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发的社会学论文我国城市人际关系的特点

　　[论文关键词]容易发的社会学论文,城市,人际关系,特点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城市的急剧变化使人际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对这些特点的全面把握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转型趋势，故而十分重要。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对中国城市人际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分析，从多角度展示了人际资本的性质和特点。

　　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传统的乡村人际关系迅速瓦解，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大量农民工入城，导致血缘关系与业缘关系相互混合，各种“走后门”的非正式手段仍在人情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城市居民由“社会人”日益变成“原子人”，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增强，城市人际网络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同质聚居性

　　所谓“同质聚居”是指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或经济收入的人聚居在相近或相邻区域内的现象。“居住在同一地方的人们有很强的集体认同和共同体感，人们的地域团结感、忠诚感很强。”(蔡和，城市社会学，2003：126~127，128)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一)差序格局依然存在

　　费孝通称中国社会结构关系特征为“差序格局”，即中国人际关系网是以血缘为核心向外辐射而成的“同心圆”状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费孝通，乡土中国，1985：25)位于最中心位置的是家庭成员、近亲以及少数挚友，中国人在和远离中心的人进行交往时往往要以格局中心地带的人为中介。这种差序格局在当前的中国城市中仍然是主要的人际交往方式之一。根据零点公司于2006年所作的一项调查，从具体的人际网络结构上看，亲戚圈的规模最大，占人际规模的33%，社交圈略小，占31%，同学圈和同事圈则分别占到20%和16%(郑秋莹，秦颖，2006)。

　　(二)业缘和趣缘群体增多

　　所谓业缘群体是指社会成员基于劳动和职业的联系通过互动和交往而形成的群体，是同质相聚性的一种具体形式。当代中国发展日益迅速，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由此形成的劳动亚群体愈来愈多，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同事关系”。同一个业缘群体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思维模式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同质性，因此群体内的交往比较频繁，构成了现代人际关系网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所谓趣缘是指由具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并表现出趋同行为的个体结成的群体，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同质群体，比如城市中的“俱乐部”、“沙龙”、“协会”等等多种形式，群体内成员定期集会，彼此交流情感和生活经历，因为有共同爱好，所以其联系较为紧密，是都市人进行交往的又一个重要形式。

　　二、异质隔离性

　　所谓“异质隔离”是指差异性较大的个体往往发生排斥进而导致彼此隔离的现象。这种隔离是经济地位因素、民族文化因素、户籍制度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隔离矛盾的突出可能导致“极化城市”和“破碎城市”等。

　　(一)匿名性

　　由于城市社会分工比较发达，居民比较密集，人们之间的接触带有短暂性、表面性和匿名性，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是见面礼仪型，彼此并不深交。这就导致利益关系的间断性，人们之间一般并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彼此的匿名也为人际交往卸下了后顾之忧。这种社会断裂性交往不会持久并且与经常心灵无关，因此人们会产生陌生感，感觉到其间的隔离，产生人世冷漠之悲。

　　(二)功利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日益渗透到城市居民的人际关系之中，其中信息交换是核心。当今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实现各自的事业理想，都市居民的交往就染上了浓厚的功利性和商品化色彩。“亲兄弟，明算账”、“只交有用的朋友，不交无用的朋友”等习语反映出人们普遍的功利主义倾向。以市场信息为例，市场经济是一种信息经济，谁掌握的信息多，谁就更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所以除了通过信息化技术获得最新信息外，人们还往往通过私人关系得到甚至预知某些有价值的信息，进而形成“一次性关系”。这种短平快的简单关系有利于降低人们在市场竞争中的成本，但又不可避免地使人具有了较强的工具性，产生隔离之感。

　　(三)理性化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理性化即合理化。他认为社会行动可以分作价值合理行动、目的合理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等四种类型，其中只有前两种属于合理化行动。当前城市人交往的主线是理性，他们在进行交往前一般都要经过缜密的思考，力求达到价值合理和目的合理, 尤其要经过成本和收益的效价过程：如果成本大于收益，则取消或者回避交往;如果收益大于成本，人际交往才会发生。除了交往主体的主观考量之外，现代城市的异质性和流动性使城市人很难进行全情投入式交往，他们必须争取在有限的交往机会中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趋理性化还表现为交往的规范性，即办事的程序性、合法性、契约性和事务的单项性等。

　　(四)原子化和平等性

　　王晓玲在《中韩人际关系网结构比较》一文中说，“中国人在工业化过程中选择了‘个人主义’”(王晓玲，2008)，他们的关系网较小，更多的依赖家人和朋友。现代城市人日趋原子化，交往日益自主性，注重保护个人隐私，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容许任何人干涉和侵犯。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登门拜访前打电话预约的有81%。现代城市人希望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保留自己的尊严和隐私，不愿意受到他人太多的影响，喜欢保持有规划的生活，进行有条理的工作。此外，由于自我个性的独立和对他人自由的尊重，平等的交往气氛逐渐形成。这得益于社会民主程度的提高和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个体的原子性交往容易导致相互冷漠，出现人际隔离状态，不利于人脉的长期保持。

　　三、时效多样性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口流动性强，城市居民由于工作紧张常常产生交往量和交际时间不足的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之一是改变交往方式，在趋理性化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时效性。

　　(一)虚拟化

　　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强化了人际交往的匿名性，其“再造”和“遮蔽”功能有利于人们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将内心深处的真实“本我”展示出来，也可以安全地按照自我安排重塑人际关系，重构角色规范。虚拟空间有效弥补了真实空间的功能不足，利用跨时空的人际互动方式，在互联网上形成有归属感的“虚拟社会空间”，“使得原本不太便利的‘垂直式狭窄的邻居交往空间’转换成便捷的‘自由广阔的邻居交往空间’(张学东，2007)，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加强和改善，使志趣相投的人的频繁聚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虚拟化给城市交往带来的种种问题，比如角色身份的混淆、欺诈行为的增多等。

　　(二)信息化

　　阿尔温·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把新时代的人际关系的持续期分为三类：一是能维持比较长期的交往关系的，如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二是能维持中期关系的，如邻居关系、同事关系以及教堂、俱乐部和朋友关系;三是仅能维持短时间关系的，如服务性关系等。第三种关系是建立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的，只有彼此提供相应信息时，交往才会成为可能。信息成为城市人交往的媒介，在互动中不断产生和传递着信息，形成信息循环，牵引和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同时，获取信息的途径的便捷性还提高了人们交往的效率，增加交往的机会，缩短交往时间，扩大交往范围，增加交往深度，使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静态交往模式，主动适应和追求动态交往模式。

　　四、广泛浅层性

　　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的瓦解使城市居民逐渐摆脱了束缚和控制，原子化个人突破了单位和地域的限制，“由封闭走向开放，把亲情式的交往扩展到由业缘、地缘等发展而来的人情交往中”，“形成一种反亲情化倾向”(卜长莉)。与此同时，交往机会的增多使得城市居民每次交往的投入有限，间接交往的中介手段如电话、手机、网络等的介入，给人们的交际设立了无形的隔阂，弱化了人们感情的稳定性。

　　(一)多取向多层次性

　　现代城市的发展使初级社会群体趋向衰落，地缘关系不再紧密，科层化组织日益发达。流动性的增加，社会阶层结构的开放，加之城市文化世俗化、平民化，城市居民在社会交往中强化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并且是具有选择性的价值观念”(李宁，2005)。人们的活动内容越来越多样化，不同层次间互动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人们的选择自主性增强，出现了多取向多层次性。

　　(二)复杂化

　　城市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多样性和互感性(张凤英，2004)。如前文所述，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使得人际交往的方式变得多样，各个层次的人们在现实层面接触机会的增多和在虚拟空间中交往的无涉性使城市人脉错综复杂。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相互交织，使得人们的观念呈现复杂性。根据一份调查资料，在问到“如果到一个部门办事(公事或私事)，你是先找熟人还是直接去”时，有67.5%的人认为找熟人比较好。这种人情关系与现代社会社会的公平竞争理念产生矛盾，反映在人们的交往行为中就是复杂多样。

　　(三)间接化

　　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城市大规模人口减少了人际交往的直接性和情感性。城市中群体直接性交往的原生态被打破，成员间日益疏远。首先是现代城市通讯事业迅猛发展导致的城市居民社会交往手段的间接化。从过去的BP机、大哥大，到如今的E-mail等，以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都使人际交往省略了直接交往的必要。其次是交往观念的间接性。即使是在个人社会交往网络内，人们日益倾向于间接交往，通过间接化媒介，在匿名性的安全保护下敞开心扉，真诚交往。还有就是交往行为的间接化，通过“蝴蝶效应”的运作，与间接群体建立良好关系达到接触目标群体的结果，如现代社会的商业竞争中两企业联合共同抵抗第三企业的控制等现象。

　　(四)泡沫化

　　城市交往中虽然交往频度增加，却产生了大量的人际泡沫。人际泡沫的本质是交往的浅层性，或者说是个人同社会的隔离。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是一个大量社会异质性人群的聚居场所，异质性个人在放宽的环境中任意化合成为不同的社会圈，由于这些社会圈中的成员彼此间是部分相关甚至毫不相关，因此没有一个社会圈可以完全支配他的忠诚。个体进入各个社会圈交往时并不指望与其它成员保持长期联系或者根本没有全心投入的预期，因此交往只停留在表层，产生人际泡沫，并在生活中体验到知己难觅之感。他的社会圈越大越多，人际泡沫就越泛滥。

　　五、其他特征

　　(一)隐蔽运作性

　　社会关系网络是指社会行动者之间人际关系的空间格局。社会关系是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材料，使社会行动者之间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形成的经验联结。社会关系是目标取向的互动的结果，突出了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刘能，2003)。城市人际关系网络是与社会等级相关的社会事实，受到社会分层的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注重人际关系的运作性，在等级制或科层制提供的正式手段之外通过人际网络这一非正式渠道获得利益和特权。这种关系网具有隐蔽性，掩藏在个人社会互动网之中，具有一定的扩散性和渗透性。关于可运作关系网的人数，专家认为50万人是一道界限。人口在50万以下的城市很容易并且大多数都发育了成熟的关系社会生态;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城市关系社会生态发育最低、最不兴盛;50万~500万之间的城市是一种模糊样本，“既是关系网效用的边际，也是宪政体制的生长点，处于一种双轨制过渡状态”(于阳，2007)。中国人善于对人际关系进行经营和操控，注重一点一滴的联系的建立或者间接性人脉的疏通，充分利用自己人情网获得一些非制度性优惠，小至看病优先，大至加官进爵，由此形成的“送礼文化”是中国城市人际关系中的一个特色。

　　(二)城乡鸿沟性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条件，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不仅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更使得城市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化。《零点中国居民沟通指数2005年度报告》主要从沟通的主观意愿、实际具备的能力条件、具体的行为特征以及获得的收益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城乡居民进行自我量化评估指出：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沟通指数的总体得分为66.84分，刚刚超过及格水平。城乡居民沟通能力仍有差距，造成了“沟通水平鸿沟”。经过计算，2005年中国居民“沟通水平鸿沟系数”为0.33，表明中国目前的城乡沟通水平鸿沟较大。(郑秋莹等，2006)

　　(三)方式有限性

　　中国居民交往方式较为单一，饭桌社交仍是主流。仍据《零点中国居民沟通指数2005年度报告》，中国居民平均每人参加的社交活动只有一种，最为普及的三种社交活动为聚餐、体育运动和卡拉OK。其中，“聚餐”者比例为46.4%，体育运动和卡拉OK比例分别是13%和12.12%。(郑秋莹等，2006)

　　(四)松散依赖性

　　中国城市人际关系通常呈现一种松散状态，但是由于分工体系日益复杂，，各种群体之间不管相似性有多大，都存在着潜在的联系和依赖性。迪尔凯姆在讨论社会分工时说，社会分工虽然造成集体意识的淡化，但是分工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起到了替代性作用，所以整个社会还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至于松散。城市人际关系由于城市元素的异质性好似杂乱无章，其实内隐着一个强社会网络，中国人利用它获得隐蔽性利益，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而不可分的。

　　人际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本，从人际关系网络的角度来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网络规模越大，社会资本越多;二是网络顶部越高，网内拥有的权力越大、地位越高、财富越多;网络差异越大，网内人的互补性越大，潜在社会资本越大;网络构成越合理，社会资本的稳定性越强(边燕杰，2004)。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际资本进行评估和选择，以更好地适应这种转型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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