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的交互影响研究

　　摘要绿色经济作为绿色发展的核心内容,既是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关键路径,也是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升级的首要目标.考虑到工业生产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力作用,作为工业生产的“血液”和能源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油市场与绿色经济发展必然密切相关.为了深入挖掘原油市场与绿色经济间的相关关系,本文采用非参数分位数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Causality-in-quantiles)和分位数对分位数(Quantile-on-quantile)回归方法,探究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的交互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第一,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发展总体上具有正向交互影响作用,但存在不同区域的异质性结构突变,其中亚洲区域的情况尤为复杂;第二,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的交互影响是时变和非对称的,极端市场(尤其是熊市)时期的交互影响程度显著大于正常市场时期;第三,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之间形成了“原油价格—需求—绿色经济”双向动态循环传导的交互影响机制,且反向传导比正向传导的作用程度更深,且更加稳定.

　　关键词原油市场;全球绿色经济;交互影响;动态传导;分位数对分位数回归

　　1引言

　　近年来,生态环境恶化造成极端气候多发,经济社会面临严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绿色发展作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全球应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这一挑战的共识[1].绿色经济是以效率、和谐、可持续为发展目标的新经济形式[2],按照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定义,绿色经济的核心一方面在于生态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还在于推动贫困消除,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举措.众所周知,经济发展离不开工业的进步,而工业的持续增长导致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需求量居高不下.

　　这给全球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面对温室气体带来的气候压力,各国就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升级达成共识[3,4].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署(EIA)的能源消耗数据显示1,1973年至今,煤炭消耗量占总传统化石能源消耗的24%,天然气占比30%,而原油占比高达46%.因此,原油市场与绿色经济之间极易产生联动,而其交互影响的潜在机制亟待我们展开探索.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以下简称“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研究原油市场与全球各区域绿色经济的交互影响机制,对我国绿色经济“双循环”。

　　促进绿色发展,从而实现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作用.从现有文献来看,原油作为一种重要的大宗商品,是工业生产的基石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有学者证实原油市场与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关联,他们认为原油市场能够对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DP)、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等经济发展造成影响[5-8],并且可以从价格和消耗两个角度与经济发展协同作用[9,10].其中,价格变动催生的投机需求给经济稳定发展带来了挑战,学者Nusair和Olson[11]发现原油价格上涨会给GDP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文献[12]认为原油消耗对国家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能够反映工业生产,进而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原油市场能够从价格和消耗两个渠道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根据现有研究,前者与经济发展呈反向作用,后者呈正向作用. 由于温室气体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造成极端气候频发,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目前全球发展战略正聚焦于实现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升级[13].诸多学者对能源结构中以原油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市场和可再生能源市场的联动进行了讨论[14,15].

　　文献[16,17]发现原油价格与可再生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长期联系,油价对可再生能源消费具有正向影响;Xia等[18]认为原油价格对可再生能源股市变化存在同向冲击;而Shah等[19]则认为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变化与其替代品——原油的价格有关,油价上涨易导致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增多.由此可见,原油价格与可再生能源的消费、相关股价以及投资皆存在紧密的正向联系.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对环境和气候形成的危害较小,是绿色经济的基础和绿色发展的关键[20-22].

　　因此,绿色经济发展战略和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绿色经济过渡已成为必然趋势[23].文献[24,25]从消费的角度观察发现,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企业转向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的前提;Dutta等[21]从投资的角度证实,对可再生能源部门的绿色投资是促成产业绿色升级的主要手段,对绿色经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Zeqiraj等[26]则认为可再生能源股市高涨有利于绿色低碳经济.

　　实际上,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绿色经济领域相关企业的股票价格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体现其绿色发展活力,故而可再生能源股市体现了绿色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动态[27,28].因此我们认为,鼓励可再生能源消费和投资能够促进绿色经济发展,而可再生能源相关公司的股票价格能反映该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水平.当前各国皆致力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支持和管理,旨在达成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从而涌现出对绿色经济的影响因素研究[29,30],并认为其中存在区域性差异[31].

　　一方面,从我国范围内的省际或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有文献证明了工业经济发展、经济集聚程度、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等区域内生因素能解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显著强于西部地区的现象,皆具有同向作用,其中经济集聚程度在大于一定临界值时将带来负向作用[32-34].另一方面,从全球范围内的洲际或地区间绿色经济研究来看,除区域内生因素外,金融危机、传染病爆发和资本市场波动等外生因素也能给全球区域绿色经济带来冲击[27,35,36].学者Urom等[27]发现全球股市和油市的波动率对区域绿色经济存在较弱的负向影响,但其收益率对区域绿色经济具有正向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我国范围内省际或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差异通常由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等内生因素造成,而全球范围内洲际或地区间绿色经济发展的差异还会同时受到金融危机等外部风险因素的影响.虽然现有研究采用了诸多不同的计量方法,例如条件在险价值(CoVaR)、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马尔科夫转换方法和Copula函数等[18,21,37]。

　　但这些方法无法同时捕捉市场间的时变特征、非对称性和局部关系,制约了研究角度,因此我们采用分位数相关方法进行分析.主要囊括非参数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38]、分位数回归[39]和分位数对分位数方法[40]. 这三种方法能够分别度量自变量与不同分位数下因变量的因果关系、影响程度以及不同分位数下自变量与不同分位数下因变量的局部影响特征;能够从多角度刻画不同市场时期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并描述变量间的非对称关系和时变非参数局部结构[41-44].

　　一般而言,分位数回归作为分位数对分位数方法的理论基础,无需单独讨论.有学者据此对金融市场进行了研究[44,45],例如文献[45]运用上述分位数方法证明了能源价格对碳价格具有不对称的负面时变影响.从上述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围绕原油市场与绿色经济展开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一些亟待改进之处.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目前对绿色经济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我国范围内的省际或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单一区域(如:欧洲);而本文以原油市场与全球不同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研究对象,扩大了研究的广度.

　　第二,以往文献倾向于分析单向影响,鲜有文献直接剖析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的交互影响与其中的传导作用机制;本文则提出并证明了以原油价格与全球绿色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原油价格—需求—绿色经济”双向动态循环传导的交互影响机制,深化了研究的深度.第三,现有对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的研究方法大多不能同时反映它们之间的时变特征、非对称性和局部关系;我们采用非参数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分位数对分位数方法,对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进行不同市场时期下因果关系和影响程度的局部判断,拓宽了分析问题的角度.

　　因此,本文研究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的交互影响,剖析其中的形成机理与动态机制,以期为系统掌握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间的潜在复杂关系提供理论基础.为相关企业提供风险预警,助推企业规划绿色发展路线,实现更加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实现监管机构从多角度监测原油与全球绿色经济的交互冲击,准确跟踪原油市场与全球不同区域绿色经济间的局部异质性影响;同时,推动我国相关部门更加充分了解各区域绿色经济的动态,对我国实现绿色经济“双循环”、助力全方位的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绿色发展规划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2节对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间的双向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第3节为模型介绍;第4节实证结果分析;第5节稳健性检验;第6节结论.

　　2理论分析

　　绿色经济是当前全球各地区绿色发展的重点,而原油作为传统化石能源的主要代表,关系到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因此,考虑到原油价格是衡量原油市场动态的重要指标,探究原油价格和全球绿色经济交互影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经济学中,价格与需求互相影响,需求与消耗相辅相成,从而体现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鉴于此,根据现有文献总结,原油价格与全球绿色经济间的交互影响可能存在传导过程.那么该传导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能否进行双向传导?存在哪些理论机制?

　　假设在一定时期内供给和成本等其他因素保持稳定.在原油价格对绿色经济影响的正向传导过程中,根据价格理论,当原油价格上涨时,商品的替代效应会使经济行为主体增加对原油的替代品即可再生能源的需求量,给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和相关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能够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形成了以原油价格对绿色经济正向影响为主的“原油价格—需求—绿色经济”正向传导机制.

　　在绿色经济对原油价格影响的反向传导过程中,当绿色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时,将利好可再生能源,意味着能源的消费需求偏好更倾向于可再生能源.此时,鉴于市场的有效运转立足于经济行为主体,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有纯粹理性与有限理性之分,故而由绿色经济传导至原油价格存在三条路径.具体而言:路径一,当经济行为主体是纯粹理性人时,根据预期效用理论,纯粹理性人的决策将基于“理性化”的公理假设,追求加权估计后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结果[46].

　　若绿色经济发展导致可再生能源需求增加,考虑到可再生能源与原油在生产中的同质作用,有限成本将促使纯粹理性人在对可再生能源花费较高的情况下,降低原油需求,从而给原油价格带来下行的压力.形成了以绿色经济对原油价格负向影响为主的“原油价格—需求—绿色经济”反向传导路径.路径二与路径三,当经济行为主体是有限理性人时,根据前景理论,有限理性人会在非有效市场的“噪音”交易中根据自身财富预期的“参考点”作出实际决策[47],并且有文献证明前景理论对解释高风险的股市收益具有明显的信息价值[48].

　　鉴于此,有限理性人不仅会受到成本限制,而且将考虑到市场运行规律和以往经验,认为绿色经济导致的可再生能源需求增加会使其价格上涨.此时衍生出路径二与路径三,其中,路径二中可再生能源价格上涨时,商品的替代效应发挥作用,将直接导致有限理性人增加对替代品(原油)的需求.路径三中可再生能源价格上涨时,将与路径一的油价降低协同作用而间接使原油需求增加.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条路径内的原油需求增加最终都将拉升油价.形成了以绿色经济对原油价格正向影响为主的“原油价格—需求—绿色经济”反向传导路径.可见传导机制中的“需求”在正向传导路径中表现为可再生能源需求,而在反向传导路径中包含了可再生能源需求和原油需求的部分替代关系.

　　鉴于此,“原油价格—需求—绿色经济”的正向传导中,原油对绿色经济存在正向影响.而反向传导中,绿色经济对原油的影响有两种情况,路径一为负向影响,而路径二与路径三为正向影响.然而,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之间能基于预期效用理论实现交互影响作用相反的传导,还是在前景理论的推动下形成交互影响作用相同的双向动态循环传导?传导的作用大小是否存在差异?二者间交互影响时是否具有异质性?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3模型介绍

　　3.1非参数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

　　2016年,Balcilar[38]根据Nishiyama等[49]和Jeong等[50]的前期研究提出了非参数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Causality-in-quantiles).该方法能衡量市场之间在因变量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非线性因果关系,不仅能进行变量均值的因果检验,还能分析极端市场时期的因果关系.能检验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各自作为因变量时不同分位数(不同市场时期)下的双向因果关系.

　　4实证结果

　　4.1数据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聚焦于原油市场与全球不同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交互影响,故选取日度原油价格和日度纳斯达克OMX绿色经济指数作为研究样本.

　　一方面,原油是目前全球能源消耗结构中占比最大的传统化石能源,全面实现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升级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因此目前绿色发展无法规避原油价格这一最重要影响因素的冲击.作为原油价格的标杆,布伦特(Brent)原油价格反映了全球原油市场的变化[37].因此,本文选取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Brent)代表原油市场价格.另一方面,绿色经济作为绿色发展的基本形态,与经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

　　纳斯达克证券市场以纳斯达克OMX绿色经济指数(QGREEN)作为基准;提供了一套完整且涵盖广泛的指数来追踪能源效率、清洁燃料和污染缓解等多个绿色经济领域企业的股价动态,跟踪不断成长的环境和可再生能源部门.因此,本文采用纳斯达克OMX绿色经济指数(QGREEN)、纳斯达克OMX美国绿色经济指数(GRNUS)、纳斯达克OMX欧洲绿色经济指数(GRNEUR)、纳斯达克OMX亚洲绿色经济指数(GRNASIA)分别作为全球绿色、北美2、欧洲和亚洲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27].

　　实际上,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间存在结构突变是合理的.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文章仅考虑了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的交互作用,忽略了其他尚未纳入研究的因素可能带来的冲击;尤其是极端市场状态下,外部不确定因素同样容易对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原油与绿色经济兼具经济属性与生态属性,与实现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升级、“碳达峰”和“碳中和”息息相关.已有文献证明了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还将受到外在不确定风险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等[27,51].因此,我们认为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不是互相唯一的影响因素.

　　第二,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交互影响的结构突变存在异质性,不同区域的结构突变表现不同;全球、北美和欧洲绿色经济表现相似,亚洲绿色经济表现更为复杂.例如,正向传导中除与其他区域绿色经济相同的结构突变外,0.9分位数下的原油市场对0.6—0.95分位数下的亚洲绿色经济也存在显著的负向冲击.产生这些异质性结构突变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北美区域中,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发展水平与综合影响力位居全球前列,其股市波动能够反映全球股市动态[43],是全球经济的风向标.而欧洲是经济绿色转型的先驱和主要推动者,绿色发展行动在欧洲长期具有较好的民意基础和法律保障.

　　同时,本文选取的布伦特原油主要交易场所位于欧洲,虽然在发展绿色经济时,欧洲的经济体量与实力不敌北美,但在原油市场与欧洲绿色经济的交互影响机制发挥作用时,欧洲不仅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还存在近代工业革命后遗留的经济底蕴.鉴于此,现阶段北美与欧洲作为发达国家绿色经济的两大区域代表,绿色发展水平难分伯仲,结构突变的异质性程度较低;体现了全球绝大部分绿色经济境况,故而北美、欧洲绿色经济与全球总体绿色经济表现相似.

　　另一方面,相比于欧美区域,近年来亚洲经济腾飞,市场活跃度较高,给绿色经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作为全球原油净进口第一大国5,是发展速度最快的亚洲新兴国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化,且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拉开序幕,我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资金、贸易往来休戚与共,经济协同发展.然而,作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区域,亚洲的资本市场瞬息万变,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原油市场与亚洲绿色经济间的异质性结构突变相较于其他区域更加复杂与多变.

　　第三,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的交互影响具有时变特征与非对称性.不同分位数上的交互影响不同,极端分位数的影响程度明显比正常分位数强烈,且低分位数时的交互影响程度显著大于高分位数时的交互影响程度.例如:0.05—0.2低分位数下亚洲绿色经济对原油市场的影响程度高达0.9,0.8—0.95高分位数下的影响程度为0.5,而中间分位数下的影响程度仅有0.3左右, 全球视角下及其他区域绿色经济对原油市场的影响也具有同样的时变特征.

　　这说明,处于熊市时期的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的交互影响程度显著大于处于牛市时期.一般而言,价格变动能够助长投机需求,特别是在熊市时期[5].由于羊群效应作用,市场的悲观情绪持续扩散与加强.此时,市场将面临内部震荡和外部风险.实际上,文献[7,52,53]发现金融市场之间的相关程度是时变的,极端风险时期将跳跃式增加,而Yang等[43]证明了金融不确定性对原油的非对称影响在极端坏的市场时期比在极端好的市场时期更强,为本文结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文献依据.鉴于此,根据QQ结果,我们认为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的交互影响同样具有非对称性与时变性.从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交互影响表现的差异性来看.

　　一方面,全球绿色经济对原油市场的影响程度显著大于原油市场对全球绿色经济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全球绿色经济对原油市场影响的结构突变现象明显弱于原油市场对全球绿色经济影响的结构突变.这表明“原油价格—需求—绿色经济”交互影响机制的反向传导作用比正向传导作用程度更深,且更加稳定.具体来看,一方面,随着绿色发展趋势不断扩散,能源结构亟需绿色转型升级. 为此,各国皆积极采取政策措施,使产业升级重点和投资风口更倾向于可再生能源,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于绿色经济发展.这表明与原油市场相比,绿色经济发展在当前具有较为强烈的政策驱动性,故而受到政策直接显示偏好的绿色经济给原油市场带来的影响程度更深.

　　另一方面,鉴于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尚未全面普及,加之诸多地区经济实力与技术水平发展不均衡,不同于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原油,绿色经济正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发展机制尚未完善.除原油市场以外,容易同时受到政策调控、发展规划和其他金融市场等多方面市场噪声的冲击与影响.因此,原油可能不是现阶段全球绿色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而全球绿色经济迅速发展却可能是现阶段影响原油的重要影响因素.

　　5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增强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节采取WTI原油现货价格代替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作为数据样本,进一步进行相应的分位数-分位数回归分析.由于美洲地区,特别是北美地区的原油价格定价基准是WTI原油,其与欧洲地区油价基准的布伦特原油价格变化还有一定的区别,因此采用WTI原油价格作为另一个有代表性的油价替代变量具有较好的合理性.

　　6结论

　　全球绿色经济的深入推进,为经济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绿色经济发展前景.为此,本文基于非参数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与分位数对分位数(QQ)方法,探讨了近十年来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的交互影响机制与潜在关系.根据实证结果,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间存在“原油价格—需求—绿色经济”双向动态循环传导的交互影响机制.

　　第一,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的交互影响总体为正向影响,但由于诸多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加之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与阶段差异较大,交互影响间存在异质性结构突变.例如,亚洲绿色经济的发展环境相对脆弱,其异质性结构突变较为复杂.

　　第二,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在极端分位数(尤其是低分位数)下的影响强于中分位数的影响,且具有时变特征和非对称性,体现了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第三,鉴于原油与绿色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原油价格—需求—绿色经济”双向动态循环传导的交互影响机制中,反向传导作用更加稳定,程度更深.上述结果明晰了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间的交互影响机制与潜在关系,给投资者、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首先,投资者应积极把握市场发展境况,及时调整对不同区域的投资策略.尤其是ESG(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投资者,在进行绿色投资决策时,不仅应该重视原油市场与全球不同区域绿色经济交互影响的特征,而且为有效防范原油资产与绿色经济资产的风险,应保持对原油和可再生能源需求的密切关注,观察需求量的变动,优化绿色投资组合策略.

　　其次,考虑到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的交互影响与潜在关系,监管机构在风险监测和追踪体系构建过程中应对其中的价格传导引起重视,多角度统筹,以健全应对风险冲击的反馈机制.统筹考虑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的交互影响以及在交互影响过程中,原油与可再生能源需求变动带来的影响,并展开对不同区域原油和可再生能源需求量的定时监测,及时捕捉风险信息.积极掌握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根据不同市场情况与不同区域的异质性结构突变,适时调整对“原油价格—需求—绿色经济”传导的双向监管方式与力度.

　　最后,政府部门应积极解决传统市场机制无法应对原油市场与全球绿色经济复杂关系的问题,探索兼顾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和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调控模式.考虑交互影响程度的方向和不同市场时期、区域的异质性结构突变,警惕原油与可再生能源需求量的变动,防范需求量变动对原油价格或绿色经济的信息传递.预先调整政策措施,加强区域性绿色发展战略和审慎监管举措的协调配合.

　　更为重要的是,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作为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面临相对多变的绿色经济发展环境时,应重点防范极端情况的不确定性,根据“原油价格—需求—绿色经济”交互影响机制的异质性,积极探索前瞻性的绿色发展路线.坚决摒弃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完善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升级的鼓励政策,引导亚洲各国绿色经济协调发展,促成亚洲绿色发展良性进步,最终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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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魏宇,孙应玥,王瑶,张佳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