之工艺局就要求，入局之贫者，“先令识字，俟其粗解文义乃使之入工场学习”，技艺之选定科目“有图书科、印刷科、木工科、金工科、制皮鞋科”等，毕业期限“有三年、五年、六年者”。 学习的内容如“图书科，先习铅笔书，次水彩书，又次油书，皆以写生为主”[20]。 而20世纪20年代，浙江嵊县的慈善事业规划书中所展现出的模式，更是慈善性质职业教育智识与技艺并重的典型。

　　这部规划书对幼童从一岁入育婴堂至十八岁止，经历的育婴堂、孤儿院、职业学校三种不同教育历程有着具体的思考。 书中提议，育婴堂的孩子自一岁起至七岁，分为两个阶段，“前四年养成活泼之精神，优美之性质，后三年授以各种游戏、方子、图画、心算等”。 而后孩子们在孤儿院进行国民教育的学习，学识学习的课程包括：公民科、国文、算术、游戏，但注重工业素养的熏陶，工业教育又有“工作法、制图法、工业道德、工业簿记等”。 在孤儿院修业期满之后，女生送入女子职业学校修业六年，进行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施以完全的职业教育。 男子在预科方面与女子相仿，所不同的是在正科方面有毛巾科、木工科、竹工科、籐工科、漆画科、织布科、雕嵌科、石工科、随意科等[21]3-7。

　　在慈善职业教育开始重视被救济者智识培养之际，有些慈善机构也开始积极实践。 松江育婴堂附设广育院，系“工业学校性质”，孤童在未到习业年龄之一段时间，教以基本常识，在院长至相当年龄时，送至商店、工场，院“以时访问，或临时召同教诲”[22]169。 福州慈善性质之职业教育——福州工学院是美国传教士哈铁华尔创办，收容贫苦孤儿期初进行教育，后加设工艺部，令制作木器，籐器，并经营建筑[23]89。 广州贫民教养院智识与技艺的实践也很突出。 该教养院在维持贫民衣、食、住各种供养外，并因材施教，养成其相当谋生之技能。 这些教授与被救济者的智识，不仅围绕的是职业基本技能的养成，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注意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各种科目的理论学习，为后续职业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作了知识储备[24]41。

　　智识的培养成为慈善性质职业教育所注重的内容，这一理念也被应用于妇女的救助。 贫女的生计问题，也可通过职业教育来解决，在收养机关内，“凡能帮助他的职业的发展，都有学习的必要，至于做工的，更应当知道社会的趋势、时代的潮流、方法应怎样改良、商品宜怎样销行”[25]12。 冯玉祥在热河所创办的妇女习艺工场，强迫各妓女每日下午一时至三时赴厂学习两小时，“教以识字，并有缝纫、刺绣、纺织、图画等科”[26]738。 “图画”科讲述图案形状、比例及分类等内容，对于其他如缝纫、纺织等科来说，突出的是工业形成和发展之理。 湖南新运会拟开办妓女学校，授妓女以“缝纫、刺绣等各种手艺，并国语、珠算等应用科目”[27]29。

　　民国中后期，随着慈善性质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职业教育理念得到不断的总结与提升。 时人认为，民国中后期游民和贫民日渐增多，固然与战争、灾荒密切相关，但近代早期的所谓“职业教育”仅仅关注技艺的传授，忽视基本职业理论素养和知识的培养，这是游民和贫民无业可恃的重要原因。 这种适用的职业教育，并不是在慈善职业教育过程中一次性完成，而是在贫孤已经工作的情况下，慈善教育机构仍在其工作闲暇之时，“设法使之补习，以完足义务教育，或进而授予关于详实职业之知(智)能”，或者“每月集中一次，予以关于职业修养等指导工夫”[28]5。 民国中后期，这种慈善性质职业教育模式的核心理念是，教育不仅仅是传授技艺，而且是拓展受救济者在工业生产中不断适应社会的有效途径，这进一步增进了职业教育的效能。

　　民国中后期慈善性质的职业教育，是清末技艺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两者相比较，前者更注重受救济者长远生存能力的培养，将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相结合，注重劳动者综合素质的训练，并且这种职业教育观念与实践，与近代大机器工业发展结合起来，从社会大生产的途径考虑被救助者的生存，让受教育者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中去，展现出慈善性质职业教育的时代进步性。

　　三、慈善性质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

　　慈善性质职业教育是近代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考虑，“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身之计为主”，且“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记”，而直接原因则是“社会上中低层人士中学甚至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 舒新城观察到，民国时期各省高等小学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大部分没有职业。 以江苏省为例，“查江苏全省毕业者4983人，收容于各中等学校者不及四分之一，大部分营营逐逐，谋一业于社会”，但是小学所学内容“无可以用者也”，职业教育由此被提倡[29]239。 而慈善事业的本质便是以善心善念扶危救困，慈善职业教育就是以国家强弱为立基，思考社会弱势人群之困苦，推动被救助者个体自养自立，由此慈善机构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创办者。

　　慈善性质职业教育为中国近代底层民众的职业预备和职业选择提供了机会：“此处社会而欲提倡职业教育，诚戛戛乎其大难! 惟有一方从贫民教育下手，成效渐见，使人人知向所卑视之者，可以得食。 ”北京、南京、长沙、镇江等处，先后设立慈善性质职业教育，“收养乞丐，课以工作”，那些贫寒瞽目童子也是“课以工艺，能自谋生活”[30]328。 正规职业教育以学堂为阵地，分甲种(高级工业技术)和乙种(低级工业技术)两种不同层面的教育类型。 慈善性质职业教育以简单的技艺和低级工业教育为中心，其目的是让底层民众拥有“工艺”或“职业素养”，发展其适应社会的生产能力，满足其在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对职业发展的需求。

　　更为重要的是，慈善职业教育与普通职业教育相比，突出了职业培养与道德素养的统一，凸显了其重要的社会价值。 近代普通职业教育有着完整的系统、完备的学制、完善的经费筹备举措，这些都是慈善性质的职业教育所不能比拟的[31]33; 85，但慈善职业教育不论在其技艺训练时期，还是智识与技艺并重的阶段，由于其慈善性质的影响，劝善化俗的功能展露无遗。

　　慈善事业就是“研究如何去救济，如何去使不能独立的人能够独立，如何能够制止贫穷与困乏”[32]114。 而慈善职业教育强调的是制止社会贫穷和困乏的思考，“慈善事业中最重要之工作，为助贫人或寄生之人暂时维持其最低之生活，使渐渐脱离寄生之生活，而能独立”[33]15-21。 这种独立，不仅仅在于拥有职业而自养，还有精神心理健康之所在。 中国近代慈善教育职业一方面注重对贫民自立能力的培养; 另一方面为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

　　慈善职业教育“以贫民多愚也，故设法以智之，又以贫民之易惰也，故设法以劝之”，习艺之外，兼习国外语言课程，以求为“有用之国民”[34]197，注重“养成人人高尚之道德”[35]3，通过教育让其具有社会通常之智识，真正实现其人格和精神上的自由与平等。 中国近代慈善职业教育中的社会道德观念，强调的是个人与社会之关系，注重的是平等国民的认知。 慈善教育便是基于平等的、对社会个体尊重的人文关怀，推进了建立社会平等理念的出现：“盖人进化之方针，必使多数之民同国民教育，具有社会通常之智识，各擅其致富之艺能，人治以此激进，国殖以此增厚，贫富智愚之等差亦以此稍平。 ”[36]198近代慈善性质职业教育，更是要“必使多数之民，同受国民教育，具有社会通常之智识，各擅其致富之艺能”[37]24。 慈善职业教育理念中所蕴含的这种社会平等的公德意识，与传统社会慈善注重个人道德的私德相比，彰显了慈善性质职业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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