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工程参与的贫困人口创业驱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

　　摘要:现阶段在生态工程的支持下，我国多个地区贫困状况有了成功改善，出现大量贫困人口创业的案例。本文基于要素视角，分析贫困人口创业的相关参与主体，从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构建实现路径，并进行政策机制设计;提出基于生态工程参与的贫困人口创业问题，破解生态工程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难题，实现复合生态式发展。

　　关键词:绿色创业;精准扶贫;生态工程

　　一、现实背景

　　在加强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生态资源的优势，结合现有工程，扶持贫困人口围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特色林产业、特色种养业等生态产业形态开展创业活动，拓宽贫困人口增收渠道，增加贫困户经营性收入，可以有效实现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的目标耦合。对此，需要理论上研究贫困人口通过参与生态工程实施创业的驱动因素，实践上构建相应的实施路径予以鼓励和扶持。

　　一方面，生态工程分布大量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客观上需要通过生态工程参与实现脱贫。退耕还林还草、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京津沙源治理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和水土保持重点工程覆盖了大部分贫困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为了生态恢复作出了牺牲，但却长期承受贫困之苦。由于这些地区生产力低，农民管理质量低，农村创业环境差，单一个体行为创业面临很大困难。这些贫困地区多是山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自身发展面临“先天不足”的困境。

　　另一方面，生态工程参与的创业式扶贫在我国多个地区成功实施，构成了这一扶贫模式的现实基础。当然，这需要我们通过系统研究构建该模式的理论体系。2018年初，国家发改委印发《生态扶贫工作方案》，在生态工程实施中鼓励农民开展生态旅游、林下养殖、林下套种、经济林种植等多种经营活动，形成生态创业的良好局面。

　　本文立足国家生态扶贫战略部署，以参与生态工程的贫困人口创业为研究对象，剖析这一创业形态的驱动机理，基于生态工程的创业案例结合系统分析方法剖析其机理、演化规律及一般特征，在生态工程参与机制、政府扶持政策等方面利用制度经济学对机制进行设计和分析。运用制度经济学，分析机制设计可操作性，探寻实现路径，并进行相应的政策机制设计，给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者们围绕生态工程与经济发展耦合、农民生态创业、绿色扶贫等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耦合

　　许多学者研究了促进林业和生态建设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的对策[1]。为此，GOSSELIN提出对生态工程的重新定义，加强可持续发展的整合与整体生态系统的联系[2]。GOVINDARAJ提出了生态系统的社会和环境观点，并指出了这种观点的全球化背景。DAVIDK等也对生态工程的理论及前景进行了研究[3]。

　　生态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与生态相容的新兴政府治理体系已经开始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开展起来，只有综合协调地从生态角度考虑政府有关于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政策，林业才可以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和生态发展服务。

　　(二)农民生态创业

　　不少学者讨论了与传统农业相对应的创业型农业，并将其定义为依托农业资源的价值创造活动。目前，创业型农业研究较为深入，已涉及到传统型农业和创业型农业的比较，创业型农业的相关因素(市场依赖、规模经济、风险承担等)，促进创业型农业发展的政策等[4]。还有学者分析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QUIN提出了“生态活动”概念[5]。

　　他指出，“生态活动”虽然可能会为企业带来成本消耗，但同样可以给企业带来广泛的新机会。HARTMAN和STAFFORD提出了绿色经济活动，并指出绿化不会成为企业的负担，而是更可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资源，完成机会资源的重组[6]。SCEP首先提出了生态服务功能的概念，并列出了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环境的作用。

　　生态创业的影响因素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胡军指出，通过分析生态创业的内涵特征，驱动因素，政府政策、程序，社会经济条件等对创业和管理技能的财政支持以及非财政支持，有助于创造生态创业机会，帮助企业家发展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7]。林启炎和陈江主要研究了生态创业的影响因素和风险规避机制[8]。其中，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考虑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绿色资源消费者偏好的影响，生态社区组织的推广，生态企业家的指导，绿色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以及政府的有力监管。

　　(三)反贫困与绿色减贫

　　GILERTN对爱尔兰1997年实施的一项反贫困战略进行了研究，发现两个最具创新性的部分是准确识别不良物体和建立相关机制[9]。这已成为发达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FordFoundation通过建立以定位，消费者支持，储蓄，技能培训和资产转换作为基础要素的“脱贫模型”，帮助最贫困的群体摆脱极端贫困。辜胜阻提出要弱化贫困的代际传递，改善扶贫的有效性，提高准确性和针对性，并从多角度进一步改革，加强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10]。

　　全承相等从有针对性地发展贫困农民的工业技能培训，使用积极有效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奖惩机制等方向提出了产业扶贫的基本思路[11]。绿色减贫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较多的学术领域。张琦等发布的“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报告”建议用绿色增长模式取代主要依赖资源和环境的传统增长模式，以实现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2]。

　　雷鸣结合“两山理论”，为实现可行的资本和财富与自然资源的绿色转换机制，需要根据当地情况将青山绿水转变为金山银山，实现可持续减贫和绿色发展的双赢局面[13]。莫光辉指出，应该构建“生态化”和“绿色化”的发展道路，使贫困人口能够建立长效的扶贫和环境共生机制[14]。

　　(四)文献评价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一是围绕生态环境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展开了系统的研究，指出了生态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共生耦合性。二是分析了农民创业减贫的问题。但是，目前研究尚处于理念层面，不能回答基于生态工程的贫困人口创业的驱动机理是什么，扶持的现实路径有哪些，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机制促进贫困人口的创业。

　　对此，本文将剖析贫困人口围绕生态工程参与的创业驱动因素，并基于驱动因素构建实现路径。具体而言，剖析生态工程贫困人口参与状况，探寻基于生态工程参与的贫困人口创业的内在规律;分析贫困人口通过生态工程参与创业的驱动机理，包括个体特征、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因素间作用机理;构建基于生态工程参与的贫困人口创业实现路径。研究成果将直接为国家精准扶贫，尤其是生态扶贫战略提供理论支撑，也直接服务于我国生态扶贫的具体实践。

　　三、驱动机理

　　习近平同志指出: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15]。经济贫困与生态恶化被认为有很强的耦合性，这意味着，国家大力推进的生态工程与扶贫工作紧密相连，可以在生态工程的契机中发现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新途径。生态工程在成为维护生态环境的强大支持的同时，也将成为有力的生计项目。

　　创业是天时、地利、人和一系列因素综合的结果，对于贫困人口产生创业意识、行为、取得绩效的驱动因子，我们主要从农户自身、政府层面、社会经济条件角度对农户生态创业意向、行为及绩效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进行分析。这一系列内生或外生变量相互作用，促使农户产生和发展生态创业的思维与能力。

　　(一)农民角度

　　传统的经济活动已经无法满足农民日常生活开支，贫困地区的人口迫切的寻找改善生活状况的途径。农民需要新的收入来源来替代传统经济活动。生态致富的例子通过媒体社会的宣传作用刺激鼓动着农户引用和效仿。在国家越发强调和重视环境保护后，生态的重要意义逐渐被农村人民接受和认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经开始影响人们，贫困人民对于化生态资源为经济财富抱有美好愿景和无限期待。

　　(二)政府角度

　　政府由上至下制定政策，直接作用于农民。与农户摆脱贫困境地直接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生态工程的进一步落实与完善是由政府机关主导完成的。政府行为对于农户生态创业意向产生、行为和绩效结果休戚相关。政府的功能还在于对农户创业创新行为进行鼓励和引导，给农民提供创业方向、不让农民迷失。而在生态工程中生态移民、易地扶贫等利用转移支付对贫困人口进行补贴等多种举措，都是新时期扶贫的重要内容[16]。

　　(三)社会角度

　　生态领域中优惠性政策和生态发展的巨大潜力吸引社会资金注入。社会对于创业的积极态度、大量社会资金的注入以及社会组织在生态创业中的涌入势必会刺激农户创业想法的产生。同时，企业化的管理为粗放式农村经营模式提供了科学化、规范化的指导模式。

　　四、实现路径

　　(一)从利益主体角度探究生态创业实现路径

　　1.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适合当地生态发展的创业政策。

　　在制定政策时“对症下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当地特点发展优势产业、特色产业。例如，在革命老区建立红色旅游带，丰富文化遗产，帮助革命老区加强红色资源开发，培育和拓展红色旅游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在生态格局优越、生态资源富集的贫困地区，发展定制化、个性化的旅游发展道路，形成“一条龙”式生态旅游模式。对于草原等脆弱生态系统，支持移民创业和就业，并突出解决后续环境问题，全力筹措资金，各渠道支持牧民;通过强化科技对牧民的指导和服务等多种方式保护和发展生态，稳固生态工程成果，寻找创业创新道路[16]。

　　2.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关注和发展农民需求。

　　明确生态环境受益方在农民，开发当地环境、寻找创业致富道路时应充分考虑农民需求。农户是生态的主人，政府应该让利于农民。重视农民需求，根据需求，差异化扶贫。如果贫困人口教育水平低，缺乏技术，就得为这些贫困群体提供教育技术培训，并通过培养其技能以实现减贫;如果穷人因疾病而患有贫困或因疾病而返贫，医疗保障系统应对其提供对口援助;如果穷人因身体残疾或缺乏工作能力而贫困，则需要通过社会援助和社会保障机制为这些贫困群体提供保护政策。

　　3.转变农户思想，培养农户能力。

　　结合扶贫扶智，深化风俗习惯，培育新型文明;摈弃落后思想，转变群众落后的“等、要、靠”思想，促使贫困群众主动脱贫;改善“坐守金山银山过着穷日子”的现实悲哀，诱导农民发现生态工程下创业的重大机遇，自力更生、探索找寻致富道路;提倡伦理道德观，让公众敬畏自然，由原来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传统生态思维转向“一方水土保一方人”的生态意识，将生存理念由“自然索取式”向“生态共存式”转变;培养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思维，让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根深蒂固。除了以上努力的方向，政府还应坚持目标导向、质量导向、问题导向的精准扶贫，发挥作用，注重非政府力量和政府的结合，带动多元力量参与扶贫;加强政策支持，对贫困人口创业提供优惠政策。

　　4.农户加强学习，提高胜任力。

　　保持积极的学习心态，敢于尝试探索、积极跟进政策要求和时代步伐;主动了解生态工程及相关制度，切身感受国家政策力度和已取得的阶段性效果成绩;把握这次机遇，从心理层面信任基层领导人员、积极采纳先进的技术水平，相信自己也能致富;在创业路上与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等主动保持联系和沟通，及时反映问题。

　　(二)从要素层面构建生态创业实现路径

　　1.资本要素层面。

　　发挥物质资本的基础性改善作用、人力资本的智力提升作用和社会资本的合作信任作用，全方位提高农户综合创业能力[17]。资金流动才能带来经济发展，在生态创业中可以适当招商引资，用成熟的企业化管理制度引导和发展环境扶贫问题，同时企业化制度能较为清晰地指明和落实农户分红和增收。国家还应加强财政支持，进一步增加省财政平衡转移支付，并在分配与特殊转移支付相关的优先资金时向贫困县倾斜。对于金融业，要放宽生态部门的融资政策，开辟“绿色通道”，支持和鼓励贫困地区的企业利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2.技术要素层面。

　　推动生态创新产业与新时代网媒紧密联系。使用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模式销售农产品，支持农产品物流专线的发展，实施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借助官媒报道、口碑效应、自媒体推广等多种新型营销模式宣传当地生态环境和原生态自然地貌，利用媒体的渗透力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强调创新推动发展，创新是基本方法。创新除了技术人员对于种植业种苗、畜牧业新品种、机械设备的改革更新之外，农民也可以自主思考创新途径。

　　农民是和自然最直接相处的对象，对自然有着独特视角。在长期实践经验摸索或是生成的“直觉”中，对于如何在生态中发现创业视角，他们或许有自己的想法。譬如，在印尼爪哇，农民把一些私人花园或低生产力的农场改造成农林复合系统和柚木种植园，大大提高了农场管理效率和闲置土地利用率。

　　3.组织要素层面。

　　在创业道路中，许多组织过程的细节都是有创新价值的。为了创收制定不同目标，基于目的制定细致化服务和精细化管理。譬如，如果某地发展适于当地自然资源的生态旅游行业，为了更好保证游访者回头率和扩大当地旅游名气，当地政府可以对比国外公园无门票的政策和我国普遍的景区门票制。认真考量收取门票带来的资金和不收取门票，转而通过更优质的服务和更吸引游客的环境以争取游客更长时间的驻留、更长时间餐饮食宿带来的收益。这种关于盈利模式的思考无疑是种创新，也将有效提高当地管理阶层眼界。

　　4.管理要素层面。

　　在生态创业中，尤其是旅游开发产业，务必强调“生态红线”的概念，即发展经济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不走以耗费资源换取短时经济收益的老路。生态创业对环境保护具有积极影响，不能破坏资源。在保护生态多样性的情况下，农民应在地方政府支持的指导下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收入。为了生态创新产业更好发展，可以适当引进市场竞争机制，评估效益，严格验收，激励争取更多效益、鼓励发展更绿色的单位。在生态旅游中，对于村民一些自主创收行为进行市场化约束管理，统一定价，避免一些抹黑景点、不利于行业长期发展现象的发生。

　　5.主体要素层面。

　　管理中人是根本。对于贫困人口要推广“一对一帮扶、多元帮扶”的扶贫模式:推动各部门、各帮扶点挂钩联系和帮扶村寨，结对帮扶;鼓励贫困和非贫困县的对口支持;动员社会组织、个人力量参与扶贫工作。同时，允许农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工作，增强群众的参与意识。不同阶段有对应的差异化管理，每个阶段的管理都不能松懈。在创业初获成效之时，抢抓机遇、扩大规模、向外辐射;在完成脱贫目标之后，稳固当期成果、夯实发展基础，思求长期发展途径，稳定成效的同时适当创新、谋求下一步发展。

　　五、对策建议

　　(一)构建相关方向更完善的体系

　　完善生态补偿支付体系，参考先进学术观点如绿色减贫指数、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指标体系等[12]，将这些观念作为管理者和决策者制定政策的重要指标来源，有利于其做出更理智的决策。建立更完善的评估考核体制。通过建立合理的干部扶贫评估体系，将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相结合，准确识别基层干部的扶贫效果，并将该系统加入到生态文明的评估中，对于贫困户的划定更加细致[18]。

　　重视贫困地区确立的评定，家庭检查，比较审查，公开确认，审查和确定，以及建立贫困家庭管理等系列程序的逐一落实。设置“回头看”重新审核扶贫对象的工作流程，如果调查结果与之前不一致，则从扶贫清单中删除该对象。坚持政府主导，落实分级负责，建立利益划分规则，注重公平。譬如在发展旅游业时，将不同区位的村落联合起来，扩大收益集体，均分旅游收益。建立深入农户内部集团的利益划分体制，根据不同贫困条件建立相应差异化的收益分配，保证相对公平。

　　(二)精细化扶贫

　　放弃广泛的粗糙的扶贫模式，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通过促进对贫困人口的准确识别，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过去贫困认定中人为排斥和制度排斥的问题，大大降低了识别过程中出错的可能性，减少帮助偏差。整合各种扶贫资源，实现更加精准的配置，为贫困农民提供精准的扶持，使精准扶贫工作得以有效地用于特定的扶贫内容。将精准扶贫效果与地方官员的表现联系起来，落实扶贫不到位的问题。

　　(三)打通多元资金渠道

　　吸引多元资金注入生态创业。一是争取中央、省、市财政专项资金;二是同级财政配套资金和扶贫专项资金;三是增加社会资本投入，吸收各方资金、参与扶贫;四是加大财政和资金投入，建立财政资金担保基金，获得银行贷款，解决贫困户产业资金短缺问题。对于社会资金进入生态产业，国家应加大政策支持，减少相关税费;鼓励金融机构出台有关农业融资、保险等产品的推广。

　　(四)为贫困人口创造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充分利用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天然林管理保护专项资金，使有工作能力的人口转变为生态保护人员，譬如森林护林员和清洁人员等公益性职位。对这些生态管护人员的招聘建立“精准、自愿、公开、公平、公正”选人方式，统一选聘和管理程序;进一步落实对于这部分人员的职业素质、能力培训，定期考核人员和巡查生态区保护情况。

　　推动生态保护人员利用自然资源发展适宜的创业方式，如对于林区管护人员，通过开展培训、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宣传林业政策、林下经济发展等技术;鼓励护林员发展林下经济，在自家的空闲地上自主发展创收，让护林员增收，并将成功个例宣传推广，成为生态致富领头羊、带领更多贫困人口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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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刊物推荐：《生态经济》是核心经济类期刊，1985年云南省昆明市创刊，随着近些年生态事件越来越受关注，杂志坚持关注全球生态经济领域的热点事件，传播生态经济知识，成为实施生态与社会可持发展战略决策的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