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网站《贞观政要》中的政治伦理思想

　　摘要：唐代史学家吴兢编纂的《贞观政要》是值得重视的一部古典文献。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太宗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与魏征等诤臣在贞观年间的历史面貌。《贞观政要》一书中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如以仁义为本的民本观、求谏兼听得君道观、防贪鄙的廉政观、居安思危的自省观等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关键词：论文发表网站,《贞观政要》,李世民,魏征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编纂的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政治伦理的历史文献。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撰了贞观年间唐太宗与大臣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的政治问答，大臣的诤议和奏疏，以及政治设施等。它系统地总结和全面地介绍了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具有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它不仅把从先秦到唐代以来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总结，而且在实践的基础上，上升到了理论层次，对后世从政者的政治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以仁义为本的民本观、求谏兼听得君道观、防贪鄙的廉政观、居安思危的自省观等方面展开论述，并挖掘其研究价值。

　　1以仁义为治的民本观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政体》)(以下凡涉及《贞观政要》，仅标识具体章节)反映出唐代社会中有识之士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是对中国自先秦以来民本思想的继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曾言：“养民以惠”(《论语·公孙长》)，主张执政者博施济众，执政者与民众是鱼水关系，“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鱼也。”(《君臣鉴戒》)。孟子也曾提出执政者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尽心下》)，即“仁政”，所以，他指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尽心下》)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首先都需要安定民众。《贞观政要》开篇记载了唐太宗对国君与百姓关系的看法，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认为老百姓是君主和国家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用损害老百姓的方法满足君王的一己之私欲，就仿佛割自己大腿上的肉填饱肚子，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因为如此，唐太宗认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惧!”(《教戒太子诸王》)因此，唐太宗君臣明智地看待民众，把君与民关系理解为舟水关系。

　　唐代的统治者们是从“乱世”中夺得政权，他们亲眼目睹了民众的巨大历史推动力，为了汲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唐太宗多次召集臣僚，探讨和反思隋朝灭亡原因。唐太宗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火，此皆朕所目见。”(《政体》)他自省道：“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灾祥》)魏征在其上疏中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分析，“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君道》)所以，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统治中继承和推崇传统的民本观，注重民心之所附，把民众视为国家的根基。他们认为只有民众衣食无忧，君主和国家才能稳固其统治。

　　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统治中继承和推崇传统的民本观，其核心是“以仁义为治”贞观初年，唐太宗说：“朕看占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一时，败之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浅薄也。”(《论仁义》)唐太宗认为隋王朝的短命天亡，是由于片面实施严刑峻法的结果，因此唐王朝的统治需要以仁义为治。而且，《贞观政要》一书还发腱和深化了以仁义为治的民本观。如何使水载舟?唐太宗君臣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一是“养民以惠”以“使百姓安乐”。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王畦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盈，豪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论奢纵》)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闻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唐太宗则认为，“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无甲仗?适足以致灭亡，正是由于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论仁义》)二是要任用贤才。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崇儒学》)唐太宗君臣认为，“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世，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择官》)他规定县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员的保举，刺史则需要皇帝的直接选拔。同时，他还完善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广泛地选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周围人才济济，为其天下大治奠定了基础。三是明德慎法。针对前朝的严刑峻法而激起民变的教训，唐太宗认为实行仁政，强调明德慎罚。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存宽简。”又道：“大辟罪，皆今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论刑法》)到了贞观四年，判得死刑者，天下仅29人。百姓安居乐业、贤才的任用及明德慎法，最终出现了国富民强的贞观之治。

　　2求谏兼听的君道观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状态的国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亚细亚的古代方式”，一种是“古典的古代方式”。中国就属于“亚细亚的方式”，氏族贵族直接转变为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在中国古代，统治者还保留着古代氏族首领的遗风，非常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注重吸收下属的建议。《贞观之治》中的求谏纳听的君道观丰富并发展了这种政治伦理思想。

　　君主要兼听纳下，广开言路。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道：“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道》)他并以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国灭来论证“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君道》)唐太宗很是赞赏魏征的意见。他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说：“隋炀帝暴虐，臣下缄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求谏》)因此，他认为：“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求谏》)唐太宗被后人称颂为“闻过即改，从善如流”(《灾祥》)。

　　他不仅兼听纳下，广开言路，而且还积极主动地求谏。他表示，“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政体》)“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行幸》)可见，为了求得“君臣长久，国无衰败”，唐太宗一方面鼓励臣僚“正词直谏”、不要怕“犯颜忤旨”，而要尽情极谏;另一方面又保证不会“妄有诛责”，一定会“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言：“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忽。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求谏》)唐太宗为了发挥谏官的作用，对谏者“以师友待之”(《政体》)。他曾询问魏征，为何臣僚常常不愿进谏，魏征说：“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由此，唐太宗也明了，“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求谏》)所以，他对谏者持宽容大度的态度，“以师友待之”。为了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他还诏命“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求谏》)同时，他对于百官的奏折，总是认真阅读，“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求谏》)因此，在唐代出现了众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耿直大臣，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

　　由于唐太宗君臣在进谏、纳谏方面都持有积极态度，唐王朝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宽松进取的氛围，君臣在为政治国的重大问题上，各抒己见，相互切磋，集中众人智慧，能够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

　　3防贪鄙的廉政观

　　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俭来败由奢。”唐代君臣以史为鉴，特别重视防贪鄙的廉政观。唐太宗总结隋亡的教训，认为隋朝的灭亡在于君臣的贪鄙。贞观四年，他对侍臣说：“隋炀帝志在无厌，唯好奢侈，所司每由供奉营造，小有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限，遂致灭亡。”(《俭约》)同时，他指出，贪鄙钱财，毁家又毁国实为不值。贞观二年，唐太宗谓侍臣道：“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消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伤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贪鄙》)

　　为了防止官员贪聚钱财，见利忘义，首先，唐太宗强调自律自制在防贪鄙中的重要性。《贞观政要·贪鄙》记载：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日：“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鱼藏于泉，犹恐其不深，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覆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唐太宗认为高栖树林的鸟与深藏泉窟的鱼为人所获，“皆由贪饵故也”。由“鱼、鸟”推知“人臣”，唐太宗看到了行贿对于领导者的腐蚀作用，所以他格外强调领导者的自律自制。居高位，食厚禄”的“人臣” 只有“忠正”、“公清”，才能“无灾害”，“长守富贵”。因为“置饵者”无论如何总归为外因，而“贪饵者”终归为内因，因此，防贪鄙的关键终究在于“人臣”自身的自律自制。

　　其次，唐太宗崇尚俭约。贞观初年，太宗谓侍臣道：“朕今欲造一殿，林木已具，远想奉皇之事，遂不复作也。”还言道：“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他做出规定：“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娶、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一切禁断。”(《俭约》)因此，20年问，风俗简朴，衣着朴素，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同时，唐太宗对于各级官吏的贪婪，即使不足诉诸刑法，也要严厉斥责。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富，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站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令自负出耻之。(《贪鄙>)贞观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赵元楷修楼建阁，令当地父老服黄纱单衣相迎，又暗饲羊百余、鱼数千，将馈贵戚。太宗批评他：“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贪鄙》)所以，贞观年间出现了魏征、岑文本、温彦博等清正廉政的官员。

　　4居安思危的自省观

　　“居安思危”是唐太宗君臣的一种德治心理，是其推行民本观、君道观的心理基础。目睹统一环宇、甲兵强盛的大隋王朝短命而亡，为了确保来之不易的唐王朝，唐太宗君臣持有一种居安思危的心理情愫。

　　贞观十年，唐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讨论创业与守成的关系。他谓侍臣道：“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认为，天下大乱之时，群雄并起，攻城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观之，草创为难。魏征则认为，帝王之起，必承衰乱，群雄相互较量，到四海归命，天授人与，这并不难。难在既得之后，帝王志趣骄逸。国家日益衰弊，祸由此起。以此而言，守天下则难。太宗评价道：“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比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文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君道》)经过讨论，唐太宗君臣得出了“战胜易，守胜难”(《慎终》)的共识。

　　从“守胜难”很自然地引出居安思危的自省观。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谦让》)，并指出“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政体》)。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日益骄傲自满。贞观八年，他对侍臣说：“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白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政体》)同时，他陶醉于自己的功业之中。他说：“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定天下，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义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灾祥》)针对这种情况，贞观十一年，魏征上了《谏太宗十思疏》，认为唐太宗“夫在殷忧，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魏征认为，唐取代隋后，“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个人享受应该知足。在上疏中，魏征还从理论上对居安思危的原则进行了，论证，指出必须重视民众的力量。严刑酷法只能暂时压服姓，一旦民众的怨气积压就蕴涵可怕的危险。“怨不在大，可畏惟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因此，魏征建议唐太宗要在十个方面时刻提醒自己：“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而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虑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思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论君道》)十思就是强调君臣在守天下时居安思危，时刻反省，防微杜渐。

　　总之，《贞观政要》蕴含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除了本文所提出的以仁义为治的民本观、求谏兼听的君道观、防贪鄙的廉政观、居安思危的自省观之外，还有诚信、公平、务农、孝友、慎终等思想，都是值得深入探究，挖掘其研究价值，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