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寒士群体与古文的小品化

　　摘 要：作为古文支流的唐末小品文，其创作主体带有鲜明的寒士阶层的特征，这与唐宋之际门第观念渐趋消弭、出身寒微的道德才学之士积极要求晋身的时代趋势是一致的‍‌‍‍‌‍‌‍‍‍‌‍‍‌‍‍‍‌‍‍‌‍‍‍‌‍‍‍‍‌‍‌‍‌‍‌‍‍‌‍‍‍‍‍‍‍‍‍‌‍‍‌‍‍‌‍‌‍‌‍。 这些出身寒微的底层文人把社会生活中亲身经历的问题和思考凝练成文，贯彻积极用世、关注现实的创作原则，继承并发扬了中唐古文革新的精神特质，变古文之正统说理为小品杂著之辛辣嘲讽。 同时他们注意将充满艺术表现力的小品文编辑成书，以用于科举场屋省卷行卷的关键之时。 这种对小品文的重视及其阶层特点所导致的内容趋向，使得唐末小品文作家与当时的古风型诗人群体一起，其创作成就共同构成了唐末寒士文学的主体部分，决定了唐末寒士文学所具有的深广的社会意义，代表了唐宋之际隐含于社会底层的古文脉络的延续发展。

　　关键词：小品文; 寒士; 古文; 唐末

　　以直面现实、讽刺当世的小品文在晚唐咸通、乾符之时出现了创作高潮，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唐末诸家都曾致力于小品文写作。 他们在继承中唐古文运动关注现实的创作旨趣基础上，变经济世务的正统古文为刺世疾邪的小品杂著，或针对弊政而提出批评，或托史讽喻而借古比今，或寓言比兴以讽刺现实，使小品文成为晚唐古文发展的重要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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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不平则鸣”的作品凝聚了作家对时代问题的犀利批判和辛辣嘲讽，其中借助文学的表现手段来揭示深刻的政治主题，正是这些身处乱世却依然怀抱社会责任感的士人们坚持理想、关心时政的生动体现。 以往的唐末小品文研究，多集中于鲁迅先生的论断：“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 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 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

　　这一论点无疑是对此前历史印象中皮、陆、罗等人所流传已久的隐士身份的矫正，更为辩证地展现了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所形成的人格和文章特质。 沿着鲁迅的这一认识，我们若深入到当时的士人生活和社会文化背景中，尤其是此时科举中的“子弟”与“寒士”之争成为晚唐社会的焦点问题，就会发现：这些小品作家的群体阶层具有一定的共性，其作品也多产生于蹉跎科场、困于场屋之际。 因此，从这些作家的群体阶层特点入手，探讨其作品与唐末寒士文学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作者：李 伟

　　一、唐末小品杂著作家的群体阶层特征

　　历来晚唐小品文研究重点多放在皮日休、陆龟蒙和罗隐身上，这是由于他们都曾对自己数量众多的小品文进行过编辑整理，作品相对集中。 如皮日休的小品文多见于《文薮》中，陆龟蒙和罗隐则分别有《笠泽丛书》和《谗书》传世，这些书前的序文中有明确的思想阐发，而且这些文章个性鲜明、艺术成就颇高。 鲁迅先生对唐末小品文的称赞即是举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为例，当代学者中，葛晓音在《唐宋散文》中对唐末小品文的论述也是重点放在皮、陆、罗的作品上。 因此以这三位作家的文章作为晚唐小品研究的重点，本无疑义。 然而如果通览此时段的文章，还有以下几位值得重视。

　　一是陈黯。 作有《御暴说》 《本猫说》《答问谏者》《诘凤》《华心》《拜岳言》《禹诰》《辨谋》等小品文，《全唐文》载有其文十篇，其中小品文占八篇。 黄滔《颍川陈先生集序》评价陈黯的创作时曰：“先生之文，词不尚奇，切于理也。 意不偶立，重师古也。 其诗篇词赋檄，皆精而切，故于官试尤工。 ”这里的“官试”是指晚唐科举考试中的律赋，而“意不偶立，重师古也”则说明了陈黯的文章创作有崇古的倾向，当是指他在古文创作方面有所成就。 从现存作品来看，他的律赋之作没有留存，惜无从考辨; 其古文创作中则以小品文为主，主要内容为探讨社会问题，在批判中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 如《华心》针对华夷之辨，因大食国李彦升考中进士之事有感而发。 时人出于中原文化心态，认为李彦升为夷人，不宜录取。 但陈黯强调判别华夷的关键在于人之心理和教化：“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 以教言，亦有华夷乎? 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 ”而心理状态又反映于日常生活的行为趋向中：从心理上行礼义之道，即使出身夷蛮，也可视作中华之人; 与之相反，如果行为乖于礼义，则即使生于中州，也是蛮夷之类。 这就比以往简单地只从出身地域判别的标准更深一层，更加强调华夷之辨的内在文化特征。 可见其小品文具有一定的理论思辨性，与黄滔“切于理也”的评价相符。 陈黯生平，详见于黄滔《颍川陈先生集序》。 据此序，知其虽成名于乡里，却困于场屋，蹉跎半生，竟无所成。 从阶层上看，他应属寒士一类。

　　二是来鹄。 据全唐文小传，来鹄为江西豫章人，咸通年间举进士不第。 《全唐文》有其文九篇，小品文有《隋对女乐说》《儒义说》《相孟子说》《仲尼不得配祀说》《榛子云时说》《猫虎说》《俭不至说》。 从存文数量上看，小品文占据了其创作的大部分。

　　三是袁皓。 全唐文小传载其为江西宜春人，咸通进士; 僖宗幸蜀，擢仓部员外郎; 龙纪中，迁集贤殿图书使，自称碧池处士。 《全唐文》中留存有《吴相客记》《书师旷庙文》《齐处士言》等小品文。

　　四是杨夔。 《民国宜春县志》载其为袁州宜春人，《全唐文》录其《蓄狸说》《植兰说》《善恶鉴》等小品文。 杨夔终身不仕，以处士自居，与郑谷、张乔、袁皓等人相善。 郑谷称这些人为“处士”，袁皓自称“碧池处士”。 可见他们的出身都属低微，应为寒士文人。

　　五是程晏。 作有《萧何求继论》《工器解》《设毛延寿自解语》《齐司寇对》《祀黄熊评》《穷达志》《内夷檄》，《全唐文》中留存的程晏之文全为小品文‍‌‍‍‌‍‌‍‍‍‌‍‍‌‍‍‍‌‍‍‌‍‍‍‌‍‍‍‍‌‍‌‍‌‍‌‍‍‌‍‍‍‍‍‍‍‍‍‌‍‍‌‍‍‌‍‌‍‌‍。 昭宗朝《覆试进士敕》载曰：

　　其赵观文、程晏、崔赏、崔仁宝等四人，才藻优赡，义理昭宣，深穷体物之能，曲尽缘情之妙。 所试诗赋，辞艺精通，皆合本意。 其卢赡、韦说、封渭、韦希震、张蠙、黄滔、卢鼎、王贞白、沈崧、陈晓、李龟祯等十一人，所试诗赋，义理精通，用振儒风，且蹑异级。 其赵观文等四人并卢赡等十一人，并与及第。

　　程晏于唐昭宗乾宁年间进士及第。 据此敕文，程晏等及第士人皆“深穷体物之能，曲尽缘情之妙”“所试诗赋，辞艺精通”，可见其文章才华之高。 晚唐科举多以律赋应试，因此程晏在这方面当有很高造诣，惜无一文留传。 其小品文有七篇保存至今，其中《萧何求继论》《设毛延寿自解语》《齐司寇对》为借古喻今之作，《内夷檄》主旨与陈黯《华心》相同，都据时代发展对华夷之辨提出新见解。

　　六是黄滔。 与程晏同年进士及第，作有《祷说》《巫比》《龙伯国人赞》《夷齐辅周》《吴楚二医》《噫二篇》《文柏述》《公孙甲松》《唐城客梦》等。 作为唐末著名的律赋作家，黄滔《颍川陈先生集序》中称自己是陈黯的内侄，而且又和小品文大家罗隐交好。 四部丛刊本《唐黄御史文集》附录《昭宗实录》中载，乾宁二年二月，崔凝知贡举，已取进士张贻宪等25人，发榜当日，又敕第二天于武德殿复试，结果这25人中，赵观文、黄滔、王贞白等15人及第，张贻宪等5人落第; 但许以后应举，崔砺、苏楷等4人最劣，亦落第，并不许再举。 对此，《唐摭言》评论说：

　　昭宗皇帝颇为寒进开路，崔合州(凝)榜放，但是子弟，吴问文章厚薄，邻之金瓦，其间屈人不少。 孤寒中唯程晏、黄滔擅场之外，其余以程试考之，滥得亦不少矣。

　　可见，程晏和黄滔在时人眼中俱是寒士文人。

　　七是沈颜。 天复初登进士第，授校书郎，其曾祖沈既济、祖沈传师皆有文名。 唐末，沈颜为避乱而奔湖南，为楚辟为巡官; 未几，仕吴，为淮南巡官，累迁为礼仪使，又历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学士，顺义中卒。 他曾经不满于当时文章浮靡，著书百篇，仿元结聱叟之说以寓己意，故名其书为《聱书》。 小品文有《时辨》《谗国》《象刑解》《妖祥辨》《视听箴》等。 他曾与处士曹松、张凝等友善，受到寒士文学的影响。 四库本《黄御史集》序以为沈颜文风衰飒，站在雅正教化的立场上批评沈颜古文过于怨刺时政、失于激切。 但这种怨刺风气，正是唐末寒士文学的显著风格之一。

　　上述几位小品文作家，陈黯最为年长，生活时间约在文宗至懿宗年间; 来鹄大约生活于懿宗朝，程晏和袁皓的活动时间约在唐昭宗年间。 皮日休《文薮序》作于咸通七年(866)，此时他的多数小品文已完成并编于文集中。 罗隐小品文集《谗书》编成于咸通八年。 而陆龟蒙的《笠泽丛书》编成于乾符六年(879)。 可以说，唐代小品文的创作，集中于晚唐后期宣宗至昭宗年间，有的下延至五代时期。 其中陈黯时代较早，皮、罗、陆为小品文繁荣时的代表作家。 另外，来鹄和袁皓亦作有小品文，程晏、黄滔和沈颜则是唐亡前后的小品文作家。 这些小品文作家多属寒士文人阶层，只有沈颜家庭出身较高，但他与曹松、张凝等游玩酬唱，也受到寒士文人风习的一定濡染。 他们后来虽曾为官，但大多沉沦下僚，因此对底层民众生活和普通士人的艰辛深有感触，并在作品中有所反映。 在唐末至五代初这段时期，以杜牧为代表的晚唐前期古文家已退出文坛，那种长篇大论、关系国计民生的经世古文已较少见，而短小精悍、刺世讽喻的小品文在此时文坛便绽放出一束耀眼的光彩。

　　二、寒士的阶层特点与唐末小品杂著的内容趋向

　　纵观唐代古文的发展历程，盛中唐之交的元结在其讽刺杂文中继承了先秦时《庄子》等子书的传统，使小品文的创作初显雏形。 元结写作的小品文大量采用汉赋中的问答形式，通过对话的深入，抽丝剥茧，层层递进，从一些常见的生活现象中总结出深刻的道理，以达到批判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效果。 比如《丐论》，元结虚拟“或曰”“元子”“丐友”三位对话人物，以“或曰”的问题起始，“元子”和“丐友”的问答为中心，并将其置于已经濒近危机的天宝之时，将“丐”的本义予以创造性地发挥，从而使“丐友”之“以贫乞丐”而“心不惭”与“丐权家奴齿，以售邪佞; 丐权家婢颜，以容媚惑”的羞耻之态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丐”之差异背后有着士人人格崇高和卑劣之别，深刻批判了当时那些毫无节操的士人。 这种创作路数，在元结《恶曲》《恶圆》等小品文中都有体现。 而在《化虎论》中，元结在继承大赋问答结构的同时，又设事譬喻，将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作比，指出：如同虎豹鸮蟆的凶恶本性难移，那些奸邪谄媚的小人也很难回心向善。 元结这些文章“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的用意过于显直，因而造成箴戒之用和作者个体性情的不平衡，缺少形象思维和文学性。 这只是小品文发展初期的一种简单状态，与此时古文起步不久、尚未成熟的现状是一致的。

　　中唐古文运动的另两位主要作家韩愈和柳宗元，也曾以游戏式的笔墨创作了一些近似小品文的寓言文章。 如韩愈的《毛颖传》《送穷文》、柳宗元《蝜蝂传》《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种树郭橐驼传》等，都假托故事、注重叙事、描写精到，综合运用拟人、比喻、象征等文学手段，通过有限的寓言达到阐述思想、批判世风的深刻目的。 这说明，古文运动在韩、柳手中已趋于成熟，并为小品文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虽然韩、柳这些文章的文学价值很高，但并未得到时人的充分肯定。 如张籍曾批评韩愈《毛颖传》等文“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累于令德”; 裴度也曾言，要“以文立制”而不“以文为戏”。 可见，中唐文人对这种文学性较强的文章还有些异议。 就韩愈、柳宗元的整体古文创作而言，这类短小精练之文的比重也不大。

　　至唐末，小品文的创作逐渐拓展开来。 这突出地表现为其内容的严肃性和艺术表现的多样化使得小品文日益摆脱中唐时期那种“以文为戏”的品格，逐渐贴近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并在艺术表现上鲜明地呈现出作家的个性精神，从而让小品文在晚唐后期文坛为时人接受，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上述寒士作家的小品杂著创作的内容，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实录的笔法真实展现唐末的时代状况‍‌‍‍‌‍‌‍‍‍‌‍‍‌‍‍‍‌‍‍‌‍‍‍‌‍‍‍‍‌‍‌‍‌‍‌‍‍‌‍‍‍‍‍‍‍‍‍‌‍‍‌‍‍‌‍‌‍‌‍。 如陆龟蒙的《记稻鼠》，记录了乾符六年(879)吴兴大旱一事。 当时，当地连续数月无雨，农民生活举步维艰; 为求解决生计问题，农民历尽艰辛，转引远方的水流灌溉农田，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结果仍是“仅得葩坼穗结，十无一二焉”。 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府依然催租交赋，甚至“殴而骇之”，以致民不堪命。 这不禁使作者想起了《诗经·硕鼠》中诗人控诉压迫和剥削的愤慨之情。 《记稻鼠》通过对吴兴大旱、农民生活困苦不堪现状的真实写照，借《诗经》经典名篇加以议论，透露出作者对世事的感慨。 晚唐政治生活的一些新问题，在小品文中也有所反映。 其中，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体现得较为突出。 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朝的衰落，周边少数民族凭借其军事实力不断侵扰唐帝国的边境，北面的回鹘和党项、西南的南诏、南面的黄洞蛮，西北的吐蕃等都曾袭扰过河东、剑南、岭南等地。 但在这种形势中，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也不断加强文化交流，少数民族会派送一些子弟学习唐朝的文化，还形成了学习者定期轮换的制度，客观上加强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如《资治通鉴》载：

　　初，韦皋在西川，开青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 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 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于成都者殆以千数。

　　西川位于唐帝国与南诏的接壤之地，韦皋开通青溪道方便了西川与南诏的联系。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群蛮子弟相继入成都学习中原文化，历时五十年、殆以千数的数据说明了南诏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之深。 当时甚至有进士考试中录取外国人的情况。 这一情况的出现随之带来了对华夷之辨的讨论，要求时人必须以崭新的眼光来看待华夷问题。 对此，小品文中的一些篇章曾有涉及。 如陈黯《华心》突破了以往从出生身份和地域的表象特征来区分华、夷的归属，而是深入到文化的层面，通过教养举止、礼仪行为反映出的文化心态来判别，这就比前代的华夷之辨更显深入，与此观点相近的是程晏的《内夷檄》。 可见，这些关系时事的小品文都是对当时政治和民生的真实反映，通过这些小品文的写作可以清楚地了解唐末的社会现实。

　　(二)讽时讥世，借古喻今。 鲁迅先生对唐末小品文的赞美就是基于这些文章的讥刺特点，尤以皮日休和罗隐最具代表性。 皮日休的小品文多见于他的《鹿门隐书》。 他在继承《论语》等语录体形制的基础上，运用对比艺术，通过虚拟的“古”之清明来反衬出现实的“今”之黑暗，如：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 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古之隐也，志在其中。 今之隐也，爵在其中。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

　　古之用贤也为国，今之用贤也为家。

　　古之酗也为酒，今之酗也为人。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 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

　　在两两相对的句子中，皮日休借助关键字的对应替换，鲜明而深刻地揭示出他的社会理想和黑暗现实之间的距离。 这里没有具体的阐述分析，只是在犀利浅白的语言之中，通过对比的艺术手法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具有振聋发聩的千钧之力，以求批判现实、讽刺黑暗的效用。 需要指出的是，皮日休所谓的“古”实质是儒家等传统思想给予他的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简而言之，即《鹿门隐书》中所说的“古圣王”之世; 他眼中的“今”也具有高度的浓缩性，代指当时社会的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如为官的士人大多尸位素餐、毫无理想大志和社会责任感，藩镇战乱引造成的凄惨世相，以及人各为己的自私自利。 皮日休的这些文句看似简单，其实是他从现实生活中精炼而成的深刻的人生感悟，在嬉笑怒骂的讽刺中透露出一股末世的悲凉之感，有着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

　　相比于皮日休的讽刺小品文，罗隐虽然也是以古喻今，但其艺术手法有着明显的个性特征。 在《谗书》中，罗隐撷取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故事，即事起意，虽然是在讲述古事，却处处影射出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黑暗政治。 在借助历史故事的基础上贯以己意，作出精彩的翻案文章，这是罗隐小品文的艺术特色。 如《叙二狂生》中，罗隐俨然把祢衡、阮籍当作自身写照，而祢、阮所处的时代也和罗隐当时的唐末乱世相仿，祢衡和阮籍的生不逢时和不平之鸣其实都是罗隐身处乱世却志不得伸的一种映照，这也是当时士人面对的普遍性问题。 罗隐思想的特异之处在于他能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不敢发之言。 如《伊尹有言》《三叔碑》中，历来被儒家经典奉为圣贤的伊尹和周公在罗隐的笔下却成为不合法的谋篡之臣。 这种改头换面其实并不是对伊尹、周公个人的否定，而是借以批判唐末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以及“君若客旅，臣若豹虎”社会现实的工具。

　　由此可见，作为晚唐讽刺小品文的代表人物，皮日休和罗隐关注现实的精神是一致的，只是思路和方式不同。 皮日休强调古今对比，在反差中显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罗隐则是借古喻今，通过翻案文章映照现实，以求发人深省的效果。

　　(三)愤激时世，从寒士立场的自身处境出发，抒发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悲感，实质是对当时压抑才士和科举制度的不公正的批判。 皮、陆、罗以及陈黯、来鹄等人都曾多次参加科举，有的虽中进士却没有施展抱负的机遇，而更多的是蹉跎科场、久困场屋。 如罗隐“十上不中第”，陈黯也是多年应举而不中，皮日休的登第还是缘色目员额而进，即当时俗称的“榜花”。 《南部新书》载：“大中以来，礼部发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为曰榜花。 ”但登第后的“榜花”往往屡受士子嘲弄。 这就可以想见皮日休中进士后的处境‍‌‍‍‌‍‌‍‍‍‌‍‍‌‍‍‍‌‍‍‌‍‍‍‌‍‍‍‍‌‍‌‍‌‍‌‍‍‌‍‍‍‍‍‍‍‍‍‌‍‍‌‍‍‌‍‌‍‌‍。 寒士文人往往无法通过科举顺利地进入仕途，那么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批评不公正的科举制度也就成为他们小品文中的重要内容。 如皮日休在《鹿门隐书》所言：“古之用贤也为国，今之用贤也为家。 ”皮日休理想中的“古代”是真正为国家选贤用能，而现实却是出于维护个人私利，这样的“选贤用能”并不能真正选拔有用的人才，因此寒士文人入仕无门。 另如罗隐《叙二狂生》中曰：

　　苟二子气下于物，则谓之非才。 气高于人，则谓之陵我，是人难事也。 张口掉舌，则谓之讪谤。 俯首避事，则谓之诡随，是时难事也。

　　文中的祢衡和阮籍，实际是罗隐的自画像。 他们的处境也就是罗隐当时面对的时势：故作低下则会被人轻视，而要展现真才实学则会招来旁人的非议; 如果开口言事会被人视为“讪谤”，而要委曲求全则又被目之为“诡随”。 生于唐末乱世，寒士文人缺少援引汲誉的机会，处处受制于人，个性无从施展。 “人难事”和“时难事”的感慨中透露出罗隐“生不逢时”的身世之感，其中也隐约抨击了国家不能用贤的时弊。

　　(四)政治问题的探讨。 如沈颜的《妖祥辨》对传统的祥瑞和妖异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麒麟龙凤代表的祥瑞和天文错乱、草木变性的灾异并非决定国家政治好坏的因素，国家的清明源自君明臣忠、百司称职，衰亡则是由于信任谗佞、弃贤逐能。 沈颜把人事的因素视为真正决定国家兴废的“妖祥”，这就打破了以往那种过分政治附会的错误倾向，抓住了治理国家的决定性因素。 《象刑解》《时辨》、陈黯《诘凤》《辨谋》等，都属此类。 虽然这样的文章没有过多文学性的渲染，说理色彩浓厚，但对政治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发人深省的新颖结论总能让读者眼前一亮。 在小品文中直面政治问题，可以说是晚唐小品文内容方面的重要突破。

　　通过上述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唐末小品文已经日益贴近政治生活和社会现实，其创作中注入了作家们对社会、历史和人生的诸多深入的思考，其文体地位大为提升，超越了中唐人“以文为戏”目之的尴尬。 其表现范围的扩大和严肃性内容的探讨无疑从整体上推动了小品文向着更广阔的空间发展。 同时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和文体的丰富性，使得小品文在贴近政治主题时依然洋溢着活泼的文学化色彩。

　　唐末五代小品杂著所深具的批判价值是与这些作者的出身阶层密切相关，这就与当时那些身居高位且出身高门的文人形成鲜明的而对比。 唐末五代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乱世，这対士人的心态和政治趋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大量出身低微的寒士积极要求政治仕进，改革政治弊政，正在成为唐宋之际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 他们的这种诉求与魏晋以来以门第取士的传统形成此消彼长的态势，因此就出现了“子弟”与“寒士”之争，这也成为唐末五代科举取士的一大社会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雅颂美饰”与“政治讽喻”成为唐末五代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态势，成为主导此时古文创作的思想文化观念。

　　以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为代表的小品杂著作家，由于出身底层，深入接触社会的政治冷暖，其作品尤为强调对社会问题的积极批判意义。 他们直面现实的政治弊政，不仅深刻揭露种种真实的社会面相，而且将浓郁的感情悲慨融入文中，使得其文章代表着“政治讽喻”传统在唐末五代的延续与发展。 与此相联系的是，唐末小品作家黄滔在《与王雄书》中肯定时人行卷中的“指陈时病俗弊”之作，同时表彰王雄能在“尚辞鲜质”的不良文风中突出元结和韩愈古文作品中关注现实的品格，指示了其所具有的救文道之衰的重要意义。 与之时代接近的吴融在《禅月集序》中也大力提倡“乐府”的政治讽喻和美刺精神，从而突破了单纯礼乐颂美的文学观念，更加强化了有益于事的讽谏文学观。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时虽然政治危局已难于逆转，唐帝国面临着藩镇、宦官和周边少数民族侵扰等内外交困的局面，但身居高位和出身高门的文士依然写作各种歌功颂德的文章，为冠冕堂皇的典礼仪制上粉饰太平。 这一“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创作观念，秉承的是儒家功成而制礼作乐的文化传统。 正如中晚唐之际士人王泾《大唐郊祀录序》中所言：

　　臣闻在昔圣王之御宇也，仰则观天以知变，俯则考地以取象，因顺变之道，作为礼乐，化成人文以光天下者，莫大乎郊祀。 著之方策，岂微臣谍一二所能尽? 臣闻礼有志诚，非玉帛无以见乎外; 乐有志节，非钟磬无以达乎中。 故自五帝殊时，三王异礼，莫不因之沿革，观损益焉。

　　这种重视礼乐颂美的观念在唐末五代的乱世除了粉饰太平外，几无政治上的实际功用。 唐末昭、僖时期的郊祀活动极为频繁，为此活动而作的官样文章可谓宏大，但当时政局的混乱已经难以控制，唐末农民起义的蔓延态势无可遏抑。 这些礼乐活动与动荡时局形成了令人嗟讶的鲜明对比。

　　因此，唐末小品杂著的思想意义只有依托于作者的阶层属性，才能得以彰显。 只有将其所代表的讽喻观念与雅颂文学观进行对比，才能更显著地看出其内容背后的思想和社会文化价值，特别是在唐末五代这样的衰乱之世。

　　三、唐末寒士文学的社会意义

　　政治性和文学性的有机统一意味着小品文成为晚唐寒士文人充分展示自我个性和体现社会责任感的有效文体，成为延续中唐古文革新精神品格的后劲。 因而罗隐和皮日休都极为重视小品创作，把自己写作的大量小品文编辑成书，在科举应试之前用以行卷和省卷。

　　皮日休将自己的小品文编辑成书以作省卷之用，这在《文薮序》中有所体现：

　　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来别墅，编次其文，复将贡于有司。 登箧丛萃，繁如薮泽，因名其书曰“文薮”焉。 比见元次山纳文编于有司，侍郎杨公浚见文编叹曰：“上第污元子耳。 ”斯文也，不敢希杨公之叹，希当时作者一知耳。 赋者，古诗之流也，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离骚》者，文之菁英者，伤于宏奥。 今也不显《离骚》，作《九讽》。 文贵穷理，理贵原情。 作《十原》‍‌‍‍‌‍‌‍‍‍‌‍‍‌‍‍‍‌‍‍‌‍‍‍‌‍‍‍‍‌‍‌‍‌‍‌‍‍‌‍‍‍‍‍‍‍‍‍‌‍‍‌‍‍‌‍‌‍‌‍。 大乐既亡，至音不嗣，作《补周礼九夏歌》。 两汉庸儒，贱我《左氏》，作《春秋决疑》。 其馀碑、铭、赞、颂，论、议、书、序，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 较其道，可在古人之后矣。 《古风》诗编之文末，俾视之粗俊于口也。 亦由食鱼遇鲭，持肉偶巽。 《皮子世录》著之于后，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 凡二百篇，为十卷。 览者无诮矣。

　　文中明确指出，自己在咸通七年(866)编书，是效法元结以“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为宗旨编辑《文编》的行为，并要将自己的文章“贡于有司”，此即是省卷之意。

　　罗隐将《谗书》编好后，屡次呈于达官显贵以求汲誉，这从其今存书启中可略知一二。 如：

　　《投秘监韦尚书启》：“以所著《谗书》一通，寓于阍吏。 退量僭越，伏积忧惶。 ”

　　《上太常房博士书》：“某前月二十五日，以所著《谗书》一通上献。 ”

　　《投蕲州裴员外启》：“某月六日，辄以所著《谗书》一通，贡于客次。 ”

　　《投郑尚书启》：“某前月某日，辄以所为《谗书》一通，贡于客次。 ”

　　而且他在《谗书重序》中曰：“然文章之兴，不为举场也明矣。 ”此序是罗隐咸通九年(868)所作。 此前一年，他曾编好《谗书》，然并未中第。 咸通九年，她又因庞勋兵乱而无法赴试，故在此否定为科举考试而作的观念。 可见罗隐编《谗书》的目的，就是用于科举考试的行卷。 对照罗隐有关《谗书》的两篇序言，重序中特别指出“然文章之兴，不为举场也明矣”，明确标出反对只为科举作文的不良趋向; 但其现实做法却反证了最初的《谗书序》正是为了科举应试。 咸通九年，庞勋兵乱，身在江东的罗隐无法到京，朝廷也以此为由诏告江南士子不宜参加当年的科试。 出于愤激之情，罗隐在《谗书重序》中说出了文章不为科场之言。 但其编辑《谗书》以用于科举行卷的初衷，在两序的对照中其实已很明显。

　　皮、罗两人几乎同时编小品文成书用以省卷或行卷，其中当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小品文自身品格的提升，和当时科举考试风气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风气密切相关。 从此时小品文内容看，皮日休主张为文要“上剥远非，下补近失”，几乎篇篇继承讽喻传统; 而罗隐也强调自己“不能学扬子云寂寞以诳人”，“有可以谗者则谗之”，其文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批判格调。 皮、罗二人的主张恰好适应了晚唐科场行卷中强调经世之论的倾向。 如《南部新书》甲编载：

　　李景让典贡年，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 榜出曰：“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 ”复言因此罢举。

　　这里所说的“动涉虚妄”，反映了晚唐一股崇尚诙谐滑稽的文学风气。 李复言曾有传奇小说集《续玄怪录》传世，有人怀疑《纂异》与《续玄怪录》是一部书。 但不管怎样，在科试主考官李景让看来，《纂异》的“动涉虚妄”不合于省卷、行卷所需要的文章事关经济的要求。 而皮日休在《文薮序》中，大力主张文章要有“上剥远非，下补近失”之用，不尚空言。 罗隐也在《谗书序》《谗书重序》等中明确指出，不做“寂寞以诳人”的扬雄，而是要“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 这种抑扬褒贬、关注现实的精神，与晚唐时期对科举考试前行卷、省卷中的文章要求是一致的。

　　与皮、罗几乎同时活跃于诗坛的一批寒士诗人的刺世之作以及他们的生活经历，也和皮日休、罗隐在咸通年间小品文的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切关系。 从皮、罗创作小品文的时间来看，同时的诗坛还有一批擅写古风诗以刺世讽时的寒士诗人，其中的代表包括曹邺、刘驾、于濆、邵谒、聂夷中、杜荀鹤等。 他们虽没有元、白那种题旨明确、声势浩大的外在诗派形式，但风格的近似和创作内容的趋同足以构成唐末这支重要诗歌流派的特征。

　　曹邺等人继承中唐元、白所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创作传统，强调诗歌必须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 他们的作品更是以内容充实、刚健质朴的艺术特色，明确反对晚唐诗风空乏贫瘠、绮靡艳冶的不良倾向。 如曹邺效仿元稹《筑城曲》五解而作《筑城》三首，运用乐府笔法描写了筑城人夫妻之间的分别悲伤和徭役的沉重，反映了苦役的无休无止迫使农民即使生还也必然是家破人亡的社会惨状。 诗的结尾，诗人评论和控诉了这种社会黑暗，以为筑城的结果只能是“化作宫中火”。 《战城南》虽用乐府古题，却是指责当时藩镇的彼此攻伐带给人民生活的苦难，而那些将帅却奢侈淫乐，两种生活的鲜明对比所隐含的愤激之情不言而喻。 另如与曹邺友善的刘驾，也作有《战城南》一诗，但是以几个典型意象的组合来表现战争带给平民的深重灾难。 其《反贾客乐》一诗，则以商旅的行路危险反衬“农夫更苦辛”。 由此可见，曹邺和刘驾在诗歌内容与反映沉重的社会现实方面是一致的。

　　相比于曹、刘的创作投入来说，于濆在理论上的主张更显明确，他不满于当时“拘束声律而入轻浮”的诗风，创作《古风》三十篇，在短小精悍的篇章中展示厚重饱满的社会生活内容‍‌‍‍‌‍‌‍‍‍‌‍‍‌‍‍‍‌‍‍‌‍‍‍‌‍‍‍‍‌‍‌‍‌‍‌‍‍‌‍‍‍‍‍‍‍‍‍‌‍‍‌‍‍‌‍‌‍‌‍。 其《塞下曲》中，紫塞、黄沙所覆盖的边塞已不是盛唐的那种豪情象征，而是大战之后横尸荒野的凄惨之地; 最后两句“卫、霍徒富贵，岂能清乾坤”，则是以反诘的口吻讽刺了那些自比卫、霍的将领其实只是贪图自己的富贵，根本没有所谓澄清寰宇、立功边塞的雄心大志。 其《陇头水》中对战场惨不忍睹的意象描写，揭示了当时战争中“杀成边将名，名著生灵灭”的历史哲理。 它如《宫怨》 《思归行》 《古别离》 《青楼曲》等诗，从多个方面展示了当时底层民众生活困苦、士人科举不第的苦闷等社会现实。

　　以上诗人作品有着强烈关注现实的精神，刺世之意明显，不同于晚唐那些风花雪月的绮靡之作。 因此，辛文房《唐才子传》中称赞曰：

　　观唐诗至此间，弊亦极矣，独奈何国运将弛，士气日丧，文不能不如之。 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不见补于采风，无少裨于化育，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 于濆、邵谒、刘驾、曹邺等，能反棹下流，更唱瘖俗，置声禄于度外，患大雅之凌迟，使耳厌郑、卫，而忽洗云和; 心醉醇醲，而乍爽玄酒。 所谓清清泠泠，愈病析酲。 逃空虚者，闻人足音，不亦快哉。

　　皮、罗等人的文学创作，不仅小品文风格与曹、刘、于等类似，其诗论、文论主张和诗歌风格亦复相通。 皮日休赞同古乐府传统的美刺比兴，反对侈丽浮艳的诗风。 罗隐诗中亦多讽刺之作，如《江南别》《铜雀台》《隋堤柳》等，表达了对权贵的讥讽和唐末国运日衰的忧虑。 由此可见，皮、罗的诗作和曹、刘、于等古风诗人属于同一种文学思潮影响下的结果。 他们的小品文与此风格类似，也应看作关注现实的文学精神在当时的集中反映。 而要追问这一文学趋势集中体现在皮、罗以及古风诗人诗作中的原因，当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身份特征相关。

　　他们的经历中都充满着普通寒士所必有的艰难坎坷，多年底层的生活让他们可以更多地接触到普通民众的艰辛困苦。 其诗作中的描述绝非虚言，而是对真实生活的反映。 而且在这种艰苦的磨砺中，他们依然能始终坚持正义，反抗现实的黑暗和不公，其作品正是这种生活和个性的真实体现。 如曹邺曾累举不第，后受中书舍人韦悫引荐而被裴休擢为大中四年进士; 咸通四年，因白敏中怙威肆行而议其谥为“丑”; 六年，又以高璩交游丑杂而议其谥为“刺”; 此后，又任主客员外郎、洋州刺史等职。

　　可见曹邺虽然有着屡试不第的科场艰难，但在入仕之后仍能仗义直言。 再如刘驾，初举进士不第，寓居长安数年; 大中三年，进献《唐乐府十首》，贺收复河湟之地; 六年，登进士第，后官至国子博士，不久卒。 又如于濆，年轻时曾流寓各地，远入边塞，咸通二年登进士第，但仕途不达，官终于泗州判官。 而皮日休出身贫寒，咸通年间多次科试不第，故四方游历，看到很多底层民众生活的凄惨，其《三羞诗三首并序》记录了当时政事和南方战事影响民生疾苦之状。 而罗隐诗文，则有基于自己亲身感受的科场落第之悲。 这也是当时许多寒士文人共同经历的无奈。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皮日休与罗隐将小品文编辑成书的时间与咸通七年温庭筠奖拔邵谒等创作古风作品的寒士诗人之时甚为接近; 他们当时的经历和序文，也能反映出时人科试心态的一些侧面。 这说明，皮、罗两位唐末小品文大家的创作与此时寒士诗人古风诗歌之间存在一致关系。 在《文薮序》中，皮日休表示自己是效法元结“纳文编于有司”，这就说明《文薮》就是按省卷的要求在科试之前将自己选好的诗文呈送给礼部。 而咸通七年十月，身为国子助教的温庭筠在担任试官时，榜进了当时士子的三十多篇诗作。 其《榜国子监》曰：

　　前件进士所纳诗篇等，识略精微，堪裨教化。 声词激切，曲备风谣。 标题命篇，时所难著。 灯烛之下，雄词卓然。 诚宜榜示众人，不敢独专华藻。 并仰榜出，以明无私。 仍请申堂，并榜礼部。 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试官温庭筠榜。

　　其中“识略精微，堪裨教化”的诗文，指国子邵谒、李涛等讽刺时政、有助教化的诗赋数十篇。 由此可见，温庭筠在职期间公正无私，同情并奖拔寒苦士子，并因而触怒宰相杨收。 此事在当时影响甚大。 所以皮日休于咸通七年五月省卷的对象中，应包括关心寒士文人且喜好刺世诗文的温庭筠。 另如《唐诗纪事》卷七十《温宪》条载：

　　温宪员外，庭筠子也。 僖昭之间，就试于有司，值郑相延昌掌邦员也，以其父文多刺时，复傲毁朝士，抑而不录。

　　在时人眼中，温庭筠诗文的刺时特征明显，这甚至耽误了其子温宪的仕进。 由此足见温庭筠诗文在当时的影响之广。 而温庭筠对邵谒的赞赏，与他自己的创作特色密切相关。 温文在当时的影响，应也传到皮日休等文士那里，并对他们的省卷和创作产生一定作用。 如罗隐咸通八年作《谗书序》曰：

　　生少时自道有言语，及来京师七年，寒饥相接，殆不以似寻常人。 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为书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 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 苟如是，予之旧乃自谗耳。 ”目曰《谗书》。

　　序中将“他人”的成功与自己的沉寂作鲜明对比，透露出浓重的牢骚之气。 本序作于此年二月。 结合咸通七年十月温庭筠“榜国子监”之事及其对邵谒等人的揄扬、罗隐当时在京师生活已久并一直为科举及第而努力等事，知此序中的“他人”，应是指创作刺时诗文的邵谒等人。 这也说明，罗隐其实也承认自己的小品文与邵谒等人诗作具有类似风格，均属于同一种文学风气影响下的产物。

　　作为当时的寒士文人，以皮日休、罗隐、陆龟蒙为代表的唐末小品文作家，没有醉心林泉，逃避现实，而是以普通文人的视角和真实的感受，满怀社会责任感地在小品文中关注重大的政治问题，反映社会现实。 他们的小品文中，既有底层民众的疾苦悲欢，也有寒士文人的艰辛无奈。 在表现这些生活内容时，他们借助了对比、寓言、隐喻等文学手段。 这无疑有效提升了小品文的社会意义和文学品格，使之成为继正统古文余绪的新兴文体样式。 同时这些小品文又和当时的古风诗歌创作声气相通，彼此互动，随着科举制度日益成为寒士晋身的重要保障的时代风气的影响，在诗、文两大领域共同构成了晚唐时期关注现实精神的寒士文学创作。 因此，这些讽时刺世的小品文也代表着古文余脉在唐末的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