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稿件之谈平等的神话

　　摘要：现代民主最引人注目的结果之一就是逐渐的然而稳定地削弱阶级差别，同时把社会平等推进到人人期待他人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平等对待自己的地步。我们必须消除在老与少、男与女、高贵与低俗之间的任何差别。结果，共同的礼貌处于历史最低点，不健康的怨愤情绪处于最高点。人人都怀疑自己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人人都担心自己以礼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尊重被错误地当作顺从和屈服。权威被人质疑，除了不公正地滥用权力，什么也不是。但人们似乎从控制一切的相对主义中寻找真正的权威，听命于时尚潮流和自我帮助产业中不断更新的大师。与大众文化标准保持一致的压力非常巨大，以至于人们的个性本身遭受威胁。

　　关键词：西方哲学稿件,平等,神话

　　整个十八世纪理性主义者反对世袭特权和教会的力量体现在美国的开国宣言文件中，尤其是《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首先被托马斯·杰斐逊描述为“神圣的和不能否认的”权利，后来被本杰明·富兰克林改为“不言自明”的权利，替换的理由仅仅是杰斐逊对于神圣性的宗教情感。结果造成是我们相信的神话：人人平等。但是，真正的平等只能出现在最高层级的形而上学意义上，即我们颤抖的和赤裸的灵魂将来某一天要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而在物质层次上，现在冒着听起来显得陈词滥调的危险，我要说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人们是不平等的。而且，自由的理想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社会上还是经济上的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应该是逐渐增加的而不是减少的。平等的理想对于自由产生不良影响，给人们施加压力，朝着平庸的方向趋同。

　　尽管正义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在伊斯兰，法律就是真主的替身)，但如果国家尝试完全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结果将是对所有人的不公平，同时也带来对我们所有人的标准的降低。当文化优越性的等级(原来被看作美德和智慧)被取消后，人们被推回到追求物质享乐的动物水平，金钱成为权力，权力就是一切。等级差异依然存在，但它建立在最原始的标准、胃口和激情的基础上。因为越来越多地称赞普通人，在公共生活、文学、音乐等任何方面的趋势是难以避免地走向平庸。

　　现代人对待个人的态度的表现如“狄克和简”说明人们不再使用敬称，甚至不再使用先生和夫人，连名字也缩短了。如今人们被当作消费和生产单位的术语来讨论。我们作为消费者被分析和切割以便更好地满足特殊选择和口味，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那些政客匍匐在经济的偶像面前，连续地、费力地讨好已经自满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生活目的似乎就是忙着消费。

　　这种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丧失没有产生幸福，反而产生怨愤、羡慕、怀疑和痛苦。等级差别取消后的社会中产生的怨愤似乎比有秩序的等级社会产生的怨愤还多。从前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士兵和商人、牧师和贵族都知道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都能够很容易地礼貌地与他人交流，也不觉得羞耻。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用自己擅长的手艺挣钱是让人幸福的经历，但是在现代生活中，所有这些都随着土地变革而消失了。拔高的称呼越来越多，正如劳动生活越来越被看作苦役。从担任社会中某一关键角色而产生的强烈归属感消失了：个体屠夫、面包师、蜡烛制造者现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雇佣最便宜和最可消耗的劳动力的大公司。结果，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忠诚的纽带松散了。

　　我们生活在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阶级流动性的贫富两极对立的世界，进入其他优越地位的阶梯已经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最空虚的措施：个人银行账户的平衡。美德被怀疑是个用来欺骗人们夺取自己应得的快乐的阴谋，智慧被大学围栏里的大孩子推到一边，大学教授把知识推向更加专业化和孤立的境地。

　　在社会最下面则是愤怒情绪如丝丝冒烟的即将爆炸的大锅。正如理查德·威福(Richard Weaver)说的，“如果我们赋予感情比思考更多的意义，那么简单推延一下将很快得出结论，我们更看重短缺的东西而不是应得的东西”[1]。斯坦利·库茨(Stanley Kurtz)在《国家评论》上探索了这种愤怒的发泄口“黑人解放神学”：

　　黑人解放神学的创立者和领袖詹姆斯·库恩(James H. Cone)是纽约协和神学院系统神学查尔斯·布里基斯(Charles A. Briggs)岗位杰出教授。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的精神导师杰里迈亚·莱特牧师(Jeremiah] Wright)承认库恩的工作是三位一体观念的基础,库恩说三位一体是最能表明他的观点的教堂。库恩在1969年的书《黑人神学和黑人权力》是黑人解放神学的基础文件，比七十年代横扫拉美的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影响很大的解放神学还早些。莱特的弥撒和声明中多次出现库恩的著作，尽管莱特和库恩在一些次要问题上有分歧，但库恩的神学是寻找莱特观点形成的思想背景的第一个也是最好的地方。

　　库恩认为马尔科姆X(Malcolm X)是带领他打破神学满足感的人，尤其是马尔科姆排斥基督教的做法，他认为那是白人的宗教。用马尔科姆的话是：

　　白人给我们黑人洗脑，让我们把目光关注在黄头发、蓝眼睛的耶稣身上。我们在崇拜一个在长相上都和我们不同的耶稣，是的。黄头发、蓝眼睛的白人教你和我信仰白人耶稣，教我们歌唱、赞美他们心中的上帝，白人的上帝。白人教我们终生赞美耶稣，等待死后的天国。而白人在堆积着金色美元的当今世界享受奶与蜜的天堂生活。

　　在六十年代后期，马尔科姆X的批评(莱特称为“破坏性的”)被黑人权利运动的创建者如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黑豹党、朗·卡尼加(Ron Karenga)等采用。受到马尔科姆拒绝基督教以及参加争取黑人权利运动的影响，年轻的神学家和小马丁·路德·金的虔诚追随者库恩开始让黑人权利与基督教和解。他没有排斥马尔科姆对于‘黄头发、蓝眼睛的耶稣’的蔑视，相反，他开始相信耶稣是黑人，真正的基督教是建立在耶稣是黑人的基础上，在全力支持黑人的解放事业。正宗基督教将带来激进的社会和政治转变，如果需要的话，即刻发动暴力革命。[2]

　　非常明显的是，黑人解放神学和伊斯兰类似，前者把世界分为黑与白，后者把世界分为信徒与非信徒。甚至可以说黑人解放神学通过消除基督教的慈父般上帝、后来的兄弟之爱等基本概念颠覆了基督教，用仇恨的义务代替了博爱的义务。这是颠倒了的基督教，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信仰体系是否还应该看作基督教。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主流基督教堂里对于平等的渴望是否已经取代了更加根本的博爱概念。博爱包含了平等所没有的责任问题。博爱的核心在他人，而平等的核心在自己。结果现代社会盛行的自我非常好地体现在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的书《赞美偏见》中，这里不再赘述。但是当平等被多数人提升到摧毁了所有权威来源的高度，那么人类很可能沦落到从前强者为王的动物境地。

　　尽管平等对高贵和权威产生不利影响，但博爱不会。博爱不受能力和水平差异的影响，本来就应该如此。博爱是更高尚的概念，社会应该建立在这个概念，而不是神话般的，无法达到的平等概念基础上。社会或许能公平地对待不同的人，但是在它平等对待所有人时肯定损害社会的结构本身。社会必须有机构，否则就无法存在。人类成为简单的个别经济单位的群体，唯一的区别只是经济上的成功，这是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家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文化是独特的人类成果，它不仅是经济因果关系的结果，还是人类想象力的创造，是分享形而上学梦想的结果。这种梦想通过一种对充满爱心的造物主的信仰来维持，该造物主希望所有孩子都把对方看作兄弟姊妹。我们现在正失去这个梦想和它所创造的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平等神话造成的。

　　注释：

　　1 Weaver, Richard, Ideas Have Consequenc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g. 37

　　2 Kurtz, Stanley “The God of Black Power” National Review May 19,2008

　　译自：“The Myth Of Equality by Rebecca Byn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