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评职论文发表对于钟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摘要：钟泰(1888—1979),中国近现代着名学者。字 斋,号钟山,别号待庵。江苏南京人。师从太谷学派中期宗师黄葆年,曾攻读于江南格致书院,继而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日文译教。辛亥革命曾入皖督柏文蔚幕。尔后历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师,南京法政专门学校(后改法政大学)日文教席,并开老庄讲座,又任《共和杂志》社社长。1924年转任杭州之江大学国学系教授、系主任。1939年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1943年任贵阳大夏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4年入蜀,与熊十力并任书院主讲兼协纂。1948年任光华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入华东师范大学。后转入上海文史馆。1962年应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礼聘讲学。1966年返回上海文史馆。1979年病逝于家。

　　钟泰毕生致力于先儒哲理之学,博采众长,成一家之言。着有《中国哲学史》、《荀注订补》、《国学概论》、《庄子发微》、《春秋正言断词三传参》、《顾诗笺校订》、《管子侈靡篇》等。其中,192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是钟泰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国哲学这门学科创立之时,该书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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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同于胡适、冯友兰等“以西释中”的研究模式,钟泰采用了中国化的哲学研究方法。钟泰在书中完全运用中国本土的话语方式,在传统的领域内对哲学进行梳理,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钟泰并不是简单重复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而是具有了明显的方法论意识。

　　钟泰所着的《中国哲学史》全书分为四编,分别为上古哲学史、中古哲学史、近古哲学史、近世哲学史,共分为上下两卷,八十二章,单列人物117位。上古哲学史由周代至先秦,中古哲学史涵括汉唐时期,近古哲学史包含宋明哲学,近世哲学史则涵盖了清代哲学。钟泰以客观的笔触,尽可能真实地介绍各家思想,以庞大完整的体系奠定了“以中释中”的中国哲学史诠释框架。

　　二、纵观钟泰的《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叙述了上古哲学思想的渊源

　　在第一编上古哲学史中,钟泰提出了他对中国哲学总体特征的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巩固、发展,贯穿了整个中国哲学史。在第一章中,钟泰将中国的哲学思想追溯至周代,认为中国哲学“至周代始有统系可言。”[1]4他从上古思想中提炼出“本天”、“尽人”、“首孝”、“用中”、“上民”、“大天下”六个方面,认为人应以天为万物之本,“人者托体于天,则当以天为父”[1]4,同时充分发挥人的本性,进行能动地创造,“尽人之性,则可以参天地而育万物”[1]4,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尽人之性的具体行为是什么呢?钟泰随即提出了“首孝”,强调孝的重要性。

　　自上古时代孝道思想就产生和流传下来,扩充为五伦关系所应遵守的标准。“用中”即是以中道的方式处世,而后重视民意,以保民、爱民的思想治理国家,最终实现天下统一的政治理想。这些方面涵盖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方面的内容,涉及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论述。第二章“王官六艺之学”,钟泰认为“周公集前王之大成”[1]9,着述了以礼乐文化为中心,六艺之学为内容的典章。百家诸子之学皆源于六艺,而六艺之学则始于周公。因此钟泰指出,“中国哲学,必当断自周公为始。”[1]4钟泰运用富于中国特色的语言归纳出中国哲学的特点,追溯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本源。

　　2.采用史传体例书写哲学史

　　钟泰在《凡例》中就明确指出他是以史传的体裁书写的中国哲学史,以客观的视角叙述各家基本思想。钟泰秉承古文经学派的解释学方式,抱着“述而不作”、“我注六经”的学术态度着述,他所整理的中国哲学史内容翔实,语言古朴,态度诚恳。值得一提的是,钟泰在梳理哲学史时坚持了“上下则详其源流,彼是亦辨其同异”的原则,对不同时期的人物、流派、思想以及同一时期的不同人物、流派、思想等进行对比,研究他们的源流和发展,探讨他们的异同之处。

　　对于不同时期,钟泰通过介绍主要人物以归纳其核心思想及其学派的特点。例如在介绍孔子时,通过“仁”、“忠恕”、“孝弟”、“五伦”、“成己成物”、“富教”、“小康大同”、“知命之学”等方面来讲解,介绍墨子以“兼爱”、“非攻”、“节用”、“天志”、“墨经”为特点来概括,介绍朱子从“理气”、“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居敬穷理”几个方面进行总结。对于同一时期,钟泰则以事件为焦点进行论述,如“两汉儒学之盛”、“魏晋谈玄之风”、“宋儒之道学”、“元明诸儒之继起”、“清儒之标榜汉学”,对某一时期的特点进行集中的阐释和总结。“史家之例,或以事为题,或以人为目。

　　此书述一家之言,则着其人;总一代之变,则标其事。”[1]1钟泰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对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当时及后世研究某一学派人物及某一时期的哲学特点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史传体例还表现在,书中还常有“老子附管子附《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解”、“惠施公孙龙附尹文子附名家不出于别墨论”等章节的内容。“史家纪传,有合有分。或以附从,或以连及。此书亦兼四体。”[1]1这些正体现了钟泰的这一原则。

　　3.以同情理解的态度介绍各家学说

　　钟泰在着述过程中,并没有对各家之言持褒贬不一的态度,而是以真实的姿态还原诸子思想的本来面貌,客观、全面地一一展示其哲学思想内容。“门户之争,自古不免。然言各有宜,理无相悖。此书于各家同异,时附平亭。既欲见学术之全,亦以为沟通之助。”[1]1钟泰在书中充分地体现了作为一名哲学史家的客观态度。钟泰在评价宋儒时写道:“宋儒于经,不主训诂而主义理,不主师传而主心得。惟主义理主心得,故以经为求理之阶梯,而不认经为可以尽天下之理;又以为理虽在经中,而亦非专于守经所可得。”[1]185-186而后他又将宋儒与汉儒进行了对比:“由是观之,宋儒与汉儒,其有取于孔子之经虽一,而其所以取于孔子之经者则有间矣。是故譬之于谷,孔子植之,汉人收获之,而宋儒则播之砻之,淅之炊之,且以自食之者也。”[1]186作为太谷学派的继承者,钟泰并没有一味褒扬儒家学说,而是对比分析了儒学不同时期的特点,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分别评述各家学说,这种中肯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以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旧文化,以西方哲学的逻辑方法重新梳理中国哲学。冯友兰又进一步深化了“以西释中”的哲学研究方法,成为新理学的先驱。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钟泰坚持“以中释中”,以表明自己的文化观。他指出:“中西学术,各有统系,强为比附,转失其真。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1]1钟泰认为中西学术各成体系,正是因为两者的差异性,才使它们具有了各自的独特性。他反对将中西哲学牵强比附,尤其反对胡适用西方进化论的观点来审视中国哲学。如“近人摭拾其‘万物以不同形相禅’之一言,又取与达尔文之《天演论》相比附,去庄子之真意益远。”[1]46钟泰对胡适提出了直接的质疑:“胡适之《哲学史大纲》创为此说,然‘万物以不同形相禅’句下,即继之以‘始卒若环,莫得其伦’,夫言天演,言进化,有始卒若环者乎?胡氏之说不攻自破。”[1]46由此可见,钟泰拒绝用西方化的研究模式来整理中国哲学史,他力图通过运用中国哲学独有的方式,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扬弃。在多种哲学研究方法并存的五四时期,钟泰坚持回归中国本位的叙事方式,为扞卫中国哲学的独立性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在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环境下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西哲学的融合与发展。

　　钟泰在书中并没有对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进行明确的定义和解释,其观点只能被后人所揣测。他阐释了117位人物之多,其中有不少人物在其他哲学史书中并不多见,如魏伯阳、牟融、徐干、陶渊明、陈止斋、唐说斋、蔡西山、蔡九峰、蔡节斋、真西山、魏鹤山、吴草庐、郑师山、刘伯温、曹月川、吴康斋、张杨园、唐铸万、彭允初、汪大绅、罗台山、洪北江等。这一方面说明钟泰学识渊博、博览群书,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学术、思想和哲学的把握不甚分明。钟泰对哲学、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概念没有清晰的认识,因此他所列举的诸位人物中,包含了着名的学者和思想家,而这些学者和思想家并不完全是哲学家,哲学史也不尽等同于思想史、学术史。这种“还原论”的叙述视角和方式在当时可能是落伍的,但在今天又受到了学界的重视。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形成了“以中释中”、“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等诠释方式,而后的几十年里,“以西释中”、“以马释中”逐渐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它们以较新的途径和科学的方法,重新挖掘了中国哲学的价值,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视野,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然而,多元化的研究模式并没有持续下去。在西方的话语系统之下,学界出现了一味追求西方化的形式主义、过度依赖西方文化的情况。能否真正诠释出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建立自身完善的话语体系,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哲学史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构建者们大都采取了“六经注我”式的方式,预先设定中国哲学中存在着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等近现代哲学内容,从此出发去寻找历史性的佐证,而不是从历史性研究中延伸出近现代意义。这就造成了他们无法设身处地地融入历代哲学家的心境中,深入挖掘这些哲学家们的思想精华[2]。而钟泰中国本位的叙事方式,对诸子各家同情理解的态度,在这种现状下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给现代人以反思和启发。钟泰书写中国哲学史持有的谨慎、中肯的态度,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尊重与还原,值得当代中国哲学建构者们借鉴。

　　在现今大陆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文化类型同在、多维价值体系共生的社会环境下,文化的发展必然多元的,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哲学史建构也必定是多维度的[3]。以钟泰为代表的中国化研究模式,在多元化的文化观中占有一席之地。它能够帮助整合中国哲学史的建构,重新审视和调整中西哲学思想的关系,传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为使中国哲学史学科更好地建立自身的话语系统和书写范式而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