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夏衍力作及其记录的重要广州大轰炸史料

　　摘要:广州时期的夏衍有不少作品处于散佚状态，《在轰炸中生活》就是其一。此作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夏衍研究资料已有提及，但始终未见披露，呈现一种由“隐现”而“消失”的状态，且相关记载也值得辨析。此作初刊1938年6月29日上海《导报》第一版，后载1938年7月7日成都《新新新闻每旬增刊》创刊号，是夏衍又一篇描写广州大轰炸的力作，堪称夏衍名作《广州在轰炸中》的姊妹篇。《在轰炸中生活》表达更为曲折、细腻而又不乏机智与幽默，包含更多夏衍对自己及同人“在轰炸中生活”的个人化记录和书写，也更见理性深度与反思力度，具有重要文学价值，也是研究广州大轰炸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夏衍;佚文;广州大轰炸;《新新新闻每旬增刊》;《导报》

　　《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6期刊有小文《新发现夏衍1941年纪念鲁迅的集外文———从夏衍研究说起》，从基本文献整理，年表、年谱、传记等重要资料编写等方面讨论“与夏衍地位不相称的夏衍研究”，指出夏衍研究的“滞后与羸弱”，“呼吁更多的学人关心夏衍研究，投身夏衍研究，推动夏衍研究的新崛起和再出发”[1]。随后果然有勤勉的“80后”才俊持续推出成果，比如金传胜、邱晶晶的《夏衍佚文钩沉》(《上海鲁迅研究》2016年冬之卷)，以及宫立在《剧作家》先后发表的《夏衍在〈黄白丹青〉公演特刊上的一篇佚文》(2016年第6期)与《夏衍佚文两篇》(2017年第5期)等。但新见夏公佚文力作《在轰炸中生活》，确乎未见学界披露讨论，今作脞谈。1937年8月31日，日军首次空袭广州。1938年10月21日，余汉谋部弃守广州，广州沦陷。

　　在近14个月的时间里，广州遭遇了日军的疯狂轰炸，灾情非常惨烈，损失相当惨重。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旷世大轰炸中，当时生活在广州的文人如巴金、夏衍、司马文森、靳以、祝秀侠、草明等都留下了一批兼具纪实性与文学性的作品。其中夏衍作品已收入《夏衍全集》的就有《对全世界人士的一个急迫的呼吁》《把这旷史的惨剧记录下来》《广州在轰炸中》《向全世界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运动大会呼吁:反对轰炸，需要切实的制裁》等。

　　其中最具艺术性与影响力的作品，当首推《广州在轰炸中》。夏衍曾回忆说“在《救亡日报》的四年间，除剧本外，平均一天总得写一千五百字以上，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2]。“什么也没有写好”虽是自谦之词，但从中也可见夏衍自我要求之高。而“平均一天总得写一千五百字以上”的创作量，与目前所知的夏衍1938年1月至10月在广州居住期间的作品体量尚有较大差距。广州时期的夏衍应当还有不少作品处于散佚状态，《在轰炸中生活》就是其中之一。

　　一、“隐现”“消失”与必要的辨析

　　翻检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夏衍研究材料，就会发现《在轰炸中生活》曾在不少研究资料中提及，却始终未见披露，呈现一种“隐现”状态。兹举数例:①1980年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夏衍专集》之《夏衍著译目录索引》有“《在轰炸中生活》(1938)”条，出处是“(成都)新新新闻每旬增刊创刊号”[3]。②1983年第3期《抗战文艺研究》刊有陈坚的《抗战烽烟中的夏衍(上)》，有“夏衍自己又写了《广州在轰炸中》《在轰炸中生活》《把这旷史上的惨剧记录下来》等五六篇文章，如实地报道了这场骇人听闻的惨剧”[4]之说，同样内容又写入陈坚的《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5]。③

　　1983年9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之《夏衍研究资料》，其中陈坚辑录的《夏衍著译系年(1919—1981年)》有“《在轰炸中生活》”条，所系出处与署名为“载《新新新闻》1938年6月《每日增刊》创刊号，署名夏衍”[6]，此书后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总纂的《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相关内容没有变化。④

　　1990年12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巫岭芬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之《夏衍研究专集》，其《夏衍著译系年(1919—1989)》也有“《在轰炸中生活》(散文)”条，系其出处为“成都《新新新闻》每旬增刊1938年7月创刊号”[7]。⑤1994年12月出版的周斌著《夏衍传略》，也称“他怀着极大的愤怒，接连写了《广州在轰炸中》《在轰炸中生活)》《把这旷史上的惨剧记录下来》等文章，向全世界报道了这惨绝古今的惨闻，揭露和控诉了日寇禽兽不如的残暴行径”[8]。由此可知，在1980年到1994年的10多年时间里，夏衍的这篇作品被多种资料反复提及，几乎是呼之欲出了。

　　然而，它的具体内容却始终未见披露。不仅未见披露，而且在后面的几种夏衍传记里面，它甚至神奇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比如1997年9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陆荣椿《夏衍评传》第九章虽列有“报告文学作品一束”节，但所谈也只是“《广州在轰炸中》《广州最后之日》《长途》《粤北的春天》《广州湾通讯》《上海见闻别记》和《走险记》”[9]，所附的《夏衍主要译作、著作、文章目录汇编》也没有了《在轰炸中生活》的踪迹。

　　更有意思的是，曾经多次提及《在轰炸中生活》的陈坚先生，在其后来的《夏衍传》(与陈抗合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夏衍》(与陈抗合作，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世纪行吟———夏衍传》(与张艳梅合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及最新的《夏衍传》(与陈奇佳合作，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年版，陈抗原名陈奇佳)中，都删除了关于《在轰炸中生活》的内容。究其原因，不知是不是和研究者查询此文无果，认为当年的记载不准确有关。事实上，前述5种记载的确有值得辨析之处。首先，就篇名而言，《在轰炸中生活》只是目录页上的题目，而正文中的标题是《在轰炸中的生活》。

　　从表达效果看，两个题目各有千秋，《在轰炸中生活》侧重“生活”，“生活”可以视作动词，是动态的，有延续感与全息性;而《在轰炸中的生活》强调“轰炸”，其后的“生活”是名词，是静态的，有凝固感与平面性。笔者起初以为，在这两个不一致的篇名之间，在衍文与脱字之间，脱字比衍文发生的几率要大一些，《在轰炸中生活》可能是《在轰炸中的生活》脱一“的”字所致;但看到此期《编辑后记》提及此文题目时也称“《在轰炸中生活》”后，就不由得改变了观点。因为目录和后记本来就是编校人员比较着力的地方，同时出现文章标题《在轰炸中的生活》脱一“的”字之可能性极小，应该说比衍文还要小得多，所以应该是《在轰炸中的生活》衍一“的”字。

　　当然，我们难以知晓前述几种材料将题目著录为《在轰炸中生活》时有没有查阅原刊，有没有注意到正文中标题为《在轰炸中的生活》的事实，也无从了解如有注意到标题差异者，他们一致选择《在轰炸中生活》时有没有经历笔者这样的纠结。但我们坚持认为，无论如何选择，这种标题差异都是值得注意并应加以注释说明的。也就是说，忽略这种差异而没有相应的说明可能失之谨严。

　　其次是刊物名称，①的“新新新闻每旬增刊”囿于体例，刊名没有加书名号;③的“《每日增刊》”则是出现了明显失误，是“每旬”出增刊，而不是“每日”有增刊;④的“《新新新闻》每旬增刊”仅将报馆名称“新新新闻”置于书名号之内，但从刊物封面页、目录页和版权页的“每旬增刊”之醒目字体看，虽与“新新新闻”存在差别，但其地位也非常重要，超越了标明刊期“每旬”与性质“增刊”的地位，所以也应当是刊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置于书名号之内为宜。

　　第三是刊物的出版时间，①仅标明“创刊号”而不著录出版时间是不够完善的，③的“1938年6月”则是又一次明显疏漏，只有④的“1938年7月”是准确的。当然，如果找到了“新新新闻每旬增刊”创刊号，只需展读刊物，后两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修正。查《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就会知悉此期创刊号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有藏[10]。只需按图索骥，就算会有期刊损毁、遗失及有目无书的情况，不出三家单位，就会一睹其真容，发现夏衍这篇《在轰炸中生活》。遗憾的是，相关研究者似乎无暇顾及。

　　二、《在轰炸中生活》原文出处与辑校

　　当年笔者正是在重庆图书馆得以翻阅《新新新闻每旬增刊》创刊号并展读夏衍佚文《在轰炸中生活》，原文在第23～24页。《新新新闻每旬增刊》创刊号1938年7月7日出版，“直接订户随报附送不另取费”。1939年1月11日第19期起改为单独订阅，刊名也简化为《新新新闻旬刊》。

　　拙作《董每戡纪念鲁迅的集外文<鲁迅先生死了吗?>及其他》已经辑校该刊2卷12期“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特辑”之董每戡集外文并有《新新新闻旬刊》简介[11]，这里不再重复，仅就创刊号之重要文学内容略作补充。《新新新闻每旬增刊》创刊号刊有文学名家朱光潜、茅盾、夏衍、周文的作品。其中朱光潜的《文学与民众》已收入《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卷，周文的《肚皮里的国家》已收入《周文文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4卷，均标明出自《新新新闻每旬增刊》创刊号。

　　而茅盾的《关于利用旧形式和创造新典型》未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黄山书社先后出版的两种《茅盾全集》，是值得注意的集外佚作。金传胜博士已在2018年10月西南大学“中国茅盾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提交之论文《茅盾抗战时期史料五则》中有过披露，但论述比较简略，此不赘述。夏衍佚文《在轰炸中生活》计2700余字，连篇幅都和《广州在轰炸中》非常接近。辑校如次:在轰炸中①*生活夏衍五月二十八日，在敌机大举轰炸广州市区的第一天，我送一个朋友到香港去，那朋友似乎很关心我的安全，皱着眉头说:“我看你还是避一避吧，炸弹是不生眼睛的。”可是我却回答得很随便，笑着说:“对啊!炸弹不生眼睛，所以不一定会拣准了我丢下来的。”

　　事实上，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多少带着一点自己在轰炸中的广州已经住了五个月这经验的夸示的，初到广州来的人，听到警报，听到机声和高射炮，总会有点觉得害怕的，可是在这“长期轰炸”的地方住上这么一两个月，这恐怖的感觉就会无形迹地消去，而奇妙地发生出一种类似看不起轰炸的心情。

　　和那无边无际的空间比较起来，一个人的目标是何等的渺小!真的会有一颗炸弹从几千尺的高空丢下来恰恰的中在我这个渺小的目标，那么这只是一种极偶然的不幸吧了，而这种极偶然的不幸，在人世上不是多得很吗?走马路也许可以被汽车撞死，屋顶上的扇风机叶子掉下来也许会将你斫死，一日三五次的饮食里面混进一粒②**毒菌也许会使你病死，所以在广州添上一种在高空中投弹的敌机，那也不过是再在有几百万分之一的死的可能性里加上若干分之一罢了，我凭这种乐观的看法鼓励自己，同时也用这种看法稳定初到广州的朋友。严肃一点的场合，我说:“要仔细，当心，要遵守防空条例所规定事项，但是用不着无原则的恐怖，敌人空袭市区的目的是在消灭我们的民气。

　　所以对空袭恐怖就做了敌人的精神上的俘虏。”在随便一点的场合，我带开玩笑地说:“你知道冯玉祥先生对弟兄们讲的话吗?讲到敌人飞机的时候，他问:弟兄们在路上走，有鸟粪落在你头上过吗?兵士们齐声地回答:没有!于是冯先生决断地说:鸟粪还不会落在你们的头上，炸弹会落在你们头上吗?”

　　我凭这自信从容地在广州住了五个多月，这五个月内差不多天天都有警报，我住的屋子和放警报的地方很近，所以警报催我起来，照例的洗盥，看报，照例的到报馆去办事，有时候跟着就是第二次警报，有时候可以听到猛烈的高射炮的声音，但是街上的人，对于这种日常应有的事情并不感到惊奇，在马路上照常往来，公共汽车照旧掀着很响的喇叭走着，有一次我在中山公园看见半空中布满了高射炮弹黑烟的时候，草地上依旧有几对男女坐在那儿愉快地谈笑，广州人对于空袭，真有点像渔夫们对于海一样地失却了恐怖的观念了，天气晴朗而没有空袭的日子，人们反而会感到类似寂寞的异样，“怪了，今天为什么没有警报?”在广州几个月来变成有警报是平常，无警报是例外了。

　　当然这时期轰炸的目标是两条铁路，而日本空军的指挥官飞机师又是天生的“公式主义者”，他们每天在一定的时候于唐家湾起飞，几点几十分经过市空，盘旋一周分赴广九粤汉两路投弹，几点几十分南飞出海，这种公式主义者作风影响了广州的新闻记者，每天的“空袭情报”栏也变成公式记载而引不起市民的注意了。

　　但是，五月二十八日之后，这种公式主义的作风突然的变了!企图在徐州一举打溃中国精锐部队的“军事上的歼灭战”不能成功，他们便想在广州这革命策源地来一次“精神上的歼灭战”了，他们大规模地，无目的地轰炸群集的市民，目的是在造成一种使人战慄的恐怖，用这种恐怖来动摇人心，使这轰炸和在陇海线上的攻势配合起来，沮丧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而酿出一种对①*长期抗战悲观失望的空气。

　　二十八二十九这两天的继续的猛炸，使我也不能像平常一样地做工作了，被炸地点，和报馆渐渐接近了。来袭的敌机每次都在二十架以上，轰炸的时间有时持续到三四小时，炸弹爆裂的时候窗框会发出格格的震响，人们开始摇动了，但是依旧开玩笑似地说:“喂，鸟太多了，鸟粪也许会落在头上吧。”

　　“真的打中了编辑室，那么执笔而终，也算是文人的本色啊!”我们没有搬，预备挺下去，而三十，三十一，一日之后，整个广州的情势就两样了，警报来的时候，街上挤满了人，到沙面去，到沙面邻接的地区去，晚上，晚上②**终夜的脚步声音，从深夜一直到天亮，大部分的市民开始往香港澳门和四乡移动了，每个人的脸上罩着一种紧张的神色，见了熟人也不讲话，女人们抱着背着，和拖着睡眠不足的孩子，车站上挤满了人，但是天亮还挤不上车的时候他们又很性急地回去。

　　因为他们知道，天一亮，车站又会变成敌人的目标;人，渐渐地少了，而血肉模糊的尸首，大广州的疮疥一般的炸弹疤，却不断地在增加，旁晚③***在路上走的时候，总要看见许多炸碎了，压扁了，烧焦了的大大小小的尸体，今天堆着的，到第二三天还不收拾，这一方面因为不断的有新的尸体掘出来，另一个原因却因为被炸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旧的灾场还未整理，新的灾场又开拓了，一天十二小时里面有六七小时有警报，在警报的时间没法子发掘和掩埋，无人性的敌机残忍到几次三番的轰炸和用机枪扫射救护人员，因此继续了一星期之后，广州本身就变了一座大的陈尸场了!一礼拜之内，广州人口减少了五十万，街道的模样渐渐地变了。五月是广州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作为街道树的一种叶子很像含羞草的影树，正是开花的时候，这种花的鲜艳和好看，不到过广州的人是想像不到的。

　　为了这影树，我不知有多少次呆站在街道上不忍离开，而今年，这影树也遭殃了，被炸中时候，整棵的树连根拔起，邻近被炸的时候，花和树叶全被震落在地上，在路边看到一堆树叶，就能知道这近旁被轰炸了。轰炸继续着，六月六日那一天是轰炸广州的最高峰，那天从清晨六时起，五十多架轰炸机盘旋在我们头上，回旋机的声音消散了人们的讲话。声音④****，实在说，在那样大规模轰炸下面，不论怎样镇定的人也不会再有心情讲话了，我在报馆的寄宿舍里，正在翻译一篇下午要发稿的鹿地亘兄从武昌寄来的特稿，突然，两架银色的敌机正从我的头上直飞下来，掷了两个炸弹，落弹的地点离开我们住的地方不满两百码，小写字台震得跳起来，临空挂着的电灯着力地在墙上碰了两响。①*

　　敌机望我们的窗前掠过去，机翼上的数字也看得清清楚楚，我停了笔，起来站在窗前，P和L性急地从楼下跑上来:“下来，下来!到隔邻医院的草地上去避一下吧!”我跟着下去，在草地上伏了一个半钟头，这一天，在市区人烟最稠密的地方投了一百多弹，死伤了二千多人，但是他们声明了要炸的军事机关，官厅，甚至那目标怪大的海珠桥也不曾炸到。因为停电和印刷工人逃亡，报纸停刊了一日;但是第二日，我们又在轰炸中采访，编辑，和出版了。依旧没有死。凭经验，使我知道了人在一种绝对没有保障的条件之下生活，反而会觉得安心，反而会觉得无挂碍的。

　　但是望着那些残肢断胴，负伤残废，乃至流离失所的同胞，我却感到了一种未死去的羞惶，广州轰炸中死了二千人，伤了六七千人，但是其中政治上文化上负有责任的一共死了几个?死的伤的流离的还不是下层的劳苦大众!抗战以来已经有了壮烈战死的师旅军长，可是壮烈地战死的和直接死在敌弹下的文化人究竟在那里?现在，已死者的责任是加在未死者的身上了。第三部分是末尾的两段，反思“在轰炸中生活”暂时告一段落之后，“未死者”的责任问题。虽然《广州在轰炸中》末尾推测、预言“今后未死的广州人是要遭遇到更惨的夜袭了”也显示了夏衍敏锐的洞察力和过人的预见性，但终究只是对敌人行为的预测，对广州未来的担心，而没有涉及敌人深层意图，也没有必要的自我反思。

　　也就是说，《在轰炸中生活》更见理性的深度与反思的力度，这是此作的第三个文本特点。如果说“我却感到了一种未死去的羞惶”已是难能可贵的自我反思，那么“政治上文化上负有责任的一共死了几个?”与“可是壮烈地战死的和直接死在敌弹下的文化人究竟在那里?”两个追问，则进一步深入到文化人的群体反思层面。而末尾的“已死者的责任是加在未死者的身上了”，更是将反思落到实处，主动扛起“已死者的责任”继续前行，显示出难得的担当精神与行动勇气。

　　有意思的是，《在轰炸中生活》完成后的第5天，1938年6月20日，夏衍又作了一篇文章，题曰《未死者的感想》，是以此文倒数第二段为主体，再加上新的开头和结尾组合而成的，刊《新战线》第25期，可以视作对“未死者”之思考的继续。此文《夏衍全集》失收，甚至所见夏衍研究资料都不曾提及，是夏衍的又一篇佚文。从此文末段明确提出的“当然我们不必求死，但是求民族生存的战争中，我以为文化人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不值得评价得过高”[17]，可以看到夏衍思想的发展。

　　《在轰炸中生活》的理性深度，其实在前面两个部分中也有体现，特别是第二部分首段关于日军5月28日开始大规模轰炸广州市民，“在广州这革命策源地来一次‘精神上的歼灭战’”之目的在于“造成一种使人战慄的恐怖，用这种恐怖来动摇人心，使这轰炸和在陇海线上的攻势配合起来，沮丧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而酿出一种对长期抗战悲观失望的空气”的分析，尤其深刻，令人敬佩。解志熙先生曾指出:“发掘出一些现代作家的重要佚文、整理出一些现代作家的重要遗文，既会使有关作家的创作成果更为完整，也是对整个现代文学宝库的添加和丰富”[18]，我们在非文学期刊《新新新闻每旬增刊》上发现的夏衍佚文《在轰炸中生活》也可作如是观。

　　《在轰炸中生活》的重要性，来自于其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之重要性。史料价值又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抗日战争研究及广州轰炸研究的价值，二是对夏衍研究的价值。就前者而言，《在轰炸中生活》提供了关于1938年5月底6月初日军轰炸广州、屠杀无辜市民的新鲜材料，是记录、揭露和审判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又一铁证，其中记载的诸多数据和鲜活细节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正如论者所云:“时至今日，史学研究的对象更为广泛、更为多元，政治制度史、社会史、法制史、地方史等学科发展迅速，在研究中学者对历史的‘细节’更加关注”[19]。

　　对后者而言，《在轰炸中生活》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是夏衍1938年6月15日完成的作品，可以充实其年表中的当月创作情况;其次，它是以《在轰炸中生活》为题刊发于1938年7月7日出版《新新新闻每旬增刊》创刊号，可以纠正部分已有研究资料的疏误;第三，它记载了不少当年夏衍及《救亡日报》同人的生活、工作、言行细节，对还原《救亡日报》阶段夏衍的形象风采，研究夏衍之于《救亡日报》的影响与互动，都具有重要价值。

　　比如单列的第八段虽然只有一句话，但这句“真的打中了编辑室，那么执笔而终，也算是文人的本色啊”，可谓交织着玩笑与认真，融合着悲切与凛然，将坚守岗位、笑对灾难、视死如归的文人情怀及其自我解嘲逞口舌之快的姿态记录在案。夏衍有“墨写的字是刀也砍不掉的”[20]之说，这些“墨写的字”，也是“刀也砍不掉的”，记载着夏衍与《救亡日报》同人的铁骨与笑容，令后世读者铭感。再如“性急地从楼下跑上来”叫夏衍“到隔邻医院的草地上去避一下吧”的“P和L”，应当就是用姓名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代称当年《救亡日报》社的彭启一和林林。从“性急”“跑”与连续的“下来，下来”，可以感受了二人对夏衍的关切和爱护，同时也显示了夏衍在社中的魅力与影响。

　　文学价值方面，《在轰炸中生活》是1938年6月夏衍创作的文学作品的重要补遗，是可以和其名作《广州在轰炸中》相提并论，进行比较阅读的姊妹篇，其中的变化与勾连，是研究夏衍的文学创作手法和风格的重要文本。从我们前面分析的《在轰炸中生活》的三个文本特点，就可见一斑。对大轰炸期间文艺作品的独特价值，夏衍在《把这旷史的惨剧记录下来》中有这样的观点:“单单新闻报导，已经不够了，他们要知道得更多，知道更详细，而我们，除出供给他们更多更详之外，还要进一步地用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笔，去使他们得到更深刻的感动”[21]。

　　夏衍佚作《在轰炸中生活》与其姊妹篇《广州在轰炸中》一样，不但记录了新闻报导之外的“更多更细”的轰炸境况，而且是用了“文艺工作者的笔”，用了名作家大编辑的生花妙笔，给了当年的读者与如今的我们“更深刻的感动”。笔者初读此文，就深深地被轰炸之惨烈与同人的风采所打动，一度沉入关于广州大轰炸的史料中无法自拔，可以作为这篇佚作之文学价值与感染力的一个见证。夏衍虽称《广州在轰炸中》是“介于新闻报导和速写之间的文章”[20]，但其文学性是有目共睹的，被夏衍遗忘了的《在轰炸中生活》也是如此。

　　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对1938年7月在内地成都果断“仍为刊载”夏衍此文的大后方非文学期刊《新新新闻每旬增刊》及其编辑心存感激。如若不然，《在轰炸中生活》这篇力作就难以为大后方读者所知，让读者、让民众“知道得更多，知道更详细”的目标之完成度就要大打折扣，动员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价值也会极大削弱。

　　识者有云:“媒介一般是分等级的，在中国，活跃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国家级刊物的等级，总体而言，甚至不言而喻，要高于省、地、县等地方刊物”[24]。上海的《导报》与成都的《新新新闻每旬增刊》，也有大城市媒介与地方刊物的差别，但地方刊物的重要性显然不容忽视。甚至在区域分化非常明显的抗战时期，大后方成都的地方性刊物，包括文学期刊与《新新新闻每旬增刊》这样的非文学期刊，都有着重要的中国抗战文学之“地方路径”意义。

　　李怡教授说得好，“成都在近现代演变过程之中，又的确表现出了一系列源于本土的个性与格局，这都不是简单的‘外来影响’所能够解释的”[25]。即便如此，先后在上海与成都两次刊发的夏衍力作《在轰炸中生活》仍长期湮没，昭示着夏衍研究资料整理的薄弱，也预示着夏衍研究的巨大空间。进而言之，《在轰炸中生活》不仅仅是可贵的夏衍研究史料，也是重要的广州大轰炸研究史料。夏衍研究史料发掘整理是夏衍研究的重要推动，而轰炸史料钩沉汇编也是广州大轰炸研究的历史基础。2018年版《广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之“口述资料”第一则仍是夏衍的《广州在轰炸中》[26]，可知史学界对《在轰炸中生活》这样的“新史料”发掘同样不够充分。

　　参考文献：

　　[1]凌孟华.新发现夏衍1941年纪念鲁迅文章———从夏衍研究说起[J].鲁迅研究月刊，2016(6):49-58.

　　[2]夏衍.《劫余随笔》前记[C]//夏衍全集(文学下).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294.

　　[3]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夏衍专集[M].内部印刷版，1980:539.

　　[4]陈坚.抗战烽烟中的夏衍(上)[J].抗战文艺研究，1983(3):66.

　　[5]陈坚.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166.

　　[6]会林，陈坚，绍武.夏衍研究资料[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340.

　　作者：凌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