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的“工业病理学”考察以《资本论》为中心

　　摘要: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提出“工业病理学”理论，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的致病机理和演变逻辑。通过分析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公共卫生报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疫情危机不是单纯的公共卫生危机，更是社会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公共卫生危机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价值错位、制度缺陷及治理失灵等结构性问题，导致了资本主义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周期性失败。只有变革社会制度、深入工人群众、尊重专业精神，才能突破局限性，成功应对公共卫生危机。

　　关键词: 公共卫生危机; 《公共卫生报告》; “工业病理学”; 价值错位; 制度缺陷; 治理失灵

　　自 19 世纪中期英国建立公共卫生体系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已形成相对全面、系统的瘟疫应对机制，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为何仍会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 溯其源者得其本，回望资本主义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过程，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危机的历史基因和内在病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公共卫生报告》的考察，敏锐洞察出资本主义公共卫生体系的内在病理机制。马克思发现，英国暴发瘟疫时不同人群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不同，劳工阶层集中居住的贫民窟成为疾病流行的中心，瘟疫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性的。

　　马克思将自己的分析方式称之为“工业病理学”[1]。所谓“工业病理学”，即运用病理学的分析方法，考察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现社会有机体运行的内在病症。“工业病理学”的核心发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业化生产最终会成为了一种“异化”或“物化”的力量，人类的创造物阻碍了自己实现幸福的可能———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不仅没有实现人道主义理想，反而使工人的生活境况越来越糟。公共卫生危机以一种典型病态的方式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病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和结构性矛盾的具体体现。从“工业病理学”出发，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卫生危机，发掘其价值畸形、制度缺陷和治理失灵等内在病理性症，有助于更加深刻理解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更加明确公共卫生事业正确发展所需要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一、价值错位: 资本优先的异化和紊乱

　　《公共卫生报告》的主编西蒙医生曾长期担任英国枢密院卫生官。在他的领导下，英国医生对瘟疫大流行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在瘟疫大流行与工人居住、劳动和生活状况的恶劣之间建立联系，提出改善工人居住环境、保障工人劳动时的健康权利等立法建议。但是他们把公共危机的根源归因于领导的无能、法律的真空、专业力量的不足等，没有找到深层次的病因，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循环失败之中。资产阶级“建立协会、著书立说、草拟方案、讨论和颁布法律，以求根绝时常重复发生的各种流行病”，但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是经常地必然再产生出这种必须治疗的毒疮。”[2]1856 年至 1859 年的白喉疫情、1861 年至 1865 年的伤寒疫情、1866 年及以后的霍乱大流行，反复给英国民众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针对同一现象，马克思根据“工业病理学”指出，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的症结不在于公共资源、医疗技术等问题，首要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异化的价值导向。

　　1.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价值高于人的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值资本价值( 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 。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值这个价值的手段。”[3]资本自身的行动，以及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产者和作为剩余价值唯一来源的无产者，都必须服从这个目的，遵循资本价值最大化和绝对化的逻辑。作为最高理性的资本主义就“把劳动抽象为一般劳动，也就把人抽象为财产主体，以此取代了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在资本面前，人的丰富性被扁平化处理，保持生命健康安全、幸福美好生活等人性需求，一旦与资本最大化的价值原则相抵触冲突，就会成为可被牺牲的工具和手段。无论是资产者还是无产者，都沦为服务于资本自我增值的工具价值和物化存在。当然，资本显然更偏爱资产者，疫情中首先被牺牲的是那些不再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无产者。

　　2. 资本的逻辑注定忽视人的需求。为了资本的利益，号称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就走向了人道主义的反面，在疫情大流行的风险面前无动于衷、不愿作为。“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 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 利润) ，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4]恩格斯针对这一现象曾警告说，资产阶级“以逼迫工人阶级遭受流行病的痛苦为乐事”，但是瘟疫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恶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5]。但是恩格斯也深深地明白，资本主义政府和资本家面对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时所采取的行动，必然是消极、被动的，“只是迫于极端必要才提出社会改良法案，至于已经存在的法律则尽可能完全不去执行。”[6]把资本保值增值放在第一位，而没有把人的生命健康摆在优先位置，资本主义注定不会落实“人是目的”的价值原则。

　　3. 时过境迁，但资本至上的病理依旧。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伦敦瘟疫大流行的批判已过一百多年，但是一场疫情危机让人们明白，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病理依旧。在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在防止瘟疫扩散方面所采取的迟缓措施令人惊愕，导致了以巨大优势面对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美国，却屡屡错失良机，最终将“一场危机演变成一场悲剧”[6]。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迟疑和低能，根源依据在于其社会机制中的价值病态，即将资本利益优先于人的生命健康利益。疫情初期，美国政府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组曾在备忘录明确建议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却被决策层以波及资本市场的担忧拒绝。资本至上的价值病态“导致政府既未对民众进行有效示警，也没有为疫情大流行所带来的潜在医疗资源消耗做准备，把美国民众推向感染和死亡的边缘。”[7]

　　二、制度缺陷: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卫生危机往往与经济危机具有内在关联。《资本论》成书的 1857至 1870 年间，共发生了三次经济危机，也伴随着发生了三次公共卫生危机。这种共生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深深内嵌于其生产方式中，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产物。为实现资本增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要对生产资料等不变资本和用以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进行压缩，也不可避免地要将相对过剩的产业后备军生产出来。当遭遇公共卫生事件冲击时，这种生产方式极易放任和助长了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和蔓延。

　　1. 剩余价值最大化与改善劳动条件之间的矛盾，人为制造和激化了危机。马 克 思 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生材料却非常浪费”[8]，不愿意多花一个铜板来提升公共卫生条件，特别是工人的劳动环境。《公共卫生报告》显示: “一个地方靠室内共同劳动为生的人越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个地区由肺病引起的死亡率就越高。”[9]“各种女缝纫工———女时装工、女服装工、普通女裁缝，都有三种灾难，这就是劳动过度、空气不足、营养不够或消化不良”，“纯粹由于空气不良而造成的肺病，就是靠这些牺牲者而存在的”[10]。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肺结核等瘟疫在工人群体中间流行，其背后的原因是工厂主对建筑物和通风设备等不变资本的节约。尽管当时的工厂法已经督促工厂主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例如在室内工作场所安装通风设备，并通过卫生警察、工厂视察员予以监督，但从执行来看，“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争得这个健康权利”，“他们也不能指望从那些实施卫生警察法的官员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援助”[11]。资本家丝毫不怜悯能够为他们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资本主义政府也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成本来提升公共卫生质量和水平。工人的生命和健康根本不值一提，因为通过蓄奴、人口迁移等方式，资本主义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可变资本”。

　　2. 刻意制造出来的贫困人口，在疫情暴发时会成为公共卫生危机的催化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积累不可避免会再生产出大规模的“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这些随时可能失业的人们所处“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12]当这些贫困人口在不同的工厂、社区、城市流动以求生存时，无形中成为了“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他们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他们扎营的附近地区。”[13]而那些完全的失业者，包括家庭劳动者、具有劳动能力的赤贫者、孤儿、贫民子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则成为疫情暴发中彻底的牺牲品，成为被整个社会遗忘的弃儿。工业化以来西方社会的历史也一再证明，工人是疫情大流行中首当其冲的易感人群，并不自觉地成为瘟疫传播的媒介，通过风险传播的“飞去来器”效应，最终形成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危机。

　　3. 内在逻辑依旧，资本主义制度仍在危害“相对过剩的产业后备军”。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最大的受害者仍是马克思病理解剖中的那些“相对过剩的产业后备军”。根据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和媒体报道的数据，老年人、失业者等弱势群体成为政府抗疫不力的“牺牲品”，《纽约时报》2021 年 5月 11 日一篇报道显示，美国老年人长期照护机构已有至少 2. 81 万名入住者和工作人员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约占美国新冠死亡病例的 1 /3。此外，非裔、拉美裔、华裔等少数族裔等的死亡比率，也普遍高于总人口的死亡率。[14]这些事实残酷地印证了马克思的断言: 实现劳动人口的快速迭代和流动，也是资本主义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重要手段。瘟疫大流行竟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清理过剩人口的“自然”方式。

　　三、功能失灵: 医疗卫生体系的局限性

　　“工业病理学”指出，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医生及卫生系统，其存在的价值是工具性的，目的不是人的生命和健康，而是剩余价值生产者的再生产。当公共卫生危机来临，医生及医疗卫生系统不可能发挥专业优势，以科学精神指导抗疫防控，反而会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政治博弈的筹码，最终导致功能失灵的困局。此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共卫生危机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解剖结论。2019 年全球卫生安全指数系统中，美国以 83. 5 分高居世界第一。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开始着手制定《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为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做好准备。[15]然而，这些优势和战略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面前并没有发挥出相应的作用。

　　1. 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医生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附庸群体。在《资本论》中，医生是出现次数最多、整体评价最高、引用内容最丰富的群体。但马克思也冷静地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医生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被剥削的工人阶级，而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附庸群体，从事的是“非生产劳动”。医生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他们被资本家所雇佣，使命是帮助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的获取。因此，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医生及医疗体系始终面临着私有化、商业化的梦魇。医疗服务极易成为产业链条和商业体系的一个环节，市场价值成为衡量医疗体系的标准，社会福祉则被抛在一边。1852年，马克思在信中写道: 尽管“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但是“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16]经济窘困的时候，无论个体多么需要基本的医疗服务，他只能自由地自生自灭。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这种缺乏平等公共卫生服务的代价就是危机的扩大化和灾难化。

　　2. 资本主义医疗活动的本质是“劳动能力的修理”。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医生的劳动是为了保持价值源泉———劳动力的健康，使其能够源源不断产出商品和剩余价值，“只要他能保护健康，保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17]。马克思特别强调，医生的功能是维护好资本增值所需的工具，“在任何情况下，医生的服务都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可以把它算入劳动能力的修理费。”[18]医生的劳动与工人自己为了提升自我、改善生活而进行的诸如打扫家务、锻炼身体等劳动具有相同的性质，即都是“直接把劳动能力本身生产、训练、发展、维持、再生产出来的劳动”[19]。资本主义医疗活动的中心环节不是人，而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因此，政府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强弱始终要屈从于资本家的支配意志。马克思创造《资本论》时，英国议会中的利益集团多次试图更改疫情防控举措、削减公共卫生预算，特别是代表供水公司、污染行业的保守党人多次提议废除卫生总署及卫生官，以维护自己所在行业的资本利益。

　　3. 资本主义医疗支出是必须压缩和控制的“非生产费用”。医生和公共卫生体系是保持价值源泉的重要力量，但为了资本最大化，“必须尽可能地把这种非生产费用缩减到最低限度，尽可能地使它便宜。”[20]这就意味着，“假如收入减少、资本利润下降，资本家和工人还想以物质产品的形式消费原先那样大的价值量，他们就要少购买医生、教 师 等 等 的 服务。”[21]沿着这一逻辑作进一步推演，我们会发现: 当资本家需要医生保持工人的劳动能力时，他们便能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当危机来临、利润下降，工人们最需要医疗卫生的时候，他们却成了可有可无的缩减对象。因此，当公共卫生危机与经济危机叠加时，社会整体对医疗需求在上升，而资本主义政府却在想方设法地缩减供给。这种矛盾严重削弱了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能力，加剧了医疗卫生系统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的系统失灵。

　　四、处理方案: 基于“工业病理学”的治疗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工业病理学”，深刻剖析出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的内在病理，并就问题处置提出一些方案。这些方案有力说明了中国抗击疫情的成功经验，为全世界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提供了有益借鉴。

　　1. 坚持人民立场是破解公共卫生危机的前提。疫情防控的努力及成效建立在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之上。在医疗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是富人、抵抗力强者的权利优先还是病患、风险系数更大者的安全优先，本质上是一个分配正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依附于资本家的企业家和经理人等社会阶级或阶层，注定是医疗资源分配的主体，而没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受资本逻辑的规训，被排除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之外。因此，马克思主张，医疗资源等基本生存条件应从一部分人超越为“一切人”和“所有人”。“‘一切人’和‘所有人’是马克思按需分配原则的主体，如果用今天的政治话语表述，就是人民主体。”[22]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明确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到第一位。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牢固树立发展 不 能 以 牺 牲 人 的 生 命 为 代 价 这 个 观念。”[23]马克思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证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必须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统筹谋划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2. 制度变革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关键所在。面对瘟疫等人类共同的敌人，仅仅依靠技术官僚、医生群体的社会改良，难以纾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生的公共卫生危机。只要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改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结构不发生根本性变化，公共卫生体系的角色和功能注定只是资本家榨取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工具和附庸。西蒙医生在《公共卫生报告》中早就揭露出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通民众遭遇疫情时的悲惨境遇，但除了空有遗憾和悲愤外，几乎没有什么实际作为。这种难有作为的根源并不在于医生群体本身，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异化劳动。

　　面对公共卫生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始终无法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利益真正地放在第一位( 为了人民) ，以取代资本对剩余价值无穷止境的贪婪追求，更难以依托社会结构动员和整合更多资源走出困境( 依靠人民) 。马克思根据“工业病理学”的剖析结果指出，面对疫情时要想有所作为，避免群体免疫的悲惨场景，就要关注社会制度的变革问题，突破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局限性。疫情防控是一场总体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的威胁，中国的经验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采取坚决有力的防控措施。这种制度优势所带来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是深陷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国家做不到的。

　　3. 医生深入工人群众是缓和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途径。在《资本论》里，根据“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24]，马克思把医生看成两个阶级，一个阶级是资产阶级的附庸，依靠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劳动，沦为资本主义剥削无产者的帮凶，另一个阶级，则是那些投身于服务贫民事业的“贫民诊所”的医生。

　　贫民诊所是 18世纪末 19 世纪初在英国济贫体制下逐渐建立起来的针对教区内贫困居民免费提供医疗服务、药品的医疗机构，是医生群体中的进步力量。马克思对医生群体阶级属性的分类界定，充分表明了医生群体只有真正服务于人民群众，才不至于沦为资本家的附庸，才能够把自己从服务于剩余价值剥削的“非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曾两次称赞撰写《公共卫生报告》的汉特医生“出色”，根本原因就在于汉特医生深入工人群众。

　　为了解工人的居住状况，汉特医生走遍了英格兰所有各郡，“调查过 5375 座农业工人居住的小屋”，走遍了伦敦“20 个大的贫民区，每个贫民区住 1万人左右。”[25]汉特医生代表了马克思对医生群体的职业期许。医生只有深入群众，才不至于沦为资本主义的附庸而将自身局限于医学职业的狭隘、片面之中，才能真正服务人的生命健康。公共卫生危机的公共属性鲜明，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能解决好。医生深入工人群众本质上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群众路线。中国的抗疫经验是必须“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医护力量就能极大地阻止或缓和公共卫生危机。

　　4. 尊重医疗卫生的科学性是化解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批评了资本主义体制对医生专业技能和医疗体系公共精神的压制。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医生群体对瘟疫等疾病进行深入探究，帮助马克思在工人阶级瘟疫横行、疾病频发、寿命减短等惨象与工作条件恶劣、营养状况贫乏和超长劳动时间等病原，进而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建立因果关联，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有力的武器。“经验向有理解力的观察者表明: 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26]正因为信任医生的专业能力，马克思在1875 年撰写《哥达纲领批判》时，针对哥达纲领提出的“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条款，补充说“视察员必须是医生出身”。[27]

　　马克思把医生当作工人阶级的重要同盟，安排他们发现、监督和制止工厂里的各种不公平现象，这反映出马克思对医生专业能力和医学科学性的信任和尊重。面对疫情，在战略上讲政治，坚守人民立场; 在策略上，要始终坚持科学精神，避免让疫情防控泛政治化。疫情防控工作要科学部署、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要让医疗力量从“保持价值源泉”的工具理性中解脱出来，摆脱无止境的利益集团纠缠和泛政治化讨论，尊重其专业能力，发挥其专业特长。特别是在国际合作上，各国要加强合作，不应相互指责、相互“甩锅”，尊重科学规律，将疫情治理策略从“道德问题”“价值问题”还原为“科学问题”。

　　参考文献

　　[1][3][4][10][12][13][25][26][德]马克思. 资本论( 纪念版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 420，278，311—312，295，762，765，790，795，331.

　　[2][5][6][德]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492，517.

　　[7]张盾.“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康德、马克思[J]. 中国社会科学，2011( 3) : 66.

　　[8][9][11][24][德]马克思. 资本论( 纪念版)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 101，107，111，1002.

　　[14]中国人权研究会.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美式人权”危机[N].人民日报，2020 - 06 - 12( 8) .[15]王萍.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检视[J]. 和平与发展，2020( 3) : 36—37.

　　[16][德]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八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62.

　　[17][德]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八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229.

　　选自期刊《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2 年第 3 期

　　作者信息：肖红春，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