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平等哲学下对我国农民工“健康移民效应”的再考察

　　摘 要：“健康移民效应”是指相比于本地居民，移民的健康状况更好。本文使用 RUMiC 2008和 2009 数据，发现外出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比城市居民更差。为剖析我国现实与“健康移民效应”这一典型事实相矛盾的原因，本文将“机会平等”哲学理念与“健康移民效应”相结合，在新构建的框架下进行了分解研究，结果显示：按照合理的“努力特征效应”来看，外出农民工本该比城市居民更健康(GHQ 值小 0.145)，即我国农民工的“健康移民效应”本该存在，但严重的机会不平等拉低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GHQ 值大了 0.257)，最终导致外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反倒比城市居民更差(GHQ 值大了 0.112)。此外，外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从未外出的农村居民，也好于回流的农民工，这表明农民工的外出和回流存在“自选择”机制。但这些自选择机制主要是合理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机会的不平等。

　　关键词：健康移民效应;机会平等;心理健康;农民工

　　一、引 言

　　公共卫生领域有一大特征事实被称为“健康移民效应”(Healthy Immigrant Effect，简称 HIE)，具体是指和当地居民相比，移民的健康状况平均来看反而更好(Antecol and Bedard，2015)①。有关 HIE 的证据，近年来在国际移民文献中已被大量实证研究证实②。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以移民方式进城务工。据《2016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6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 28 171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高达 16 934 万人③。

　　外出农民工的健康问题不仅关乎这一庞大群体自身的福利，而且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这对城乡的经济发展和减贫都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开始借鉴 HIE 的思路来研究中国国内移民(外出农民工)的健康问题。他们使用了不同的主观与客观衡量身体健康的指标和不同的数据，发现外出农民工普遍比城市居民更健康，即证实在中国城市，也存在“健康移民效应”(如Tong & Piotrowski，2012;牛建林，2013;周小刚和陆铭，2016)。但上述研究均局限在自评健康或客观生理健康方面，对于外出农民工的心理状况涉及较少。

　　直觉上，自评健康和生理健康上存在 HIE 比较符合逻辑，因为大多自我感觉健康或者身强力壮的农民才会外出务工。然而，心理健康方面是否存在 HIE 就不那么一目了然了：因为外出农民工来到陌生的城市，缺少亲人的陪伴，通常从事更低级的工作，受到本地人的歧视，即便生理上更健康，心理上也可能更焦虑、更压抑。在为数不多的有关中国心理健康的 HIE 文献中，Wen et al.(2010)通过分析上海市调研数据发现存在 HIE;而 Chen(2011)通过分析北京市调研数据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因此，相比于自评健康和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上的 HIE 更是一个有待实证检验的问题。本文将采用覆盖面更广的更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城乡移民调查(RUMiC)2008 和 2009 两年的数据，对我国城市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实证验证是否存在“健康移民效应”。这是本研究选择以心理健康作为切入点的一大原因。然而，RUMiC 数据显示，农民工平均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比本地人更差，似乎我们得到了与国际主流文献相悖的结论。

　　但我国农民工与本地人有着巨大的分割(disparities)：在现实中，他们往往在城市中从事着城市居民不愿意做的更脏、更危险、更累的(3D：dirty，dangerous，demanding)工作，劳动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和居住条件很差，远离家乡，难以得到亲戚和朋友的支持。再加上我国户籍分割的医保制度，使农民工在医疗保障方面也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些因素都损害了农民工的身体健康。

　　也就是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错配，仅仅比较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健康水平可能不能反映出“健康移民效应”的本质。而当我们在回归中加入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等一系列 HIE 文献中“常规”控制变量后，外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更好。据我们所知，目前 HIE 文献中还未曾见到这样的情况。

　　那么到底存在不存在 HIE 呢?我们认为，这恰恰体现了中国外出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可能更加复杂。简单地验证是否存在“健康移民效应”并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挖掘出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会更有意义。而之前研究的实证方法和分析框架，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借助机会平等理论(Equality of Opportunity，简称 EOP)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机会平等理念源于政治哲学，Roemer(1998)用数理方式将其引入经济学，专门探讨表面不平等背后的实质不公平问题。简而言之，造成个体“优势”不平等的因素可分为两类，将不可控的因素称为“环境”，将可控因素称为“努力”。由“环境”因素导致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由“努力”因素导致的不平等，是合理的。

　　同等“努力”，无论处在哪种“环境”下，都应该获得同等“优势”，否则就是机会的不平等。健康的不平等同样存在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类机制，因此近年来，EOP 理论越来越多地在健康经济学中使用(Roemer and Trannoy，2016)。HIE 描述的是外出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存在心理健康上的不平等现象，这个不平等背后同样存在合理与不合理的两类机制，当我们将 EOP 理论与 HIE 现象结合起来就发现，正是由于这两类不同机制的存在，才出现了上述描述统计与回归结果矛盾的现象。

　　本文的具体结论如下：按照合理的“努力特征效应”来看，外出农民工本该比城市居民更健康(GHQ 值小 0.145)，也就是说“健康移民效应”本该存在。但严重的机会不平等拉低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GHQ 值大了 0.257)，最终导致外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反倒比城市居民更差(GHQ值大了 0.112)，掩盖甚至逆转了“健康移民效应”。这本质上反映了由于户籍分割所带来的严重的健康不公平。机制方面，外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好于从未外出的农村居民，也好于回流务工人员，这反映了外出和回流的自选择效应，究其原因，主要是合理的“努力特征效应”，而不是机会不平等。这一发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全球约有 25%的人一生中会遭遇到心理疾病(Aglipay et al.，2013)。有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疾病谱正在发生变化：非传染性疾病超过传染性疾病成为造成死亡的最重要因素，心理健康问题在中国越来越普遍(Lu et al.，2012)，对劳动收入、个人就业都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张晓明等，2021)。一些社会学文献还表明，心理健康因素决定了外出农民工是否愿意长住城市，外出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的最高形式是心理层面的健康融合(杨菊华，2015;崔岩，2012)。综上，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健康移民效应”只是“描述了”移民与本地人健康差异的现象，本身不够深刻。与现阶段大多数 HIE 文献仅采用回归分析(OLS、Logit、Probit 等)方法相比，本文将 EOP 理论与 HIE 相结合，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劳动经济学的分解方法，挖掘出隐藏在 HIE 背后的东西，从而得到了一般 HIE 文献和研究方法所不能提供的重要结论，也为HIE 这一支文献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

　　第二，如前文所述，对农民工心理健康进行研究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而本文为 HIE 文献提供了来自心理健康方面的证据。第三，本文所使用的 RUMiC 数据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包含城市本地人样本、外出农民工样本以及农村居民样本。

　　本文采用合理标准，从农村样本中划分了从未外出农民、已回流农民和正在外出农民，从而不仅分析 HIE 本身，还分析了 HIE 的自选择机制和回流机制。与大多数 HIE 文献相比，本文显得更加详细和全面。第四，EOP 理论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健康中，但有关中国健康机会不平等的文献非常少，本文也为健康EOP 这支文献提供了来自中国外出农民工的证据。

　　二、文献回顾

　　(一)健康移民效应

　　(1)从国际 HIE 到国内 HIE如引言所述，在国际移民的 HIE 方面已有大量研究。多数研究均证实了 HIE 的存在(可参见脚注 2)。相比而言，借用 HIE 思路研究国内移民问题的较少。Lu(2008)对印度尼西亚农村迁往城市的移民健康进行研究，开创性地把 HIE 引入国内移民健康效应，他发现印尼国内 HIE 的结论较为复杂，随着迁移类型和年龄的不同而不同。此后，Lu(2010)继续用印尼 1997-2000 年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生理健康方面没有 YSM 效应，在心理健康上存在 YSM 效应。随后，一些中国学者也引入 HIE 研究国内外出农民工问题。如 Tong and Piotrowski(2012)、牛建林(2013)、周小刚和陆铭(2016)均发现我国外出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好于当地人，即存在 HIE现象。相比于自评健康和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 HIE 文献要少一些。

　　Alegria et al.(2008)和 Cook etal.(2009)发现在精神疾病(psychiatric disorders)方面，拉美裔移民的健康水平要好于当地美国人，即存在 HIE。类似的，Menezes et al.(2011)和 Aglipay et al.(2013)用加拿大数据，分别以精神疾病和焦虑感(anxiety disorders)作为心理健康的代理变量，均证实加拿大存在 HIE。Rivera etal.(2016)用了综合性的心理健康指标(GHQ-12 量表)，发现移入时间少于 10 年的西班牙移民心理健康水平更好。他们还发现，移入时间大于 10 年的移民群体则没有 HIE，从而也验证了 YSM的存在。

　　Bergeron et al.(2009)发现加拿大移民由于文化、语言、气候等原因，来到加拿大之后心理上变得更脆弱。Straiton et al.(2014)也发现澳大利亚的男性非英语国家的移民，随着移入时间的推移患有心理健康疾病的概率显著增加。这些研究验证了心理健康上的YSM 效应。如前文所述，关于中国心理健康方面的 HIE 研究相对缺乏，Wen et al.(2010)和 Chen(2011)分别用上海市和北京市的数据，得到了相反的 HIE 证据。

　　因此，本研究试图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深入分析我国外出农民工心理健康上的 HIE。如前文所述，我国 HIE 的研究大多是自评健康和生理健康，而心理健康的证据和机制可能完全不一样，结论也更复杂。考虑到 YSM 是对 HIE 结论的延伸，我国外出农民工心理健康上的 HIE本身就有一系列问题亟待讨论。因此，本研究拟结合 EOP 理论，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单独细化 HIE 问题，而对 YSM 不再做过多阐述。(2)HIE 的机制上文简单叙述了 HIE 相关研究的结论。从 HIE 存在的原因来看，大致有以下三个机制(Chen，2011)：第一，移民自选择效应。一般身体较好的人才会选择移民，因此，移民群体的身体状况平均而言会更好(Frisbie et al.，2001;McDonald and Kennedy，2004)。

　　这个机制同样可以解释中国国内外出农民工的 HIE，通常身强力壮的农村居民才会选择外出务工(周小刚和陆铭，2016)。在国际移民的选择问题中，还存在一个机制：移民去向国通常会有移民审查程序(immigration screeningprocess)，将一些身体较差的筛选出去。在我国国内外出农民工的 HIE 问题中，这个机制存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国内移民并没有这样的审核程序。但国内大城市通常会有严格的落户政策，只有条件较好的农民工才有可能落户大城市，因此身体较差的农民工可能已经返乡。这实际上是 HIE 的第二个机制——回流效应。第二，回流效应(salmon effect)。

　　一般身体较差的移民会返回来源国，因此去向国移民群体的平均身体状况就会更好。例如 Fong(2008)发现在英国和爱尔兰的中国移民会因为健康问题返回中国。不过这一机制的实证结论并不明确，也有一些反例。如 Van Hook and Zhang(2011)发现在美国，健康并不是返乡的决定性因素。从直觉上讲，回流效应也可以解释我国外出农民工的 HIE问题：回乡的农民工身体状况差(牛建林，2013)。外出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奉献了才智和健康，但当他们的健康下降之后，城市却没有接纳他们，而是将他们推回了农村(周小刚和陆铭，2016)。

　　第三，医疗可及性。有研究表明，移民医疗服务利用少，对自身疾病信息不够了解，所以会高估自己的健康状况(McDonald and Kennedy，2004)，从而在主观健康指标方面造成对 HIE 的高估。但同样，该机制的实证结论并不明确，因为也有研究表明增加医疗服务利用可以有效提高健康水平，移民普遍拥有更少的医疗服务利用，因此医疗可及性会是减少 HIE 的因素(Read and Reynolds，2012)。所以，医疗因素对 HIE 的作用在符号上难以确定(Antecol and Bedard，2015)。本文将分别对上述三个机制进行分析。

　　三、方法、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城乡移民调查”(The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RUMiC)，该数据采用分层结合随机地图分块抽样方法，对中国 10 个省的 15 个大中城市中的 5 000 个外来移民家庭进行详细的调查，获得了包括外来移民的个人及家庭在工作、收入、消费和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详细的信息②。除了移民的信息之外，该调查还通过国家统计局的入户调查获得了上述 15 个城市的 5 000 户城市居民和相应 10 个省份的 8 000 户农村居民的样本。

　　因此，RUMiC 包含移民、城镇住户和农村住户三个数据集。我们具体使用了 2008 和 2009 年(分别反映样本 2007 年和 2008 年情况)两年的 RUMiC 混合截面数据。本文通过对比移民和城镇住户这两个数据集，以度量 HIE。同时，为了补充分析外出自选择机制和回流机制，我们还使用了农村住户数据集。由于 RUMiC 的农村住户数据集中包含了如下三部分群体：

　　(1)从来没有任何移民经历、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居民;(2)回流的移民：过去有移民经历但本年度生活在农村;(3)本年度有外出经历但调研时在农村的农村居民。所以按照对应的标准，我们将农村数据详细分成上述三类，分别代表：从未外出农村居民、回流农民和农村外出农民工。通过对比从未外出农村居民和农村外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考察外出自选择机制;对比回流农民和农村外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考察回流机制③。采用本数据的主要优点在于：

　　(1)RUMiC 是一套专门针对移民的数据，非常符合本研究主旨。(2)在抽样方法上与以往类似的调查不同，本研究采用了以农民工工作地点(而不是居住地点)为核心来确定抽样框，再辅以地图分块的抽样方法。因此得以将以往众多调查中所遗漏的居住在工作地点的大量农民工纳入抽样框。

　　(3)该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除包含城市本地人样本和外出农民工样本外，还有丰富的农村住户数据集，这样不仅可以分析 HIE 本身，还可以分析 HIE 的自选择机制和回流机制，因此和大多数 HIE 文献相比，本文分析可以更加全面。(4)具有较为详细的心理健康测量指标。

　　关于心理健康的指标，相关 HIE 文献中有用精神疾病的(如 Cook et al.，2009; Menezes etal.，2011)，有用焦虑感的(如 Aglipay et al.，2013)，有用心理困扰(psychological distress)的(如 Chen，2011)。如同 Rivera et al.(2016)和 Gotsens et al.(2015)一样，本文采用的是综合心理健康指标 GHQ-12 量表，该量表由 12 个主观问题组成，每题有 4 个选项，分别赋值 0、1、2、3，分值越大代表心理健康问题越大。把这 12 个得分加总，就是综合心理健康得分①。

　　本文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环境”与“努力”变量的选取是本文的关键。在 EOP 语境下，“环境”代表那些造成健康不平等的道德上不合理的因素，反之“努力”代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因素。按照健康经济学中水平公平的观点，拥有同样人口学特征的人需要对应同样的健康水平，不能因户籍、社会经济地位等不同而有不同的健康水平。

　　因此，我们将家庭人均收入、受教育年限、是否有工作、单位所有制、规模、合同类型、行业这些反映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定义为“环境”因素;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这三个人口学变量，定义为“努力”因素。这也与健康机会平等文献中的做法一致(如 Fleurbaeyand Schokkaert，2011;马超等，2017;马超等，2018)。

　　此外，本文还加入了“是否每天吸烟”作为健康习惯的代理变量。在健康方面的 EOP 文献中，通常将吸烟作为“努力”变量(如 Rosa Dias，2009;Trannoy et al.，2010a)，因为这是个体责任，因吸烟多造成的健康水平差是“合理”的。在研究我国外出农民工问题时，这一点可能值得商榷：外出农民工本身社会经济地位低，从事更辛劳的工作，缺乏亲人关怀，更需要吸烟解闷，这么来看吸烟造成的健康损害是机会不平等的。

　　因为吸烟这个“努力”是由“环境”造成的，并进一步影响到了健康。这个问题在 EOP 文献中被称为“偏环境(partial circumstance)”效应(Roemer，1998;Ramos et al.，2015)，不同的哲学观点对此处理方式不一。例如 Roemer(1998)认为“偏环境”效应是不合理的，也是机会不平等的一部分;而 Barry(1991)则认为这是合理的。幸运的是，在后文回归和分解中，吸烟因素对本文结果几乎没有影响，无论采取哪种哲学思想都不影响[这与 Jusot etal.(2013)的实证结论类似]。因此，后文不再考虑 EOP 的“偏环境”效应。

　　四、实证分析

　　在其他变量方面，男性的心理健康比女性显著更好，考虑到外出农民工男性比例更高，那么描述统计的时候外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应该有优势才对，这或许暗示着在 HIE 背后，有着对外出农民工心理健康更为不利的因素，这也正是后文 EOP 讨论的问题。年龄不显著，心理健康与年龄关系不大，这也是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不一样的地方。同样，在自评健康或者生理健康的研究中，吸烟通常有显著负面作用，但在心理健康方面，吸烟可能会起到缓解心理疾病的作用，所以不显著。外企的心理健康更差，可能和过大的工作压力有关。类似的，行业方面，教育业、政府和公共部门的心理健康也更差，这也与这些行业逐渐增加的工作压力有关(如王阳，2008;Yang et al., 2019)。

　　同固定工相比，其他类型的合同工人心理健康显著更差，这符合直觉。收入和教育的符号符合预期，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受教育水平会有更好的心理健康，这与 Rivera et al.(2016)的研究结论一致。这些协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并不是本文关注焦点，因此不再展开叙述。

　　综上，本文发现我国外出农民工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外出自选择效应，以及较弱的回流效应，这两个效应主要是由合理的人口学因素导致。因此，在控制了个体特征的情况下进行回归，外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好于本地城市居民。但仅比较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城市居民的均值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更差。究其原因，外出农民工面临的巨大的健康机会不平等，使得本该更健康的他们反而健康均值更差。机会不平等占到表面 HIE 的 229.5%。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计算 HIE 时并不需要矫正自选择效应和回流效应，因为 HIE 的含义是某一时点上当地移民与本地人的健康对比，HIE 所要比较的总体是当地人和已经被选择完之后的移民，所以并不需要对自选择行为和回流进行类似 Heckman 那样的矫正。自选择效应和回流效应是解释 HIE 存在的机制，而不是需要调整的东西。事实上，几乎所有的 HIE 文献均是这个思路。虽然少数文献如 Jatrana et al.(2013)、秦立建等(2014)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以消除不可观测不随时变的自选择效应，苑会娜(2009)采用工具变量 3sls 矫正内生性问题，但这些文献并不是对 HIE现象本身的直接研究，只是借用 HIE 概念研究移民对健康的因果效应，所以需要矫正。

　　五、结 语

　　“健康移民效应”HIE 是指相比于本地居民，移民的健康状况更好。本文利用 RUMiC2008-2009数据对我国外出农民工的 HIE 效应进行分析，从描述统计中发现外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比本地城市居民更差，而添加了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回归显示外出农民工心理健康更好。为了找到这个矛盾背后的原因，本研究借鉴机会平等理论 EOP 对 HIE 进行分解，结果显示：按照合理的“努力特征效应”来看，外出农民工本该比城市居民更健康(GHQ 值小 0.145)，但严重的机会不平等拉低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GHQ 值大了 0.257)，最终导致外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反倒比城市居民更差(GHQ 值大了 0.112)。

　　外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好于从未外出的农村居民，也好于回流务工人员，这反映了外出自选择机制和回流机制，究其原因，主要是合理的“努力特征效应”，而不是机会不平等。综上可见，由户籍分割导致的外出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机会不公，是造成我国健康不平等的最核心原因。本文还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本文的所有结论本质上仍是描述，并不涉及因果推断，考察单独的更为细致的变量如何对 HIE 产生因果影响，也是我们未来的工作之一。

　　2.本文的 EOP 是局部(local)EOP 而不是全局(global)EOP，局部机会的平等可能并不等于全局的机会平等(Roemerand Trannoy，2016)。也就是说，我们在计算 EOP 的时候只是局部地使用所需要对比的样本，而不考虑整个社会发生的变化。这个问题从 Oaxaca 分解的角度来看，即 Oaxaca 式的分解一大前提假设为不涉及一般均衡，只有局部均衡(Fortin et al.，2011)。

　　3.从心理健康的指标来看，GHQ-12 虽然是广泛采用的综合性心理健康指标，但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城市居民是两类完全不一样的群体，因此对主观指标的评判可能会有系统性偏差。Mu(2014)用 Charls 数据发现我国不同地区的老年居民在汇报自评健康时有系统性差异。此外，RUMiC 问卷中只有医疗信息，而不含专门的心理方面的医疗信息。

　　4.由于本研究不是面板数据，因此无法严格考察动态的 YSM 效应，也无法考量 HIE原因中诸如过早死亡(die prematurely，Antecol and Bedard，2015)这样的机制。这些不足之处也正是本文的研究展望，需要将来进一步详细研究。

　　参考文献

　　[1] 崔岩，2012：《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2] 龚锋、李智、雷欣，2017：《努力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测度与比较》[J]. 《经济研究》，第 3 期。

　　[3] 郭继强、姜俪、陆利丽，2011：《工资差异分解方法述评》[J]. 《经济学(季刊)》，第 2 期。

　　[4] 马超、宋泽、顾海，2016：《医保统筹对医疗服务公平利用的政策效果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第 1 期。

　　[5] 马超、顾海、宋泽，2017：《补偿原则下的城乡医疗服务利用机会不平等》[J]. 《经济学(季刊)》，第 4 期。

　　[6] 马超、曲兆鹏、宋泽，2018：《城乡医保统筹背景下流动人口医疗保健的机会不平等——事前补偿原则与事后补偿原则的悖论》[J]. 《中国工业经济》，第 2 期。

　　[7] 牛建林，2013：《人口流动对中国城乡居民健康差异的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8] 秦立建、王震、蒋中一，2014：《农民工的迁移与健康——基于迁移地点的 Panel 证据》[J]. 《世界经济文汇》，第 6 期。

　　作者：马超 曲兆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