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湖北期刊发表人口老龄化对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摘要：笔者基于“共同偏好”假设基础的时间配置模型和1992-2010年时间经济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了劳动能力不同的退休老人对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表明:有劳动能力退休老人对女性劳动力供给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而无劳动能力退休老人则会显著抑制女性劳动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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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男性劳动参与率一直高于80%，女性劳动参与率也长时间高于70%，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因素。然而，2004年后，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人口红利式微，女性劳动力供给加速下降。在资本积累和技术水平都难以支撑经济平稳增长的情况下，维持或促进家庭劳动力供给，对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和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

　　传统家庭女性劳动力供给理论认为：在家庭收入预算约束下，妻子相对于丈夫的工资水平上升后，她将更多地参与市场劳动，而减少家庭劳动时间，以实现整个家庭效用最大化。Smith and Ward(1985)利用这个理论解释了发达国家1950年到1980年间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58%。不断上升的离婚率，使家庭成员共同偏好假设与现实有较大出入。为此，经济学家先后将离婚率、人力资本等因素纳入到女性劳动力供给模型，但依旧无法完全解释女性劳动力供给上升趋势及国际化差异。虽然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未来劳动力供给预测(谭建军，2010)、劳动供给总量(刘金玲，2008)、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程超，2010)等方面，少有学者将研究的出发点，落到劳动力供给的初始点——家庭。日本学者(Sasaki，2002)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家庭结构的内生性后，与自己的父母合住或与公婆合住对于日本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着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侧面证明了人口老龄化有利于已婚女性劳动力供给。然而，杜凤莲(2006)对1989—2004年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父母年龄越高，男性劳动力供给越大，而父母年龄对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不显著。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国内外学者普遍忽视了退休老人个体性差异对家庭分工的影响，未认识到有劳动力能力的退休老人在家庭分工中扮演的角色。实际上中国人家庭观念强烈，退休老人协助子女料理家务、照顾小孩的现象非常普遍。另一方面，中国“为老”产业发展滞后，年轻劳动力将时间和精力分配到家庭部门，照顾老人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因此，笔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需要依据老年人口劳动能力而定，具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对女性劳动力供给有促进作用，而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则有抑制作用。

　　二、模型及理论依据

　　对于家庭观念浓厚的中国而言，传统家庭劳动力供给理论“家庭成员有共同偏好”的假设是合理的。但传统家庭劳动力供给理论模型对市场工作有先入为主之见，往往会因为对“闲暇”概念的界定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借用贝克尔有用物的概念，假设家庭消费的是有用物，该有用物是用消费品

　　反映的是“有用物”的产出效率，与家庭的年龄结构、科技水平、性别构成等因素相关。

　　家庭丈夫、妻子及有劳动能力的退休老人都有可能向市场部门供给劳动力。需要指出的是，退休老人向市场部门供给劳动力可以理解为有劳动能力的退休老人协助子女料理家务，而家庭则无需从市场部门雇佣劳动力，其工资率

　　是影子价格，等于从市场部门雇人用于生产与退休老人等量的家庭有用物所支付的工资。因此家庭的消费预算线为：

　　不变时，丈夫、妻子、退休老人三者的有用物投入时间由工资率决定，当工资率越高时，其投入到家庭有用物生产的时间就少，即配置到市场部门的时间就越多。因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为了实现整个家庭效用最大化，有劳动能力的退休老人会将时间将大部分配置到家庭有用物的生产以获取到影子价格，而妇女则将时间更多的配置到市场部门;二是对于无劳动能力的退休老人而言，不仅不能获取影，子价格，而且还需要其他家庭成员分配时间照顾，会抑制女性劳动力供给。

　　三、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1.计量模型与数据选取

　　研究表明多数中国60至69岁的低龄老人都有劳动能力，而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的劳动能力则较差(尹德挺,2007)。因此，可以将退休老人分为两组，一组是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人和无劳动能力的高龄老人。

　　2.数据处理

　　数据时间跨度为1992-2010年，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部分数据因统计资料缺失，通过平滑处理得到。本文采取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有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和非平稳性(郭琳，车士义，2011)。因此，首先用逐步回归法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进行修正，结果发现经济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存在多重共线性，将经济增长率变量剔除。对于非平稳数据，需要经过协整检验，并用MLE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本文采用PP单位根检验法，其结果表明

　　都存在单位根，属于非平稳序列，但其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之内都是平稳的。对非平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进而可以使用Johansen的MLE方法估计该系统的向量误差模型，得协整方程：检验P值 (0.020)(0.723)(0.000)(0.319)(0.000) (0.002) (0.000)

　　3.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修正结果看，低龄老人对中国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显著且为正影响，高龄老人则为显著负影响，符合理论模型推导结果。少儿人口对女性劳动力供给具有负影响，但并不显著。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离婚率与女性劳动力供给具有显著正影响。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对女性劳动力供给具有负的显著性影响。离婚率

　　对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并不是很显著，主要是因为中国离婚率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较低，又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对离婚的预期并不高。由于数据选取不合理，实际工资增长率

　　对女性劳动力供给有显著负影响。

　　在中国人口红利式微的趋势下，一是要注重开发家庭内部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退休老人的劳动力资源;二是坚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原则，增强社会养老保障水平和老年人精神关怀;三是大力发展一批专业、素质较高的老人护理机构、养老院等“为老”产业;四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壮大第三产业，为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