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理论视角下的北京街头涂鸦研究

　　[摘要]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富含多元文化的生存土壤，其开放、包容的理念使得街头涂鸦能够较早在此出现并逐步发展‍‌‍‍‌‍‌‍‍‍‌‍‍‌‍‍‍‌‍‍‌‍‍‍‌‍‍‍‍‌‍‌‍‌‍‌‍‍‌‍‍‍‍‍‍‍‍‍‌‍‍‌‍‍‌‍‌‍‌‍。但涂鸦行为的空间私用本质挑战了公共空间的既有规则，与城市治理脉络格格不入，也因此被建构为都市问题，给超大城市北京的城市治理带来挑战‍‌‍‍‌‍‌‍‍‍‌‍‍‌‍‍‍‌‍‍‌‍‍‍‌‍‍‍‍‌‍‌‍‌‍‌‍‍‌‍‍‍‍‍‍‍‍‍‌‍‍‌‍‍‌‍‌‍‌‍。对此，应当注意北京街头涂鸦问题的在地化特色，以更加宽容多元的治理理念看待涂鸦现象，提升治理的精准度与效果，对北京街头涂鸦的健康发展进行适度引导，营造宽松氛围。

　　[关键词]街头涂鸦公共空间理论空间生产城市治理

　　相关论文范文：浅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职能定位

　　【摘要】文化发展为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文明品质，而建设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则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使社会生活更具价值与意义，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维护与实现群众文化权益的重要公共事业体系。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系统过程中，政府具有法律政策职能、财政帮扶职能、人才培育职能。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自身职能，政府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法律法规体系、制定绩效考评体系等策略解决问题。

　　一、引言

　　从字面意思理解，涂鸦是指个人或群体未经财产所有人许可在公共墙面上以文字或图画等形式进行的书写。为论述方便，下文“涂鸦”二字未特别注明者皆为“街头涂鸦”之意，与“涂鸦艺术”同义使用，并包括“合法涂鸦”(如墙绘、3D立体画、壁画)等多种形式。根据涂鸦主体的不同，可将涂鸦分成大众涂鸦与社群涂鸦，后者又分为帮派涂鸦、政治涂鸦与嘻哈涂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街头涂鸦与饶舌、街舞、打碟并称“嘻哈文化”四大要素，故可将其视为嘻哈涂鸦的下属分支之一。

　　从背景起源来看，早期西方涂鸦是弱势群体为反抗社会不公、阶级压迫而寻觅的发声渠道，也天然地带有反文化的对抗性特征。“作为底层社会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反抗情绪的宣泄手段，涂鸦从诞生起就具有一定的暴力美学和政治嘲讽的性质”。 [1 ]

　　从发展历程来看，涂鸦艺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费城。以涂鸦为乐事的涂鸦者引领了签名式涂鸦的潮流，成为被众多年轻人追捧效仿的艺术形式。随后涂鸦风潮席卷纽约，于此蓬勃发展，该市遂成为涂鸦圣地，并催生了涂鸦史上盛况空前的社会事件——纽约地铁涂鸦竞赛。之后，涂鸦艺术开始被大众媒介所关注报道，而Taki183是首位获得媒体报道的纽约涂鸦者。70年代,纽约涂鸦进入大爆发时期，并将其艺术影响力扩散至世界其他国家。如来自法国的Blek le Rat造访纽约之后深受其影响，归国后开创了模板涂鸦的全新方式。

　　涂鸦大繁荣也引发了由政府主导的涂鸦治理运动。经过高密度的管制与多方位的治理，涂鸦艺术在80年代逐渐由盛转衰，进入相对的低谷期。此后，涂鸦艺术经过不断艰辛探索与自我调试，主力场所由地铁回归街头，并开始进军画廊，迈出商业化步伐。如2018年英国涂鸦艺术大师Banksy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现场自毁其涂鸦作品《手持气球的女孩》，该作品价格高达104?2万英镑。

　　值得注意的是，涂鸦作为一门舶来艺术，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地区(代表人物如北京涂鸦艺术家张大力)。但北京街头涂鸦的萌发与兴起更多可视为Hip?Pop等街头文化互动的结果，与张大力等人的创作背景、文化冲动关系不大。涂鸦对于当时的张大力来说，主要是一种艺术表达方式上的选择;然而对于今天仍活跃在北京街头的涂鸦者而言，则更多受到西方嘻哈文化的影响，如代表人物李球球坦承其走上涂鸦之路受滑板文化影响至深。 [2 ]不难发现，不同于西方涂鸦所带有的对社会的不满和对政府的反抗，涂鸦在中国的出现并非源于种族、宗教、政治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在地化特色加以分析。而北京街头涂鸦，作为观察中国街头涂鸦的重要窗口与绝佳样本，可通过理论研究对其现状进行分析，以对其未来健康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二、北京街头涂鸦发展现状

　　(一)群体概况

　　早期北京涂鸦圈子并不大，稳定的团队不过三四支，涂鸦者约为40人。据有“中国涂鸦记录第一人”(德国籍涂鸦者ZYKO语)之称的刘苑生推测，北京经常玩涂鸦者约有三位数。正如柯斐励(Filippo Cardella)指出的，对于“北京这样一个巨型城市来说，活跃的涂鸦艺术家实在是太少了，几乎用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3 ]可见，群体数量总体不大，与国外涂鸦圣地(如纽约、柏林)成千上万的涂鸦者相比，用凤毛麟角形容也不为过。这其中既有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如李球球、王墨)，也有在京求学、工作、创业的各地青年(如ABS团队成员均非北京人)。作为国际大都市，北京还有不少外籍涂鸦者。 [4 ](P31)他们有的客居在此有稳定正当工作，如SBAM(意大利籍)、ZYKO(德国籍);有的则匆匆而过，在京停留间隙也不忘露上一手，以涂鸦会友，以涂鸦交流。

　　除了单枪匹马的个人涂鸦者 [5 ]之外，从2006年起相继涌现出不少街头涂鸦团队(见表1)，这种情形也反映了北京街头涂鸦艺术近年来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表1所列北京街头涂鸦团队的成员中，有不少是艺术相关专业的在读学生，也有毕业之后仍在坚持涂鸦创作的上班族。这些成员接触涂鸦的时间普遍较早，如许岩、刘峥等人自述在高中时就开始接触涂鸦。当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时有老队员因故(如结婚、生子、跳槽、离京)淡出圈子，也有新队员不断加入。同时，不同涂鸦团队之间也有人员流动(如戴燕)。有的团队还开枝散叶，将影响力扩至全国(如简杰、汤米)。

　　发展至全媒体时代，很多成员开设了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而在此之前，有些团队已利用博客、网站等方式展示其涂鸦生存状态。有的团队昙花一现，迅速销声匿迹，也有的团队至今仍活跃在北京街头，不时在城市空间留下一些作品。其中以ABS团队的商业化运作最为出色，在推广涂鸦文化方面独领风骚，并于2012年在798艺术区开设了中国第一家涂鸦用品商店400ml，可谓中国最顶尖的涂鸦团队。后起之秀“南城大波”(张波)也于2010年创办北京DNA涂鸦视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虽说北京街头涂鸦者中也有因为Bomb(笔者注：涂鸦术语，音译“崩”，中译“炸街”，即到街头进行涂鸦)被警察带走询问、罚款的实例，但总体而言，北京正是由于涂鸦群体数量小而得以获得较为宽松的涂鸦环境，尚未发生因涂鸦被判刑的案例。这也印证了柯斐励的看法，“尽管几乎在世界各地，涂鸦都被视为一种犯罪行为，但在中国人们只倾向于把它当成一种年轻人的自我表达的需要——或许是因为这里真正的涂鸦者十分稀少”。 [3 ]

　　(二)涂鸦地点

　　北京街头涂鸦最多的地方，往往也是城市管理相对松弛、青年亚文化资源相对集中的区域。北京街头涂鸦较为集中的区域有百花深处胡同、五道口轻轨站旁、地铁13号线四道口到上地沿线、天坛东门、京密路、798艺术区、三里屯3?3服装大厦、北服门口樱花小巷、人大南路的奥运文化墙(又名“北京之墙” [6 ])、北京理工大学庆祝建国60周年文化墙。 [7 ]甚至有网站为外地游客列举了京城涂鸦观赏的几大打卡之地。其中，798艺术区被誉为涂鸦者的“圣地”。而“北京之墙”是政府根据需要临时批准的有主题的服务于特殊事件(迎接奥运)的“合法涂鸦墙”，其涂鸦作品也包括墙绘等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被街头涂鸦者认为不是真正的涂鸦‍‌‍‍‌‍‌‍‍‍‌‍‍‌‍‍‍‌‍‍‌‍‍‍‌‍‍‍‍‌‍‌‍‌‍‌‍‍‌‍‍‍‍‍‍‍‍‍‌‍‍‌‍‍‌‍‌‍‌‍。2014年秋北京举办APEC会议前夕，该墙被统一重新粉刷，“北京之墙”化为昨日记忆。同样情况的，还有北京理工大学涂鸦文化墙。

　　(三)发展状况

　　1.文创活动

　　得益于北京浓厚的文化氛围与深厚的艺术资源，各种街头涂鸦的文创活动得以在此举行，如2009年北京青年创意周首届涂鸦嘉年华、2019BDMG涂鸦生活艺术节等。不仅如此，更有与国外涂鸦艺术家同台竞技的宝贵机会，2018年ABS团队就曾受邀参加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建院三十周年的涂鸦活动。此外，自2010年起，400ml还定期在京组织“邻里相聚”活动，旨在促进包括涂鸦在内的街头艺术文化交流。该活动被誉为北京最具深度的街头文化盛会，也是与政府合作的产物。

　　2.媒体关注

　　美国人Lance Crayon拍摄的《涂鸦北京》(Spary Paint Beijing)是第一部关于中国涂鸦的纪录片，讲述了包括“北京喷子”团队、KTS团队、BISKIT、ZYKO等在内的北京街头涂鸦者的故事。同时，央视纪录片频道《新青年》系列纪录片(第五集)对“北京喷子”团队作了专题报道(2012年2月24日)。此外，如BTV-7、《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新京报》等北京地方媒体也对北京街头涂鸦做过系列报道。新华网以《80后涂鸦的北京式生存》为题报道过陈创的相关经历。而VICE中国、嘻哈中国、雅昌艺术网等网站上也有《北京土著们的涂鸦史》等报道，《三联生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也刊发过《北京街头涂鸦故事》等文章。

　　3.学术观察

　　关于北京街头涂鸦的专题研究虽不多，但都颇具特色。如北京服装学院赵云川教授就从事该领域研究，多有所得，并指导研究生围绕“北京街头涂鸦”撰写了数篇硕士学位论文，对该领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梳理与探讨。 [8 ]其中，许岩关注中西涂鸦的比较研究，对其异同和启示加以阐发。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许岩本人就是一名涂鸦者，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又，中国美术学院老师连冕的《京师涂鸦》一文，以访谈形式介绍了李球球、刘苑生等人对北京街头涂鸦的看法， [2 ]其另一篇论文《“涂鸦”的“形态学”胪举》则对北京街头涂鸦的多幅作品做了详细艺术品鉴与全面学理解读。在后一篇文章中，他遗憾道：“除去背景式描述外，国内对‘涂鸦’在艺术学科领域的学理化研究罕有进一步成果，而对于本土涂鸦创作者的关注更是‘失语’。” [9 ]此语可谓是北京街头涂鸦在学术观察方面薄弱现状的真实写照。

　　4.市政管理

　　据北京市政市容委的工作人员介绍，北京市目前针对街头涂鸦没有确切的管理标准，只能是根据相关条例规定进行操作，“无论是立交桥下，还是街道的墙上，都是公共场所，不可随意乱涂乱画，违反规定的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本人清理墙面，若无法找到本人，将责令相关部门清理”。 [10 ]在实践中，“街头涂鸦如果内容上合适，其尺寸和颜色跟周围环境比较协调，看起来美观，有一定观赏性，那么也会允许这种行为的存在”。 [10 ]《北京城市管理年鉴》(2018年卷)第六部分“市容景观管理”中，也未发现有关涂鸦市政管理的相关工作记载。

　　5.区域比较

　　柯斐励认为，与深圳、广州、武汉等城市相比，涂鸦在北京的发展相对较短,至今也就20多年。 [3 ]也有观点认为，南方(如广州)涂鸦的氛围更为自由宽容， [11 ]涂鸦水准比北方更高，外地创作者甚至瞧不上北京的涂鸦。但也有不同看法，如在涂鸦氛围方面，有北京涂鸦者认为，与上海相比，北京总体上比较尊重和推崇文化，其商业化色彩更淡一些，文化包容度也更高一些，能给涂鸦者带来更多的创作自由与选择机会。再如涂鸦水准方面，旅居北京的涂鸦者Bee Bonniger(女，英国籍)则认为，北京街头涂鸦不乏很多高质量作品，更具原生性，只是外界(如欧洲)对此缺乏了解而已。 [12 ]

　　(四)总体评价

　　如前所述，虽然北京很难被称为一座“涂鸦之城”，北京街头涂鸦也很难用大繁荣、大发展来形容，但毕竟也有君临天下之大气风度与傲视群雄的王者风范，也反映了北京独有的京味文化与城市气质。 [13 ](P54)

　　此外，在某些社会议题中，北京街头涂鸦也在积极寻求发声机会，并借由作品表达思想与情感诉求。其人文关怀色彩浓厚，极具在地化特色，给人以深刻印象。如2010年，北京市政府宣布撤销崇文、宣武两区行政区划，分别并入东城、西城二区。此事引发部分舆情，有民众认为崇文、宣武区名有文化内涵应该给予保留。为此，北京涂鸦者BISKIT用涂鸦作品将崇文、宣武二区以拟人化的方式予以呈现，在带来视觉冲击的同时以这种墙上的声音表达了市民的乡愁情结与怀旧情绪。在该涂鸦作品中，出现了北京传统文化元素(兔儿爷)、建筑地标元素(天坛、城墙)等，并在牌匾上大书“永远记着”4个大字。整个作品背景中还有“永定门”“全聚德”“和平门”等字样，其桑梓之情跃然“墙”上，老崇文、老宣武观之无不动容。

　　三、作为“空间生产”的街头涂鸦

　　法国著名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bri Lefebvre)在其代表作《空间的生产》(1974年)中首次提出“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的概念，该理论对城市治理工作影响至深。一般认为，“城市空间的生产指资本、权力和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城市的重新塑造，从而使城市空间成为其介质和产物的过程”。 [14 ]

　　涂鸦，则是一种典型的空间生产行为，由社会力量(涂鸦者)发起，针对政府管制而为。 [15 ]涂鸦作为公共空间的私人表达，犹如公共空间的不速之客，涂鸦者通过涂鸦将开放公共空间转换为具有个人印记的私人空间(from place to space)。就此而言，其行为无疑是一种“空间私用”。那么，涂鸦问题是如何进入城市治理议程中的?又是如何被建构为亟待解决的都市问题?其“空间私用”行为究竟是不是一种破坏(vandalism)?谁该拥有公共空间?又该由谁来决定你我的视线?这些疑问均涉及对公共空间的理解。

　　公共空间除了具有排他性之外，同时也是权力展现的场域(有“空间即是权力”之说)。然而，国家对公共空间的管理策略是通过界定公共空间的应有状态来排除公共空间中无序行为的可能，即“从根本上排除这类行为在公共空间存在的合法性”。 [16 ](P68)对于公共空间的利用，除了上述政府主导的排他型管理策略之外，有学者提出还存在另外N种可能。 [17 ](P206-208)于是，也就有了“反叛的公共空间” [17 ](P206)概念之提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反叛”一词强调“非正规的、灵活的”公共空间使用方式，也强调其与由政府所“规范、控制、管理”的公共空间的对立。这一概念为我们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城市建构方式。

　　街头涂鸦颠覆着正统艺术的生产过程，也改造着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使城市空间的构建向所有人敞开。依循“反叛的公共空间”之说，当涂鸦介入公共空间时，涂鸦行为属于对公共空间的“挪用”与“对抗”。 [18 ](P133)在面对千篇一律、了无生气的城市公共空间时，涂鸦的抗争精神直指公共空间被金钱“收买”的现实，是与资本力量及消费主义抗衡的一种姿态展示。

　　诚如Klein所说，“街道已成了广告文化中最炙手可热的商品，而街道文化却成了阶下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反讽之一”。 [19 ](P331)同是公共空间中的视觉符号，人人都可厌恶涂鸦(街头艺术)，却无法排斥广告(资本力量)‍‌‍‍‌‍‌‍‍‍‌‍‍‌‍‍‍‌‍‍‌‍‍‍‌‍‍‍‍‌‍‌‍‌‍‌‍‍‌‍‍‍‍‍‍‍‍‍‌‍‍‌‍‍‌‍‌‍‌‍。可见，城市公共空间的形塑、视觉资源的分配、公共事务的决策是由资本力量、权力阶层和精英话语所操作、主导和决定的,而真正生活其中的市民却没有说话的余地与发声的机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涂鸦客的出现代表弱小个人争取有效使用公共空间的一种草根社会运动，追求的不是价值的补偿或利益生产，而是公平正义或合理分配”。 [20 ](P70)这也是西方涂鸦的源起。进一步说，如何从公共空间中夺回“公共性”成为涂鸦抵抗的核心任务。 [21 ]换言之，街头涂鸦即便是一种可被覆盖、清剿与湮灭的声音，但也绝非一种可以被随意忽视的声音。在这场关于公共空间的话语权争夺中，通过街头涂鸦争取空间发言权，有何不可?

　　四、作为“都市问题”的街头涂鸦

　　承认涂鸦行为的空间生产机制，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公共空间的话语争夺不受任何限制。相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街头涂鸦，要想在城市治理中获取应有的空间待遇，也必须受到来自各个层面的不同程度的管制。“街头涂鸦的生存与否，完全视当地的政府及居民的接受程度而定，同时也须视其街头涂鸦所赋予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意涵，带给当地都市景观及居民的生活视觉感受为何”。 [22 ]

　　城市就是画布，涂鸦无处不在。作为公共空间的不速之客，涂鸦势必与城市管理产生关系，而且它一开始就是以“问题”形式存在的。涂鸦凸显个人风格与自我意识，以一己之力挑战城市秩序与规则。因此，被城市管理者视为破坏者与对立面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首先，从城市空间角度而言，涂鸦之于城市，相当于私人表达之于公共空间，其间的矛盾与张力显而易见。涂鸦之所以被归为城市视觉污染，多是因其无视城市规则和环境秩序，是公共环境意识缺失的产物。有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极不文明的破坏行为，有损城市形象，是对市民的不尊重，与城市生存环境的大众性相悖或抵触”。 [23 ](P441) 故考虑到涂鸦重塑空间的潜在破坏力，城市管理者对街头涂鸦厌恶排斥者众，欣赏接纳者寡。

　　其次，从文化冲突角度而言，较之正统艺术所代表的主流文化，街头涂鸦本质上是一种异质(对抗)文化。在西方，“涂鸦者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创作，但他们在城市中表现出来的视觉文化，最终传递出了一种具有抗拒、颠覆的内涵”。 [24 ](P185) 而且“在街头以可能受到取缔的图像和公共领域的概念进行创作的本身就是一种反叛行为。换句话来说，这种在非授权城市区域内的视觉转化就是对资本家空间建设的一种抗争。

　　在城市边缘地带存活的这种表达形式被看作是对城市的一种入侵。未被合法化的艺术通过打破空间和私自占地，共同穿凿出了另一种形式的城市视觉文化”。 [24 ](P73-74)此外，就中国来讲，街头涂鸦属于舶来艺术，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天然裂缝，这也是一种潜在的文化冲突。有学者指出，“中国不具备与欧美类似的涂鸦文化肌理和环境，国人自身文化传承亦缺乏涂鸦艺术产生的土壤和发展的精神动力”。 [25 ](P254)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街头涂鸦的传播与接纳也需要一个过程，对其存在误读在所难免。最典型的就是将街头涂鸦与乱写乱画相混淆、等同。不仅中国大众如此，就连学界早期认知也概莫能外。 [26 ]

　　最后，从决策立场角度来看，受“破窗理论”影响，城市管理者更倾向于奉行“零容忍”的严格立场，这也在客观上促使决策者将涂鸦视为一个需要严加应对的城市问题。而且，中国的城市公共空间作为一种可视性公共产品，往往也是体现城市治理政绩的主要依托物。尤其是在创建文明城市或承办大型展会等特殊时期，街头涂鸦带来的印象显然是减分项，其被清洗围剿的命运早已注定。在市容景观管理的重重顾虑下，公共空间正大光明地变成涂鸦场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五、城市治理VS街头涂鸦：

　　国外“新军事城市主义”的失败

　　如前所述，街头涂鸦空间私用的本质与城市治理脉络格格不入，因而被建构为一种城市问题，需要通过科学治理方式加以规制。然而，涂鸦者鲜有抛头露面公然涂鸦，权力机关又不能十面埋伏，步步设岗。是故，在街头艺术与国家法律的较量中，涂鸦者总是抢先一步，很少让城市管理者人赃俱获。很多时候官方防不胜防，疲于应付，苦不堪言。因此，涂鸦之类的失序行为便被形塑为潜伏在你我身边的“敌人”。此外，涂鸦术语的军事化色彩也让涂鸦行为酷似一场军事任务，如Bomb(轰炸)、Drop(空投)、Take over(占领)、Destroy(破坏)等，而新闻媒体的渲染性报道更强化了这种战争的意象。于是，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反涂鸦论述的主调也呈现军事威胁的意象，反映出都市正在遭受一群野蛮、原始的外来者攻击，不知如何防御”。 [18 ](P123)

　　那么，作为涂鸦艺术的繁兴之地，国外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对此，世界各地(如纽约、芝加哥、费城、巴黎、伦敦)犹如“大敌”临前，纷纷成立反涂鸦的政府监管组织，制订反涂鸦市政管理策略，实施所谓的“新军事城市主义”(new military urbanism)。

　　在此“主义”指导之下，涂鸦理所当然成为宣战对象。打响反涂鸦战争的同时，也意味着城市日常系统与空间开始采取大量带有军事色彩的治理措施。如在技术层面，纽约市政府斥资1?5亿美元在地铁停车场外围修建双层高墙(上加铁丝尖刺)，墙内更有警犬巡逻。此举立刻为其他城市效仿。除此之外，采用更易清洗涂鸦的化学溶剂、增设遍布街头巷尾的全天候监控设施、关闭涂鸦主题网站、封杀涂鸦文化杂志等治理措施也在不断推行，无不带有“准军事化”手段的意味。 [27 ]由此，控制文化在国外城市管理中异军突起，以期能够保护城市空间免遭涂鸦等失序行为的威胁。即便此类失序行为尚属轻微，但仍被视为使城市可能陷入危机的征兆。同时，当财产所有人无力保护其财产免受涂鸦之害或是怠于及时清除财产上的涂鸦时，反涂鸦战争所奉行的“新军事城市主义”就会快马加鞭赶到并代为执行。

　　然而，历史经验已证明，反涂鸦战争是一场终结遥遥无期、难以取得最后胜利的战争。仍以纽约为例。为恢复纽约地铁的干净整洁,从1973年起纽约市政府决定整治地铁公共环境，拉开大举扑灭涂鸦的大幕‍‌‍‍‌‍‌‍‍‍‌‍‍‌‍‍‍‌‍‍‌‍‍‍‌‍‍‍‍‌‍‌‍‌‍‌‍‍‌‍‍‍‍‍‍‍‍‍‌‍‍‌‍‍‌‍‌‍‌‍。为此,纽约市政府不仅增加地铁警力,加强执法力度,而且专门拨款1000万美元重新粉刷车身和车站墙壁。尽管如此，传统的市政管理手段还是无法有效应对涂鸦风潮，相反更引发了纽约地铁涂鸦竞赛，一时间“你方涂罢我登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5年。是年,财力困顿的纽约市政府才因财政危机大爆发而不得不休战。可以说，1973-1975年,在纽约市政府严厉的管制下, 涂鸦不但没有被扑灭、根治, 反而从地铁车厢、地铁站、地铁隧道蔓延至货车、公交车甚至私家车上。纽约市政府前前后后共耗资几千万，最终仅宣告彻底铲除地铁车厢涂鸦，这样的治理成本显然并不经济。

　　由此可见，“赶不尽、杀不绝”的涂鸦在城市画布上不断呈现，陷入“清除—涂鸦—再清除—再涂鸦”的恶性循环中，“新军事城市主义”的治理效果不尽人意。其策略也终因治理无效、成本高昂和诸多其他负面效应而宣告破产，城市管理者开始修正其认知逻辑，不再简单将涂鸦等同于“失序”“犯罪”，也不再固守“零容忍”立场。此点，对于北京如何处理文明城市创建与街头涂鸦治理之间的矛盾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也是北京探索构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工作中需要加以考虑的。

　　六、北京街头涂鸦向何处去?

　　街头涂鸦反映社会的宽容指数，也折射城市的包容程度。作为舶来艺术的街头涂鸦，在中国兴起的社会背景与西方有所不同。“在接受西方涂鸦艺术影响的基础上，北京涂鸦者的创作语境和状态仍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除了使用汉字或是中国传统图案这种最显而易见的区别之外，中国大众对涂鸦的了解和执法机关对其的容忍度都与国外不尽相同。而对于中国的涂鸦艺术家来说，整个社会对于这个在中国相对新兴和小众的表达形式缺乏理解和关注。如何解释自己愿意冒着危险并将精力和金钱投入到一幅可以随时被覆盖的图画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8 ]从涂鸦的动机来看，跟涂鸦起源时期的欧美年轻人相比，中国涂鸦的年轻人少了很多愤怒和不满。 [4 ](P45)“大部分涂鸦者的初衷也并非像美国六七十年代地下涂鸦者具有反政府的理念，也没有所谓地上与地下的界限，只是为了宣传自己与作品，并且希望可以长期创作一幅更大的作品而无需考虑安全性”。 [29 ]同时，街头涂鸦也有一定的经济门槛，完成涂鸦的喷漆花费不菲，还需搭上高额的时间成本。故涂鸦者以青年学生为主，年龄在20-30岁出头，他们通常没有那么多的愤怒反叛情绪，时间相对充裕，受教育程度较好，涂鸦花费多有家庭保障。但“很多涂鸦者结束学生生涯步入社会后会因为失去了充分的时间和家庭的经济支持而放弃涂鸦”。 [30 ](P16)

　　可见，街头涂鸦对于许多涂鸦者来说，或许是对“青葱”日子、不羁青春的文化纪念，也可能是对涂鸦艺术魅力发自内心的热爱与追求。对于这样一个出于兴趣爱好而连结在一起的小众艺术同好群体，只要是在遵纪守法的大原则框架下追求涂鸦创作，城市空间的管理者与决策者也大可不必如临大敌一般。

　　随着街头涂鸦的认可度和接受度逐渐提高，有关街头涂鸦的纪录片、公开课、综艺节目、网络媒体、文创活动也不断涌现，街头艺术的魅力也越来越为国人所熟知。在一个倡导多元文化并存、强调文化自信的法治国度，街头涂鸦在公共空间中的创作也许不会停歇，但也不必就此向涂鸦宣战并将其赶尽杀绝，而是应当在遵循依法治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给予其更多的机会与平台。

　　那么，未来北京街头涂鸦该向何处去?对此，可从两个层面加以考量。

　　(一)管理者层面

　　1.文化自信，兼收并蓄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应更有体量与气度来看待街头涂鸦问题。涂鸦并非洪水猛兽，所以不能一棒打死。在提倡包容、开放的城市文化建设中，理性的态度应当是允许存在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适当赋予街头涂鸦生存空间与发展动力，而不是简单将其构建为一种绝对的破坏主义。街头涂鸦能够在众多艺术形式中逐渐站稳脚跟，其艺术价值也绝非以“看不懂、看不起、看不惯”就能轻易否定的，更不能以“非法”“破坏”等粗暴、单一的观点来看待街头涂鸦，应杜绝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对街头涂鸦加以围剿的“城市洁癖”执念。

　　目前，北京街头涂鸦在生存环境方面已经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对于城市景观的文化建设也有一定贡献，未来北京更应当坚定文化自信，以兼收并蓄的宽容心态来认识和对待街头涂鸦。这方面可参考中国另一涂鸦文化重镇武汉的做法。该市不仅在征求民意的基础上绘制83块艺术墙(1/3墙面采用3D立体画)，更通过新媒体方式在“武汉市旅游委”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刊文予以宣传推介，文中特别介绍了武汉涂鸦界元老黄睿的涂鸦作品， [31 ]开明姿态令人称赞。

　　2.制定“小法”，精确治理

　　正如习近平同志2017年在北京考察时所指出的那样，“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越是超大城市，管理越要精细”，“背街小巷是最能体现精细化管理水平的，城市管理要向街巷胡同延伸”。 [32 ]对于城市治理工作中的难点与痛点，仅靠宏观法律很难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琐碎细小的城市问题，这无疑会影响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提升。

　　就街头涂鸦治理工作而言，北京市城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城管通常会负责治理街头小广告，但不是宣传产品或者带有宣传性质的涂鸦，并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 [33 ]遗憾的是，当前北京市在立法层面也尚未聚焦到各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精细“小法”。某些街头涂鸦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市容损坏问题就是这样一些伴生性细碎问题。在北京，“城市建设大气但粗放，重点区域、重点街道管理水平较高，但背街小巷和人行道不够精细”。 [34 ](P206)而不少背街小巷由于位置隐蔽，人流稀少，监控力量不足，城市管理孱弱，日常维护迟缓，这些不那么光鲜亮丽的“里子”无形中便成为街头涂鸦的理想场所。对此，要通过制定相关小法来避免治理对象模糊(如与“乱写乱画”“小广告”等相混淆)、治理水平低下的问题，要注意发挥“小法”降低执法难度、提高执法效果的大作用。

　　3.营造氛围，适度引导

　　2015年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大部分受访者对北京街头的涂鸦表示好奇和不了解，但对于这一新兴事物，大多数人报以宽容、认可的态度。51?7%的公众认为街头涂鸦艺术有美化环境的作用，他们认为涂鸦作品的设置可使平淡无奇的场所产生魅力，可增添环境的情趣，对环境的美化有正面意义”。 [4 ](P9-10)可见，北京社会公众对街头涂鸦更多地表现出宽容与支持的态度，并不特别反对涂鸦行为。整体而言，涂鸦氛围是比较宽松的。所以，要正视城市公共文化与城市公共空间之间的矛盾，继续发挥适当的引导作用，不设置制度障碍，不排斥多元表达，把有序、合范的涂鸦艺术引入到景观保护的概念之中。对此，其他兄弟省市的做法可资借鉴。如重庆市就黄桷坪艺术街区(涂鸦一条街)的日常维护与后续建设在《九龙坡区东城“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年)中提出，将“涂鸦创意等特色文化创造性地融入旧城更新改造和新城开发中，建成兼具历史底蕴和时代特色的人文城区”。 [35 ]

　　(二)涂鸦者层面

　　对于涂鸦者来说，重要的是在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融入到北京当地的特色之中去。街头涂鸦的艺术周期很多时候取决于政府的管制态度与民众的接受程度。一些趣味性、艺术性较高的街头涂鸦，因能够与周围环境保持适度的协调，往往得以保留较长时期，成为千篇一律城市景观中的一抹亮色‍‌‍‍‌‍‌‍‍‍‌‍‍‌‍‍‍‌‍‍‌‍‍‍‌‍‍‍‍‌‍‌‍‌‍‌‍‍‌‍‍‍‍‍‍‍‍‍‌‍‍‌‍‍‌‍‌‍‌‍。特别是在遵纪守法方面，涂鸦者应当做到题材不犯忌、地点不犯规、行为不犯法，如此方可能继续蓬勃发展，壮大队伍。尽管对于“合法涂鸦”(如墙绘等)，可能因不具野性而被涂鸦者认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涂鸦，但不可否认其在打造“美丽北京”中的积极作用。如依托于2019年北京国际设计周活动，中外涂鸦艺术家在大栅栏廊房二条胡同对长约200米的墙面进行艺术墙绘，一时间成为“网红打卡墙”，甚至有外地游客专程前往拍照留念。 [36 ] 又，2016年怀柔区旅游委、怀北镇大水峪村委会、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联合携手举办了“美绘乡村”的活动。20多位壁画系师生，耗时一周在该村主街沿线，打造了一条千米“涂鸦街”，效果不错。 [37 ]这些“有意而为之”的“合法”的街头涂鸦，较好地融入当地环境景观之中，也以实际案例证明街头涂鸦的艺术生命在冲出地下文化后也能得以延续。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与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城市文化建设工作是打造城市文化名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合范的北京街头涂鸦不仅是城市景观中的一抹亮色，还对北京城市文化建设与城市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如何通过包括法律在内的多种手段治理街头涂鸦，是城市发展需应对的新考验。应当说，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抛开对街头涂鸦的成见，在城市管理工作中汲取治理教训，精准治理对象，提升治理的精细化程度，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在要求。只有沿着正确方向，适度合理引导，才能够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让有街头涂鸦的北京可以更美。