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开启民智之争的一些思考

　　摘要:开启民智问题来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近代先进分子对中华民族遭遇的“亡国灭种”危机的忧思，他们认为只有“广开民智，才能抵御外侮”，才能“兴民权”，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本文首先评析了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的开启民智思想观点，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认清了“民愚”的根源在于专制统治、纲常名教和传统科举制度，开民智的基本对策就是废除“八股取士”，兴办“西学”，培养“新民”。其次，本文论述了革命派代表人物章太炎的“竞争生智慧，革命开民智”思想。最后，从人力资源开发视角，分析了辛亥革命前思想家关于开启民智之争的五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开民智;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人力资源开发

　　一、民智问题由来

　　长期闭关锁国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清王朝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失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和西方侵略者的枪炮声惊醒了少数官僚，他们睁眼看世界，感叹这是华夏“三千年未有之事变”!他们反思战败的原因是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曾国藩、李鸿章在镇压洪秀全的“天兵天将”中“借夷助剿”，更觉得坚船利炮之厉害，决非“奇技摇巧”，故而以“自强新政”为标榜，开始了筹办“夷务”(后来改称“洋务”)。

　　洋务运动的直接动机虽然是只学外国利器，但是，办军工就要办民用企业，就要设立学堂与译书机构，就要派遣留学生，一句话，不能不学习“西学”，不得不正眼看“西方”。与洋务运动相联系，产生了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如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

　　他们以“道器”“体用”“本末”“主辅”等概念范畴界定“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和作用。然而，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再次割地赔款，宣告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之破产。探索救国救民自强之路的先进分子痛心疾首，他们认识到只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是不够的，不变法岂能图强?如郑观应经过艰苦探索认识到西人立国亦具有体用，而国人“遗其体而求其用，常不相及”。较早提出了开启民智问题。接下来，变法派展开了对开启民智问题的论述。严复和康有为等人从历史进化论视角肯定君臣制度为民主制度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但是，就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形，他们认为中国还不能彻底废除君臣制度，而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其理由就是民智等素质不够。他们一方面肯定民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民智尚待开发。而主张民主的革命派对开启民智途径则有不同认识。

　　二、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关于开民智的基本思想

　　1.康有为的“智强胜于力强”与“兴西学”主张

　　康有为(1858—1927)出身广东的仕宦之家，从15岁中秀才到35岁中举人，这20年间，他在研读经史子集之时，也接触了西学和早期改良思潮。1883—1885年发生的“中法之战”，中国虽未战败，却屈辱求和、坐失安南(越南)，清廷上下苟安旦夕，游宴从容，不知祸乱已至，大厦将倾。这对康有为刺激不小，于是，他上书皇太后和皇帝倡言变法自强图治，康有为在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中就认识到“洋人智学之兴”。

　　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极大地刺痛了康梁等人，进而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再言变法图强。在主张变法实行君主立宪的思想历程中，开启民智成为其重要依据。康有为在1895年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列举了英美等国“广开民智”之举。他说:“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1]

　　42康有为认为中国人多地广之所以丧权于泰西、吞割于日本，“盖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过也”，要摆脱备受列强欺凌的屈辱命运，惟有自强图治。智强胜于力强，智在“仁义礼智信”中很重要，康有为认为“夫约以人而言，有智而后仁、义、礼、信有所呈”，“惟其智者，故能慈爱以为仁，断制以为义，节文以为礼，诚实以为信。”[1]

　　108这是对“朱熹仁统四端兼万善论的否定，是对儒家仁本哲学的一次重要反拨”。①如何兴学开启民智呢?康有为认为，要修身开智、长才艺，非学不能，是以要广开学校，延师督教。康有为已经看到传统科举考试之弊端，在《上清帝第二书》中他赞成废除科举考试的“武科”，改为“艺学”(包括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测量、图绘、语言、文字)，他甚至给出了开新学的具体的教学考试措施，如增加格致之学、奖励著书立说、游学、设立各类专业职业技术学校等。以实行君主立宪为变法目标的戊戌变法很快失败，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顽固把中国引向了革命之途。保皇派反对革命的一个重要理由仍然是民智未开。

　　2.严复的“废八股，讲西学”与“地方自治”思想

　　严复14岁那年(1867年)考入洋务派创办的福州马尾船政局海军学堂学习英语和驾驶，毕业后在海军实习几年后于1876年被清政府派往英国学习海军驾驶，但他却对英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思想制度兴趣浓厚，1879年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中国割地赔款，使严复痛感“亡国灭种”之危。于是，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政论檄文，积极鼓吹变法图强，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之中。

　　在严复看来，中学即旧学，西学即新学，中西之争即新旧之争、古今之争。他用“体用不二”批判顽固派的“中体西用”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洋务运动只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2]48严复认为牛有牛体，马有马用，安能牛体马用哉?西方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2]23，必须向西方学习自强救国之道。在探索自强富国之道的过程中，严复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视角比较分析中学与西学，被梁启超称为通晓西学与中学第一人。

　　西方富强的奥秘何在?严复认为西方有“富强之政”，那就是建民主、开议院、办公司。在严复看来，西方能够实行民主制度当归功于高素质的国民，“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2]25所谓“开民智”，就是智育，就是使民之聪明智虑强大。在严复看来，民智乃富强之源，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所以，严复觉得变法高潮中的“减君权，兴议院”主张太激进了。严复不仅认为民智者是富强之源，而且关系到民权君权界定的国家制度去向。所以在愈愚、疗贫、起弱三个救国方案中，尤其以“愈愚”为最急。如何开民智呢?严复指出开民智就要“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讲实学”以及“另立选举之地，别开用人之途”。

　　3.梁启超的“开官智”与“新民”说

　　梁启超(1873—1929)早年与康有为一起鼓吹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与革命派论战，主张保皇立宪。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承认中国致弱的根源是“君权日益，民权日衰”，“一人专权，人人无权”，“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但“中国之官之士之民，智识未开，瞢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见改革而惊呀，固所当然也”[3]58。

　　梁启超认为，智分民智、绅智和官智，一切之根本是开启这三智。但这三智具有不同的层次，作为民之秀的绅者之智高于民智。梁启超认为，用绅士是重乡权的需要，“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而已”[3]50。而绅士知识能力有限，“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其所谓开绅智的实质在于兴绅权，兼采中西之制，给予地方绅士参政议政的一定权力。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与革命派论战时在《新民丛报》从1902年到1906年陆续发表了他的《新民说》，其核心思想是论述“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以及如何实现“新民”。变法之本在于培养人才，没有“新民”正是变法失败之根源。“何以新民”?梁启超论述了诸多措施，甚至提出从少年抓起，他的《少年中国说》影响了许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

　　从梁启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西学由器物和制度层面的认知进入文化心理层面的反思。他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既是对严复关于改造国民性、新民德思想的深入，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国民劣根性改造的先声，实质上提出了人的改造和人的现代化的根本问题。这不仅包含梁启超的独到思考和思想转向，而且也是对开民智之争的深化。

　　三、革命派章太炎的“竞争生智慧，革命开民智”思想

　　为了驳斥康有为等人的观点，澄清谬误，宣传革命主张，章太炎(1869年1月—1936年6月，浙江余姚人。早年接受西方机械唯物论和生物进化论，主张革命，发起光复会，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辛亥革命后逐渐脱离时政，以讲学为生。)在1903年初写了一封致康有为的公开信，即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曾请人将此信带到香港转交康有为，未果。1903年6月，《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邹容的《革命军》在《苏报》一并刊发，立即引起轰动。章太炎与邹容因鼓吹排满和革命而被捕入狱。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首先就康有为所谓“满汉平等”“皇帝圣仁”等论点进行了驳斥，进而正面回答革命流血动荡问题。在康有为看来，因为立宪容易，革命困难，立宪有利，革命有害，所以只可以立宪，而不可革命。章太炎却指出，实施变法、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

　　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矣。”[4]180皇帝一人之才略，怎么信服天下，敢言革命党人中一定没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之人吗?章太炎针对康有为所谓今日中国“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能革命的立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章太炎指出，既然“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为什么只能是立宪不能是革命呢?“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他以李自成、义和团、唐才常等起义运动，由革命之念起到革命之事兴，都是在斗争实践中深入、提高为证。同样，现在的“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竞争生此智慧也”[4]181。

　　他认为每经一次竞争，人的思想、概念和行动策略都有进步。由此可见，章太炎在知行关系上的认知较之以往他人的认识已经深化了，即先行而后知，获知才有知先于行。章太炎的这一思想强调革命本身在进化之中，人的智慧在革命活动中增长，是对开民智思想的深入发展。

　　四、对开启民智之争的一些思考

　　综上所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章太炎等人关于开启民智的对策措施，可以概括为八条:1.废除八股科举制度，因为它是民愚原因;2.办西式学堂，讲西学，包括留学、游学;3.有书器、有译书;4.开办新闻报馆;5.创办各种各样的群人共学的“学会”;6.实施地方自治制度;7.先开官智与绅智;8.通过竞争和革命开启民智。第八条是革命派的主张。革命开民智思想具有社会实践思想萌芽，包含实践出真知的思想。

　　但是，革命派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人们发现辛亥革命者们期待着以革命开民智并未实现，结果却是蒙昧戕害了革命。革命派轻视了人的改造和国民性改造的困难，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才能找到出路。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7]中提出了“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物心同时改造”的社会实践观，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开发民智民德。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康有为全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梁启超.梁启超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4]章太炎.章太炎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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