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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避免制造企业在服务化转型时期陷入“资源困境”,有必要对服务化领域的资源整合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首先,通过溯源和梳理相关文献,对资源整合的内涵、过程、测量方法进行辨析,并提出相应见解。其次,整理并分析现有研究中的研究情境、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再次,对分散研究的影响因素、结果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进行归纳整合,厘清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研究框架。最后,从研究情境、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变量研究、作用机制等方面总结研究不足,并提出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资源整合;制造业服务化;企业绩效;作用机制
一、引言
国际背景下,“工业4.0”“工业互联网”等战略掀起了服务化的浪潮。同时,国务院于2015年5月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提出,要积极推动服务型制造,加快制造与服务的协同发展,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由此,全球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趋势日渐明显,很多国内外企业已经完成服务化转型,比如GE、西门子、海尔、华为等,但是也有相当多企业陷入转型困境,还有部分企业徘徊在转型边缘。在服务化转型时期,制造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约束挑战,资源短缺、资源滥用、资源闲置、资源错配等现象是完成服务化转型的重要限制。
制造企业面对的挑战不仅包括自身的优势资源与服务化转型的需求资源不匹配,还包括企业缺乏规范的资源管理制度和流程。研究表明,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其实是内部资源重组和竞争优势构建的过程,转型成功与否取决于企业自身拥有的资源和能力。简单来说,制造企业从以制造为主跨越到以制造和服务为主的经营模式使其在资源和能力上存在一定的劣势。
因此,制造企业要审视自身内外部资源与能力,理性选择合适的服务化策略。本文首先通过梳理已有文献,整理并分析了资源整合的概念、阶段划分以及测量方法,从研究情境、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三个方面细化了研究现状。其次,归纳分散研究的影响因素、结果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并厘清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整合性的研究框架。最后,提出现有研究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希望能为正在或拟向服务化转型的制造企业提供帮助。
二、资源整合的内涵、阶段划分及测量
(一)内涵界定
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资源整合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如研究创业企业的资源基础和竞争优势时,Brush等[1]强调企业通过识别资源、吸引资源、组合资源、转化资源,形成企业独特的优势。研究家族企业的资源管理问题时,Sirmon等[2]提出了创造财富的资源管理模型,主要强调通过资源盘点、资源绑聚、资源利用以创建战略资源,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而在2007年,Sirmon等[3]为完善其研究,提出了一个动态的资源管理价值创造模型。该模型主要强调根据环境的不确定性,构建资源组合,绑聚资源以形成能力,发现市场机会,从而为顾客创造价值,进而获得竞争优势。Ge等[4]结合Sirmon等[2,3]的观点,认为资源整合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即企业对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资源进行选择、汲取、配置、激活和有机融合,使之具有较强的柔性、条理性、系统性和价值性,并对原有的资源体系进行重构,摒弃无价值资源,以形成新的核心资源体系。
Gummesson等[5]在研究价值共创时,指出资源整合就是将一个参与者的资源整合到其他参与者的资源中的过程。从服务主导逻辑出发,Lusch等[6]认为资源整合是指行动者通过融合与整合其他资源进而创造资源的过程。而Caridà等[7]在研究资源整合过程时,强调资源整合是客户在进行一系列活动时部署资源的过程。但是,Brush等[1]没有明确提出资源整合的定义,主要针对新企业资源开发过程进行了阶段划分,并通过案例分析来验证资源开发过程,强调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
Sirmon等[2,3]以资源基础观、组织学习、权变理论等提出资源管理的概念,主要是针对成熟企业的资源管理。国内学者蔡莉等[8]在研究资源整合方式时,曾引用Sirmon的观点,强调绑聚资源形成能力的过程。党兴华等[9]、彭学兵等[10]学者在后续研究中都曾沿用Ge等[4]给出的定义。Gummesson等[5]将资源整合与价值共创、服务主导逻辑等组合研究,并指出资源整合是价值共创的途径之一,强调在服务生态系统环境下,资源融合并重新发挥价值,达到价值共创的过程。而Caridà等[7]则结合具体的研究情境,提出了资源整合的定义。
总体来说,虽然上述观点所提倡的整合方法不太一样,但强调的最终结果是一致的。Brush等[1]、Sirmon等[2,3]强调资源整合的结果是企业能力的提升和竞争优势的建立。Sirmon等[2,3]的资源管理主要是针对成熟企业提出的,但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创业、联盟组合的研究中。而在国内,学者们强调资源整合对企业绩效、创新绩效的影响。另外,从现有文献来看,资源整合的研究背景不断扩大,所以特定情境下的概念界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到目前为止,没有学者基于制造业服务化明确提出资源整合的概念。
(二)资源整合的阶段划分
基于各自的研究内容,学者们给出了不同阶段下的划分方法,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Brush等[1]从资源开发路径出发,指出资源整合包括识别、吸引、组合和转化资源四个步骤。二是Sir⁃mon等[2]基于资源管理,提出“三大步、九小步”的整合流程:构造资源组合(获取、集聚、剥离),绑定资源形成能力(保持、改进、创造)和利用能力(移动、协调、配置)。
三是Ge等[4]结合前人的观点,将资源整合归纳为资源识别、获取、配置、利用四个阶段,之后被多位学者引用[11,12]。后期考虑到企业边界,马鸿佳等[13]、孟卫东等[14]将资源整合分为资源识取、资源配用,前者面向企业外部,后者面向企业内部。四是Caridà等[7]基于服务主导逻辑,将资源整合概括为匹配(互动)、资源化(配置)、价值评估(参与者评价)三个阶段。Brush等[1]的明确资源、吸引资源都属于资源识别的范畴,可以归纳为资源识别。Sirmon等[2]的九个操作步骤中则缺少资源识别,而绑定资源、移动、协调资源则属于资源配置的内容,资源利用则蕴含在整个资源管理行为中。
Caridà等[7]则提出了资源匹配的过程,匹配可以归纳为资源识别,匹配涉及参与者和资源的交互,主要以对话的方式进行,通过资源更新调动并实现更高的资源密度和建设性的互动。匹配是资源整合的指导原则,互动是资源整合的前期阶段。通过这一阶段,行动者能够分享知识、经验、信息等,使资源更好地相互匹配。由以上分析可知,资源识别、获取、配置、利用的划分方法是较为常用的。资源识别是指制造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对内外部所需资源进行分析、确认的过程。该过程是资源整合的起点,关系到整个过程的成败。
资源获取是在资源识别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渠道得到转型所需资源的过程,也是资源整合不可缺少的环节。资源配置是指企业获取一定资源后,对现有资源进行调整,使其相互匹配、相互补充并获得竞争优势的过程。在资源整合过程中,资源配置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上承接资源获取,向下联结资源利用。资源利用主要是参与者对可用资源的操作,侧重于资源创造与整合,将潜在资源转化为特定利益,也就是商业化过程。在这一阶段,知识、技能、制度安排在整个服务生态系统中起到指导、协调作用。资源形态由基本操作资源转换为复合操作资源和互联操作资源,有助于参与者获得积极价值。
(三)资源整合的测量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选择定性研究的学者多是根据具体的研究情境来评判资源整合的效果和程度。由于学者们的研究情境不同,所以他们的评判标准主要是根据研究内容提出来的。如王莉静等[15]在研究制造企业创新过程中资源整合的路径时,根据资源匹配程度来判断资源利用率。在企业发展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外开放程度不同也会导致资源匹配程度不同,进而使资源配置呈现出不同的效果。
而李靖华等[16]通过分析福海制气和旭日汽轮两家企业在各方面能力的提升程度来判断价值主张、业务流程、企业盈利模式与外部关系资源整合的程度。而在定量研究中,选择问卷调查的学者居多,多是采用量表衡量资源整合。很多学者根据资源整合的四个阶段对其进行测量,如马鸿佳[12]结合国外学者的观点,对资源整合按照资源识别、资源获取、资源配置、资源利用进行量表开发。识别阶段主要对所拥有和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以及创业网络等资源的识别;获取阶段主要指对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获取,如信息资源、关键技术等;配置阶段主要指剥离、增加、转移、捆绑资源;利用阶段指创业者、团队利用已有资源获取或者撬动得到其他资源的过程。
虽然该量表所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但是在当前大服务生态系统的背景下,各种类型的资源形成以及更新速度都非常快。比如在互联网平台背景下,原有的资源获取、识别方式会发生改变,所以量表也要根据不同的研究情境及时更新。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将资源整合看成一个整体,有些学者参考国外学者观点给出量表,如尹苗苗等[17]给出资源整合的量表,主要内容包括企业能制订完备的实施计划、定期组织内部交流与合作、根据项目进行交流合作以及经验总结。
蔡莉等[18]根据Sirmon的观点,将资源整合分为稳定调整和开拓创造两种方式,这两种整合方式分别强调对资源的微调整以及创造性整合,同时给出量表。稳定调整的资源整合包括对现有资源进行微调、增加企业资源、保持现有资源不发生显著变化;开拓创造的资源整合包括组合新资源、使用创意新方法组合资源、创造性地将新资源与现有资源进行组合。当下资源整合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创业领域,还拓展到更多的研究情境中,如联盟组合、企业并购、企业跨界、平台经济、产业融合等。早期的量表主要是针对新创企业开发的,而随着研究情境的 进一步拓展,量表随时需要更新。另外,由于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国内学者们需要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开发出适合本土情境的资源整合测量量表。
三、资源整合的研究情境、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情境
1.研究背景。从近十年的文献来看,资源整合的研究背景主要包括创业领域、联盟组合、跨界整合、企业并购、制造业服务化。学术界对创业领域的关注度比较高,主要热衷于探究创业导向、组织即兴、机会创新性、组织协调、创新、资源整合、企业绩效、动态能力、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以联盟组合为研究背景,主要探究联盟网络、联盟合作与竞争、资源整合、突破性创新、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跨界和并购背景下,主要探究跨界和并购后企业的资源整合行为。目前,学术界对于制造业服务化背景下的资源整合问题研究不够深入,研究内容也较为分散,多是定性研究,少有定量研究。李靖华等[16]指出,为实现服务化企业内资源可以打破重组,应以商业模式各要素为属性进行资源整合。
2.不同类型企业的资源整合问题。现有文献所研究的企业主要聚焦于以下几种类型:科技型企业、电子制造企业、机械制造企业、电子通讯企业、互联网企业等,少部分学者以医药企业、新型科研机构、制造业等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可知,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以科技型企业为主,而当下电子通讯和互联网也处在产业链的前端,关注度也非常高。但对于作为实体经济支柱产业的制造业,学术界对其的关注度仍然不够。
3.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资源整合问题。新企业在创建和成长的过程中面临着资源约束的问题,所以相当多学者基于创业环境研究新创企业的资源整合问题,如Brush、Sirmon、Hitt等国外学者主要研究资源整合在创业阶段的重要作用,蔡莉、张玉利、彭学兵团队等国内学者主要集中探讨新创企业的资源整合问题。同时,极少数学者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研究资源整合问题,如王国红等[19]基于价值链视角,建立了萌芽期、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资源识取和资源配用对价值链的过程模型,并归纳资源整合对价值链延伸的作用路径。王莉静等[15]研究了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3个阶段的制造业企业在创新过程中资源整合的影响因素及不同路径。
(二)研究对象
1.研究单个资源的整合问题。
张公一等[20]指出科技型企业借助科技资源整合发挥出的扩散效应,来达到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目的。基于服务化背景,姜黎辉[21]指出制造企业的知识管理体系主要集中在服务创意、服务商业模式以及服务流程三方面。同时,他还指出服务化转型实际上就是企业知识重构的过程,知识管理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2.研究企业整体资源的整合问题。
陈骁等[22]借助扎根理论和案例分析,从资源整合视角剖析了企业跨界风险形成机理,指出不合适的资源获取、嵌入和优化策略将会从资源可得性和资源匹配性两方面诱发企业跨界经营风险。王国红等[19]采用双案例探索性分析方法,动态分析了资源整合在企业价值链延伸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资源识取和配用都有助于企业价值链延伸,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发挥交替主导作用。
(三)研究方法
本文检索文献的时间跨度为2011~2021年,中文文献来源为中国知网(CNKI),英文文献来源为EBSCO自然和社会学科全文数据库、荷兰SDOS期刊数据库、WebofScience、Emerald全文期刊数据库等。为减少检索误差,本文以“资源整合”为主题进行检索,并手动筛选与制造业服务化有关的文献。最终得到中文文献70篇、英文文献49篇。
定性研究以案例研究和规范研究为主。案例研究的资料来源主要有访谈、期刊论文、案例库、企业官网等。大部分学者选择应用扎根理论,借助编码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以整理散落的文本数据。案例研究包括探索性、描述性及因果性案例研究三大类。探索性案例研究指作者对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不是非常了解时进行的初步研究,能够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描述性案例研究指作者对所研究的问题有了简单认识,而对案例进行更进一步的说明,从而加深对所研究问题的了解。因果性案例研究指分析案例中所呈现的因果关系,分析不同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23]。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都要注重研究的严谨性与可靠性。
四、资源整合的影响因素、结果以及研究框架
(一)影响因素
通过梳理以往与资源整合相关的文献,发现研究对象主要是新创企业,所以对资源整合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主要是针对创业领域的。随着服务主导逻辑的兴起,企业间甚至是产业间形成较大的服务生态系统。在服务生态系统中,资源、利益相关者数量逐渐增多,资源整合的影响因素也随之改变。因此,本文基于服务生态系统,探究多个前因变量对资源整合的作用。
1.行动者的互动。
资源整合参与者不会被角色束缚,也没有“提供者”和“消费者”、“生产者”和“管理者”的区别,他们作为行动者参与资源整合的整个过程。根据Chandler等[24]对服务生态系统的划分方法,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也有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投资者、领导者、员工、顾客)构成了服务生态系统的组织基础;中观层面(科研机构、供应商、核心企业)不仅保证了微观层面互动的正常运行,而且也是连接微观和宏观层面互动沟通的渠道;宏观层面(政府、行业协会)会受到微观和中观层面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反过来给予二者制约和指导作用。不少学者强调互动对资源整合的重要作用,如Lusch等[25]基于服务主导逻辑,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视为通过资源整合事件共同创造价值的社会和经济过程。
Vargo等[26]在研究资源整合与价值共创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资源整合是价值创造的核心实践,参与者会与其他参与者互动,并为价值共创过程做出贡献。刘刚等[27]也曾强调,单个企业拥有的资源有限,需要依靠合作伙伴的互动来获得互补资源,并通过对伙伴资源的直接利用或整合利用来创造价值。
2.制度。
很多学者探究制度在资源整合、价值共创以及服务生态系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如Lusch等[6]在研究服务主导逻辑时,曾指出资源整合和制度约束的互动在特定环境下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
Edvardsson等[28]认为制度逻辑通过调节性、规范性和认知性制度表现出来,影响资源的使用和资源整合过程的协调。令狐克睿等[29]强调了制度的重要作用,并且指出制度和制度安排对于参与者行为和互动具有促进和协调作用。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制度是指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是约束个体行为的一系列契约安排,如知识产权制度、政府规制等。正式制度通过正式的条款以及规则程序,明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惩罚,能够有效地保障资源整合各个阶段的顺利进行。
非正式制度是指长期在社会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习俗惯例、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个体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非正式制度强调信任、互动、协调等在组织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孙秀梅等[30]探究了行业内经验和行业外经 验对稳定型、开拓型资源整合的影响。非正式制度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企业通过关系网络,能够迅速获取行业内相关信息,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各种资源的获取。二是信任能够增加利益相关者之间亲密度,有利于组织内部人员的沟通交流,也有利于企业间的交流学习、共同进步。
3.价值主张。价值主张是一种在参与者之间联系、沟通、交流的价值承诺,也是客户关于价值(利益)将如何被交付、体验和获得的一种信念。虽然学者们对价值主张的定义不同,但是他们都普遍认识到价值主张对资源整合的重要作用。如Edvardsson等[31]认为互惠的价值主张可以被视为行动者整合资源的价值创造过程的促成因素。Frow等[32]在研究服务生态系统中的价值主张时,指出价值主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有助于在整个服务生态系统中形成资源整合。
(二)结果
1.企业绩效。
整合资源已成为企业能力建设的基础,是企业在竞争环境中获得卓越绩效的关键,而且通过资源整合形成异质性产品或服务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帮助制造企业成功转型。众多学者对资源整合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彭学兵等[10]、马鸿佳等[13]、孟卫东等[14]。冯文娜等[34]主张从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来衡量服务化转型绩效。财务绩效指企业提供服务后,企业的各种财务指标均有所提升,比如年销售收入、盈利能力、服务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等;非财务绩效主要体现在服务解决方案的有效程度、服务方案的履约率以及客户满意程度。胡查平等[35]从产品销售量、市场份额、销售利润率、投资回报四个方面衡量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2.竞争优势。
现有研究表明,资源是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关键,尤其是难以复制且具有路径依赖、因果关系模糊、有价值的关键资源对企业竞争优势构建的影响更加重要。资源整合和竞争优势的关系一直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如胡查平等[36]指出,传统制造企业应跟随市场变化,由以制造为主转向以“制造+服务”为主的经营模式,通过对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利用,逐渐向服务领域延伸,这样才能节约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从而重新构建竞争优势。董保宝等[37]对资源整合过程、动态能力、竞争优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效率、功能、持续性三个指标来衡量竞争优势,并基于“资源—能力—优势”与“过程—能力—优势”两大视角构建了竞争优势整合研究框架,对资源整合、能力与可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三)研究框架
王雷[39]指出,互动、制度、价值主张、信息技术均能影响资源整合,并且得到过明确验证。尹苗苗等[40]指出创业领域的资源整合有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两个结果变量,经过梳理相关文献,本文发现近几年学者们对创新的研究相对较多。因此,本文以王雷[39]的四个因素为前因变量,以企业绩效、竞争优势、创新行为为结果变量,探究了资源整合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如图1所示的研究框架。
另外,资源整合不是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竞争优势、创新。学者们多从行为和能力出发,探究中介变量。如探究资源整合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时,有以创新行为为中介变量的,也有以合作行为为中介变量的。其次,较多学者将资源整合能力划分为不同维度来研究其中介作用,如董保宝等[41]将资源整合能力分为资源的甄别度、匹配性以及利用效率。马鸿佳等[13]将资源整合能力作为整体,研究其对资源整合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Chang等[42]以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探究了知识整合与技术整合对新产品研发绩效的作用机制。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相对于创业领域来说,服务化领域的资源整合问题虽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关注度仍然不够,尚有很多未知的研究方向值得探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现有研究的不足及可能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一)拓宽研究情境
1.关注产业融合、互联网平台等背景下的资源整合问题。学者们研究资源整合的背景主要有创业领域、企业跨界、联盟组合、企业并购、制造业服务化等。由于资源整合起初就是为了帮助新创企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并且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一直未中断,所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如蔡莉、葛宝山、董保宝、张玉利的研究团队对新创企业资源整合问题研究较为深入[40]。虽然对于其他的研究背景均有所涉猎,但相关研究尚未形成规模。基于此,研究范围不应局限于新创企业的资源整合问题,未来可以转向产业融合、互联网平台等背景下的资源整合问题。此外,对联盟组合、企业跨界、企业并购背景下的资源整合问题也需要深入研究。
2.拓展对服务化领域的资源整合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资源整合问题是阻碍服务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正确的资源整合模式对转型企业来说相当重要。资源整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虽然有学者关注了动态视角,但研究不够深入。因此,未来可以基于动态视角,结合互联网平台,研究服务化领域的资源整合问题。
3.关注单个资源整合阶段对服务化的影响。
资源获取可能对技术创新有“倒U型”作用。在产业集群环境下,知识整合能力对知识获取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当知识整合能力较强时,知识获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力直线上升;当知识整合能力较弱时,知识获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倒U型”下降。所以,对于在我国情境下研究资源整合的四个阶段对服务化的具体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
资源整合论文:资源型城市转型阶段识别及效果评价以鄂尔多斯市为例
根据现有文献,中介变量主要存在于资源整合与结果变量之间,但影响因素与资源整合之间是直接作用还是间接作用?如果是间接作用,存在哪些中介变量?现有研究主要从能力和行为两个方面展开,是否还存在其他方面的中介变量,未来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另外,由影响因素到资源整合,再到中介变量,最后到结果变量,整个作用路径中是否还存在其他调节变量?比如在环境方面,有产业环境、文化环境、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等;在能力方面,有动态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吸收能力等。并且现有研究的调节变量不够系统,没有层次性。这些问题均有待学者们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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